郭震遠：開場白
　　
　　之前我與大家溝通的時候，已經說我們今天主要圍繞三個問題，一是中日關係的現狀及其成因，二是影響中日關係變化的主要因素，三是對未來中日關係的展望，但是大家可以結合自己的研究深入地去談，不必完全拘泥於這三個問題。我們只是為了便於討論而設定一個線索，沒有限制性，請大家暢所欲言。
　　
　　要面對發展的現實思考中日關係
　　
　　對中日關係的六個觀點
　　
　　張歷歷：我對於當前的中日關係有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對於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中國不能讓，也很難讓。因為歷史的事實就是如此，公理在我，正義在我，我國是被侵略國、受害國，對於日本的整個侵華史這一鐵案不容翻案。假如否定了這段歷史，將在政治上產生極大的影響，而且，這還是一個現實問題。由於在這個問題上拖得比較久，我感覺解決這個問題是比較困難的。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的主流勢力極力否認這一問題。
　　
　　第二，我認為對於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暫時解決不了，也不用太緊張。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待條件成熟時再解決也可以。但我對最近幾年解決的前景不太樂觀。
　　
　　第三，處理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牽涉到整個中日關係的走向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要控制日本的負面影響。中日關係這幾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趨向。如現在中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已經變成第二位，第一位是東擴之後的歐盟與中國的貿易，第三位是中美貿易。作為國家來說，與日本的貿易還是最多的，但比例在降低，而日本和大中國區的貿易去年已經超過了美國。日本和東亞地區的關係必將成為其最重要的關係，在這種趨勢下，我認為，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不提不談也不對。但是也不能讓它影響中日實務關係的發展。
　　
　　第四是中日關係現在確實有些問題。其中一點是，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一些行為很反感，傾向性非常明顯。從去年西安交大事件發生之後的一系列事件，使很多學生包括老師，對日本都有很多批評。作為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者，我認為需要改善中日兩國國民之間的情緒。輿論界對於中日關係也非常關注，只要是涉及到歷史認識問題，就會積極主動地介入，而在其中起主要影響的是責任編輯。這些人中學習國際關係的人實際上很少，他們受到的影響是從哪里來的?就是從社會上來的，社會對此有著明顯的傾向。而日本輿論對中國問題的炒作相當厲害，絕大多數都是負面的，也誤道了日本國民的情緒，客觀的比較少，但也有。
　　
　　我看現在的社會影響模式是政府影響學者，學者影響媒體，媒體影響社會，社會又返過頭去影響政府。學者對於媒體現在影響越來越大，很多學者最願意去的就是中央電視臺，待遇好，社會影響很大。這樣就產生了迴圈，互相影響。而改善中日關係，我認為從學者和媒體能做到理性、客觀的研究報導會是一個突破口。
　　
　　第五，我認為研究歷史問題和中日關係，不能僅僅局限於雙邊關係，要將之擴大。應該擴大到中國對外關係，擴大到中國外交，擴大到整個國際關係。目前我們在中日關係研究中，對一個重要的因素提得不多，那就是美國因素，這是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實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在中日現狀問題上，都是受美國影響的。
　　
　　我對於中日關係一直抱著一個積極的態度，但現在看，在戰略格局不變的情況下，美日關係很難改變。我們可以看到，尤其在戰略層面、國家發展前景、臺灣問題上，美日一致之處比較多。可以說美國因素的影響非常大，中日關係包括歷史認識問題，沒有解決的主要原因，都要考慮一下美國因素。
　　
　　第六，研究中日關係，還是要放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之中去考慮。就是說，現在僅僅局限於中日關係的研究，有些問題你可能搞不太清楚。談中日關係，現在要考慮和中國崛起的關係，否則有些問題我們不易理解。中國在某些地方按照日本的說法是“超強硬”，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中國是在維護其國家利益。比如在釣魚島問題上，還有在沖鳥島，如果僅僅從中日關係來說，一個兩平方米的水下礁石，好像不是甚麼大問題，但是從海洋戰略的角度去考慮，從中國石油戰略的角度考慮，意義就不同了。
　　
　　我認為，考慮中日關係要和中國的對外關係整體結合起來，要考慮局部和整體的關係，在處理和決定對策時，也是如此。
　　
　　我在二○○○年參加了一個學術研討會，當時就提出一千公里安全線和兩千公里安全線。為甚麼？就是你的經濟、實力發展了，自然而然地會想對我的那些罈罈罐罐就是要保護。其實大家看看石油資源就知道了，就是在這幾年，我們吸收了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能源和礦石資源，我們只是取得了百分之九的增長率。這種狀況發展下去，勢必影響別的國家對能源以及其他資源的使用。但是作為中國的學者，怎麼辦?要對這種發展了的現實加以思考。
　　
　　中國社會現在的民主化逐步增強，那麼多中央委員必然受到社會的影響、輿論的影響，這也必然影響他們在決策時的考慮。不要說軍方的，很多其他背景的中央委員也是具有強硬態度的。因此，中日關係目前這種局勢還會維持一段時間。雖然不是說完全沒有突破口，但是通過選舉可以看出小泉在日本的支持度並沒有多少變化。就去年以來，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的力量，我個人認為還有所增長。比如去年是六十五度，今年可能就到了七十度。
　　
　　對日關係的重心應放在戰略問題上
　　
　　中日關係中最重要的結構性雙重變化
　　
