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美蛟：開場白
　　
　　蘇哈托下臺之後，連續有三個總統先後執政，哈比比和瓦西德都是十七個月，現在是前總統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擔任總統。印尼是東盟國家的老大哥，人口超過兩億，在東南亞舉足輕重。據我掌握的資料，印尼華族大約有六百萬，雖然百分比不高，但是其總量在東盟國家還是比較大的。新加坡三百多萬人，華族占百分之七十六。馬來西亞華族占百分比比較高，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華人問題一直是東南亞的重要問題，而印尼華族的問題又是最突出的。
　　
　　今天我們主要談印尼問題。蘇哈托當政三十二年，經濟應該說有所提高，但是整個社會還是有很多問題，比如華裔與其他種族關係、政府官員嚴重貪污腐化、人民貧富懸殊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印尼局勢動盪，假設其發生瓦解，那麼將不僅影響東南亞的周邊國家，對澳大利亞、整個亞洲甚至世界，都會有所影響。
　　
　　我們談論印尼，常常會涉及華族問題，而中國與印尼的關係，也與印尼華族在印尼所佔有的相對重要的位置有所關聯。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與印尼關係的發展也不平坦，當然最近一段時間還算比較好。今天我們請到了諸位專家，請大家就印尼政治、經濟形勢發表看法。
　　
　　印尼當前的形勢
　　
　　印尼面臨嚴重的分裂威脅
　　
　　黎薩爾：目前印尼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分裂。印尼分離主義的特徵有兩個：第一就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分離主義運動，首先發生在亞齊、巴布瓦地區。第二種分離主義，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軟性的分離傾向，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國家條例上的分歧所激化起來的矛盾。前政府將中央權力下放給地方，實行分權也就是非集權化，但是其中引發了很多矛盾。
　　
　　我認為最令人擔心的不是暴力分離運動，而是由於均衡中央與地方利益分配方面所產生的縱向性矛盾而道致的軟性分離。
　　
　　舉例而言，在已經實行區域自治的東加里曼丹地區，原先規定地方經濟收入中的百分之七十歸地方，百分之三十上繳中央；但是現在地方與中央頂頂抗抗，要求百分之八十歸地方，這就引起了矛盾。而在同一個省區之內，縣長與省署也有類似頂牛現象。再如在中加里曼丹，縣長開發森林和礦產，與省長結合在一起對抗中央。
　　
　　這些省長、縣長是在地方選舉中由地方選舉上來的，成為地方長官之後，完全不受控制，連中央的黨部都不能控制他們。因此我認為這種軟性的分離，比硬性的暴力分離主義運動更加危險，會造成印尼的嚴重分裂。
　　
　　參加亞齊武裝鬥爭的分離主義者，不過兩千人。巴布瓦參加遊擊戰鬥的不過一百人，他們產生的分裂力量目前還是微不足道的。
　　
　　還有，地方上的分離傾向，表現為橫向的利益衝突，比如地方族別的衝突、敎派的衝突。馬魯古群島，還有蘇拉威西島中部的博索，這兩個地區的衝突主要涉及到基督敎徒和伊斯蘭敎徒之間的敎別衝突。
　　
　　中央政府為緩解博索的衝突，在蘇拉威西省南部一個叫馬利諾的地方召開會議，化解矛盾。但是就在這種調解進行的時候，敎別矛盾已經漫延到了蘇拉威西島的北部。而馬魯古群島的衝突，已經滲延到雅加達市。當一批軍人將要開赴馬魯古群島維持治安，行前在敎堂舉行宗敎儀式的時候，在軍人群內發生了爆炸，造成了死亡。
　　
　　中央政府這一段時間來對地方衝突所做的工作，總的來說是好的。中央政府一直盡力促成矛盾各方的和解，即民族和解。
　　
　　在促成民族和解的過程中，地方上當然也對部隊施加種種壓力。因為前一個階段在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印尼軍隊中有些人有著嚴重違反人權的行動。軍隊在這些地方理應表現中立，但是個別人做得過頭。現在地方上要求，一定要對那些嚴重違反人權的軍官進行法律起訴。
　　
　　按照印尼國會的法令條例，維護治安的是員警，駐軍一定要遵從員警的指揮。但是在實際的生活當中，陸軍還不能適應這樣的一個法令條例，老是強出頭。在維護地方治安的過程中，地方員警與部隊之間經常發生摩擦，道致不少難民逃亡，在清理這些逃亡的馬都拉難民的時候，部隊和員警都收取利益。正因為利益分配不平均，最後道致員警和部隊對打。
　　
　　中央的想法和措施一到地方，就走了樣子，其後果是造成維護治安的阻力越來越大。
　　
　　饒美蛟：印尼會否走向分裂，我們待會可以展開分析。我們只是開了一個頭，剛才講的主要是政治和軍隊，接下來可否請黎薩爾先生在經濟方面講一些看法?
