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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日本內外政策的變化
黃枝連:開場白
日本在亞洲號稱第一個、也是至今最為現代化的國家,自認成就巨大。但是歷史上對日本在亞洲的作用爭議很大,比如日本的現代化走向軍國主義,在亞洲造成了劇創並留下了特殊、深層的疤痕;同時,現代日本又是美式和平的特殊成員,研究冷戰後日本如何發展其內政和外交、如何走向亞洲、走向二十一世紀,具有現實意義。
我想請敎四位日本學者的第一個問題是,各位長年生活在日本,有的長達四十年並加入國籍,對日本人民和政府的特徵都有自己的見解,那麼今天的日本到底處在一個甚麼樣的狀態?
日本經濟如何改善
日本在摸索未來發展路向
塗照彥: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可以分成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以二戰結束為標誌,其間曾經先後佔領臺灣、大陸東部和南洋;二戰以後,全面依靠美國,接受並推行美國的市場制度;第三階段從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後開始。
一九九一年以後的變化,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備受中國懷疑的新的日美防禦條約,其中不僅僅牽涉臺灣,還牽涉日本在經歷過去五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後,會不會擺脫美國的控制?六十年代簽署日美安保條約時在國會鬧到沸反盈天,但是新的條約只是修改,不受國會的審理,令國會無能為力。日本在戰後犧牲了沖繩島,但是在今天能不能在日美關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改變這種犧牲?
其二,日本在慢慢加大向亞洲市場的投資,其中一九九五年在亞洲製造業的投資首次超過美國,當然後來又被美國超出。
按照大藏省的申請來統計,對亞洲的出口已經占日本總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二,從出口方向上來說,亞洲對於日本日益重要。
同時可以發現日本的外交軌道在逐漸變化,比如參加亞洲和歐洲的會議,包括有中國、韓國參加的東盟會議。而以往沒有美國參加的國際高級會議,日本是不敢參加的。而且在參加這些會議之後,橋本政府的政策有所改變,比如決定在二○○三年之前不發行新的公債,並借此將中央財政拉平;還對有關稅務問題進行改動等等。對外交路線的修改還可以從日俄關係上看出跡象,如暫時擱置領土問題的爭端,要同俄國合作等等。
我認為,日本作為一個文明、古老的大國,現在處在對於未來發展路向進行摸索的階段,因為美國靠不住,反共又無法同中國合作。
日本依舊受美國左右
林華生:日本現在進入了一個特殊的階段,可以說是政治不安、經濟不景、外交不清,去年日本渡過了不平靜的一年。
政治不安的表現是,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報章報導日本大企業的領道人被捕的消息,還有一個議員自殺。其實很多人認為如果自認清白,根本不需要以死相爭,可以辯白,當年的首相田中角榮就是這麼做的。
其實報導出來的貪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這樣搞到日本政界人士惶惶不安。另外伴隨著紛紛成立的政黨,相互之間分庭抗禮,爭鬥激烈,日本政壇呈現群龍無首的狀態。
經濟不景的表現是,一九八五年日本成為美國的債權國的時候,一美元兌二百四十日圓;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日圓升值達到了一美元兌七十八日圓。當時東南亞國家在日圓大量流入之後,順利發展本國工業,加強對外出口,可以說東南亞國家就這樣被日本帶上了成功之路。
但是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且經歷七年至今未能恢復景氣,對日本經濟和民眾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目前雖然在失業率、無居所的問題方面同歐美相比並不很嚴重,但是趨勢朝著嚴重的方向發展。二戰以後日本基本在美國的核保護傘底下發展起來的,依靠美國的扶持發展。觀察日本對於(東亞經濟論壇)ECAC的態度就可以知道,日本至今依舊基本上受美國左右。按照目前的狀況判斷,十年以後日本基本上還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面發展外交。
我認為三到五年日本的經濟都難以復蘇,而政治狀況會惡化。目前整個東亞、東南亞的經濟都不景,都希望日本開放市場,增加從亞洲其他國家的入口,但是我認為這一點並不容易。
日本不得不打破框框
洪詩鴻:我注意到,去年十月份,日本經濟新聞連載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對於二十一世紀日本政治、經濟發展的預測,這個委員會由一百多名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組成。他們在預測報告中著重提到的一個內容是日本的人口老化,其中到西元二○二○年,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人,國民負債率將達到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說,日本就業人口每一百萬元的工資,就有六十萬做為保險、稅金等上交有關機構。