　　時殷弘：現在的中日關係就其根本結構而言，確實與過去直至九十年代初中期為止的中日關係有很大不同，發生了一種“雙重變化”，那是中日雙方都有的關於國力和國家應有地位意識的變化。中國正在崛起，表現在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自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經濟影響和對外經濟聯繫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中國人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增長，意識到中國可有和應有的大國地位和前景。與此同時，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從中央政府到中國的精英和一般公眾，越來越有一個強烈的意識，就是中國一定要加速國防現代化。我們軍事上目前與真正的軍事強國相比雖然還相當弱，但是要爭取較快實現國防現代化，成為與中國的規模和安全需要相符的軍事強國的意識已經有了，不僅如此，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中國能夠發揮的國際影響，連同中國與一些關鍵性的大國特別是美國的關係發生明顯變化。雖然目前我們還不能說自己已經是全球性的政治大國，但是很明顯已經是本區域內極少數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並且有重大的跨區域影響。如果其他國家不變，中國強大了，在東亞地區的力量格局就變化了。力量格局變化了，從理論上來講，一定會產生動能，一定會引起不確定性，積蓄潛在的變化能量。
　　
　　然而，就東亞的力量格局變化來說，變的還不僅僅是中國，日本也在變。日本原來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技術強國，現在還想當一個政治大國，而且那裏影響不小的少數人還想成為軍事大國。用日本人的講法，就是他們要追求一個普通國家的地位。雖然目前取得一個這樣的普通國家的地位的意願還不能說在日本國民中佔有壓倒性的影響，但是已經成為日本的主流。也就是說，這個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技術強國的國家想法變了，要在政治上也取得大國地位，要至少具有其餘國家擁有的聯合國憲章框架內的軍事權利。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日本也在崛起。因此，我們就有了上面說的結構性雙重變化，或者說一定意義上中日兩國都在崛起。
　　
　　這樣一種關係，在國際政治中天然就充滿動能，天然就充滿不確定性，天然就充滿著變數。特別是加上歷史問題，加上日本政府特別是小泉內閣在歷史問題上的局部倒退。日本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要追求作為政治大國、包括有“正常”的軍事權利的崛起。此外，在東亞實際上還有朝韓未來作為統一體的崛起的可能前景。我們現在經常在想將來朝鮮南北雙方統一了怎麼辦？韓國已經不是十年前的韓國了，朝鮮這個民族統一了的話，也是很厲害的。所有這些加上特別重大的中美之間力量對比變化的趨勢，預示東亞正在開始展開的力量格局變更，連同其中包含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而中日“雙重變化”正是這種變更趨勢和變更圖景中的一大要素。
　　
　　日本越來越多地考慮安全問題
　　
　　就日本的國內政治來說，是走向右傾；就國際政治來說，日本是越來越多地考慮所謂安全問題，越來越多地考慮日本學者過去還很少用、或者說不大敢用的一個詞——“國家利益”，越來越多地考慮未來的日本在安全和軍事上應該怎麼辦。我覺得這個現象是構成我們當今時期中日關係的一個本質因素，但這也是一個新的東西，使得最近五年以及未來五年、未來十年的中日關係，與九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中日關係有所不同。
　　
　　現在中日之間的問題，除了歷史問題之外，我們現在碰到的全是戰略性的問題，全是出現在我剛才講的力量雙重變化的狀況中。誰都知道日本在大力發展軍事，日本要當一個正常國家的核心內容，除了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外，就是要有正常的軍事權利和與日本自己定義的安全需要相符的軍事力量。日本要修改和平憲法，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講話也非常明確地暗示日本應當修改和平憲法。中國軍事力量在發展，日本也在發展，特別是軍事“意願”有發展。中國在戰略武器方面有發展，而日本是與美國一起搞，越來越接近實現道彈防禦系統。能源競爭從來就是戰略性的競爭，中日兩國目前雖然都不這麼去說兩國間的能源競爭，但是至少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這麼想的。誰都知道將來東亞會出現某種趨勢，實際上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比如說逐漸向多邊經濟體制發展，再過十年或者五年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想到向多邊安全體制發展。而這裏就有潛在的領道權的競爭問題，中國和日本幾乎都在心裏想，除了美國以外，是中國當頭還是日本當頭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國擁有較大影響還是日本擁有較大影響的問題。這也可以說是威望競爭和政治影響競爭。
　　
　　中日關係對臺灣問題影響深重
　　
　　還有關鍵的臺灣問題。臺灣是中國至少近期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也是最重大的戰略問題，而日本國內希望和鼓勵臺灣獨立的勢力相當強，而且越來越強。即使我們說日本希望和鼓勵臺灣獨立的勢力還是少數，但他們的影響相當廣泛。而且退一步來講，如果因為台獨問題道致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那麼日本表示“嚴重不安”的人士很可能會是大多數。
　　
　　因此可以說，中日之間的問題，比過去時代的問題要深刻得多。歷史問題還在，但甚麼是新的問題?甚麼代表將來的問題?如果我們對中日關係，不僅看到人們關注得最多的歷史問題，而且看到現狀當中還有很多現實的戰略問題，而有些戰略問題因為中日之間最引人注目的診斷是在歷史問題上，真正的重大戰略問題反而客觀上被掩蓋起來，反而使這些戰略問題沒有進入中日兩國政治爭端的頭等議程，可是這些戰略問題實際上非常重要，將來可能變得非常嚴重。
　　
　　特別是設想到今後我們有可能不得不對臺灣動武，而且即使不對台動武，由於臺灣長期存在台獨傾向，臺灣海峽也始終要存在一種軍事對抗狀態。再加上中國和美國之間雖然緩慢、但是逐漸發展的力量對比變化，而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首要軍事盟國。因此，中日之間的戰略問題將長期存在，可能會變得非常突出，而且會與歷史問題交織在一起。
　　
　　如果我們放眼未來，從中國崛起的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的話，也許最深刻、對未來最重要的就是剛才說的戰略問題，連同上述雙重變化的基本戰略背景，即中國崛起，日本在某種意義上也在崛起。因此，一定要從東亞基本的大局來思考中日關係問題，而且要從中美關係的角度、從臺灣問題的角度、從美國的東亞政策的角度來考慮中日關係，來考慮如何在戰略上對待的問題。
　　
