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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印度雙邊關係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黃枝連:開場白
歡迎各位專家、各位學者來參加這次論壇。在開始討論以前,我先要感謝黃綺淑敎授和譚中敎授幫助安排這次討論會,也要感謝各位在很短的通知時間內光臨。
這次討論是為香港《中國評論》月刊舉辦的,這份雜誌問世雖然才三年多,卻受到各方面的重視,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全世界的中文讀者都很重視它。
今天下午這個越洋論壇,邀請到的評論員,有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有研究印度發展策略(包括國防和軍事戰略)的專家,有退休的資深外事工作人員和外交官,更有執政黨BJP的活動家,這是一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組合。
今天討論的問題有三個:第一,對當今中印關係的現狀如何評價?第二,中印關係的發展和改善存在哪些障礙?第三,中印兩國在鑄造二十一世紀世界新秩序上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現在,我請老朋友任嘉德大使第一個發言,揭開我們對中印關係現狀的檢討。任嘉德大使十多年前曾是印度駐香港總領事,是他把我介紹給印度的。
檢討中印關係的現狀
中印兩國之間缺乏“既得利益”
任嘉德:我認為中印關係的現狀是:政治上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性,軍事上達到全面的穩定性。然而,在許多領域中,兩國的雙邊關係並不充實,特別在經濟貿易方面,我認為中印之間缺乏一種“既得利益”。這種“既得利益”存在於中國與許多國家的雙邊關係中,有了這種“既得利益”才可以推動中印關係向前發展。
兩國之間政治對話的程度與品質比過去進步得多,近年來日益改進。不足之處是,印度有她的“關注”(concerns),中國當然也有她的“關注”,兩國之間既然有了政治成熟性就可能坦率地、開門見山地把彼此的關注攤出來談。
我們還應該加強兩國企業家、工商界的往來,這樣才能把雙邊關係中目前尚缺乏的實質建立起來。
中印貿易最近五年來增加很快,但總數不過是二十億美元,從兩國的潛力來看,實在是太少了。目前,兩國的相互投資也不多,投資的領域也不廣泛。中國在印度可能有一些,比印度對中國的投資要多得多。除了貿易、投資以外,還有許多其他領域都缺乏中印交流,應該把它開發出來。
印度的焦慮
巴斯卡:我很同意任嘉德大使對當前中印關係的總結。當前兩國關係的穩定性很明顯。我想更進一步說,這反映兩國都有願望把冷戰年代大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雙邊關係穩定下來,同時有願望在邊界兩邊改善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態等領域中,在普通老百姓之間改善兩國關係。雙方的態度是積極的,都有共同的願望。雖然如此,雙方都有些“焦慮”(anxieties)。這些焦慮,一方面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兩國各自的期待與理想所形成的。
讓我談談印度方面的焦慮。在當前兩國關係中,印度是處在“部下”(subaltern)的地位,因此會有許多焦慮。首先是政治和軍事上的,或者說,是政治軍事politico-military方面的焦慮。例如“領土”的問題。
印度經常感覺到,中國對印度的態度,不但牽涉到邊界,還牽涉到領土。比方說,錫金和阿羅那查爾(Arunachal)。只有等這些問題都澄清了,才能使印度安下心來。
還有其他方面,比方說,中國與印度鄰近國家之間的戰略關係問題,這不僅指巴基斯坦,還牽涉到核武器與飛彈方面,這些都應該坦率地攤開到會談桌上來討論。總之,既要看到兩國的共同願望,又要看到彼此的焦慮(中國方面一定也有自己的焦慮),才能使兩國關係在後冷戰的大前提下向前發展。
中國應該在兩國軍事戰略領域採取老大哥態度
梅農:我是軍人出身,不是外交官,不能全面地評論中印兩國關係的現狀,只能談談自己所熟悉的領域。我認為我們兩國在解決邊界糾紛上有了很好的紀錄。我非常欽佩中國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很富有創造性,有亞洲的獨特風格,中國在兩國和解上起了一個帶頭作用。一九六二年中印兩國的誤解很深(發生了武裝衝突)。按照西方的辦法,解決邊界糾紛,應先簽訂條約,條約簽訂以後大家才相安無事地過日子。這個辦法顯然對我們不適合,我們是先在邊境建立起平靜,產生和平友好環境,使貿易逐漸發生,然後再慢慢心平氣和地來討論確定邊界。中國比印度大,對印度採取了一種老大哥的態度,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建樹很多。
我想要說的是,在兩國關係上有著嚴重疑慮的領域中,為甚麼中國不能夠這樣做(一個起建設作用的老大哥)呢?比方說,一九九八年印度爆炸了核彈,國防部長費南德斯講過一些(對中國不友好的)話。他的話當然也反映了印度一部分人的看法,可是應該指出,在核武器問題上,中國對待印度的態度和她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完全不同,除非中國改變這種態度,不然中印兩國是無法好起來的。
現在在核武器上,中國和印度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中國正在將其核軍備更新換代,將在十年之內擁有一系列的嶄新武器。這樣,就會迫使印度也照樣跟進,我們是世界上兩大巨人,兩個亞洲大國,這種(大搞軍備競賽)做法將會發展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這樣的發展是不好的,我們希望中國仍然能夠像她在兩國處理邊界問題的聯合工作委員會採取的那種老大哥的態度,來解決兩國之國的核武器關係問題。如果中印之間的核武器關係能用同樣的亞洲式的、(中國)老大哥方式來解決,其他問題經一段時間就自然迎刃而解。比方說,印度懷疑中國海軍是否會開進印度洋來,中國懷疑印度海軍是否會涉足南中國海等,都是起源於一個中國核武器會朝甚麼方向發展,因而牽動著印度,使印度決定自己的核武器應該朝甚麼方向發展的中心問題。所以,我們應該在核武器問題方面如同在邊界問題方面一樣展開善意、積極的對話,其主動權是操在北京手中的。
中印關係中存在的障礙
馬爾甘尼:我認為中印兩國當前的關係既不特別友好,也不能算不友好。關係中有冷昧兒,雖然看不到怨恨,但也看不到熱情。
兩國關係中存在著許多障礙:
第一,一九六二年的衝突,印度國會通過決議(決心收復中國侵佔的領土),沒有任何印度政府能忽視或反對這一決議。
第二,凡是有頭腦的印度人都不能(在理性和感性上)接受西藏屬於中國,認為它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有時候中國對西藏有一種“宗主權”(Suzerainty),雖然有時印度也在西藏維持治安或為中國維持郵政業務,但我們在思想、感情上很難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我們知道,(西藏的)現狀是無法改變的,除非國際形勢會有所改變,但印度人們心中的想法也是無法改變的。
第三,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我們認為是對南亞內政的干涉。印巴關係是我們的內政,不管中國也好,美國也好,誰來插手我們都會反感。試問如果我們去與中國緊鄰、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發展特殊關係,中國會怎麼反應?