　　
　　經濟改革缺乏法治支持
　　
　　黎薩爾：梅加瓦蒂執政之後第一個具體的工作，是要吸引外資，準備要採取當初泰國面臨危機時所採取的措施。她組織一個印尼復蘇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由現任的工商業部長牽頭，基金規模有兩億美元，是與亞洲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合作。
　　
　　其他的則是前任政府已經做、但是任內還沒有完成的事情。比如說加強稅收、取消津貼、提高公共費用的標準如水電，再有就是增加石油產量至每天一百六十萬桶並規定每桶價格二十四美元，壓抑通貨膨脹，將國有企業私營化。
　　
　　金融危機爆發，很多銀行負債，後來就將其各種各樣的企業資產交給銀行業健全局統管。迄今該局將這些資產出售了百分之二十六，遠遠沒有達到將這些資產賣出去為國家贏得一筆收入的目標，可以說國營企業的出售是裹足不前的。
　　
　　到二○○一年十月，稅務部門已經徵收了一百七十九億美元。印尼政府從稅務得到的收入，在使用上對印尼產生了一個相反的效果：他們不是將稅收用於擴大再建設，而是拿來償付外債、公債的利息支出。
　　
　　饒美蛟：吸引外資與政治穩定與否有著很大的關係，梅加瓦蒂的努力暫時還難以看到成功，事情還在發展之中，梅加瓦蒂上臺畢竟才剛剛幾個月。
　　
　　黎薩爾：您提到吸引外資要政治穩定，而要實現政治穩定，印尼政府必定要樹立法治。首先地方政府不應出臺一些與中央政府的政策相違背的法令條例，比如中央搞徵稅，地方也搞徵稅，這就加重了印尼整個國民企業的成本負擔，屬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資產也經常混淆，中央政府對那些犯有嚴重經濟案件的人應該嚴厲地起訴直至法辦。最高檢查署已經摸清了有三十個企業界的人有嚴重的經濟罪行，但是到現在還無法對他們進行起訴。國有企業資產的出售也缺乏透明度，比如中央亞細亞銀行的股權重組就出了很多怪事，一些人比如林紹良想從國外再擠進來收購這個原來就屬於林紹良的銀行。
　　
　　現在梅加瓦蒂起用了一個很賢明的經濟班子，但是如果沒有樹立法治，這個經濟班子也沒有辦法開展工作。當時經濟統籌部長昆佐羅被邀請出山的時候，他首先提出的一個條件，就是國家一定要健全法治，他要有政治保護傘。
　　
　　分權磨合道致權力真空經濟在向復蘇方向發展
　　
　　楊聰榮：印尼的情況的確是不太樂觀，有很多嚴重的問題。不過我們可以對問題增加一些歷史感，以便公允地看待問題。
　　
　　其實現在的很多問題是歷史的遺留，包括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在蘇哈托長期實行中央集權的情況下，大家提出要實行分權，現在還處在磨合期，以求找到一個平衡點。過去印尼曾經建立一個非常龐大的黨政軍合一的系統，現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這個系統瓦解掉了。現在的問題，是權力真空的問題，無法有效治理。也就是說，軍隊沒辦法像過去一樣完全控制，現在屬於權力結構的一部分。由於黨派的分裂，因此決策的時候要照顧到各個黨派的利益，黨的運作也無法像過去一樣。
　　
　　在經濟上外債太多，無法建立信心，這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說，不論以華裔為主的本地投資者，還是外來投資者，至今信心還是沒有建立起來。另外，在社會角度上缺乏共識。在原來共同建構的一個印尼秩序裏面，共識已經瓦解，現在就變成各自去追求社會正義，因此道致地方動亂且無法有效治理。如果我們看過去的三任總統，哈比比直接繼承了蘇哈托的基礎，歷史包袱太重，儘管有心改革，但是做不了事情。到了瓦希德，他錯在過度自信，認為自己可以有效治理國家，而問題的關鍵恰恰是無法實現對國家的有效管制。從如何治理的角度看，瓦希德應該已經走對路了，至少在大方向上如此。比如他是最願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的，其內閣較之過去是清流的內閣。
　　
　　另外，如何讓印尼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是他施政的最高原則和目標，但是國際因素不是很好。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全世界都在反恐，美國對伊斯蘭問題很注意，但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印尼對國內發生的事件沒有辦法有效控制，道致他處於一個不利的狀況。
　　
　　就經濟成長來講，是向復蘇的方向發展。
　　
　　印尼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平衡全社會的政治制度
　　
　　鄭赤琰：印尼過去為甚麼會變成軍人政府？一般認為是印尼太多島，中央政府在一般的民主制度架構下的法治、選舉沒有完善之前，就產生了軍人政府。
　　
　　大家可以看到，蘇加諾時期很快地將外國人的資產收歸國有之後，沒有辦法管，因為地方很快就會將你抽空。歷史上荷蘭人讓華人去管理，至少還能抽稅。荷蘭人突然走掉，一個本士化印尼人的政府，根本無法做到現代政府的稅務和政治運行。這樣突然有一天所有洋人的財產都被收回，在這個過程之中軍隊的勢力就壯大並成形了。
　　
　　黨政軍合力的最高潮出現在蘇哈托時代，軍隊就日益介入政治。按照黨政軍的模式，軍隊應該聽政治的話，但是印尼不同，變成了軍隊超越了政治。蘇哈托這麼多年的統治，實際上是靠一小撮人來做的，而不是靠一個制度。本來蘇哈托下臺，軍隊應該跟著垮掉，但是因為軍隊沒有另外的力量制約，而美國又對軍隊實行制裁，使軍隊的運作突然變成完全停滯，由於軍隊突然不動了，前面所說的地方上的問題就全來了。印尼有這麼多島，而真正的軍政權力是在爪哇島。其他一些地方的矛盾，原來只是小小的族群、宗敎之類的衝突，但是現在就搞成這個樣子。
　　
　　我說這些，就是想表明，印尼獨立以來沒有摸索到一個政治制度能夠使印尼社會得到平衡。無論西方的三權分立還是中國的以黨領政領軍，都是一個模式。但是印尼搞民主化、社會主義化都搞不成，所有的努力最後都瓦解了。
　　
　　涉及到華人問題，如果以東南亞不少國家都有的軍政來說，在泰國搞軍政，華人是很吃得開的。泰國的軍人不去動華人的資產，政變都是真正的不流血。
　　
　　三權分立是當今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種模式，但是三權分立在印尼實行不到十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就瓦解了。在民主條件還不夠的情況下，我認為實行黨政軍模式是可以的，合起來可以變成權威政治，使人民不會作亂。
　　
　　但是在印尼，三權分立不成型，黨政軍領道不成局，軍政領道不成氣。
　　