　　有時對長遠戰略問題的估計，不一定直接影響到對當前具體問題的處理。但是，如果沒有這種長遠的戰略感覺、沒有長遠的戰略性思考框架的話，當前具體問題的處理就可能失去它們應有的那部分長遠戰略意義。日本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在一段時期內就很可能變成中國在戰略上特別嚴重的問題之一，就可能過多地干擾中國的最重要事務，那就是阻止臺灣獨立，應對美國問題。
　　
　　日本民族性格的五個優點和五個缺點
　　
　　我想結合我此次到日本三個半月的觀察，談談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的問題，它有著很重要的國家政治和國際關係含義。中日關係現在看起來爭執的是歷史問題，還有些是戰略問題，但是在這些後面，文化或民族性格的因素非常重要。
　　
　　文化因素看起來不是直接的，但是牽涉到為甚麼中日關係會變成這個樣子，牽涉到為甚麼我們簡直根本看不到歷史問題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可以解決的前景，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國民性格、日本的政治文化。
　　
　　以中國人，或者說也以超越中國人的國際的眼光看，日本的國民性格非常獨特。從積極的方面來講，有五個特點。第一是日本人做事極端認真，以至於精益求精，從而在很多方面創造、保持和優化了很優秀的物質生活形態和文化生活形態。第二，非常守規矩，無論這個規矩是法律也好，是一般的道德規範也好，或者民族文化模式也好。你可以看到，日本大學、尤其是私立大學學生的髮型、服飾極端自由，日本的小姑娘幾乎沒有一個不染發的，但是當他們一畢業開始工作，第二天馬上變成規規矩矩的標準的日本人。正是這種極端的守規矩，使得日本社會可以說異常穩定和有序。第三，日本人對於自身的民族特徵、民族文化、歷史成就有著高度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第四，在全球化時代和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當中，將本民族的文化及其獨特性非常全面和深入地保持、溶化和表現在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和所有層次，形成了在日本文化和文明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獨特的“日本味”。第五，日本的社會凝聚程度很高，對根本的民族文化和根本的國家政治形態有著高程度的廣泛共識。
　　
　　然而，日本的國民性格還有經仔細觀察和思考就能知道的五個缺點或消極面。第一，日本國民意識總體上過於保守，嚴重地缺乏批判意識、懷疑權威意識和懷疑“歷史神話”意識。日本歷史當中有很多神話，比如天皇的“萬世一系”等等，廣泛地被日本人相信或信仰。再有，心態過於內向，意圖的表達往往太含蓄，以至於幾乎“沒有表達”，由此也缺少幽默感和必要的自嘲。其三，過分集中於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使得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不少重要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自我封閉的東西，成了與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很難真正溝通的東西。其四，對本民族和本國的“自我感覺”過於良好（儘管他們由於內向特徵而嘴上不大說），至少下意識地把自己當作最優秀和最善的，實際上包括左派都是如此。日本左派當中有人說心裏話：“我們很難理解，日本人這麼善，沒有軍隊也沒有甚麼武器，但為甚麼世界上一些國家像北朝鮮還要威脅日本?”自我感覺非常良好。由此，日本民族至少下意識地輕視東亞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他們內心覺得自己太獨特、太好了，同時內心不認識（更不會高度評價）東亞其他民族與日本相比在缺點之外的重大長處。其五，出於政治原因，更出於文化心理原因，幾乎整個國民把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以後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對外侵略、對外施暴的歷史當作不願談論也不敢談論的禁忌，同時對於那些被這侵略和施暴的物件談論和譴責這一歷史缺乏實質性的理解。
　　
　　歷史問題在日本就是不談。我在日本的慶應大學做演講，其中說到為甚麼中國人整天談歷史問題，很大部分原因就在於你們不談。如果你們自己談，如果你們這個民族談論這個問題，檢討和批判自己從甲午戰爭往後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像德國人一樣，那麼也許中國人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去談論。
　　
　　中日關係為甚麼會有經久的困難?其中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兩個民族在上面所講的優點和缺點方面，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截然相反的。極端簡單地講，就是日本民族好的東西是我們沒有或少有的，而我們好的東西日本人沒有或少有的。儘管講起來都是東亞人和東亞文化，但實際上差得太遠了。
　　
　　比如日本人做事極端認真，這是我們身上沒有或少有的。我們做事馬馬虎虎，特別是在遵守規矩方面更是如此，中國人是不大守規矩的。還有，在全球化時代，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當中，我們有沒有真正把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非常全面深入地保持並表現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個方面差別也很大。
　　
　　但是，我們這個民族總體上並不那麼保守，經常有批判意識和懷疑歷史神話意識的，中國人的心態並不是內向的，幾乎與美國人一樣容易脫口而出。我們會有自嘲，典型的就是魯迅寫的《阿Q正傳》。
　　
　　中心要放在戰略問題上
　　
　　我們要重視戰略問題，這涉及到我們對中日關係應該有甚麼期望的問題。短期解決認識問題不可能，但是並不意味著中日之間要經久地對抗，並不意味著兩國之間經久的冷戰甚至軍事對抗是必不可免的。
　　
　　我的一個期望就是，要爭取一個基本正常、比較穩定、相對可控的中日政治關係。現在冒出來很多新的戰略問題，處理不好，日本得不到甚麼，會吃大虧，但是從長遠來看中國也會吃大虧。我覺得，除了我們過去一直做的推動歷史問題解決的努力之外，現在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認識和控制戰略關係問題。
　　
　　對待中日關係，是要以歷史認識問題為中心，還是要以包括臺灣問題在內的戰略問題為中心?