第四,我可能說得不對,我們的感覺是中國很容易對局勢“過分反應”。中國和越南關係發生問題了,就急忙派軍隊去(打越南),使越南遭到破壞,使我們感到驚奇。同樣地,一九六二年中國對印度也是過分反應,中國軍隊幾乎打到喜馬拉雅山腳,使我們受到很大的震動。總之,中國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是存在著過分反應的因素的。
中印關係目前呈“次正常”狀況
莫漢迪:雖然中印關係在緩慢改善,但我認為仍然處於“次正常”(Subnormal)狀況,兩國有巨大的友好合作的潛力卻還沒有充分發揮。我認為中國的許多理想訴求也是印度的理想訴求。比方說,把民族的體系制度鞏固起來,發展國民經濟,解決民生問題,實現人民的基本權利,建立起一個任何國家不論大小都可以追求自己民族理想的新世界,這些都是我們兩國的共同價值觀念。
我們一方面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兩國內部面臨的問題如此巨大,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兩國友好合作應該達到一定的程度(現在卻遠遠沒有達到)。
問題在於我們心目中的所謂“正常”的標準已經降到很低點,因此很多人認為兩國的關係現在已經是正常友好的關係了。所謂正常關係,應該是兩國貿易額遠遠超過目前的二十億美元,應該是兩國政府之間留學生的交換遠遠大於目前的區區二十七個獎學金名額。
目前中印關係像不沉、不爛、不動、不進的船
白蜜雅:我想中印兩國關係的最好描繪就是它像一條船,既沒有拋錨,又並不行動。這幅圖畫呈現出的矛盾是:當我們有政治決心不讓船爛下去、沉下去的同時卻沒有能力使它向前移動,我們不知道它需要怎樣的動力,也不知道要向哪個方向行駛。
談到方向,當前兩國缺乏戰略目的意識。如果拿現在和一九五四年相比,當時我們有明確的戰略目的。那就是:一方面要把美國摒于亞洲之外,另一方面要為我們兩國自己在國際社會中找到應該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今天,雖然國際形勢是一超單極、全球化、南北對峙、經濟與科技突飛猛進等等,在客觀上要求我們兩國在目的上、行動上取得一致,我們卻沒有清楚的共同戰略目的,沒有產生強烈的、全面的、一致對外的戰略目的。
第二點,這艘(中印關係的)船必須向前行駛,不但在我們現在已經注意到的政治層次上向前推進,同時還應該在國家和社會的層次上建立起深厚的關係。應該看到,我們雖然是幾千年的鄰國,但相互之間並不深刻瞭解。
悲劇在於我們開始短暫地有了相互認識是在殖民主義壓迫下,我們開始發現與重新發現自己,認識到應該並且可以用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措施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卻被一九六二年(一場戰爭)毀滅了。現在又到了重新發現我們自己的時刻。我們需要相互認識,相互學習,要在社會所有層次,要在人民中間建立起經濟和社會的紐帶。
還應該認識到我們是第一次變成現代國家,第一次遇到我們之間是純粹的雙邊關係。我們應該學習如何應付這樣的新形勢,把兩國關係引道到長遠的未來中去。
建立共同利益使中印關係向深度發展
蘇大塔:對中印關係的現狀,我基本上同意任嘉德大使的結論,即政治上成熟,軍事上穩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對話。然而,關係中不但存在著一系列的障礙,而且可能對當前兩國關係起破壞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雙方在安全對話、政治對話以及經濟合作方面沒有得到主要的突破。
說印中關係應該達到某種宏偉的程度,我不反對,可是要實事求是。國家之間的關係要靠利益來維持,關係的增長是由經濟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與軍事的利益驅使的。如果我們兩國各自覺得利益在和別國的關係上,就會自然而然地和別國發展更大、更密切的關係。這正說明現在的中印關係為甚麼不能很大、很深、很廣,而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印美關係、印俄關係卻是勢頭不斷增長,範圍不斷擴大。
我認為應該在我們兩國之間創造一種主要突破的規模,應該建立起和經濟、軍事、安全掛鉤的雙邊利益,應該找到解決當前關係中所存在的問題的辦法。特別應該馬上進行比以往深刻得多的政治對話。雖然在九十年代兩國之間的互訪大大增加了,但互訪時所進行的政治對話並不深刻。當務之急是要擴大對話的規模,加強其深度和坦率性,針對相互之間的關注,具有解決問題的精神。
其次,在經濟領域中,應該在投資方面有所突破,要在國家範圍內與區域範圍內搞聯合投資,搞與能源開發有關的投資,這樣就會在兩國之間開始建立起共同利益,就會有力地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
兩國間存在的難題一定要攤開來暢談
戴高文: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兩國關係實際上是脆弱的,所面臨的問題是巨大的。當然,並不是說兩國關係沒有改善。改善是有的,但是還有許多問題被擱置起來,不去解決,甚至避免談及。如不認真對待這些問題,就會出問題。
印度在不同層次中對中國存在著誤解,這些誤解正在與日俱增,這就是問題所在。只要中國所採取的立場與印度的有些微差別就會把誤解引到更高的層次,造就是中印關係中的第一個脆弱性。
第二,我們國家,我國的精英對中巴關係存在相當大的懷疑,這就要求印度和中國在巴基斯坦問題上開展一種坦率的對話,這是絕對有必要的。否則,中印關係就很難改善。並不是要中國放棄巴基斯坦,我沒有這個意思,我甚至不認為巴基斯坦本身是個主要問題。我們(印度)大多數人都很現實,認為中巴在不同時代應該有行之有效的雙邊關係。我要說的是,如果中印兩國是友好國家就應該把中巴關係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儘量談個明白。
那種認為問題一時難解決就最好擱置一邊、最好避而不談的做法於事無補。這種做法可能在兩個相距幾千上萬里的國家之間行之有效,但在緊鄰之間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在彼此對話中應該無所不談,應該找麻煩的話題坦率交心。
中印之間的緊鄰效應和利害關係
譚中:我很同意戴高文敎授剛才談到的緊鄰效應。在傳統的東方,中國和印度的大多數居民區,人們會注視著鄰居的一舉一動,甚麼時候出門,家裏來了甚麼客人,廚房裏在燒甚麼菜,都必須把資訊完全掌握。在印度和中國傳統式的社會,鄰居必須修睦才會有安寧的日子。對鄰居不但不能隱瞞,還特別要登門彙報、解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剛才好幾位談到的印度對中國的誤會,正是由於這一緊鄰效應所引起的。說中國對緊鄰印度的敏感性不夠敏感,應該是不過分的。
梅農少將所說的中國對印度有時(保持邊境平靜,建設相互信任)抱建設性的老大哥態度,有時(對待印度核軍備)卻相反,我看只對了一半。北京並不一定有意識要做新德里的“老大哥”,也正是缺乏這一“老大哥”的心理使得中國顯得很不照顧印度的敏感性,這是必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當然,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有自己的“關注”,也應該把其攤到談判桌上來。雙方都用“推己及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態度來開展誠懇而坦率的交心,應能立竿見影。