　　印尼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雖然人口、面積都不及中國，但是印尼的缺陷在於大而不當。從東到西，相當於從紐約到洛杉磯，島嶼多到沒有一個總統在任期內可以走完一半。用飛機無法控制，用船也不行，陸軍更加沒有辦法。對印尼這樣的環境，真是需要超級的制度才有希望。印尼連動物、植物的種群都多，更何況人的族群。當地族群矛盾激化到瘋狂的時候，甚麼軍隊、員警都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現在印尼的問題就是沒有一個照顧到各方利益的制度。我認為，按照目前的條件，印尼走多黨制是很難使社會穩定的，如果我是投資者，也絕對不敢去投資。以目前的條件，民主政治搞不好，就會發展出暴民政治。我認為印尼目前不必好高鶩遠。反而泰國的軍政商模式比較好，有一批重要的華商完全得到保護，新來的也可以發展，整體經濟運作是平穩的。反觀印尼，對外資的發展就是另一個樣子。比如蘇哈托時代在蘇門答臘搞了一個台商工業區，李登輝的“南向政策”即是以印尼為主，結果是全軍覆沒。新加坡在印尼的投資也是前景不妙，人心惶惶。因為印尼中央政府不穩，出口等經濟運作必然受到影響。九十年代初我就撰文或者直接勸華人大企業家，說在印尼賺錢的時代已經差不多了，應該走了。當然他們也有這樣的預感，有的企業在他們剛離開不久就垮掉了，比如當年的糖王。
　　
　　對東南亞的華人來說，印尼是資源最豐富的地方，華人的確在那裏賺了不少。但是每一個朝代，如果無法穩定十五年以上，新的華人經濟根本無法發展起來，還在生長階段就被燒掉。
　　
　　民主是有條件的，如同在病得很重的情況下，不能落太重的藥。
　　
　　現在還不是華人大力投資的時候，他們一定要爭取讓軍隊聽政治的，然後與商人合作，逐步減弱貧窮問題。法治不是一下子來的，人是需要經過十年、二十年慢慢培養才會守法的。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局勢對回敎中的急進派別的惡化。
　　
　　現在美國指定三個國家要認真對付恐怖主義：土耳其被認為已經做得相當成功，巴基斯坦被認為是有希望的，對印尼則認為如果實行民主化也是有希望的。但是我可以打保票，三個梅加瓦蒂加起來都沒有辦法。
　　
　　研究政治學的一定要有一個範式，但是我們現在對印尼找不到能夠解決其問題的範式。
　　
　　饒美蛟：金融風暴之後，很多印尼大財團受到重創，華人小企業的狀況也不妙，加上排華，情況就更加差。我們對印尼華商發展的問題也可以討論一下。
　　
　　印尼華人賺錢比以往更難
　　
　　葉作權：我從小在印尼生長，最近回去過幾次。我感覺，現在印尼華人經商比過去的蘇加諾、蘇哈托時代更艱難了。
　　
　　印尼現在搞民主化，但是民主搞不好就成了無政府主義。華人說做生意難，法制不健全是老問題了，但是過去如果勾結上軍人、官員還可以賺大錢。但是現在勾結這些人是不容易了，沒有人保護做起來更難。的確，傳媒現在追蹤起來很厲害。再有，印尼的勞工法律對經營者不公平：工人自己做了幾天要辭職，老闆則要補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工人偷東西被抓到被開除，也要補遣散費。同時現在有些流氓律師，經常鼓動工人找老闆的毛病，找到毛病就打官司，然後律師就與工會一起分贓。
　　
　　營商環境不好，治安又亂，政局又不穩定，不僅要受軍隊的干擾，還要受工會的干擾。因此，很多華人都認為現在生意不好做。
　　
　　我倒是覺得梅加瓦蒂不會歧視華人，也不會排華，但是她也沒有辦法採取對華人比較公平的措施。
　　
　　我覺得她是受軍人控制，受到黨內那些黨棍控制。該党在蘇哈托時代沒有上臺之前是比較平民化的，但是民主改革之後很多退伍軍人、商家跑到裏面去並掌權，成為該黨的中央委員乃至主席，控制著梅加瓦蒂。
　　
　　我感覺梅加瓦蒂好像沒有甚麼治國才能，像一個普通家庭婦女多些，而她自己對此也承認。
　　
　　她對政治好像沒有甚麼興趣。她在蘇哈托時代已經做過議員，但是經常不去開會，即使去開會也不發言。聽印尼人講，她最有興趣的就是買東西。在反蘇哈托時代，鬥爭那麼激烈，該党成員都在街上抗爭，但是她卻寧可在家裏睡午覺也不出來，在那種激烈的抗爭中，也沒有看見她出來發表甚麼言論。梅加瓦蒂之所以出來做，可能是因為黨內要推選她出來，軍人和商家要她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目前華人如果做小生意圖一日三餐還可以，但是要賺大錢，我看很難。印尼大商人對華人也很排斥，而且國企部長比較親西方，一直想將中亞銀行責給西方，不願賣給華人，也不願意印尼人收購，更傾向於讓美資、英資銀行收購。
　　
　　不同地區和個人對目前經濟感受不同
　　
　　鄭松：剛才大家從理論上談了很多，我也同意說目前印尼經濟，總的來說處境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對廣大華商來說，生意必然是比較難做的。不過，有些事情不能一概而論。雖然同樣在印尼經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環境，就有不同的際遇。我經常電話聯繫印尼親友，他們大部分都是叫苦連天。由於目前印尼廣大老百姓購買力較低，所以生意異常難做。然而，事情不是絕對的，有個別朋友今年卻拿到國外大訂單。今年初我到南非，正巧遇到了三批來自印尼的華人旅行團。談起他們當前在印尼做生意的情況，他們說比過去好，主要是因為過去只有林紹良幾個人包辦，而現在只要有門路大家都可以做，大家都可能賺錢，因此他們今天有能力到南非和南美旅遊兩個月。
　　
　　過去十幾年裏，特別是在蘇哈托統治時期，為了達到刁難和壓制印尼華人從事正常的商務，當時的統治階級不惜用莫須有和歪曲事實的手段，廣泛散佈所謂百分之六的華人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印尼經濟的謊言。這完全是為了挑撥族群之間的仇恨，有意使廣大印尼原住民錯誤認為少數華人左右了印尼國家的經濟命脈。其實，根據一些學者的估計，印尼華人只有八百萬，有的說一千多萬。其中大企業約有一百七十名，中等企業家約有五千，約有二十五萬人為零售商及飯館、商店經營者，其餘的均為農民、漁民、工人和職員。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印尼華人中絕大部分屬於克勤克儉的小商和勞動人民，怎麼會說少數的華人控制印尼的經濟命脈呢?這完全是蘇哈托統治階層為了轉移視線而散佈的謊言，是為了掩蓋當時官僚集團和國內外奸商相互勾結控制印尼百分之七、八十的國家經濟的事實。
　　
　　蘇哈托掌權長達三十二年，廣大印尼華人長期受到政治歧視，不准用中文名字，不准講中國話，不准讀中文書，不准慶祝中國節日等等，使華人無法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溝通。蘇哈托政權垮臺以後，瓦希德總統採取民主改革和開放的政治路線，廢除了幾項歧視華人的法令，使印尼華人重新獲得應有的一些權力和尊嚴：可以恢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開辦中文補習班，也可以組織自己的社會團體。然而，一方面我們可以高興地看到印尼各地的華人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先後成立，另一方面又傷心地看到有些華人社團中不斷產生不團結的事端，勾心鬥角、相互排斥，使好事變成了壞事。為了共同的利益，希望他們排除偏見、求同存異，和印尼各個族群同心同德團結起來，共同建設美麗的印尼。