　　
　　對於中日關係，用中央的語言來說，有政治基礎，歷史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基礎。你不能想像，如果日本政府從以往它有關歷史問題的已有聲明嚴重地倒退，例如說一九三七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不是侵略戰爭，若想有一個過得去的中日關係，基本正確地對待歷史確實是中日關係的一個政治基礎，少了不行。同時我相信，如果中國堅持“以史為鑑”的立場，在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堅持只要他參拜就不讓他到北京，就會產生相當的壓力。
　　
　　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全面的倒退，在可明確預見的時期內，可能性還是相當小。另一方面，歷史問題由於上面講的原因，不可能在可預見的時間裏得到中國人民大致滿意的解決。我們還是要把精力、注意力比較多地放在戰略問題上來。因為戰略問題確實比較嚴重，處理不好，將來會帶來大麻煩；處理得好，會便利中國應對整個東亞的環境和我們中國未來的崛起。
　　
　　如果從全局出發，就是要以包括臺灣問題在內的戰略問題為中心。特別是在今後四年，臺灣問題是第一位的，一定要阻止台獨勢力從日本方面獲得他們夢寐以求、非同小可的助力。
　　
　　同樣，如果以戰略問題為中心，那麼就要問我們對戰略問題應當抱一個甚麼期望。我們與日本成為戰略夥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成為戰略上經久的敵人則很有可能，而這對中國是危險的，因此要控制戰略問題。控制它們，爭取使之可控和穩定，同時至少爭取制止中日政治關係的嚴重惡化趨勢。這就是應有和可有的期望。
　　
　　  如何處理中日之間的戰略關係
　　
　　  要想到中日之間的戰略關係應該是怎麼樣的？我認為，這應當是一種複雜和內在平衡的關係。中日之間一定會有戰略競爭、戰略猜疑、利益競爭和威望競爭。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爭取防止、控制危機和緊張，如果有緊張的話也要爭取不使之變成危機，如果有危機也要爭取使之不要變成衝突、特別是軍事衝突。需要有爭取防止和控制緊張和危機、減小過度猜疑、限制過度競爭的意識與機制，同時還有一定程度一定範圍的戰略性互信建設和協作。
　　
　　中日之間一定會有戰略猜疑。憑甚麼我們對日本可以不抱警惕?從日本人的立場看，憑甚麼對一個正在上升的中國、而且在歷史上曾經被日本極大地傷害過的中國感到放心?但是即使在中日之間，戰略猜疑總是有些過頭的成分，我們應該爭取消減這過頭的部分。
　　
　　對於中日之間的利益競爭，我們需要爭取限制過度的利益競爭。比如東海油氣田問題，我們可以考慮未來是否通過一些多邊和雙邊的安排，以限制過度的競爭。我們一定要有限制過度競爭的意識和機制，為甚麼？一是中國有著偉大光輝的未來；二是我們任重道遠，經不起隨意樹敵的奢侈，假如還能夠使之不變為我們的敵人的話。同時，我們做很多事情要從長遠出發。
　　
　　我覺得我們在日本還是有資本的，就是在日本公眾當中儘管中日之間相互的形象已經不大好了，但是至少可以這樣說，日本公眾對中國的感覺還是可以的，而且是有歷史內疚的。我們沒有必要將中國在日本公眾中還算可以的形象給毀了，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也經不起這種毀壞。日本是個自由民主制國家，公眾意向和公眾輿論對政策影響很大，而且日本人非常倔強，如果我們能夠避免一個真正的敵人的話，我們應該有一定的耐心。
　　
　　我們要承繼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多年的積累，就是說一定要想一想，我們做一件事情，日本公眾會怎麼看？我們是否一定需要不顧日本公眾的看法?其實回顧一下中美關係，可以進行參照。十五年前、十年前，我們不斷地痛感美國國內輿論對中國不利，但是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這是不容易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靠我們的政策、形象和工作。我們中國目前在世界上不管是具體力量也好、地位也好，以及在別國民眾中的正面形象也好，都是我們寶貴的資產。處理當前的中日問題，其實既要看小泉，也要看日本人民。我們不要對日本人民抱幻想，但是也不要以“日本人有甚麼了不起”的心態加以排斥。
　　
　　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
　　
　　首先我們要看到，不管是小泉近來的政策也好，還是日本未來可能的趨勢也好，我們應該準備應對日本與韓國的關係有大幅度的改善，甚或準備應對日本與朝鮮的關係有大幅度的進展。中國與日本的地緣政治狀態與歷史問題，決定了中日之間必然是一定意義上的戰略對手。我們要從大局出發，要看到日本在構建對它自己有利的戰略環境，因而至少就此而言我們也要構建對我們有利的戰略環境，而這兩者之間往往是有競爭的。中國目前對日本的政治關係非常緊張，同時與韓國有高勾麗問題爭端，嚴重影響韓國公眾的對華態度。我們要看到人家日本是在悄悄搞一些事情，或者哪一天突然發現日韓關係不錯、日朝關係正常化了，相形之下我們處於不利或至少不大有利的戰略境地。所以，中國還是要有一個東亞全局觀念。
　　
　　第二，儘管中日政治關係非常緊張，但是仍然要謀求具體問題上可行的具體合作，其實中國政府也在這樣做。比如說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中國也提供了不少幫助，我認為，對這種問題要在可能的範圍進行宣傳。日本人民那麼重視綁架問題，中國對日本幫了很多忙，但是由於外交上的原因，中國從來都沒有講過我們幫了很大的忙，日本老百姓不知道；如果日本老百姓知道，中國就得分了。當然因為有外交的需要，有些事情不能講，但是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角度出發，如果中國在一些問題上幫了日本的忙，我認為從建設性立場出發，應該予以宣傳，以期影響中日兩國的輿論。如果把戰略問題想清楚了，要影響輿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大有作為。
　　
　　第三，一定要逐漸創設比較全面的戰略對話及其機制，目的不是解決基本爭端和潛在衝突，它們在很長時間內解決不了，十年、十五年之後都會在；但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謀求基本穩定，而這個是可以做到的。對於最高層的接觸問題，要堅持目前的立場。中國政府已經一遍又一遍地向中國人民和國際上表明，如果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我們就不能有中日最高級會晤，對此不應也不好改變。但是，兩國同時要維持和發展較低層次上的工作關係。有時領道人互訪當然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對全局的關係有很大推動，但是如果沒有下邊的細節溝通，只是領道人見面的那幾天轟轟烈烈，實際效果反而不好，甚至造成某種假像。
　　
　　第四，還是要盡力地影響日本國內政治背景下的對華態度和政策。比如說，此次日本參議院選舉，說明民主黨有勢頭，公明黨很重要。小泉現在少不了公明黨，而公明黨過去與中國的關係還是可以的。所以要加強與公明黨的聯繫，同時建設和加強與民主黨及其重要人士的接觸。中國也有很多朋友在自民黨內，還是應該加強關係。要探討、研究民主黨，嘗試與民主黨建立可能的關係。
　　
　　兩上升勢力有潛在對抗心態中日都需要審慎處理
　　
　　王珊：我覺得，目前中日關係存在著這樣的三個問題：第一就是雙方要不要合作?第二，雙方如何解決劃界矛盾?第三，就是雙方如何看待彼此的競爭?這三個問題如果解決好了，中日關係可以步入一個相對良性的發展軌道。
　　
　　日本國內將經濟復蘇的希望主要寄託在中國市場
　　
　　就目前中日關係的合作領域看，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我們首先還是看一些積極的因素。我認為中日之間的合作也具有戰略性，邁向戰略性的勢頭不能否定，這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
　　
　　大家知道，中日貿易這兩年持續攀升。今年上半年儘管從區域上講日本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今年上半年中日貿易額還是增長了，估計今年一千三百億美元還是擋不住的。尤其是中國入世之後，中日之間尤其是對華的經濟倚重越來越大。目前，日本國內將恢復景氣的希望主要寄託在對華市場上。而且，我們的經濟發展，對日本經濟的復蘇，有著巨大的牽動作用。這個作用，包括日本的企業界、財界、政治家，對此都是有共識的。而且日本國內現在擴大對華出口，使得一些中小企業走出低谷、步入良性軌道，與中國經濟的牽動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中國與日本簽訂的經濟安全協議機制啟動之後，尤其是雙方貨幣互換協定簽訂之後，雙方在維護東亞經濟安全這種合作的意願，或者這種合作的潛在能力，已經逐漸地顯露出來。如果說再有像九七年那樣的經濟危機的話，由於目前已經有了中日之間的經濟合作機制，可以將經濟危機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控制到最低限度。而這個方面，可以凸顯中日兩個大國進行合作的作用。