目前中印兩國關係的另一個問題是,只有一些空洞的理想作為口號,一些象徵符號不能“圓滿”(consumate)。在五十年代有“印度中國是兄弟”的口號,也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都沒能成全。現在又提到“信任建設”,而兩國之間仍充滿著不信任。我看應該把這些理想都恢復起來,不只停留在聯合公報上或談判桌上,而是雙方談出一些具體的實施辦法。
現在全世界都向前看,中國和印度在很多方面都向前看,和過去一刀兩斷。唯獨中印關係上,雙方喜歡向後看,對歷史上的創傷耿耿於懷。正像某位現在已經退休,過去在印度外交部政策計畫司長期工作過的外交專家說:“人們成為記憶的囚徒”。走不出往昔記憶的怪圈。這在印度方面比較嚴重,但也難怪。一位退休的印度陸軍中將曾經說:“印度民族蒙受了敗將心理”,指的是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的敗北。敗將心理難受,這是中國近百年來深有感受的,中國不應對此麻木不仁。剛才幾位先生談到“利益”問題,希望中印聯手共同謀利。從這一點再往深層分析,利的反面是害,利害之間沒有楚河漢界,特別在緊鄰關係中,不謀利就謀害,無利無害的狀態很難達成。
從剛才好幾位的發言反映出一種印度人們認為中印關係害多利少的觀點。正是這種觀點產生了兩派:一派主張避害免災,不主動發展中印關係,其中走極端的更主張以害攻害。另一派想主動發展中印關係以化害為利,和中國在努力發展中美關係上的態度頗為相似。(這就無形中把中國和侵略成性的美國等同起來)從中國方面看,一是把印度當成遠親而不是近鄰,倒真有點無利無害的中性看法;二是體會不到印度人士的思想感情。對印度來說,中國是頭等重要的國家,但印度在中國國際戰略中的地位恐怕還夠不上前五名吧。
改變舊式觀點加強戰略對話
任嘉德:大家都談了改善中印關係所面臨的障礙,我想對這一問題補充幾句,如果要使中印關係發展到充滿活力又互相補益的境界,雙方都應該捨棄對建設信心、發展相互信任有妨害的舊式思想觀點。否則,中印關係就不能充實,不能充分利用當前雙邊關係中的政治成熟性與軍事穩定性。
我不認為邊界糾紛沒有解決是一個障礙,現在雙方都在認真求得在邊界現狀上達成協議,鞏固最近二十年來在實際控制線兩旁已經取得的平靜。兩國之間又在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六年兩次達成這方面的最高層協定,現在只剩下如何貫徹協議的精神了。
中國需要對印度的政治制度以及在印度民主體制中的工作方式有更加微妙的理解;印度需要認識中國新的戰略重點與中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有必要造成最廣泛的睦鄰關係的願望。兩國都對彼此構成威脅毫無興趣。然而,有一個反常的現象,是與印巴之間的不幸交惡對上號的。中國在幫助加強巴基斯坦的軍備上,特別是加強巴國的核武裝和火箭運載能力上的每一個動作都會使中印之間信心的建設與信任的發展受到挫折。實際上,在南亞避免一場核軍備競賽應該符合中國的主要利益,也符合印度及全世界的主要利益,印度和中國必須就此展開認真的對話。作為世界上兩個大國,又是兩個偉大的文明,印度和中國對此應該擔負重大的責任。
印度國內政治與印度對外政策是否受到中國因素影響
黃枝連:我想現在提出一個新問題。比方說,對美國來說,中美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與國內的政治因素,任何美國總統在國內政治、國內政策中都必須處理、解釋對華政策。我們可不可以探討一下中國問題、中印雙邊關係對印度國內的政治、國內的政策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或者說,中國因素是否影響印度的國內政策?
中國問題籠罩印度內政中國是印度的持久挑戰
巴斯卡:我想,你的意思大概是問中國因素在印度國內政治中是不是占重要地位。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剛才許多人的發言都談到,我們在印度深深記得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二年發生的事情,以及(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以後,正像馬爾甘尼先生指出的,印度國會作出的決議,沒有任何印度領袖、任何印度政府能忽略,或偏離這一決議的精神。所以中國因素在印度內部政治中是占重要地位的,至於新印度外交關係,我認為中國是印度的“持久挑戰”(abiding challenge)。
中國因素在印度內政外交中占重要地位
蘇大塔:從另外四個方面來說,中國對印度內政是一個重要因素。第一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緊密關係。第二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關係、軍事關係。核武器本身就是重要問題。中國在核武器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對印度就有特別的重要性,這是印度的決策者的感受,印度人民也是這樣看的。印度的傳媒也很敏感地對這一點(中國要限制印度發展核武器)作出反應。第三是中國對喀什米爾問題的態度經常搖擺,使印度感到不安。第四是中國宣稱印度的阿羅查爾那是她的領土,這就使中國成為阿羅查爾邦和印度全國內政上極重要的因素。人們都知道阿羅那查爾邦成為印度的一部分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而且已經參加到印度全國的國會政治中,還建立了本邦的、由印度憲法引道的議會政治。如果中國繼續宣稱阿羅那查爾邦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那不僅影響到阿羅那查爾邦的內政,而且也是對印度內政的一種干涉。
因此,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都是印度內政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姑且不提過去有過“毛澤東派分子”Maoists(指印度的極左派),是干擾印度內政的另一種形式,現在那些勢力已經消失了。我剛才所說的是目前的中國因素。
黃枝連:中國因素在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影響如何?
蘇大塔:我可以這樣說,在印度外交政策中,中國因素是極其重要的,無論在政府高層決策者心目中或是在主管中國問題的官員心目中都如此。中國,還有美國、俄國、巴基斯坦,永遠是我國外交上的四大重要因素。這不但因為中國是坐在印度的邊界上,也因為她是一個大國,有龐大的人口。中印兩國又是亞洲的重要文化,並且在邊界兩邊還有利益的不協調,有時還發生衝突,使中國變成印度外交、安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非考慮不可的重要因素。
在印度人心目中中國問題已經凍結起來
馬爾甘尼:中國因素對印度政策的制定,特別是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認為中國問題在印度內部政治中沒有任何重要性。
我們只是地圖上的鄰國,在現實生活中卻不是,兩國人民之間很少往來,印度瞭解中國的人很少,中國瞭解印度的人也很少。我們並不知道中國當前的發展究竟是甚麼樣子。實際上,兩國之間簡直沒有接觸,沒有相互交流。
黃枝連:中國是不是印度人民黨競選的話題呢?
馬爾甘尼:中國從來就不是印度人民黨內爭議的話題。這是因為國會已經通過了決議,大家都接受了這一決議(再沒有爭議的餘地了)。關於邊界糾紛,大家都知道,無論變好變壞我們都無能為力,這個問題已經冷凍起來了。
黃枝連:是不是可以說,中國在印度內部政治中並不像美國民主、共和兩党之間那樣成為爭論的焦點?