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產品競爭主要依靠技術提升和勞動力的投入,目前日本的勞動力下降,技術提升則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以往日本有百分之二十的收入投入到技術提升方面,但是這樣的技術投資比例今後二十年都不可能。所以,日本今後的出路或者是大量引進外國勞力,或者是放任日本經濟停滯不前。
中國搞市場經濟,不少日本人認為人民幣的貶值是罪魁禍首,但是經濟同世界接軌,通貨膨脹在所難免。從目前的情況看,日本好像也在學習中國。現在日本在進行金融大調整,有跡象顯示日本在進行獨立思考,有打破框框的意圖。也可能是,作為日本的近鄰,中國逐步發展自由經濟,日本因此也不得不打破框框,搞市場經濟。
日本人在生活上沒有富裕感
王效平:我對日本的狀況並不樂觀,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方面。
僅九七年一年日本就有十一家金融機構破產,金融業占日本總資產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總盈利卻占不到百分之二。
日本在二戰後的確經歷了經濟的高速,但是沒有想到經濟泡沫破滅後的影響這麼嚴重,至今歷經七年之久而未能恢復。
日本官方從一九九三年就說經濟已經從穀底開始回升,投資已經從負增長轉為增長,但是復蘇緩慢。除了一九八七年製造業自我更新外,其他時間每年製造業平均增長百分之一點一,非製造業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零點五。
亞洲國家學習日本的產業政策,重點分配,出口道向。但是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沒有調整是一種失誤。
根據官方的資料,官方對經濟的管制有一萬一千四百多項。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有緩和管制的要求但是沒有改善的跡象。這樣,日本就維持了一個高成本結構,還有高價格的生活結構。一個奇特的現象是,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很高,但是日本人在生活上沒有富裕感。
我認為,日本政府採用了一些措施以期加以改善,但是日本的問題在於深層結構問題,並不是解決幾個問題就可以使日本經濟、政治問題得到全面的改善。
黃枝連:總結幾位學者的看法,二十一世紀初的日本處在一個低迷、並且面臨著許多挑戰的時期。如果說,從明治維新至今,日本面臨制度老化的問題,幾位學者不知是否同意?
日本的改革需要自己摸索
塗照彥:
第二階段到了第三階段,很多需要改變的沒有改完。首先是日本今後要不要保護金融機構,而以前是加以保護的。現在日本中央的二十二個機構將改革成為十二個,目的之一就是減少成本。
我甚至認為,中國大陸現在進行的機構改革,可能是受到日本的影響。
在日本經歷第二個階段時,是在美國的幫助下進行的,諸如法律改革、土地改革等,但是第三個階段的改革需要自己摸索。
簡單地說,三個階段就是富國強兵、美國化、亞洲化。
日本在改革以求解脫經濟危機
洪詩鴻:日本進行改革已經是現實。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是一個危機感很強的民族,所以民眾的存款率一直很高。
同時日本是一個很有自尊心的民族,比如對於安保條約的再界定,日本就有人說這是為了限制日本軍事的發展。
應該說日本確實在改革以求解脫經濟危機,其中有兩個主要現象刺激日本的改革動機:第一是中國的崛起,第二是日本的人口老化問題。我認為日本對改革問題意識得比較早,著手解決得也比較早,不能說太過悲觀,但是今後可否振興尚待觀察。
日本的改革聲音大收效不大
林華生:我認為過去五十年日本是在美式和平的保護下,成功地發展了經濟。日本這些年來也確實在改變外交政策及國內外經濟政策,比如擴大國內消費、開放金融市場,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外力的壓迫下才進行的。對於日本所進行的改革,美國人認為太慢,其實這同日本人的性格有關,因為日本人基本上喜歡議論不喜歡做,所以道致改革的聲音很大,但是收效不大。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有意準備成立亞洲金融援助基金,幾個日本人寫出了《日本人也能說不》,表明對美國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也沒有完全追隨美國,日本對於中國的援助在“六四”後並沒有停止。這一點,至少表明日本的外交政策的確有所變化,但是也必須承認,這種變化始終不成主流。
當年田中角榮力促日本同中國正式建[BF]交,美國就很不高興。對於美國的強力干涉,日本有所反抗,但是不能排除美國的影響。
日本是否在日美關係上委曲求全
黃枝連:是否可以這樣說,到目前為止,日本還沒有確立其獨立的外交路線?