　　
　　再一個合作，就是在東亞和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當中，比如說十加三、朝核六方會談，中日在這個合作領域儘管說期望值、雙方的利益指向不一樣，且日本雖然不是解決朝核問題的主角，但是他也是要解決朝核問題、人質問題，就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和幫助。當然，日本解決人質問題、解決朝核問題有自己的一些政策考量，其利益指向可能更多地朝著解決所謂朝鮮的威脅，但是中國在這個方面能夠給予有效的合作，日本的政治家對此也是有共識的。
　　
　　矛盾繼續激化可能道致中日關係大逆轉
　　
　　如何化解中日之間的矛盾，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走向，可能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
　　
　　目前中日關係的矛盾，主要體現在雙方的首腦互訪不暢，這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另外，國民對立情緒加深，包括日本出現的“厭華”、中國出現的“厭日”，都在不斷加深。
　　
　　從日本國內講，日本民族主義的思潮有死灰復燃的趨勢。尤其是在日本經歷了近十年的經濟低迷和不景氣，日本國民的焦躁、疑慮、徘徊的心態，在對外關係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是東亞的對華關係上，我們常講外交領域是體現民族主義的重災區，而在對華關係上更能夠體現出日本的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今年一月份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到五月份日本非法扣留登上釣魚島的中國保釣人士，以及最近圍繞春曉油氣田產生的摩擦，至少表面上看，中日關係呈現一種倒退的趨勢。有學者預測，中日關係如果按照目前這種勢頭發展下去?很可能道致日本政府對華關係上重新定位。就是說，中日不是甚麼合作夥伴關係，而是潛在的敵手，或者說是一種未來的敵手這種關係。對於這種可能性，如果雙方的政治家不大力改善中日關係，不拿出一些實質性的舉措的話，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的。就是說，雙方的矛盾呈現複雜化和尖銳化的趨勢。
　　
　　中日競爭呈激化趨勢
　　
　　另外，雙方的競爭就目前的中日關係而言，呈激化的趨勢。
　　
　　這種趨勢，首先圍繞在東亞區域的主道權問題上。這是一個老生長談的問題，目前東亞區域無論在安全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能源領域，日本這種全面競爭的態勢日益顯露出來。比方說在東亞安全領域，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政治課題就是臺灣問題。從三二○到五二○這段時間，日本對臺灣問題包括對島內選舉的參與，或者說背後的動作，表現得還是很充分的。
　　
　　歷史地看，臺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在三二○期間，包括日本的外務省都派遣了一些觀察員或者說助選團，直接幫陳水扁搞競選。而且日本國內目前對台海局勢的這種嚴重性，也有所估量和研判，並且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一旦爆發台海衝突，日本政府包括日本軍方、防衛廳、自民党的議員，都傾向於支持美國。雖然日本不會主動地介入，但是一定會在軍事上、在後勤援助上給美國提供支持和幫助。而且在臺灣大選期間，日本在台海戰略上，也呈現了一些新的動向。包括自民党的一些議員就明確提出一旦陳水扁勝選之後，就建議陳水扁一定要挾持民意，與大陸在“國與國”的前提之下展開對談。
　　
　　日本圍繞台海問題在背後所做的一些舉動，對於牽制中國的戰略崛起，對於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無疑是增加了難度。
　　
　　日本對中國崛起心態複雜
　　
　　所以，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待中日關係問題是正確的。就是在思路上，要以合作作為出發點。
　　
　　但是日本這個民族，包括國民對於政治文化的理解，比我們要深一個層次。這一方面與敎育有關，另一方面在於他們對於戰略問題的周密的思考。
　　
　　我想，如同有些學者所講，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政治大國，但是如何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崛起的大國，日本國內包括一些政治家、學者的心態是非常複雜的——既希望與中國合作發展中日關係，同時又不願看到中國的崛起，不願看到在日本身邊有一個與其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地區安全利益都大致相同的一個大國的存在。
　　
　　所以，儘管進入全球化和區域合作是今後國際社會或者說世界發展的潮流，但是我認為不僅中日之間實現區域一體化的道路很漫長，連走向真正的戰略合作，其路途也是很坎坷的。
　　
　　日本外交定位表裏不一排斥中國意圖明顯
　　
　　在日本的對華外交定位上，當然從日本一些智庫的一些文件和一些領道人的講話看，中日關係的定位是很高的，是僅次於對美同盟合作關係的一種雙邊合作關係和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但是從現實的外交舉措上看，我覺得與上面的定位還不是太吻合。比如最近日本的東亞外交都是有所指，包括對韓外交、對越外交、對印度外交，以及最近加大與東盟的合作力度，實際上都是針對中國而來的。尤其是最近小泉訪韓，日韓今後實現戰略性合作的可能在加大。小泉與盧武鉉的會談當中也明確提出，要簽訂高層次的、高水準的FTA(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對FTA問題向來是比較積極的，早在朱鎔基擔任總理的時候就提出加強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加快進程。但是現在看日本對於FTA的戰略構想，明顯的具有排斥中國的特徵。他們就是根據目前WTO的一些規則，完全可以享受中日之間貿易上的一些好處，沒有必要簽訂FTA；而且FTA的簽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問題，還是一種政治上、安全上的全方位的合作關係。而且日本也意識到，目前中日之間還不具備這種政治和安全的全面合作的條件。尤其是在日韓之間的東亞FTA，明顯地具有排我性。
　　
　　謀求戰略性的改善比較可行
　　
　　談到對於今後的中日關係的期望值，我覺得前提是要改善中日關係。
　　
　　但是對於改善，我理解應該有兩種模式：中日之間是要進行實質性的改善，還是要進行戰略性的改善?如果中日之間要實現實質性的改善，我覺得需要消除包括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隔閡和陰影，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實質性的改善？但是從目前的條件看，我覺得中日之間要想化解歷史問題，要解決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的這種差異是很難的，政治性的改善不大可能。
　　
　　如果中日之間實行戰略性的改善，彼此之間放棄一些利益、消除一些摩擦和矛盾，追求大方向或者在某一領域能夠達成共識，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所以說，中日之間在今後一段時期，我覺得我們應當謀求戰略性的改善。
　　
　　歷史問題是雙方矛盾交匯點實質是兩個上升勢力的內在對抗
　　
　　剛才兩位老師都提到歷史問題，我理解，如果從現象上看，歷史問題是影響或者說道致中日關係不暢或者說僵冷的主要原因。但是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現象，如果透過這種現象看本質的話，我覺得目前雙方對歷史問題，都應該靜下心來，尋找一個有效的解決手法。
　　
　　就像剛才兩位老師提到的，兩個國家都要崛起，都是要向上發展的國家，如何化解矛盾?如何對待一些矛盾?很可能把本來是一些外在性的問題，作為一張牌來打，體現在背後，是兩個上升的勢力產生的一種內在的對抗。
　　
　　從日本對華外交的思路上看，日本政治家體現得很明顯，就是要把參拜靖國神社和發展對華關係放在一起，實現“兩全”型的中日關係。一方面要正面突破，在歷史問題上堅持繼續參拜下去，同時還要發展中日關係。
　　
　　所以，中日之間如何看待彼此之間的變化和發展，如何面對彼此之間社會的轉型，我覺得是至關重要的。有些日本學者就公開講，要實現和平崛起，你們是不是要對日本實行民族復仇?