中國間接地反映到印度內政但還沒成為積極因素
梅農:主要是因為經濟原因。我剛從美國回來。你們(中國)能夠影響美國的政治,因為你們通過美國國會體制開展活動。中國在影響美國國務院政策決定上不一定很成功,不過中國非常成功地影響了美國國會,這是因為美國國會議員是直接和他們的選區打交道的,選區中經濟問題非常突出。中國今天在美國經濟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估計美中貿易使美國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個就業機會。這就是中印雙邊關係和中美雙邊關係所不同之處。經濟因素還沒有在中印之間形成氣候,印度國會有五百六十五個議席,人們為競選這五百六十五個議席到選民當中去演說,他們所說的跟中國毫不相關。
黃枝連:跟美國也毫不相關?
梅農:是,跟美國也毫不相關。印度選民所關心的都是些當地的問題(連全國性的問題都不關心)。比方說,糧價的問題、修築公路的問題、布價的問題,這些都與人民的基本生活有關。將來如果中印兩國的經濟關係發展了,中國因素會對印度的內政有所影響。
黃枝連:中國問題是否影響印度的外交政策呢?
梅農:五十年以來,第一個外交政策上的問題變成了印度內政問題的就是全面禁核條約CTBT問題。印度現在有許多智囊團,例如印度國際中心、國防研究所等,他們的專家在報刊上寫文章,他們的觀點影響了傳媒。傳媒是人民所接觸到的(當然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如果問題變成非常嚴重(引起全國關注),那(像CTBT這樣的問題)就進入到印度內政了。
正像馬爾甘尼先生所說,如果印度政府宣佈放棄中印邊境有爭議的領土,那就會變成重大的內政問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那只是一個消極的問題,現在中國還不成為印度內政上的積極因素。
中國因素正增加對印度內政的影響
莫漢迪:馬爾甘尼先生剛才談到印度內政對中國問題沒有多大爭議,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這表明印度各界對與中國有關的一些問題都有一種共識,就是說,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與改善是很必須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在過去十到十五年中,我們有很多次政權易手,但是拉吉夫甘地總理(一九八八年)開始的改善印中關係的進程一直在擴展,這是印度所有政黨都保持的態度,全國都認為兩國關係應該正常化,應該不斷發展、改善。各黨之間在這一點上從來沒有展開激烈辯論的事實,就是共識的表現。
馬爾甘尼先生很戲劇性、很挑蔑地說沒有任何有頭腦的印度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可能有些有頭腦的印度人(但不是所有有頭腦的印度人)是這樣想的。不過,大多數的(包括有頭腦的)印度人大概都贊成印度政府在西藏問題上所採取的政策。雖然我們並沒有在這方面作過民意調查,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政黨在競選宣言中公開反對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說明誰也不願意把西藏問題炒出來,使得政府難堪。這也表明人民在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大問題上有很大的共識。當然,這並不表明我們不關懷人權問題。我們是關懷的,我們也關懷自治運動,但這並不等於大多數印度人民贊成西藏獨立。事實上,大多數印度人民不贊成西藏獨立的,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就是說,在有關中國的重大問題上,印度人民不但有共識,而且能看到(中國)問題與南亞、與巴基斯坦的牽連,看到印巴關係和中巴關係的聯繫。
另外應該看到的一點是,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到現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印度財政部都經常舉中國內政的例子,想用中國成功的經驗來推動印度的經濟改革。
黃枝連:你是否認為這些都是中國因素對印度的影響?
莫漢迪:是的,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印度政府的經濟政策,但是我認為,不同的印度總理、財政部長、印度精英、印度報刊上的社論和其他文章經常舉中國的例子,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當作一個印度經濟改革大辯論中論證的基準點,這都是值得重視的。
黃枝連:你認為中國是印度內政中的一個因素,且正在強化?
莫漢迪:是的,它正在加強力度,在印度內政中增加影響。
中國問題涉及印度的領土
和多民族大家庭的界定
白蜜雅:我們應按照印度的觀點和實際,來看中國是怎樣變成印度內政的一個因素的。
我並不同意人們所說的(一九六二年)國會通過的決議是(改善中印關係的)很大的障礙。國會可以通過決議,也可以取消已經通過的決議。如果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上平安無事,如果中國並不公開講喀什米爾不是印度的一部分,不講錫金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如果在中國與巴基斯坦的軍事關係與核武器關係上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援助的新跡象,那中國就不會成為印度內政中的一個因素。當然,這只是一種消極的形勢。
但是,我們也應該記得印度公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曾經是、現在也仍然是帶著一九六二年的傷疤的。如果我們不認為這一形象必須改變,那就會對中印關係不利。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方面(因為她是老大哥,因為中印兩國的地位是不平衡的)應該主動地在它的言論中改變對喀什米爾、對(印度)領土問題、對錫金、對巴基斯坦的某些提法,才能改變(印度人心目中)中國的形象。
在另外一個層次上,中國對印度的重要性是非常基本的。那就是印度和中國的關係,印度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印度作為一個(中國也一樣)後殖民主義時期的領土(主權)國家,而它的領土又是由邊界決定的(而中印邊界還沒有劃定),中國對印度來說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了。從社會上來看,印度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正像中國一樣),如果中國的領土問題沒有解決,印度的領土就劃上問號,印度多民族大家庭的完整就劃上問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有基本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表面上不承認它、不談及它,但它卻是與我們這個叫做“印度”的政治實體有基本關係的。
關於多民族的問題。當前,世界潮流中的民族自決問題,以及“次民族主義”,已經變成全球公認的原則。民族自決可能造成的國家分裂的恐怖與夢魘,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對喀什米爾、對錫金,同樣對西藏、新疆造成煩擾。
這些都是老問題的新複雜性,需要解決。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對印度的內政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在印度內政及印度人腦海中隱形存在