洪詩鴻:我認為日本是在回歸戰前。
日本正在對戰前所實行的一整套政策包括政治、經濟、外交政策,進行重新思考,比如對臺灣的統治政策、十七世紀的東亞貿易等戰前的積累進行再評價。
日本的經濟利益已經回到亞洲,因此如何同亞洲國家進行合作成為重要方向。但是美國的影響對於日本來說暫時難以擺脫,比如日本曾經試圖參與組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美國一表反對,日本馬上就停止了。
我認為,美國目前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而日本在試圖自我發展。
日本徬徨在大陸路線和海洋路線之中
塗照彥:日本一直徘徊、徬徨于走大陸路線還是走海洋路線之中。
日本當年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政府獲得了相當於中央財政三倍到三點五倍的賠償金,並用來進行臺灣開發,在對臺灣經營四十年後開始賺錢,又把賺到的錢開發朝鮮,然後又開發中國東北。
對於上述地方的統治方式可以看出日本的變化:對於臺灣採取的是西洋方式的直接統治,對於朝鮮則利用平等條約,對於東北則使用傀儡政策,實際上也是順應當時的歷史潮流不斷變更自己的政策。
二戰之後沒有進行戰爭賠款對於日本戰後的經濟復興無疑幫助極大。
現在日本是世界第一債權國,否則對於亞洲的金融危機,日本完全可以不管。東南亞的高速增長源於日本資本的大量輸出,而金融危機的發生和發展是日本的超低利率和東南亞國家的超高利率相互作用的結果。
黃枝連:我想問,日本在日美關係方面,再過五十年是否還會委曲求全?
“香蕉的日本人”
王效平:以往日本一直享受美國保護的好處,比如從美國在日本領土設立的軍事特區賺了很多錢,越戰其間利用軍事基地和補給又賺取大筆金錢,這些無疑幫助了日本的經濟發展。當然,日本負擔了沖繩軍事基地三分之二的費用,如土地費、軍建費、勞務費等等都是由日本提供,這也可以說是日本獲得保護的一個象徵。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就開始脫亞入歐,所以有“香蕉的日本人”之說,意思是外黃內白。在學校感覺不深,但是如果在日本的企業工作,就會感到日本人對於其他亞洲人的排擠。
對日本人崇美心態感到難以理解
林華生:長年生活在日本,可以說對於日本的環境感到越來越難受,我對於日本人的崇美心態感到難以理解。日本人一方面看不起亞洲人,但是另一方面又極度地崇拜美國。
日本由於銀行利率很低,其資金的最大部分流入美國。橋本在訪問美國時表示,只要將日本在美國購買的房地產賣掉,就可以解決日本國內的資金短缺和經濟問題。他的言論馬上遭到美國的批評,橋本竟然馬上收回那個說法,關鍵原因是美國不讓賣,日本就不能賣。還有,馬來西亞的首相馬哈蒂建議成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日本原本想加入,但是美國一表示反對,日本就不敢堅持。
可以說,日本人親美又恐美,但是反美的不多。
未來五十年日本還被美國玩弄於股掌中
洪詩鴻:亞洲金融風暴一定程度上源於日本,也損害了日本,且同索羅斯有密切關係。
根據日本大藏省的一個調查,從日本的短期國際資本項目收支流向可以看出,當時資金大量流向百慕達。在那裏由美國的索羅斯牽頭的基金借用,並用這些錢去炒房地產。從這個角度說,日本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者,但是也是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端。
日本多年來試圖爭取自己獨立的國際地位並擴大政治影響,但是並不容易。比如日圓想取代美元在亞洲的流通地位是不可能的,首先美國就不會同意。
美國在二戰後的經濟實力足以維持世界和平,但是希望有幾個點給予支持和呼應,日本當初就是其中的一個。如今,日本想要擺脫美國,不僅美國不會同意,日本實際上也還沒有足夠的實力。我認為未來五十年日本還可能被美國玩弄於股掌之中。
日美之間的合作很多都是利益交換
塗照彥:駐紮在日本的美軍勞工的費用為甚麼要日本支付?當時是因為日圓升值,日本付得起;沖繩的基地為甚麼可以修?是因為日本從中得到保護;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日本人害怕自己的國民死,而且死幾個日本人就可能道致政府內閣的垮臺。
美軍基地的勞工,按照美國的慣例在年終是沒有獎金的,只好由日本給。最初的補貼是因為日圓升值給美國軍事基地僱請的員工的實際收入造成下降,最後演變成日本全部支付這些勞工的費用。從支付關係上看,這是不合理的,但是依賴美國可以賺錢,日本只好委屈一下。