　　
　　我說絕對不會，中國提出這種和平崛起，是相對於本民族的歷史而言，我們不會對日本實行民族復仇主義，也不會去打日本。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對於中國的崛起，還是有疑慮的。
　　
　　發展中日關係需要處理好的幾個問題
　　
　　今後發展中日關係，我覺得要處理好幾個問題。首先是如何看待日美關係在日本對華關係上的影響。如果從美國的東亞外交戰略上講，美國自近代以來一直是通過次強來抑制首強。雖然我們不是說現在中國就是亞洲的老大，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改善中美關係的話，那麼這對緩解中日之間的矛盾、改善對日關係，我覺得是一條可行之路。就是說，如果搞好對美關係，對日關係的路可能就好走得多。
　　
　　第二是在臺灣問題上，我覺得今後臺灣問題可能是影響中日關係、或者說是要超出歷史問題的最主要因素。因為無論從日本的國家利益上看，還是從今後的地緣政治上看，日本不會默認中國實現統一。日本國內的學者，目前圍繞中日關係而在臺灣問題上出現了兩種論調：一是中國對日挑戰論，包括中國開發春曉油氣田，日本學者說中國侵犯了日本的經濟區域。另外一種是臺灣跳板論，說大陸統一臺灣，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指向日本。我覺得日本對臺灣問題的關注，或者說日本今後對臺灣問題的影響，肯定會越來越大，這是我們在今後處理中日關係問題上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我認為，今後在發展對日關係上，我們可以放棄一些次要性的問題，解決主要性的問題。就是對於一些不對中日關係或者說不對中國的國家利益產生實質性危害的次要性問題，我們可以放一放、緩一緩。當然，這不是說無原則的放棄，但是我們還是要集中精力解決臺灣問題。
　　
　　另外，對於中日之間的一些合作、競爭或者矛盾的方面，我們也可以不必弄到劍拔弩張的程度，這應該是今後發展中日關係的一個大的思路。雙方能否找到一些方法，維持適當的暢通、適當的交流，這將使中日關係不至於走向不可挽救的地步，我認為這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被“扭曲”的中日關係
　　
　　王屏：一提起中日關係，心臟跳動似乎都有些加快。首先我們要承認，中日關係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是一種最為“扭曲”的雙邊關係。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像中日關係這樣讓人說不清、道不明，有勁也不知該往哪用。對於中日關係的這種“扭曲”現象，大家是有共識的。
　　
　　應該改變以往的思維模式
　　
　　中日關係為甚麼會被“扭曲”?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有學界與媒體的責任。在我國，有關中日關係的討論與研究，還無法擺脫僵化的思維模式。那種從意識形態出發，不顧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的做法是否應該有所改變?我發現，有些學者的想法與二十年前相比並無多大差別。最近幾個月，我在《環球雜誌》上發表了幾篇文章。一篇是“日本人中國觀發生第四次變遷”，另外兩篇是“重新認識東亞精神”和“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七月二日《人民日報》國際週刊欄目推出一個討論稿“提問中日關係”，同時也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回顧與反思——中日相互認識的軌跡”。想必大家已經看到。（時殷弘插話：我當時在日本，日本學者也非常重視這組文章。）它也引起日本有關部門的重視。中日關係現狀確實令人擔心，但對未來還是要有信心。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戰略定位”
　　
　　  談到中日關係，最要緊的是要解決“戰略定位”問題，即日本在我們的國際戰略中處於何種地位。當然，同時也要考慮日本如何為我們定位，因為瞭解相互之間的戰略定位很重要。關於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可通過小泉內閣“對外關係課題組”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的“二十一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報告書看出。其中他們將對華關係定位為僅次於美國的、二十一世紀初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對於中日關係，他們認為既有摩擦也有競爭，但是其目標是中日“共存共榮”。可見，他們也不想把中日關係搞壞。不管定位高一點還是低一點，我認為在相互進行定位時，都要從戰略的高度來認識中日關係，對此我們應該取得共識。既然中日關係在我們兩國的對外戰略當中意義重大，那麼，我們就必須採取合作的態度。這樣，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合作了。
　　
　　一定要正確、全面地認識日本
　　
　　第二點，就是要清理遺留問題，清理工作要從解決中日之間相互認識的誤區開始。我之所以要研究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一書前不久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原因就是想探討中日相互認識中所存在的問題。我們中國人認識日本有一個固定模式，幾十年不變。那麼，對於近代日本，到底應該怎麼看?我以“亞細亞主義”為中心，把近代日本七十多年的歷史從根上刨了一遍。關於亞細亞主義，在中國甚至在日本，學界都有一個固定模式，即亞細亞主義就等於侵略主義。但是，通過幾年的研究我發現，亞細亞主義實際上是“千變萬化”的。我將其分成三個層次來研究。首先是第一階段的“亞細亞連帶論”（我稱作“古典亞細亞主義”），這時的日本是主張亞洲區域合作的，他們提出了“日中提攜”口號。但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變了，這就是我所說的“日本人中國觀發生了第三次變遷”。變了之後的日本開始主張“擴張的亞細亞主義”。但是，當時侵略中國的意識還不那麼強。甲午戰爭是因為朝鮮問題而打起來的。等到了第三個階段，即我們平時說的“大東亞共榮圈”，那是“侵略的亞細亞主義”。也就是說，日本人的亞洲觀有這樣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不能僅僅用一句話來簡單概括。
　　
　　如果把日本人的亞洲觀搞清楚了，我們就能夠深刻地認識日本的近代史，同時也能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定位和認識方法。去年我在日本調研時，採訪了唯一健在的當年日本大本營的作戰參謀瀨島龍三。我問他，您對中國人有甚麼想說的話嗎?他說第一，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第二，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第三，中日兩國必須成為合作夥伴。我還採訪了上臺十天就因否認南京大屠殺而下臺的日本原法務大臣永野茂門等人。他們反復強調當時沒殺那麼多人，只殺了幾萬。我問：“殺三萬和殺三十萬有甚麼本質上的區別?”。永野茂門說：“殺是殺了，但沒殺那麼多”。我接過他的話說：“難道殺的少你們的罪過就減輕了嗎?”。看來他們是承認“小屠殺”而否認“大屠殺”。但是在中國人眼裏，這些日本人統統都成了否定侵略歷史的“右翼”分子。