　　
　　饒美蛟：其實這也沒有甚麼矛盾。即使大環境不太妙，但是華商這麼多，管道不同，肯定會有一些人獲得機會賺錢。
　　
　　印尼政府長期無法有效執行新經濟政策
　　
　　鄭赤琰：一場火燒過，馬上會有新的茅草生出。就是說新的從零開始。印尼小型華人經濟最強項就在於零售和進口，您遇到的應該是火燒過後新生的一批，他們得到了新的機會。印尼每十年左右總會燒一次，但是燒完之後，新生的還是華人的。
　　
　　馬來西亞長期以來不像印尼那樣一下子將華人企業燒掉，而是叫華人幫他們做生意。印尼也有這樣的新經濟政策，但就是不成功，因為印尼政府沒有很有效地執行。
　　
　　華人的精神和心理壓力減少印尼內需仍給華人帶來商機
　　
　　林秋明：從大氣候來說，現在印尼華人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壓力，不像過去蘇哈托時代那麼沉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鬆綁，華人已可辦華文學校、出版華文報刊。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還有幾十條成文與不成文的歧視華人的條例沒有廢除。無論如何，從瓦希德開始，比起過去三十二年蘇哈托執政時期，華人心情愉快得多了。
　　
　　從經濟的宏觀層面看，問題還很多，亂象叢生。外債那麼多，國有資產的出售又進展緩慢，失業人口眾多。還有法制不健全的問題，有法不依，更談不上嚴格執法。公檢法機構如不整頓，又怎能鼓勵人家去投資？風險那麼大，投資者勢必望而卻步。赤字那麼龐大，怎麼解決呢?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印尼是一個大國，人口兩億多，內需很大，因為至少要吃飯。這就給華商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或者說一定的機會。大環境雖然不如以前，但是畢竟還有機會。
　　
　　此次朱鎔基總理訪問印尼，中印雙方簽署了六個協定，當然對梅加瓦蒂政府和印尼有好處。但是落實這些協定（如經濟技術交流、農業合作、旅遊合作等）的快慢、收效的大小，就取決于印尼穩定的政局和改善經濟的努力。中印兩國關係在梅加瓦蒂總統主政後，較之瓦希德執政時期又進了一步，
　　
　　這有利於發展印尼經濟，給當地華商也帶來了一定的機會，因為需要仲介。比如漁業，印尼可以租用中國的漁船；但是中國漁船到了印尼領海的時候，總要有人與印尼方面打交道，如何處理各項手續甚至與印尼人員如何合作協調，都需要當地華人的協助。
　　
　　大陸人出國旅遊，不少人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過去印尼限制很多，對大陸有戒心。現在印尼有某種程度的放寬，很希望吸引大陸遊客，賺取一定的外匯。搞旅遊業不用太大投資，很多景點曆久不衰，仍可吸引遊客。而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希望到印尼旅遊。我在去印尼的飛機上遇見福建遊客，也在雅加達華人區一個最熱鬧的酒店裏得知其業務比去年增加了兩成，好多大陸人和臺灣人喜歡到印尼觀光。該酒店老闆有意在二○○二年擴大業務，並要訓練職工能夠講普通話。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華人發展經濟，還有一定的空間。
　　
　　大財團休克，中產階級冒升
　　
　　陳鍚賢：說到華人經濟，應該分成幾個層面：一個是大財團，一個是中產階級，還有是屬於下層的一般華人。
　　
　　都說大財團在金融風暴中受到重創，指的應是這些大財團在印尼的企業。這些大老闆很多已經成為國際企業家，他們在國外還擁有很多企業和資金。由於前政府的腐敗，使他們擁有特權，不單是壟斷經營，還能不必拿出實金而全靠政府銀行的貸款空頭經營。金融風暴使他們在印尼的企業瀕臨破產，債務累累，實際倒楣的是國家和人民，尤其是一部分人利用央行援助金，乘機套購美元，挾逃國外，把政府推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這些大財團的龐大欠款顯然是印尼經濟復蘇的致命傷。他們會不會拿錢回來、取決於他們對形勢的評估。這一方面要靠政府和有心人去做工作?一方面也要靠他們良心發現。目前要他們轉向看來不容易，印尼只好靠發展中小企業來支援經濟。從這個角度看，華族中產階級應有發展的機會。
　　
　　華人的中產階級傳統上比較保守，手上現金充足，有經驗和關係網。大財團休克，壟斷被打破，能夠掌握這種機會的中產階級將得益。印尼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政策一旦落實，這部分人先起來。但希望他們不要重蹈大財團的覆轍，要逐步與官商勾結的傳統惡劣文化決裂，用新的思維新的方式搞正當的投資。
　　
　　印尼在如何對待華商問題上一直搖擺
　　
　　楊聰榮：如果從暴動的角度來看，印尼那些比較小的地方上的華商，的確在一段時間受到了打擊，對印尼失去信心。在大的方面來講，印尼政府在如何面對華商這個問題上，一直搖擺。
　　
　　從印尼內部來講，華南的行為與印尼其他的本地人有著很大的不同。印尼華商非常靈活、非常敏感，從精神層面是在不斷地尋找商機。本地人相對就沒有這種情況。
　　
　　在資源方面，印尼華人也有比較寬的網路，見識也比較廣，也知道如何開拓新的東西。照理來說，在任何國家，這都是一個很好的資產，可以用來發展。金融風暴之後，經常有“人民經濟”等提法，希望擺脫大財團，實際上就是針對華人，不希望華商在那裏發展。
　　
　　印尼政府一直在這個問題上搖擺，即使是現在的政府，似乎也還看不出有何改變。政府有時要求華商樹立信心，有時又要遷就印尼的政治狀況。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印尼政府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不成熟的民主阻礙經濟的發展
　　
　　陳鍚賢：印尼的民主步伐走得太快，印尼人民還沒有準備好，很多事情搞得很亂。搞政黨政治還不成熟，很多領袖不能以國家民族的總體利益為依歸；政壇上又沒有占絕對多數的執政黨，一些政客專唱反調，政府很難制定政策，落實也不易。如減少燃油糧食補貼的政策遲至二年才出籠，影響了國基會貸款的發放。而一些工運領袖提出過度的勞工福利，譁眾取寵，誤道工人只懂權益不講責任，使許多投資者卻步。
　　
　　饒美蛟：印尼的民主多多少少是被“迫”出來的。蘇加諾、蘇哈托都是威權政治，幾十年下來，突然強人倒下，新的強人又未出現，只能走不成熟的民主步伐。