在日本,反美不是主流
王效平:我認為恐美、崇美、依賴和自尊都有其歷史淵源,反美不是主流。
恐美的原因可以簡單地歸結到令日本人死傷慘重的沖繩大戰,和兩顆在長崎和廣島上空爆炸並造成大量傷亡及核爆炸後遺症的原子彈;崇美的原因則可以簡單地歸結到脫亞入歐,和美國幫助日本進行民主改革卻沒有廢除天皇,維護了日本人的自尊。同時,日本在戰後的國家經濟恢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從美國引進先進技術,因此對美國長期以來有一種依賴感。而日本經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驚人發展,產生了“賣一個日本,可以買四個美國”的說法,使很多日本人認為自己已經超過美國,從而造就了極強的自尊心。
在日本,反美不是主流,只能是極左或者極右,極左是純粹反美,而極右是民族主義,表現出來也要反對美國。東南亞金融危機與日本
黃枝連:現在請大家談一下東南亞金融危機同日本的關係?
東南亞同日本一起走
塗照彥:東南亞包括四小龍都是同日本一起走的,沒有日圓的升值,四小龍也難以升值。
我認為在今天的亞洲,儘管日美之間經常發生經濟摩擦,但是還是經得起日元升值所帶來的變化的。
日圓升值基本上可以劃分三個階段:一九七一年時,每一美元兌日圓三百六十到三百八十,後來是二百四十;在石油危機後日圓升值到一百七十九日圓兌一美元;從一九八五年日圓展開第三次升值,日圓從二百四十圓兌一美元上升到七十九日圓兌一美元。
可以說,四小龍和中國的發展是日美摩擦所波及的過程中的一個局面。其中第一和第二波日圓升值幫助四小龍出口,而日本企業從此不到四小龍投資;其後四小龍開始對外進行投資;第三波日圓升值則帶動四小龍升值。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使得日本的行為在東南亞國家影響巨大。
美國一口咬定日本是危機禍首
林華生:東南亞各國經濟的成長是日本模式的成功,但是如果說東南亞金融危機是日本模式破產的原因,我不明白。
日本和美國之間對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當然是有矛盾的。比如美國通過國際的貨幣基金組織,自己不出錢,卻讓日本拿出一百億美元給印尼挽救金融危機。
美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只是出口不出錢,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操縱,而日本又擺脫不了美國的操縱。美國一口咬定日本是危機禍首,但是應該明白,必須要讓日本這條大船浮起來,才能救助其他小船。
我覺得,日本在海外投資是東南亞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認為日本又同時是此次金融風暴的禍首,就讓人難以理解了。
美國認為自己的貿易赤字不可以繼續下去,所以強迫日本開放市場並指責日本的資本流動道致金融危機。其實日本原來的資金流入東南亞,現在則到了中國,沒有甚麼區別。
我認為,人民幣許多年來貶值了百分之三十四,給東南亞國家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當然,一些國際基金調動世界各地的資金,透過投機獲取高利,也是道致東南亞金融風暴的重要外因。
日美有合作也有矛盾
洪詩鴻:我認為日美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矛盾。此次日美在東南亞的投資都受到損傷,為了儘快穩定局面減少損失,雙方有合作的基礎和動機。
而美國要求日本儘快提供公有資金,扶持銀行,降低利率,主要目的是要日本開放國內市場,增加東南亞國家貨品的進口,從而削減東南亞國家出口對美國市場的壓力。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大增,所出口貨品急需找到市場,而日本則希望慢慢地開放國內市場。
柬埔寨內戰引起泰國金融危機
塗照彥: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市場的政策一直沒有變化。我認為必須要瞭解為甚麼日本不願意開放,以及開放了市場是否就可以大量進口,因為今天的日本消費者都對自己的生活品質有一定的規格,進口貨品必須符合日本的生活習慣才能夠賣得動。
我認為,應該研究為甚麼東南亞金融風暴首先爆發在泰國?為甚麼選中七月二日?泰國不見得比東南亞其他國家如菲律賓的狀況差,我想這同泰國在東南亞的國際政治關係有關。對於這個為甚麼,要從亞洲的層次來瞭解,從四小龍的層次去瞭解。同樣,日圓的貶值要從日本在世界的地位來瞭解。