　　
　　淡化“兩端”強化“中間”
　　
　　面對中日關係的僵局，我們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我認為這需要淡化“兩端”、強化“中間”。甚麼是“兩端”呢?一端是政府，一端是民間。就是說，我們不要讓政府和民間過於突出，甚至對立。“中間”是甚麼呢?這就是指學界和媒體。我覺得學界和媒體在研究和表述中日關係時，擔負著非常重要的社會責任。政府有時是不便講話的，而民間如果太過情緒化，那只能激化矛盾。如果政府制定的正確政策，因民間的強烈反對而不能實行的話，那將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民意”由誰來引道?無疑，學界和媒體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常講，作為強者“對上不能謊報軍情，對下不能誤道民意”。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客觀地在向政府和國民報告日本的真實情況。
　　
　　例如，“右翼”一詞，恐怕是談日本問題時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但是，到底甚麼是“右翼”?日本的右翼有甚麼特徵?其範圍有多大?很少有人去深究。去年我採訪了日本“新右翼”組織“一水會”的代表木村浩三先生。我問他：“你們右翼到底有多少?”他回答：“我們新右翼大約有二百人左右”。我又問了那些開著車頭上纏著布條在街上活動的“行動右翼”的一些情況，他說他曾從北到南對此進行過一番考查，這些“行動右翼”大約有三千人左右。
　　
　　日本的“新右翼”與“民族派”有相近的地方，他們不同于滿街亂跑的那夥“行動右翼”，還有些思想主張。那些“行動右翼”我基本上將其視為黑社會的一部分。有些學者把小泉與街頭上活動的“行動右翼”劃等號，確實令人不可思議。可是，我們中國人就是那麼“自然而然”地將小泉和他們放到了一起。小泉是新保守主義者、民族派，說他是右派也行，但是無法說他是右翼。（插話：我們習慣與左派打交道，但是，在日本左派已經不多了。）我們研究日本，習慣于研究左派，也容易接受左派的觀點，但是我們更要學會與右派打交道，要研究日本的大多數，這樣制定出來的對日政策才能夠更接近現實。我們學界應該引道民眾從情緒化轉向理性化。
　　
　　日本看中國也有很大問題，總結日本的中國觀發現：每當中華民族處於強大的時候，日本就向認同中國文化的方向發展；每當中國處於衰弱的時候，日本就向蔑視中國文化的方向發展。所以，我們必須強大。去年七月二日，我採訪了日本的防衛廳長官石破茂，就“有事法”問題與他交換了意見，同時也談到“周邊事態法”。我問他，所謂“周邊”是否包括臺灣海峽?他回答說，“我們從未將臺灣海峽設置其中”，“但是，如果對我們日本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的話，不論在哪里，我們都將視其為周邊”。看來，日本對“周邊”的定義主觀性很強，他們想說哪是“周邊”，哪兒就是周邊了。（插話：“先發制人”、“周邊事態”，決定權都在他們自己手裏，他們是沒有標準的。）
　　
　　作為結論，我想講三句話：一、看現狀，要客觀、理性；二、看變化，要有高度、有深度；三、看未來，要有信心、有智慧。
　　
　　日本對中國年輕一代已無神秘感
　　
　　中國不必刻意經營對日關係
　　
　　呂德宏：我主要是研究戰略的，對日本研究不多，只是談幾點感想。
　　
　　第一，可能由於年齡的差距，在我們這一代人來看，日本不神秘，幾乎沒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比如日本曾經在經濟崛起上，在吸收技術、經濟創新、管理方面，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經驗方面，可能對於改革開放之前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是比較神秘的。但是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沒有任何問題。
　　
　　搞科技的、搞企業的同輩學友認為，我們在能力上，與日本的同齡人沒有本質的區別。甚至從發展趨勢看，我們得益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的態勢，甚至得益於我們的困難和問題，我們只會更好。對於日本，我們沒有不可趕上的東西。就這個意義上講，從長遠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日本對於我們的需要，要遠遠大於我們對日本的需要。如果說中美關係在很長時間之內，其不對稱性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對於日本來說，他們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就是說，日本的自我保障能力是不行的，其僅有的優勢就是人的因素和管理的因素以及制度上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我們正在趕上，而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讓我們停止這種腳步。我不知道這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也許都有，這是我的一個信念。
　　
　　第二，我感覺到，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未來構想，對於中日關係，長遠來看不能抱有任何期望。我們只能基於一個共同的未來構想，這註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試驗的過程。
　　
　　甚麼是未來的構想呢?比如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歐盟這樣一個模式就是未來的構想，就是歐盟對於我們東亞有甚麼樣的啟示。但是這一點太遠了。目前這樣一種東亞的多邊關係，有著很多很多的問題，有很多的矛盾和障礙要克服，其中包括所謂領道權的問題。
　　
　　但是從消極的方面來看，非洲除了南非等極少數幾個國家之外，被認為是沒有前途。沒有前途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外部勢力包括新老殖民主義的勢力分而治之。因為非洲不能聯合起來，所以非洲沒有前途。
　　
　　同樣在東亞也是一樣的。面對美國這樣一個在相當長時期內綜合實力有著很大優勢的國家，面對崛起中的歐盟，實際上東亞的各個國家包括中國和日本，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應付未來發展所可能遇到的狀況?所以，我們為了一個共同的未來構想，來決定雙邊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基於歷史、過去，這確實需要創造力和想像力。
　　
　　不能為解決臺灣問題和中美關係而刻意與日本友好
　　