戴高文:如果不用那種強烈的、屬於後工業時代的政治色彩的觀察方法而退回到印度本身比較落後的形勢,退回到亞洲的窮困背景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另外一個角度,就會發現兩個基本點在印度的思考中根深蒂固。第一個基本點是印度對中國在國際上對國家主權與人權所採取的立場越來越賞識。印度人一般的感覺,特別是精英中,感覺到那些控制世界的勢力一味發號施令,甚麼叫“民主”?甚麼叫“人權”?甚麼叫這個、那個的?都由他們說了算數。國家主權正在消失,甚至某些國家的普通勞動者都在談論國家主權應不應該存在。在這種國際大氣候中,中國卻聲稱:國家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說:我們的歷史決定甚麼叫做人權,你們西方的觀念雖然重要,但我們自己的歷史觀點有同樣的重要性。中國堅持這樣的觀點對印度內政的思考是發生一定影響的,這種影響(間接)形成印度內部政治的爭議焦點。當然,我們不能說,中國因素會影響到哪個政黨的輸贏,沒有哪次政府的易手是因為中國所造成,也沒有哪個印度政黨的內部變化是因為中國所造成。但是,我們政治論壇上湧現的許多詞彙、許多觀點(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承認不承認)都是受到中國影響的。中國在印度人的腦海中,在印度精英的腦海中,有著一種隱形的存在。這就表明,中國在印度內政中的的確確是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基本點。
中印穿連襠褲,中國是印度發展的影子
譚中:印度和中國這兩個背靠背的國家,有過幾千年的背靠背文化相互交流、激蕩,不可能不相互影響、相互構成彼此內政中的重要因素。記得在七十年代德里大學歡迎季羨林敎授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大會上,一位印度著名政治學敎授說:在歷史上是中國學習印度,在現代是印度學習中國。雖然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在五十年代說,中印兩國獨立、解放後的發展進程上有一個R字母的差別(中國是“革命”revolution式的,印度是“進化”evolution式的)但兩國一方面進行著各自不同制度的嘗試,另一方面也經常以彼此的榜樣來當作經驗學習,或當作前車之鑑的敎訓。戴高文敎授剛才說沒有哪個印度政黨的內部變化是因為中國所造成的,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印度共產黨就因為中國因素,中印一九六二年的衝突,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不斷分裂。甚至有孟加拉、比哈爾邦的印度共產黨人喊出“中國的(毛)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這當然是城南舊事了。不過,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印度左派當中、在印度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當中,仍然引起很大的分歧與爭論,而這種爭論的影響卻滲透到主張全球化與主張“經濟民族主義”的路線爭論中。在現代世界上,似乎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在政治思想上像孤島一樣與外界隔絕,而印度的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和獨立後的不結盟外交政策,更容易受外國(包括中國)的影響。
同時要看到中印兩國實際上已經不是區域性的大國、強國,她們在全球政治生活中、戰略考慮中的重要性越來越提高,越來越加強。在這種大形勢下,印度成為影響中國內政的因素、中國成為影響印度內政的因素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剛才好幾位的發言都觸及了中國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的戰略大轉移對印度經濟發展考慮的重大影響。從積極方面來看,中國的成就對於印度走出蘇聯模式的計畫死框框起了很大的鼓舞、推動作用。從消極方面來看,中國發展得快,綜合實力增長得大,對印度統治精英(包括對中國毫無熱情、甚至有反感的人士)形成一種刺激,形成思想上的壓力。
比方說,節制生育和環境保護的問題。節育問題可以說使中國、印度穿上連襠褲了。一方面,兩國是世界人口的超級大國,另一方面,印度有在二十年後人口總數超過中國的趨勢。中國近三十年來對人口增長的控制對印度決策者和輿論界的正面與負面的鼓舞和壓力(像經濟改革一樣)也是巨大的。節育與環保息息相關,它們成為把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戰略鎖到一起的兩大課題。特別是當前,印度深深感到要和中國共同商量如何制止雅魯藏布江汛期造成的印度東北部水患。將來,如果中國決定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入新疆而最終造成印度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斷流,將會影響到印度的國計民生。可以說,中印雙邊關係的發展只會越來越密切地牽涉到彼此的內政問題,我們應該有這種發展的眼光。
我記得一九九八年印度大選競選時,國大党領袖們在講演中突出地批評以印度人民黨為首的聯合陣線政府破壞了由國大党政府拉吉夫甘地總理和拉奧總理所辛苦經營起來的正常、友好的印中關係,這就證明中國問題曾經是印度選舉政治的課題之一。再有,我們只要打開印度的報刊,收聽、收看印度的電臺、電視廣播,就可以經常看到、聽到人們在討論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時提到中國的例子,要和中國比。可以說,中國在印度的內部發展上是一個躲避不掉的影子。
今後五十年的中印關係
黃枝連:你們如果看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的文件,看最近發表的有關第十個五年計劃的構想,可以發現美國的影子、歐洲的影子、日本的影子都很明顯。那就是說,美國因素、歐洲因素、日本因素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從中國的報刊上好像看不到印度的影子。現在,請各位談談如何在今後五十年中使中印雙邊關係變得非常充實、非常濃厚、非常堅固、非常持久?
把兩國現有的不和止住並發展
經濟與軍事關係
巴斯卡:每個國家在發展中都有自己的焦慮。印度有自己的焦慮,中國也會有自己的焦慮。今後五十年中,我們兩國應該對彼此有肯定性的認識與估價,兩國的精英應該有這種觀點,而他們的觀點又會滲透到兩國的政治家或政客中去。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將是一種挑戰,因為當前兩國之間可以說是以一種消極的尺度來相互衡量的。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從政治上來看也好,從經濟上來看也好,從軍事上來看也好,如果允許我用水手的術語來形容,就是如何“掉頭”的問題。你在划船的時候要掉頭,就得在一邊把水擋住,在另一邊用力劃。我們兩國在政治方面凡是有相互不信任的地方,有焦慮、有歷史包袱的地方,都應該處理好,不讓它們存在或繼續發展。但在另一方面,應該盡我們的能力開展多方面的來往,特別在經濟上應該有較大的發展。已經有人談了我們這樣兩個龐大的國家在經濟交往與貿易上如此微不足道,這是十分荒唐的。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加把力,肯定會使兩國雙邊關係濃厚得多。
在軍事上,正如梅農海軍少將所說,儘管在其他政治領域中存在著不信任與敵對情緒,中國和印度仍然可以在許多方面合作。首先應該做到的,讓我用核武器的術語來說,就是要達到“中性”(neutrality)。無論是核武器或是火箭方面,我個人相信印度和中國可以在國際核對話中作出貢獻。
相互信任同心恊力建立一個
“勇敢的新世界”
白蜜雅:我們兩國關係的悲劇是它只停留在政治安全與外交的關注上,因此缺乏深度。今後五十年內,我們應該慢慢地,但是積極地、全方位地把深度建立起來。首先,應該在印度的中小學和大學開始有關中國的課程,在中國的學校中開始有關印度的課程。我們必須鼓勵旅遊的交往,文化、文物、電影等方面的交流。我們應該在印度為中國建立起形象,在中國為印度建立起形象,使中國、印度的形象和一九六二年脫鉤。從基本上來說,如果我們不能把一九六二年的衝突化戾氣為祥和,兩國關係就不能向前發展。
讓我們看一看,中國和印度的對話究竟在談些甚麼呢?它們在談“實際控制線”。中國和其他所有與她有邊界爭議的國家談判時哪有不談邊界的?偏偏我們為甚麼要用“實際控制線”這樣的婉轉詞呢?這正說明兩國之間的巨大鴻溝,還得用婉轉詞轉彎抹角地來開始建立相互信任。