　　
　　哈比比急於求成道致今日政治亂象
　　
　　黎薩爾：蘇哈托倒臺之後，印尼的民主化提上議事日程,哈比比一上臺就加快了民主化的步伐。九八年社會上提出的民主化主要集中在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經濟改革、取消壟斷。當時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求政府運作一定要規範化，要求制定開明、開放的法規。哈比比當時急於求成，馬上進行多黨制的大選。
　　
　　現在印尼政治制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整個國家的權力機構是總統制，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實踐的是議會制。在總統的地位沒有完全確定、在國會的功能等還沒有完全規範好的情況下，哈比比就忙著搞大選，於是造成了印尼當前政局的混亂。
　　
　　本來一九四五年的憲法，是著重于行政主道的，但是現在匆匆忙忙搞選舉，道致立法機關權力大於行政機關。
　　
　　饒美蛟：為何哈比比沒有站穩腳就急於求成呢？
　　
　　哈比比的急進為私欲所驅使
　　
　　黎薩爾：在哈比比沒有將整個國家政體弄好的情況下，他又搞了一個引起更大混亂的改革——那就是區域自治法，中央與地方實現分權。
　　
　　哈比比這樣做，全為私欲所驅使。他原來是副總統，升正總統，沒有法律基礎，因此急著想將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所謂改革，能夠取得社會的認同，獲得社會的支援以及幾個政黨領袖的政治支援。
　　
　　很遺憾的是，當時的幾個政黨的領袖，包括一些改革派頭頭,盲目支持哈比比，促使哈比比匆忙地、過激地搞改革。哈比比希望通過區域自治法，取消中央集權化，能夠得到地區人民的支援，特別是東部地區的支援。因為哈比比的家鄉是在東部，他私下認為，這個區域自治法，會給東部帶來很多實際的利益。
　　
　　哈比比還希望這樣搞能夠取悅西方，從而得到西方的支持。他在一種所謂的民主的大氣候下幹了失職的事，即是在東帝汶搞公民投票。其實當時印尼外長已經就東帝汶問題，與聯合國多次協商，同意在東帝汶實行區域自治。但是哈比比過激地給東帝汶搞公民投票，結果造成了東帝汶的直接獨立，給東帝汶帶來了很大的悲劇。
　　
　　從外部環境看印尼的發展變化
　　
　　饒美蛟：印尼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取決於內部，但是外部的作用是甚麼?比如從東盟去看，東盟和中國都在研擬“十加一”自由貿易區的問題，這對印尼和東盟也許會有一定的影響。我們現在從外部環境看印尼發生的變化。
　　
　　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道致東盟對中國的思維大改觀
　　
　　楊聰榮：如果將中國與東南亞放在這樣一個脈絡裏面，可以發現，最近幾年可以說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
　　
　　九○年印尼與中國才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的相互猜忌，兩邊的互動，還不是很好。九○年代的上半期，我曾經請問過一些實際上參予過兩邊協商的人士，他們說有時開會的時候還會吵架，還會拍桌子，說明雙方的認知還有很大的差別。
　　
　　到了九○年代的末期，一方面冷戰結束進入後冷戰時期，過去以意識形態、政治衝突為主的時代，轉變成以經濟發展、相互合作的關係為主。特別是東盟本身也提出要以綜合性安全、合作性安全來達到保障。可以說中國本身在外交政策上也有很大改變，推動和平外交，特別提出與近鄰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那麼真正的大轉變，與九七年發生的金融危機有關係。在當時，中國的人民幣一直面臨很大的貶值壓力，其後在與東南亞協商的過程中，東南亞的專家一直提出人民幣不要貶值，以免讓整個金融危機雪上加霜。後來中國在整體政治經濟的考量下，硬是將人民幣挺住了。
　　
　　在這一點上，從那之後，東南亞的專家就一直不斷地在各種場合特別強調中國在這件事情上的表現，讓他們得到了很大的信心。
　　
　　這樣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就發生巨大變化，“十加三”計畫，最早就是由東盟與東亞幾個國家提出的。這個計畫的提出，可以說集中了各方專家的智慧。因為東南亞有東南亞的情況，東北亞有東北亞的問題。東北亞國家相對來說，經濟發展的規模都比較大，但是由於歷史包袱，在政治上建立一個區域整合的機制一直很困難。而“東盟加三”可以說是互補性的，雙方合作可以愉快。因為就東北亞的國家來講，只有在這個情況下，可以比較安心地去談。就東南亞來講，是通過合作的方式達到了區域的安全，還有比如經貿、糧食、航道安全等各個方面的合作，雙方都可以得到利益。
　　
　　到了最近的情況，受到美國為首的經濟衰退的影響，其他國家都在找出路的時候，中國還保持了百分之七的高度經濟成長。這樣，就適切地提供了一個背景，讓東南亞國家考慮如何用新的思維面對這個局面。過去這種狀況被認為是一種競爭開系，特別是在吸引對外投資方面，會認為中國吸引太多外資對自己不利。過去在印尼對華商的譴責，就是說華商都將錢拿到中國大陸投資，那麼我們怎麼辦？
　　
　　但是中國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因此大家的思維有所改變：就是在這樣情形下中國還有高經濟成長的動力，不透過與中國的合作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實際上對自己也是一個損失。因此，對朱鎔基總理提出的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想法，在基本的原則上，東盟也都是同意的。在年限上，將五年調整到十年，做一個彈性比較大的調整。中國也表示，在一個範圍內，願意協助經濟上弱勢的東盟國家實現發展。這樣對在東盟國家佔據老大哥地位的印尼來說，大家採取合作，都會得到比較好的利益。
　　
　　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看一個遠景，如果真的往自由貿易區的方向發展，雖然大家同意簽訂協定，但是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接下來做。
　　
　　比如各方面的談判，經貿上的往來，漁業、農業技術上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的人去處理技術上的問題。華人過去在印尼經濟中佔有這麼重要的角色，有連接兩邊的能力，實際上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合作應從資源開發入手