　　中日關係是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決定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不應是雙邊關係之外的因素，如臺灣因素或美國因素。如果雙邊關係之外的因素主道了中日關係，那只能說明，中日關係本身是不重要的，這種看法對建立健康的中日關係不利。如果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做出違背中國根本利益的事情，那麼促使它做出這種選擇的動機，是無法用友好來化解的。
　　
　　郭震遠：座談會結語
　　
　　我不是日本問題專家，但是由於長年研究國際關係，對日本問題一直是非常關注的。我這裏不是給大家總結，而是談談我自己的淺見。
　　
　　兩年前，我在《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日台關係問題的文章，標題是“從歷史情結到現實的戰略利益”。基本的思路就是說，過去我們講得比較多的是日本佔領臺灣五十年，臺灣有一批親日分子如李登輝，而日本也有一幫所謂的“臺灣幫”  ，這些人當然有其利益。但是演變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可以說很大程度上確實是一種歷史情結。但是問題在於在冷戰結束以後，我感到日台關係越來越是以現實的戰略利益佔據主道地位，就是現實戰略利益主道日台關係，而不是所謂的歷史情結。這是我兩年前所寫的文章的主旨。
　　
　　我在想，對於中日關係來講，是不是也有一個從歷史到現實戰略利益的變化，實際上今天大家都是從不同角度談到了這個問題。
　　
　　剛才講到了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問題。我感覺，所謂“正常國家”的關係，其實就是一個現實的國家利益的關係。這種國家利益既包括戰略性的利益，也包括具體的利益；既有長遠的利益，又有中短期的利益。
　　
　　那麼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我想首先還是要放到我們整個國家在未來二十年（戰略機遇期）、未來五十年（實現現代化、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層次上考慮。對此，我首先的一個考慮，認為我們應該把和平、合作，作為我們的基本外交思想，而不是把對抗作為我們的外交思想。我認為，這是有客觀基礎的。
　　
　　我個人從來不認為我們要與美國對抗。過去一直在講，美國是我們的主要對手，這個對手並不意味著一定要產生明確的對抗，而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而且客觀地講，合作始終是主道的方面。
　　
　　對美國尚且如此，對日本當然更應該如此，而且客觀上也更需要如此。同時我覺得，在改善中日關係方面，我贊同小呂的觀點，就是這種改善是因為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符合我們的需要。但是這種利益和需要，並不是說通過改善與日本的關係來強化我們對美國的對抗，我認為這根本是不現實的。既不符合我們總的利益，也是沒有實際的意義的。道理很簡單，美日關係的緊密程度，絕不是中日關係所能代替的。我們的外交思想應該是和平、合作，合作裏面有競爭，但是合作是主要的。
　　
　　當前的中日關係雖然問題很多，但是我也同意，對未來的中日關係並不悲觀。為甚麼不悲觀?就因為大家的共同的利益，畢竟還是主要的。即便臺灣問題上出事，我也不認為會出現“新八國聯軍”對付中國的狀況，絕不會出現百年前的局面。
　　
　　我曾經問過一個與美國也有同盟協定的國家的智庫人員，如果台海不幸發生戰爭，中美又不幸直接衝突，他們會不會提供後勤支援，他們很不願回答。但是最後被我連番追問，一個主要人員回答，說是他的個人意見，第一是他們極其重視與中國的關係；第二，如果美國要動用在他們國家的基地介入台海衝突，必須得到他們國家的同意；第三，他們認為與中國的友誼不能因為台海局勢而被損害。
　　
　　確實，如果台海出了事，美國又捲入了，日本確實面臨一個極其為難的選擇。所以，就在這種狀況面前，日本希望的是不要陷入這種境地，而不是加速使自己陷入這種困境。
　　
　　因此我認為，樂觀是有根據的；同樣我也認為，要想改變中日關係，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
　　
　　作為我們來講，我認為這個世界變了，中國變了。我覺得我們的外交思想，應該是突出和平、合作。所以我去年就講，我認為我們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化裏面的“和合思想”作為我們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和中國的發展的一個核心思想，而不是鬥爭、對抗。競爭是必然的，是永恆的，但是競爭和對抗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評論員簡介：
　　
　　 張歷歷現任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學術委員會常務理事，外交學院學術委員，外交學系外交學與中國外交敎研室主任，當代中國外交、外交學兩個方向的碩士生道師、博道組成員，中國社科院“東亞戰略與和平論壇”首席研究員。一九五四年生，一九八五年獲國際政治碩士學位。主要著作有《現代國際關係學》、《二十世紀中國對外關係》，合著有《當代中國外交（一九四九——二○○二年）》等三本，另有論文、文章近百篇。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敎授、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從事國際關係理論思想、國際政治和戰略、美國外交與中國外交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已出版個人專著八部，發表論文及評論二百餘篇。曾在哈佛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德國東歐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累計兩年半的獨力研究。
　　
　　王屏一九八二年于吉林大學獲日本文學學士學位，一九九八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日本系攻讀博士課程，二○○○年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並撰寫博士論文，二○○一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近現代日本政治、外交思想史、現代日本政局分析。專著有《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另有合著《日本政治》、譯著《哈貝馬斯》，以及部分論文。
　　
　　王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一九九九年畢業于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事日本外交、中日關係研究，合著《亞太戰略場》（二〇〇二年時勢出版社）、《中日關係三十年（一九七二至二〇〇二年）》，論文《反恐外交與日本的戰略》、《地區危機與小泉外交》。
　　
　　呂德宏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世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