以我之見,七月二日泰國銖首次大幅貶值,最大原因是柬埔寨內戰,當時延伸到柬埔寨的泰幣圈陷落,反彈泰國,而泰國又沒有很好地處理這個突發事件,從而引發了危機。
日本沒有發揮領頭雁作用
王效平:日本在亞洲經濟中處於領頭雁的位置,但是在此次東南亞危機時,沒有跡象顯示日本發揮了領頭雁的作用,沒有對整個亞洲的金融產生穩定作用。相反,當香港股市大跌的時候,日本股市也隨之大跌兩千餘點。
中日關係有沒有脫離低潮
黃枝連:現在以中日關係為主,從三千年以來、特別是一百五十年以來的表現,評價目前的中日關係現狀?
日本對中國又恨又愛
林華生: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文化很有興趣,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和韓國的影響。日本人仰慕中國文化,但是中國的崛起使日本一定要同中國進行合作,這又使日本感到威脅。可以說,日本對於中國是又恨又愛。
應該說,日本目前同中國的關係還是不錯,不像對俄國那樣不信任。日本人對於中國雖然輕視,但是也有仰慕、佩服的成份。“六四”事件之後,日本人在心理上比較複雜,一方面認為應該支持中國進行改革並保持社會穩定,否則只要十億中國人有一億跑到日本,就是很大的麻煩;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又擔心強大了的中國會對日本產生威脅。
越將中國想像成敵人就越像敵人
洪詩鴻:日中友好在十年前到了蜜月的末期,現在的中國留學生一般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有些中國學生拿到日本國籍之後,就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經是中國人,因為中國人的確有些問題困擾日本社會:台海爭端問題、福建人偷渡問題、中國人犯罪問題等等。
整體來看,現在日本國民對於中國的感情超過韓國。
日中關係也在演進之中。橋本去年在國情報告中講四項原則,其中強調的對等關係,是指償還戰爭的後事(貸款)。而今年其報告就強調平等、友好。
對於臺灣問題,日本則採取務實的態度。日本有一種說法,就是“越將中國想像成敵人,中國就越像敵人”。一個日本的智囊人物說,中國這麼大,本身就是威脅。
日本人從古代看中國
王效平:有這麼一種說法,日本人是從古代看中國,中國人是從現代看日本。從文化上來說,日本人認為源流來自中國,由於日本人喜讀中國的《三國演義》,因而也認為中國可能是割據。
中國人看日本,往往是看甲午戰爭、二戰和南京大屠殺,所以日本人認為中國人記仇,不向前看。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一九七九年日中簽訂日中友好條約。實際上,日圓貸款是變相性質戰爭賠款。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大企業特別是電器業,相繼進入中國。相對於西方國家,可以說日本投資了對於中國更加有益的技術密集企業,這樣也因而帶有了日圓經濟圈的印象。
日本人對於中華經濟圈有一定的戒心,因為日本企業在華人經濟圈投資不少。
中日關係處在低潮時期
塗照彥:我認為目前中日關係處在低潮時期,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六四”事件讓日本人用了三、四年的時間,恢復對中國的客觀印象,解除厭惡和抵觸心理;
第二,中國最後一次進行核子試驗,違反了國際公約,給日本人造成了很壞的印象;
第三,日本首相前幾年連續訪問中國,但是中國總理卻沒有訪問日本,這種不對等待遇也給日本人的自尊心以很大的刺激。
當然,李鵬總理去年去日本訪問,第三個問題引起的不滿有所減少,中日關係也有所改善。
黃枝連:座談會結語
綜合大家所言,並加上我個人的意見,大家不必同意。
第一,在舉行這個研討會之前,我在《讀賣新聞》上讀到了橋本在第一百四十四回國會上所作的施政方針演講。我將這個演講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去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和美國克林頓總統今年一月底在美國國會宣讀的《國情咨文》,還有中國總理李鵬去年三月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比較研究,希望從中可以掌握日本的二十一世紀內政外交發展大計。當然,如果能夠進一步對照一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再聯繫日本走向亞洲、走向世界、走向二十一世紀就更加有意思。