　　
　　鄭赤琰：從外來力量進入印尼運作成功的歷史經驗看，英國、荷蘭是從茶等農業著手，做了不少事情，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進來印尼是做石油、天然氣；日本更多的是發展沿海捕魚，還有木材等；臺灣主要是工業輸出，將中層科技輸入印尼，還有資本和管理人員，利用印尼的勞工便宜，以及美國的市場；新加坡幾乎與臺灣一模一樣。印尼本身的華人，主要是經營棕油、木材。
　　
　　現在看看中國可以做甚麼?我想先講中國不應該做甚麼，尤其是在印尼，因為過去對中國相當敏感，印尼本土人的商會長期以來對華人經濟很抗拒，對華商與官員勾結很反感，反正是他們沒有得到好處。我認為中國不應該將那些容易做的衣服、手錶、家電等向印尼傾銷。這些商品在印尼商人那裏本來是受保護的，加上目前正在搞民主化，一傾銷下去，我看衝擊多過好處。
　　
　　中國不應該走臺灣和新加坡的道路，而應該利用印尼天然的資源。現在中國利用亞熱帶資源很厲害，比如在雲南、廣西、廣東。但是中國最缺乏的是木材，因此朱鎔基講要還農于林。中國長江沿岸、大西北木材砍光了，一些地方植被被破壞得很厲害，就道致了大災難。所以，我認為印尼條件非常好，有很多林木，但是壞在有人砍沒人種。如果像中國在沙巴那樣大量投資種植軟木製造紙漿，就可以。中國應該吸取荷蘭人的經驗，把中國那些破壞水土、水源的經濟，比如水果種植，應該大規模轉移到印尼。這種互補性很重要，且可以用廉價消費品對印尼給予補償。就是說，現在中國過度消費的資源應該從印尼尋求填補，不要自己繼續做。
　　
　　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氣一直被美國壟斷，而中國現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與印尼合作開發石油、天然氣。
　　
　　中國不必重複華人在印尼的模式，這樣也不會使華人與本土人再競爭。中國的消費品大量進入印尼，情況會更糟糕。
　　
　　中國與東盟成立自由貿易區肯定要有一個過程，東盟內部談自由貿易區也是談了這麼久。就是實現“十加一”也不可能馬上將所有關稅廢除，否則對印尼本土的工業肯定會造成很大衝擊。
　　
　　華人中小企業需要轉型在大領域發展經濟合作
　　
　　楊平：梅加瓦蒂在經濟上執行自由主義政策，取消壟斷，鼓勵競爭，規範和整頓大財團，扶持中小企業，印尼銀行持續貸款給中小企業。
　　
　　梅加瓦蒂在政治上搞保守主義。大學生、知識份子、穆斯林公眾批評她不敢觸犯舊勢力，指責她不樹立法治，容忍遷就那些貪污風氣。為保住政權，她竭力維持政壇的平衡和穩定，這已成了她的思維定勢。
　　
　　在國際交往上堅持民族主義。目前為了國家的經濟復蘇，依靠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貸款援助，但是梅加瓦蒂數次表態要儘快擺脫對西方的依賴。
　　
　　為了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她著手與亞洲特別是中國加快開展合作。在反恐問題上，她加強與中東阿拉伯國家及東盟國家的磋商，重點消弭內部隱患，不一味跟著美國跑。
　　
　　中小商人紛紛反映生意很難做，這一個情況顯示出，華人的中小企業面臨一個轉型的問題，原來的傳統產業已經不行了，他們一定要為自己的產業上一個新臺階創造條件。他們普遍在摸索、思考“我的企業應該如何轉型?”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全球經濟一體化，東盟與中國要搞“十加一”，面臨這樣的大氣候，很多華人中產階級，都考慮如何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實現自己的企業轉型，比如將傳統產業轉向科技含量比較高的領域發展。
　　
　　我認為中國和印尼合作的潛力很大，主要應該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工礦企業，一個是農業，一個是漁業，一個是旅遊業、休閒業。印尼華人可根據自己的族群優勢、特點，發揮穿針引線的作用。印尼礦源甚豐，外界需求大，中國的礦山設備，適合於印尼工礦企業的發展水準。印尼農業屬於粗放型，中國的精耕細作、科學種田值得印尼參考和借鑒。中國中小型農業機械，在市場上有賣點。印尼的旅遊資源潛力大，有待開發，較有規模的水上樂園設施少之又少。
　　
　　中國沿海的漁業資源不足，每年要有三個月的休漁期。但是印尼沒有這個問題，全年捕魚都可以。因為印尼本地的捕撈船很小，近海捕魚收穫不大，難以提高漁民的生活水[BF]平。一方面是船多魚少，一方面是魚多船小，因此雙方可以優勢互補。比如福清的兩個漁業隊，已經在印尼東部通過一個比較簡單的合作方式開始捕魚。華人經濟可以在這些經濟領域的合作中找到轉型的出路。
　　
　　經濟合作要注意印尼的社會問題
　　
　　黎薩爾：在開展自由貿易方面，挑戰是很大的。我對此研究不夠，但是我有這樣的一個體會，就是最好不要將中國的消費品大量注入印尼的消費品市場裏面去。
　　
　　在國際貿易中，印尼目前處於劣勢，印尼必須側重於自己的國內市場。最重要的，是應該有來自中國的資本輸入，多投資在一些勞動密集的產業，解決印尼的失業問題。中國企業家在印尼開廠，將生產的產品拿到國外銷售，既增加就業，也增加外匯收入，這是最理想的選擇。
　　
　　還有，中國和印尼兩國應該合作開發印尼的天然資源。在幫助印尼開發地方資源的時候要注意，不要因開發而引起當地的社會問題。比如在捕魚方面，印尼的捕魚設備是很簡單的，都是用小船，將來中國的大船來了之後，不要將這些人全部排擠掉，給這些漁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難，否則會引起社會震盪。在未來的合作中，應該著眼於如何提高當地漁民的捕撈技術，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因此我們不能將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全部搬到未來的合作當中。
　　
　　曾經發生這樣的事，本地傳統漁民，將外來的捕漁船燒掉。在開發當地資源的過程中，要考慮到如何富裕當地，涉及礦業、林業、種植業等方面的合作，都要照顧到這些因素。
　　
　　華人在印尼的發展前景
　　
　　饒美蛟：我個人看，過去十年或者再長一點時間，印尼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在改變。在蘇哈托時代，印尼華資對在中國大陸投資有很多顧忌、很多限制。現在看來，過去持有的中國威脅論消除了很多。
　　
　　我們最後的一個題目實際上已經談了一些，就是華人在印尼未來的前景是怎麼樣的?過去發生過很多事情，蘇加諾、蘇哈托時代曾發生多次排華事件，大家對金融風暴產生後發生的大規模排華流血事件至今記憶猶新。那麼華人到底怎麼樣才可以好好地在印尼立足發展?