我們必須首先回顧過去才能知道怎樣朝前發展。我們必須檢討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必須反省過去做錯了甚麼,怎麼會把雙邊關係變得這麼僵?印度必須完全恢復自信,中國必須減少一些傲慢。
第二點,中印兩國的交往必須有透明性。我們雖有對話但是沒有收穫,就在於彼此不夠開誠佈公,根本沒有真正進行戰略對話。
第三點,要大力發展經濟來往,開展印度和西藏之間的邊境貿易,事關重要。還必須利用對兩國都有切身關係的共同水利資源。我們必須看得遠,知道我們的共同目的、共同前進方向,必須建立起戰略上的共同性。在五十年代我們曾經這樣做過,那時我們想共同建立一個“勇敢的新世界”,如果沒有相互信任,這樣的新世界就建立不起來。沒有這樣一個新世界,我們這兩大鄰邦在整個二十一世紀都會相互競爭、相互不信任。我們要使兩國關係變得濃厚、堅固,就必須有想像力,必須有英明的領道,必須向前飛躍(而不是墨守成規)。
政治外交與經濟領域雙管齊下
梅農:必須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認為印度很重要?我看,現在還不是這樣,但總有一天會這樣。從長期的歷史發展來看,比方說,在十六世紀以前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國的生產總值大概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印度的生產總值大概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果中印兩國一直沒有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干擾而能夠獨立自主地發展,兩國之間這樣龐大的經濟只差百分之五的勢頭可能會延續至今。今天,印度的生產總值大概是中國的百分之六十六至六十七,這是因為印度實行過一些錯誤的經濟政策。這些錯誤改正以後,我們的發展就會正常、穩定下來,兩國的差距就會回到過去那樣。印度的生產總值當然會比中國小一些,但不會小太多。我們的經濟會大到使中國沒法再忽視印度的程度。我說的是三十、四十年以後的情況。
現在應該從兩個領域來作出努力:一個是政治、外交領域,是很有趣的;另一個是經濟領域,是硬領域,必須推動。
在政治、外交領域,中國如果能繼續做好老大哥,就可以使印度的觀念改變。關鍵在於在“全面禁核條約”NPT問題上正確對待印度。在一九九五年,我們想和中國代表團討論核戰略時,中國代表團說:你們不是核武器國,我們為甚麼要和你們談?一九九八年(印度核爆)以後,我們問中國,現在是否可以談了?中國說:你們先簽署NPT。你們這種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態度是不應該的。印度在五十年代,曾經冒了天下之大不韙爭取中國回到聯合國安理會,中國為甚麼現在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幫助印度逃脫NPT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安全對話。如果你們秘密地發展核武器,我們也秘密地發展核武器,彼此保守秘密,彼此擔心對方會發展怎樣的新武器,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此,兩國必須認真地進行安全對話、核武器對話。
另一個問題是,北京當然有自由交自己的朋友、有自由出售武器,但是我從來沒聽說過哪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出售核武器的,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北京願意停止這樣做,那就好了。應該指出,你們給予核武器的國家是一個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分裂成三塊或四塊的。將來的問題是:誰控制(發射核武器的)電鈕?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兒在培養千千萬萬個原敎旨主義者,這些原敎旨主義者都巴不得要去控制電鈕。如果將來出了問題而發現這電鈕是北京奉送的,問題就嚴重了。這是我們雙方應該認真討論的。將來還應該建立起兩國軍隊之間的接觸,舉行海軍聯合演習,軍隊派代表團互訪。
黃枝連:現在,我邀請馬爾甘尼先生談談印度人民黨對促使中印兩國關係鞏固而持久的看法。
應增進中印相互瞭解照顧彼此的敏感性
馬爾甘尼:我要聲明一下,我是應老朋友譚中敎授之請,以個人的身份來參加座談的,而不代表印度人民黨。
討論會上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國是老大哥,說中國的生產量一直超過印度的生產量,我認為不符合事實,也不能接受這一觀點。五十年代周恩來訪問印度時說過印度的發展比中國超前得多。可能今天中國在發展上超前於印度,但是,這是一場平等的競爭,印度和中國
都力爭大規模地向前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大多數印度人對中國毫無所知。我想,大多數中國人對印度一定也毫無所知。很少印度人懂中文,懂印度語文的中國人更少。我認為,重要的是兩國在不同層次、在知識份子中、在市民層次,應該加強相互瞭解,應該在印度的大學設立研究中國的敎授席位,同樣也在中國設立研究印度的敎授席位。
黃枝連:那就是說,印度人民黨支持這一點?
馬爾甘尼:不是甚麼印度人民黨的問題,任何印度人都會支援這一點的。我相信,任何中國人也都會支援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很少印度人訪問中國,也很少中國人訪問印度。在德里和北京之間該有直接的航班。
黃枝連:難道現在沒有?
馬爾甘尼:沒有。
黃枝連:你不可以從德里飛到北京?
馬爾甘尼:你得先飛到新加坡。
黃枝連:沒有任何航空公司有班機直飛?
馬爾甘尼:沒有,這是很滑稽的形勢。首先我們應該建立起印度和中國自己的航線,不讓任何第三國來操作。
第三點,我們兩國應該互相照顧彼此的敏感性。比方說,近來中國的消費品充斥印度市場。
黃枝連:很嚴重嗎?
馬爾甘尼:我不掌握數字。你如果到新德里中心廣場的地下商場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中國貨物在印度市場上氾濫的程度。它們怎麼進來的我就不知道了。有朋友告訴我,印度造一把傘的成本是一百盧比(大約十五塊港幣),但中國造的傘在市場上只需二十五個盧比就可以買到。這怎麼可能呢?難道不要原料,不要人工,不要批發商、零售商的經手費用,不要運輸費?怎麼能賣得這麼便宜?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另外很多人非常氣憤,特別是廠商。我還聽到這樣的評語,說中國在這方面對我們的傷害勝過一九六二年(的戰爭)。
最後一點,幾天前,俄國總理建議印度、中國、俄國應該建立起友好關係。我知道,這樣的事情並不容易實現,決不是說得到,就做得到的。我想,中國起碼應該表示,這個建議很好,可以考慮。這樣一表示,中國就給了印度一個信號,就是中國不會和印度敵對,我們可以變成朋友。
經濟往來應有“亞洲戰略”中國應預見到南亞的新分裂
戴高文:要使兩國關係變得濃厚,必須從經濟層次開始,主要從投資開始。中國的投資者應對印度的經濟感到有興趣,印度的投資者應對中國經濟感到有興趣。在未來三、四十年中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黃枝連:印度可以參加中國中西部大開發項目。
戴高文:對的,像這樣的項目。總之,應該造成一種形勢,使得中印兩國之間存在著利害關係,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套用一個舊名詞,叫做“經濟基礎”,其他方面都是“上層建築”,比較次要。兩國政府應該對這個經濟基礎作出措施,加強發展。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兩國經濟或多或少是相互競爭的,我們要找的是同一市場(美國和西歐,還有日本市場)。在今後一、二十年中應該把兩國經濟的競爭性變成互補性。
第三點,我們兩國都會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和類似的國際機構中共同活動,應該有一個“亞洲戰略”。這是因為,中國和印度對西方市場的利用已經到了極限。
因此今後對西方市場的利用,自然而然將受限制,在這市場受到自然限制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考慮開闢“替代性市場”,只有這樣,兩國關係才能增進。
目前中國貨物在印度市場上的操作的確使人感到疑惑。
黃枝連:是很混亂的現象吧?