看了橋本的演講之後,我看不出日本有甚麼可觀的新世紀發展藍圖。現在日本的內外事務,陷入了香港人所謂的那種“低迷狀態”,或者用學術的語言說,是“模糊情境”。
聽了各位來自日本的專家學者的分析討論,令我驚奇的是,大家幾乎一致地同意,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夕,日本在內政外交上面存在著不少老大難的問題。從金融體系和其他政府機構的改革、銀行壞帳的處理、治理官商不分的制度、中央與地方關係重組,到人口老化和少年犯罪所造成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問題,都有待突破。可以說,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從這裏,可以看到一個道理,不但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體制改革,這次金融風暴襲擊的東南亞國家需要進行體制改革,日本也不例外!
換句話說,作為亞洲地區的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一個在這個地區取得重要成功的國家,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實際上還沒有大功告成,許許多多的社會制度還要改革和重建,橋本的施政報告中,一開始就提到“制度疲勞化”的問題。
第二,今天晚上,大家對日本和美國的關係發表了不少見解。有一點是大家都表示同意的:在過去五十年,日本的內政外交都是在“美式和平”的(PAXAMERICANA)框架下,受美式文明的高度影響。有人說,日本的報章和學術都很自由,都很發達,但是他們的分析議論,深受美國的意識形態的影響,為甚麼沒有獨創性,沒有獨特性呢?
特別是在外交上,日本是嚴重地受制於美國,實際上日本是在美國的核子傘下面發展。日本對於美國可以說是“委曲求全”,美國反對的事情,日本就不敢去做、不想去做、不會去做的。
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力量籠罩著日本,日本的內外發展吸收“美國因素”,可以得到有利的條件,也是日本所需要的。所以日本人對於日美關係是又愛又恨、糾纏不清的,存在著一個“親美、恐美、反美”的鐵三角。實際上,日美關係的構造中,有兩個“鐵三角”和一個“菱形”構造。
很有趣的是,大家都有這樣一個看法,就是日美關係的結構性從屬關係,也即日本對美國在各個層面所形成的依賴性,不但使得日本不可能有一個真正合乎日本的現實、傳統、利益的外交政策(同時日美關係中的兩個鐵三角即菱形構造,還扭曲了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可能是日本在內政上從事改革的一個障礙。
因此,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如果要有一個符合日本的國情、符合日本的民族利益的發展大計,日美關係在性質上、結構上、方向上都可能需要重整。日本人不可能也不需要走上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的道路。但是,日本需要實行“脫美化”(DE-AMERICANISM)。這一點,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並無不同之處。
第三,大家都在談論東亞的金融風暴。于宗先院士清楚地指出,風暴是同日本國內的金融政策、銀行體制以及經濟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是日本引發,或者說是日本人放高利貸放出了大禍。
由於內部的原因,大家都認為,日本對於東亞金融風暴和危機的解除無能為力,是幫不上大忙的。
我個人提出,在“風暴”和“解救”的方案中,是否也可以看到美日之間的矛盾。比如說,美國的一些輿論指出,這次風暴,實際上是高速成長、政商不分的“日本模式”的破產,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解救方案,美國企圖挖日本人的牆腳,推銷美國的模式。
第四,日美——美日關係都有一個永恆的“疤痕”:日本偷襲珍珠港,是美國國土所遭遇到的唯一外來襲擊,從這個意義上,美國是不會原諒日本的;另一方面,吃了兩個原子彈,是日本人特殊的民族經歷,日本人也不會原諒美國人的。實際上,“親美、恐美、反美”的深層結構,也就是在這裏吧!