　　
　　華人應強化外引內聯的規模和水準
　　
　　鄭赤琰：從華人在印尼搞經濟的歷史來看，華人都是從外地移民，沒有本地人的一些特殊條件，因此往往就抓住商機。就是說，華人能夠看到某些東西是可以成為商業機會，而印尼原住民在這一點上是比較欠缺的，而且他們也習慣了這種欠缺。
　　
　　這樣長期發展，華人在印尼經濟中培植了生長的沃土。食品行業、旅遊行業、零售行業，對華人來說都有很好的機會。這裏有一個現象，就是每次排華，都會影響到印尼舶來品的恐慌，因為這種進口和零售主要由華人經營。我認為華人應該改變一路以來的零售方式，而應該發展連鎖便利店、超市，將中國的優勢產品引入，這樣也會使印尼的貨幣相對變得值錢。搞大型農業合作、投入資金，我認為也要華人在那裏管理。日本在印尼搞木材業一定要靠華人，荷蘭人要種茶也一定要華人。就是說，華人變成印尼商機的催化劑。華人不能滿足于小商小販，而應該利用自己的優勢，向更大的規模、更高的水準發展。
　　
　　有資源不一定有商機，華人在這個方面應該在自己開辦的學校，多訓練自己的商業人員，將他們變成更有全球競爭性的、全球化的人才。要將印尼納入全球化，華人的角色很重要。因為印尼本土的商業文化剛剛起步，華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尤其是華人子弟有很多到外面讀書不回來的，可以在外聯方面多做一些。
　　
　　饒美蛟：蘇加諾和蘇哈托時代對華人有很多限制，瓦希德執政時期在文化和宗敎方面放寬了一些，可以辦華文敎育、華文報紙，但是還有不少其他限制。我想請黎薩爾講一下，這些限制是不是有進一步解除的可能?障礙在甚麼地方?為甚麼到現在還存在這些限制，因為這與華人未來的發展有著很大關聯。
　　
　　歧視條款可能改頭換面續存舊政府遺留官員乃其中關鍵
　　
　　黎薩爾：蘇哈托時期，廣大印尼公眾一直有這樣的認識，就是華人只關注經濟利益，其他甚麼都不管，這個觀念已經在印尼大眾的腦子裏留下了極深的烙印。
　　
　　現在印尼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不少華人參與政治活動，這些大大有助於改善華人的形象。像一個中爪哇華人李炳彪當了人協議員，積極參與活動，甚至在彈劾瓦希德的運動中衝鋒陷陣，給印尼人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說明華人在與印尼人民一樣關心國家大事。
　　
　　饒美蛟：限制會不會慢慢解除？
　　
　　黎薩爾：實際上現在也沒有甚麼限制了，印尼在瓦希德執政之後，華人經商從政都沒有甚麼限制了。
　　
　　饒美蛟：雖然現在很多事情華人可以參與，但是據我所知，目前還有一些針對華人的歧視性、限制性條文並沒有廢除。
　　
　　黎薩爾：印尼法律中對華人有一些歧視性的條款還沒有全部取消，像“印尼國籍證”，廣大華人要求取消，但是政府好像要改頭換面，堅持沿用下去。如果他們採取保守政策，事情還會有反覆。
　　
　　梅加瓦蒂個人只是從宏觀的方面來考慮問題，對國籍法這些細節，她可能還沒有顧及到。所以華人社會也有必要成立一種機構、相關組織，不斷地向政府反映這些訴求。
　　
　　梅加瓦蒂現在起用的廳長、司長，都是舊政府留下來的官員，而他們的思維模式還是停留在過去。執行相關條文，不是部長親自處理的，而是由這些廳長司長來操作，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當他們思想傾向於保守的時候，他們根本就不會關注華人的這些問題。
　　
　　印尼有一個使用國家公務員的機構提出這樣的規定，就是司長、廳長這一級的人員，一定要用過去官場出身的人，因此造成各級政府機構充斥著那些有著舊的價值觀念的人。現在國家機構公務員的負責人，他本身過去是蘇哈托時代的國家公務員協會的主席，而這個人是死心塌地為舊政權服務的，他的思維方式至今難改，這也就決定了為甚麼涉及歧視華人的條文一直遲遲不能得到改進。
　　
　　要消除國家的上層建築中對華人的歧視，有三個途徑：一個是通過報界揭露，一個是通過民間組織，一個是通過政黨。
　　
　　饒美蛟：印尼人對華族一直都有批評，除了說華人只關注經濟之外，也被認為對印尼人關懷不夠。蘇哈托時代曾經提過，要印尼大財團將財富的某一個百分比，拿出來幫助印尼人。本土人對部分印尼華人生活的過分奢侈也有批評。那麼，印尼華人如何進一步融合到印尼主流社會，可否講一下？
　　
　　華人多年被轉嫁黑鍋，要團結改善自己的境遇
　　
　　楊聰榮：這個應該分為兩個方面來講。第一，過去的執政者其實有著高明的技巧，把原來是政府應該負責的問題，巧妙地轉移到華人身上，讓華商變成一個目標。
　　
　　按照常理，一個國家如果有貧窮的問題，那麼是要靠政府來做工作，不管是通過社會福利還是協助弱小團體，進行改善。在過去的印尼，不管私底下有甚麼政治和經濟的交易，但是在公開的場合，就利用這種方式，將華商找來，說現在國家有問題了，要你們捐款，這樣就非常巧妙地將責任推到華人身上。最後華商捐錢也不是，不捐錢也不是，捐錢則表示這是華人應該負的責任。
　　
　　假如政府要人捐錢，應該有一個很清楚的稅收的方式。即使是特別的稅收，也應該通過法令的方式來進行。過去沒有這樣做，反而造成了負面的效果，這實際上是讓華人背了黑鍋。印尼搞的“我愛盧比”運動，也是一樣——總統的大女兒出來說我現在捐出來多少美金購買盧比，你看我多麼愛國!而有些大商人就沒有支持這個活動，這等於是又將總統家族的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在民主化的契機之下華人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想法，應該有一個機構持續地關心、要求，目的是將國家的法律訂得更清明，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如果將之放在整個東南亞來看，為甚麼印尼的華人受到的壓力特別大?根據我的觀察，就是過去華人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好的、有效的影響政治的方式。至少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或多或少成立了華人組織，他們可以很清楚地將華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有效地結合並表達出來。
　　
　　在印尼華人的近代歷史上，是華人與華人的不同集團，相互扯後腿。早期有土生華人與後來的中國移民也就是“新客”之間的矛盾，或者左派與右派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在這些鬥爭中，最後的犧牲者都是華人自己。
　　
　　就印尼華人的整個歷史來看，現在有著很好的契機，這個契機是與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亂有關的。過去在印尼的輿論界，一直將華人看作經濟動物，不關心其他，主流媒體過去也比較敵視華人。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輿論界對華人比較同情，特別是牽涉到人權問題的時候。
　　
　　在華人團體裏面，也有了這樣的契機。在這個事件之後，大家認識到團結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有一些人有這個動力，要出來為華人的整體做一點事情。在此，我認為最要強調的是，怎樣有一個清楚的觀念，就是華人的命運是與整個印尼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如果想要印尼華人在未來有著更好的前途，印尼就要有一個更清明、更好的法律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態度要很清楚，爭取印尼的主流、多數人的同情，利用這個強調自由和人權的時代，把過去那些不好的法令或者說具有歧視性的條文，徹底取消。這對目前的政府可能不是當務之急，但是華人要清楚自己的利益，要選擇合適而又巧妙的做法。