戴高文:非常混亂,沒有計劃,沒有控制。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中,兩國必須在經濟上下工夫,把中印關係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南亞的形勢變化將會超過中國的估計,恐怕中國對南亞局勢發展仍然持著靜止的觀點,中國好像對南亞即將發生的巨大變化缺乏思想準備。
黃枝連:你是否可以說得具體一點?
戴高文:你觀察整個亞洲的局勢就可以看到南亞的動亂比其他任何地區都嚴重。你們(中國)不但面臨了中印邊界糾紛,還看到三十年前一個新的國家(孟加拉)在南亞湧現。現在看起來,恐怕還會出現更多的新興國家。南亞是一個非常動盪的地區,正是在這種動盪性中,印度顯示出某種穩定性、進步性。這些都是和中國有密切關係的,人們覺得,中國還沒有對南亞抱著她應該持有的遠見。有些話我現在不能說得太具體,以免有危言聳聽之嫌。中國最好和我們一道來防範于未然。
印度有人藉口中國商品氾濫
來反對進一步開放
任嘉德:對於中國貨物充斥印度市場這一點,我想插一句。印度和尼泊爾之間的邊境來往相當自由,中國產品通過西藏進入尼泊爾大概也很自由。是由於有人走私還是有意識地傾銷,現在還弄不清楚。我並不認為這種現象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但是,有些人卻以此為藉口,不但反對中印之間發展自由貿易(怕中國產品如潮水般不可抵擋),而且反對印度經濟在WTO的大框架中進一步敞開大門,進行國際自由競爭。
中國馬上就要加入WTO了,中國知道這會有很大的風險,是下了決心通過風險來重新組合中國的經濟,使它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增強,我認為這是一種積極態度。
中國的廠商力求在產品上精益求精,達到西方的品質。印度許多廠商卻尋求保護傘來掩蓋他們管理和生產程式上的低效率。
黃枝連:莫漢迪敎授,你說了中印關係是“次正常”狀況,這怎麼解釋?是不是等於“不正常”(abnormal)呢?
先建立雙邊合作的基本領域再把它們連成一片,兩國並肩變成強國
莫漢迪:如果要使中印關係變得濃厚、充實、我想談兩點。
第一點,我們有必要建設某種基本領域、某種基礎,用些鋼筋,鋪開道路,基礎鞏固了再利用跳板效應,把一個基本領域和另一個基本領域連成一片。
經濟領域就可以成為這樣的基本領域,包括貿易、投資。另一個基本領域可以是擴大宣傳、敎育。我十分同意馬爾甘尼先生所說的:兩國商人、記者、作家對彼此國家的缺乏知識是太嚴重了,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創造另一個基本領域。
比方說,我們可以建立起兩國商人之間的交流框架,組織雙邊商業協會,在專家的幫助下,研究兩國彼此的市場、彼此的不滿,研究在對方市場投資、與對方貿易的程式與障礙等,建立起兩國企業家合作的網路。
我的第二點意見是,應該認真對待亞洲。中國和印度,相對而言,都沒有把亞洲看得太重要,它們又空泛地談“亞洲世紀”而已。自從殖民主義把亞洲摧殘以後,我們仍然讓它處在那種狀態。亞洲是一個曾經有過大規模文化交流的大洲,曾經有過共同反殖民主義鬥爭的紀錄,現在亞洲各成員國都在各自從事社會經濟發展,其模式不能模仿歐美,必須創新。亞洲各國,在中國和印度帶領下,應該相互切磋,嘗試新的發展途徑,把世界的發展引道到新的方向。
有人認為中國還沒有認真對待印度,我認為有時候是認真對待了的。關於兩國發展上的差距,也不會成為障礙。二十年以後,印度會變得相當繁榮,印度精英會成為世界級的檔次,但貧窮仍然會存在,貧富懸殊仍然會存在。中國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存在,但總的來說會更上一層樓。我們都具有變成強大國家的潛力,都會變成世界級的強國,這是不容置疑的。
抓住馬上可以做的事和可以解決的問題
蘇大塔:要在今後十年內使中印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交流有很大的發展,要使兩國建立一種共同對付西方的聯合,要馬上把基本領域建立起來使兩國關係更上一層樓,這三點都不會實現,只是空想而已。能夠實現的是認真考慮、解決雙邊關係上存在的問題,最主要的是把邊界問題解決。要解決邊界問題最忌雙方採取“最響敲鐘姿態”(maximusposition),應該以兩國的實際利益為基礎,以認真考慮對方的關注從而取得諒解為基礎,以檢查道致一九六二年事件的經過為基礎。這對白蜜雅談到的醫治傷痕,徹底改變中國在印度公眾中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我們不應忽視歷史的因素,中國本身也是每每從自己歷史背景來塑造中美、中日關係的。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要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是不太難的。
第二,中國必須決定她和印度、巴基斯坦究竟要建立怎麼樣的關係。當前(中國)那種做法,那種“勢力均衡”(balanceofpower)的做法,那種幫助巴基斯坦加強軍備的做法,我認為是不能持久的。我認為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軍事關係已經到了對巴基斯坦本身政治革命不利的程度,因為軍隊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這已經變成不但是南亞次大陸,而且是整個亞洲的嚴重安全問題。現在,原敎旨主義和與原敎旨主義有關的運動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立了根據地(對整個地區、甚至全世界造成威脅),中國卻似乎根本不願意面對和解決這一問題。
發展兩國之間的交流,發展貿易、旅遊、軍隊之間的交流、合作都不是一下子就能開花結果的。馬上就可以做到的是有關能源的合作,不但對兩國都有利,而且可以建立現在中印之間完全不存在的戰略關係。已經有專家建議把俄國和中亞的石油與天然氣通過管道輸送,經過新疆、喀什米爾進入印度,這樣同時可以解決中印邊界西段的爭議,把爭議中的新藏公路變成一條友好合作的大道,同時還可以從這兒發展中印與中亞國家之間的貿易交往,這樣,兩國之間的戰略關係就形成了。
發揚背靠背的關係成為共同繁榮的兄弟
譚中:我認為中印之間,兩千多年以來有過一種背靠背的關係(背靠背象徵著相互依靠),而獨立、解放以來卻發展了一種面對面的關係(面對面容易造成正面衝突)。在背靠背的年代,喜馬拉雅是兩國共同的靠山,從來也沒有想到去劃分疆界,去搞寸土必爭。在五千尺以上“高處不勝寒”的“生命禁區”,如果設防守衛,是一種變相摧殘青年軍人身體的做法(印度很多在中印邊境服過役的軍人變成殘疾人)。
中印兩個泱泱大國,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應該能夠高瞻遠矚,把視線從地圖上的爭議焦點移開。中印邊界糾紛只能在兩國的政府與政治精英,在心中建立起和平、友好、自由交往,避免武力衝突的中印邊界以後才能解決。就像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一樣,從來不鬧邊界糾紛。如果兩國人民能夠重溫中印兩大文化交流的史詩就能忘記一九六二年的創傷而重新創造中國、印度相互支持、相互饋贈、相互激蕩的又充實、又濃厚、又堅固、又持久的雙邊關係。我很欣賞任嘉德大使所說的要在兩國之間建立“既得利益”以及其他人談到的建立共同利害關係的觀點。造就要求我們把“我”和“你”的關係轉化為“我們”,變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甚至進一步做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傷害了你就等於傷害了我。這樣我們的雙邊關係就充實、鞏固了。
在中印邊境蘊藏著世界上最豐富的水能資源。比方說,如果充分開發雲南的水電潛力,印度北部就不愁電力不夠用了。印度資金如果參加到這一開發中,不但有利潤,還可以造福於印度的國計民生。要使印度政府、印度資本家樂意這樣做,使中國政府、雲南政府歡迎印度這樣做,必須首先在思想感情上建立起泛喜馬拉雅地區的共生觀念和共同繁榮觀點。