所以,近日的美日新安保條約,所謂的“周邊事態法”,是用來對付中國人、還是用來防範日本人?美國人用心良苦、機關算盡,是耐人尋味的。
美日、中日的“疤痕”都是日本的侵略造成的,因此事情真的惡劣,歷史不會重演。有人就說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大於日美——美日合作的。
第五,我們也談到了中日——日中的關係,大家基本同意這種關係處在一個平穩的狀態。如果說有甚麼可觀之處,這固然同日本的“中國觀”有關,但是中國人也有一個如何建立新的“日本觀”的問題。因為倭寇、因為豐臣秀吉、因為近代的軍國主義、因為南京大屠殺,中國人在內心深處對於日本也有許多“疤痕”,看來也不容易完全突破。
中日兩國都承認,歷史上雙方有著很好的關係,中國人的筷子、漢字、佛敎、中醫……對於日本人民的生存發展,都起到了很有意義的促進作用。但是,近一千年來特別是近代,日本人認為中國落後,認為日本人不可能從中國那裏學到甚麼的。所以在日本產生了鄙視中國人和蔑視中華文化,我看這也是不無道理的,如同鄧小平所說“落後就要挨打”。
其實,時至今日,中國的國力、發展模式以及建立的新文化,都還沒有達到自成一體、能夠對日本的內外發展起到示範和促進作用的高度。
第六,日本的地理位置,非常有限的自然資源和人口,決定了日本不可能成為“一級大國”,不可能成為“亞洲第一大國”。因為如果日本要這樣做的話,就必須進攻鄰國,以求控制鄰國的資源補本國之不足。但是這麼一來就得罪周邊國家,就不會有前途。在這一點上,無論日本的統治精英是否高興,相信他們總是有自知之明,能夠看破這一點的。
從倭寇到豐臣秀吉的侵略朝鮮王朝行動,以及近代的軍國主義,已經再三證明日本的局限性,相信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嘗試也斷不能成功。我的作品《天朝禮治體系研究》裏對此有過清楚的研究。
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要重新建立對中國、對亞洲範圍、對美國的關係。所以,有一個走向亞洲、走向世界的問題,而在內政處理上,也還有一個“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問題。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在處理日本關係上,要看到這一點;或者說在“三走向”方面,要想到怎樣多幫日本一點。這種幫助應該是平等互利的,相信日本人也會領這個情吧……
評論員簡介:
林華生一九四六年出生于馬來西亞,高中畢業後留學日本,在日本一橋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後到英國留學並在倫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太研究科敎授。
塗照彥一九三六年出生于臺灣,國立臺灣大學畢業後於一九六一年到日本留學,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修讀博士課程並于一九七二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名古屋大學經濟學部敎授。新著有《香港、臺灣、大中國》(一九九七)、《從臺灣看亞洲》等。
王效平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九○年在日本九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九洲大學經濟學部副敎授,講授國際經濟學。著作(合作)有《華僑、華人經濟》、《環黃海經濟圈》等十本。
洪詩鴻一九六六年出生于福建廈門,一九八四年考入北京對外經貿大學二系;一九八六年到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研究生院就讀,一九九六年就職于日本阪南大學流通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四小龍經濟及日本對外投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