　　
　　印尼政府應該善待華人華人應該積極參建印尼
　　
　　林秋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印尼華人整體上有好些優勢，特別在經貿方面，畢竟是幾代人建立的網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摧毀、替代的，這是華人搞經濟的優勢。再加上善於吃苦、善於經營、善於管理等等。
　　
　　也要看到，種族之間的矛盾，往往是從經濟發展不平衡中發展出來的。這種不平衡依然存在，種族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就不可避免。怎麼辦？我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處理。
　　
　　矛盾的主要面還是當權者，印尼政府一定要善待或者說利用華人的優勢發展與中國的經濟及其他關係，制訂比較開明、公平的政策。這樣才能促使民族和睦相處。
　　
　　第二，華人也應該想辦法促進政府能夠比較公平地對待華人，可以提倡公平競爭嘛!華人也可以多做一些慈善事業，議政參政，一定要有自己的聲音，讓政府知道你的呼聲、你的訴求，否則也不能完全怪政府。
　　
　　政府應調動華人的建設印尼和參政的積極性，並逐漸消除歧視華人的法律條文。
　　
　　中印經濟互補性很強
　　
　　華商在“十加一”中有先天優勢
　　
　　陳鍚賢：在“十加一”或“十加三”中，華人取向很重要，華人作為中國的親戚有先天的優勢，必然可以在發展中印經濟合作中擔當重要角色，在印尼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機遇。
　　
　　中國目前處在經濟轉型期，搞知識經濟，向高科技走。原來的傳統老工業，曾在改革開放初期過多引進的設備，現在成了一個包袱。
　　
　　如果將這些設備搬到印尼用，則可轉化為積極因素，既能解決印尼發展所需要的部分資金，對中國企業而言則是跨國的發展，這種產業轉移是利己利人的事。
　　
　　中國的許多技術和設備，比許多歐美日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更適合印尼當前的生產力水準。我曾經帶印尼水利部官員到中國參觀，他對採用世界一流的法國設備的大型水電站，除驚訝於中國的豪氣之外，並不十分關心，但是見到中國六十年代用水泥做的水輪機卻細心研究，認為值得在印尼推廣。我還曾經推薦用中國產品替代原從西方進口的設備和配件，從而大大減少了生產成本，備受印尼企業家的關注。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一個大市場，可為印尼產品提供出路。中印兩國經濟的互補性，為長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印尼華人應放眼未來，在經濟復蘇的過程中，為印尼社會多做貢獻。
　　
　　另外有一點很重要，印尼華人在發展自己經濟的同時要注意社會責任，唯有印尼全民族的經濟得到平衡的發展，種族矛盾的根源才會消除。
　　
　　饒美蛟：座談會結語
　　
　　今天大家談了近三個小時，從印尼歷史發展的片段談到了該國當前政經發展的嚴峻形勢，特別是關於印尼華人長期面對的難題以及未來的前景。通過這次座談，相信在某一程度上釐清了印尼這個複雜的國家當前面對的困境及其背景。
　　
　　印尼現在面對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如阿齊與巴布瓦兩地的分離主義，一些地區的宗敎與種族衝突，各級官員的嚴重貪污腐敗（有一項國際顧問調查報告指出，印尼的官員貪污程度在各亞洲國家中數一數二），經濟自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仍未復蘇，目前銀行體系千瘡百孔，壞帳钜大，外債在國民總產值中所占比率極高，整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如處理得不好，極可能成為亞洲的阿根廷。經濟可說是印尼當前最嚴重且需亟待解決的問題。
　　
　　要解決印尼當前眾多棘手的難題，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與領袖，梅加瓦蒂接任第四任印尼總統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但從她組織第一屆內閣所需破記錄的長時間以及施政來看，她的領道魄力似乎有點不足。她的第一屆內閣成員雖然一定程度上符眾望，但執政後幾個月，仍未看出她領道的政府有何獨特及果斷之處。要她在任內徹底解決印尼的複雜難題，似乎不太實際。現在距離印尼總統下屆大選還有兩年多的時間，但已有一些政客虎視眈眈她的總統寶座。民主化過程中產生的領袖並非一定賢能，印尼人民看來只能自求多福。
　　
　　印尼後蘇哈托政府一個可喜的發展是：自瓦西德上臺後，對印尼華人採取寬鬆的政策，瓦氏本人對華人尤其友善。但印尼目前仍有不少歧視華人的條例未廢除。印尼華人應該團結一致，向政府爭取華人應得的人權，早日取締所有歧視性法令。誠然，華人亦應積極融入印尼主流社會，扮演積極的國民角色，對印尼這個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深信這是大多數印尼華人的最佳出路!
　　
　　評論員簡介：
　　
　　黎薩爾印尼國防與戰略研究協會執行董事，印尼青年學者，印尼資深時事政治評論員。
　　
　　饒美蛟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兼香港商學研究所所長。馬來西亞出生，香港中文大學學士，負笈美國及加拿大，獲經濟學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及博士學位。九五年出任現職前，曾長期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管理系講座敎授，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MBA課程主任及管理系系主任等職。
　　
　　楊聰榮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參加“中國——東盟”研究計畫。畢業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學院，曾在臺灣、香港、夏威夷、澳洲從事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亞洲研究、太平洋研究、族群與國家認同問題。主要論文有印尼新秩序時代國家社會關係等。
　　
　　楊平印尼時事政治評論員，香港印尼研究學社秘書長，《印尼焦點》、《印尼簡訊》主編。
　　
　　鄭赤琰馬來西亞出生，畢業于新加坡南洋大學，其後留學美國，獲紐約州立大學賓咸頓校區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敎授、系主任，現任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
　　
　　鄭松印尼東爪哇出生，在印尼讀小學，畢業後邊做邊讀，後來在華僑小學、中學敎印尼語。一九五七年回中國，五八年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專業，畢業後留學轉敎印尼語，一九七九年來香港至今。
　　
　　林秋明大學畢業，在香港傳媒工作多年，不時在報章發表國際評論文章，現任香港印尼研究學社理事。
　　
　　陳錫賢印尼歸僑，七三年來香港居留，長期從事中印貿易，現為香港印尼研究學社理事。
　　
　　葉作權出生于印尼，長期關注印尼問題，在中國的大學畢業，曾經在香港數家日報任職，現為雅加達華文半月刊《印尼與東協》撰寫政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