我們兩國既然是大國就應有大國眼光、大國風度。要看到兩國人口總和占人類百分之四十,如果這百分之四十不能和睦相處,人類怎麼會有安寧?中國和印度又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民族大家庭,如果一個大家庭垮掉,另一個就無法保存;現在這兩個大家庭都遭受外來勢力的干擾與挑戰,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內部危機。如果印度人同情西藏獨立,中國人同情喀什米爾脫離印度,你挖我的牆角,我挖你的牆角,就會兩敗俱傷。
剛才已經有人談到亞洲自己的發展道路。這兒也有個視野的問題、眼光掃瞄的方向問題。兩國戰略家、經濟專家、政策決定者太向西方看了,好像歐美以外就沒有發展方向了,這是行不通的。美國當然值得我們效法,但是要把中國變成美國,把印度變成美國,是絕對辦不到的。現在印度尋求發展方向是“瞎子摸象”,中國是“摸著石子過河”,在這種時刻最需要兩國相互支援,成為友好的、共患難的、共同尋求發展模式的兄弟。
馬上要做的五件事
任嘉德:印度總統納拉亞南今年訪華的最大收穫就是為兩國友好合作、並肩前進創造了氣候,指出了方向。由於時間關係,我簡單地總結一下我們馬上應該致力的幾件事。第一,大力發展貿易。第二,加強地區和跨地區合作。一九九九年八月我們在昆明召開了第一屆中印緬孟四國合作討論會,第二屆四國會議於去年底在新德里舉行。這是受到政府支援的第二軌道對話,可以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打開局面。第三,安全對話與戰略對話勢在必行,各位已經談了許多。第四,學術交流,這叫做全面發展,學術先行。有新觀點、新思想,中印關係才能發展和不斷鞏固。第五,建立“傑出人士諮詢團”。這個概念是在納拉亞南總統中國之旅中產生的,相信會得到實現。
黃枝連:座談會結語
今天的討論反映出,印度的統治精英和知識份子與中國的同儕那樣,對於天下大事和國家大事,不但事事關心,還有真知灼見。從這兩天我參加的國際研討及今晚的這個論壇中,我發現大家還是有許多近似的感情的。
其一,印中關係要從歷史和宏觀的角度來看。佛敎文化傳入中國,成為中華傳統的組成部分。相形之下,中國人和中華文明對印度人及印度文明反而沒有甚麼貢獻可言。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和中華文明必須能夠促進雙邊關係,填補一下空白,這是中印關係再出發的一個重要考慮。
其二,歷史的創痕不去,兩國關係總是走不出陰影的。其實,大英帝國及其英屬印度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利用次大陸進攻中亞和中國的西南邊疆,改變了這個地區的政治生態。而中國如何認識英屬印度後南亞的政治生態,是關乎二十一世紀中印——中巴——印巴關係的關鍵之處。
其三,有人指出,印度周邊國家和地區在今後幾十年是一個高度不穩定的地區。印度似乎認為,除了它自己之外,其他幾個國家的出現和存在是謬種流傳。印度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關係忐忑不安,而它對歷史上中國與喜瑪拉雅山南麓諸國(尼泊爾、錫金、不丹)的密切關係,更是不能苟同,認為這是對印度主權(或者說對印度實力範圍)的一種挑戰。甚至有人還認為,西藏也應該繼續生存在印度的勢力範圍之內。這一點,反映出印中兩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就南亞次大陸的歷史觀——世界觀——發展觀——未來觀,仍然有一個“脫西方主義”的問題。大家在西方勢力從南亞撤退後,南亞的政治版圖、政治生態如何重組,必須有一個共識,才能有和平共處的政策。
其四,印度和南亞次大陸諸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不丹)和平共處,以及印度和中國的和平共處的問題,當然是錯綜複雜的,不過也可以找到共識和準則的。即各國的政府對於他們的人民的生存發展所能提供的服務,即是它存在的合法性、權威性和效益性之所在,也就是它要求周邊國家對它的存在加以承認和尊重的主要根據了。
其五,從這種相互尊重和支援的邏輯出發,對於印度知識份子和統治精英對中國八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和高速成長的讚賞,中國人當然感謝他們的評價。但是中國的發展經驗怎樣才可以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提供更有效益的公眾服務產生影響,則是印度人的事,中國人是不可替天行道和輸出革命的。
我們的結論是很清楚的,作為兩個人口超級大國,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印中關係是沒有不改善的理由的。因為,如何為兩國人民的生存發展提供更有效益的保障與服務,是兩國政府二十一世紀的共同挑戰、共同任務。
評論員簡介:
任嘉德印度資深外交官、前駐華大使
CVRanganathan:Former Indian Ambassador to China;Honorary Fellow,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President,Indian Society of Asia & Pacific 21.
巴斯卡印度前海軍準將、國防研究所副所長
CUday Bhaskar:Commodoer (retired):Deputy Director,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 Analyses
梅農印度前海軍少將、戰略專家
Raja Menon:Vice Admiral (retired);Expert on Strategic Affairs
馬爾甘尼前印度人民黨副主席、前印度國會議員
KRMalkani:Former VicePresident,Bharatiya Janata Party;Former Member of Rajya Sabha,Indian Parliament
莫漢迪印度中國研究所所長
Monoranjan Mohanty:Director,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President,Indian Congress of Asian & Pacific STudies;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Delhi
白蜜雅印度中國研究所兩主席之一
Mira Sinha Bhattacharjea:Former Director,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CoChairperson,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蘇大塔印度國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Sujit Dutta:Senior Fellow,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 Analyses
戴高文印度尼赫魯大學敎授
GPDeshpande: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Honorary Member,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譚中印度中國研究所兩主席之一
Tan Chung:SecretaryGeneral,Indian Society of Asia & Pacific 21;
Visiting Professor,University of Chicago;CoChairperson,Institute of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