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文革後第一届大學生,77級被視爲一個重要的歷史符號。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親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變化,成爲與國家龢民族命運密切關聯的群體。在畢業30週年之際,受到各位同學的激勵,翻翻自己當年的日記,一幅幅圖景無序地浮現在腦海。本文截取其中部分圖景與大家分享。
大學夢“意外”破滅
讀完高中讀大學,而且是上個好大學,我想這是每個高中生的夢想和基本願望。而當時上大學都是推薦入學,以在農村勞動兩年以上爲先决條件,不用考試。我1972年順利進入三岔高中,但心裏明白,畢業後還得做農民。畢業前夕,高中畢業可直接通過考試上大學的消息一度傳得沸沸揚颺。這一可能的變化給了我很大的激勵,爲實現自己心中的夢想,一直發奮圖强,争取學有所成,順利進入大學。
當時,我對考上大學信心滿滿,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老師無論是資歷還是學識都不同一般,有幾位還是從武漢知名學校下放的,我們這一届畢業不久,他們也返回了武漢的大學或中學。
意外的是,1974年7月高中畢業時,直接考大學的消息真的成了夢——隨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要求必須至少有兩年農村勞動經歷才能被推薦上大學。當時雖然有些失落,但那個時代的我,仍然是滿腔熱血。離開校園時,我寫了一首詩:“廣闊天地扎深根,戰天鬥地煉紅心。時刻聽從黨召唤,誓爲革命獻青春。”當時的心境還可以從以下幾篇日記裏看出一些端倪:
6月2日:今天我回到農村,有人就勸我先休息幾天再下地干活。我想,廣大貧下中農一年到頭戰天鬥地,進行着忘我的勞動,難道我就要休息幾天、不能爲大辦農業多出一份力嗎?我没有休息,就到生産隊報到了。
6月11日:今天來了幾位同學,邀請我到朋友家和城裏去玩幾天,説以後就没有時間玩了。我想,生産隊裏明天去送公糧,别人都干得熱火朝天,我爲什麽要去遊玩呢?因此,我拒絶了同學,給他們講了些道理,並希望他們也能爲集體多出一點力。
6月15日,大隊開了一個知識青年座談會,主要是兩個議題:一是瞭解我們的想法,希望我們能扎根農村,爲大辦農業做出自己的貢獻;二是爲批林批孔的深入開展做出努力。要求我們多寫批判文章,搞好通訊報導。
也正因爲這次會議,我後來多次獲得縣報社和廣播電台的優秀(或模範)通訊員奬。
記得我剛投入農業生産時,上面下了一道指令,要求每天下地干活前要先集中,向毛主席表忠心。有一段時間,我們首先集合,舉起右手,在毛主席像前高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各自前往勞動場地。大家每天任務不同,且都在不同的地方,每天集合來表忠心,躭誤不少時間,給大家帶來相當不便。也許因爲這個原因,不久就取消了這一做法。
從當農民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同農民兄弟並肩戰鬥。開始幾天同大家一塊兒挑糞、鋤草,肩上很快就出現了紅紅的傷痕和泡泡,手上繭斑一天比一天厚。但那時的我已經做好了扎根農村的思想準備,任何一點農民的“標誌”,任何一點進步都會讓我興奮不已。我在7月5日的日記裏寫道:
一天的生産隊會議對我感受很深,教育、鼓勵很大。會上,我被選爲9名隊委會委員之一。一個多月以來,我同貧下中農在戰鬥中加深了感情,他們對我非常信任,使我從内心裏感到高興。但讓我當小隊幹部,還是有憂慮,因爲畢竟自己經驗不多。會上,一雙雙希望的眼睛看着我,使我心潮起伏。瞬間,許多個念頭出現在我的腦海:我的幸福是從哪裏來的?我是怎樣入團的?金訓華、朱克家、邢燕子是怎麽做的?我最後還是高興地挑起了這個重擔:記工員兼輔導員。這是我繼續革命、扎根農村的又一個新的起點。我一定不辜負黨和毛主席的培育、貧下中農的期望,爲人民服務,把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到革命事業中去,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貢獻一份力量。
我9月18日的日記裏寫道:
雨不停地下着。貧下中農爲多積肥、多産糧,正在打青積肥,與風雨搏鬥着。有五六十歲的老農民,也有五六歲的紅小兵,他們勇敢頑强,到處充滿着一派戰鬥氣息。有的社員脚上被劃了一道道口子,却從不叫一聲苦,繼續戰鬥……這一切,深深感動着我,我也是光着頭參加戰鬥,哪怕身上的衣服濕透了,手上被劃了一道道傷口,心裏却還是熱乎乎的。夜幕降臨,我還在稱草,肚子早就餓了,有人幾次勸我先去喫飯,但爲了不躭誤大家的時間,讓大家吃好飯,休息好,再餓也不覺得餓,再累也不覺得累。大家的歡樂就是我的歡樂。
當年的我,鬱悶的時候,耳邊總是回響起毛主席的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從老師到村幹部
1974年10月10日,又一個意外降臨在我的面前,三岔區委讓我出任三岔中學老師。當時,區委讓張老師來到生産隊,同隊委會商量後,一同來到我家。我看了日記,當時我的表態是:如果有更合適的人選,我願繼續在農村磨練。但是,只要革命需要,黨叫我去哪裏我就去哪裏。我當時也對自己的能力表現出了有點信心不足。另外,回到農村才三個來月,這麽快就脱離農村,有點不好意思。當時,生産隊長堅决不同意調我走,只是想到革命工作需要,要顧大局,才答應了。
我回母校當老師,負責數學等課程教學,並擔任一個初中班的班主任。三岔中學是我的母校,我高中時的老師也都對我關愛有加。我的教學效果很快得到學生和老師們的肯定,做一個優秀人民老師的願望逐漸在我心中生根。
不幸的是,就在我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立志做一個合格老師之際,一則意外消息又把我推入另一個路口。消息説,當老師不能算勞動鍛煉和再教育,這樣兩年後就没有資格被推薦上大學。出於提昇自己智能,實現大學夢的考慮,我向學校申請終止老師職業,再次返回農村務農。學校領導和老師都非常理解我想上大學的願望,依依不舍地送我走出了校門。
1975年冬,我回到農村。有了短期的教師經歷,讓我對時局和工作的認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對我利用農村工作拓展自己能力空間起到了積極作用。1976年5月1日,我被評爲恩施縣(現爲市)先進青年。
5月4日,我被推舉出任民主大隊團支部書記,並到指定生産隊——民主大隊九隊駐隊工作。這裏也叫龍王塘,就在我開始新的工作時,一項重要任務讓我一時不知所措,那就是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如何完成上級的指標,是我當時遇到的最大挑戰。我當時剛到20歲,尚未結婚,以何種方式去動員老百姓結扎、婦女上環?抓革命、促生産,我信心還挺足,可一想到計劃生育,就心事叢生。任務下達以後,我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認真瞭解有關生育方面的知識,特别是結扎、上環及其對人體的影響等。我印象中,那時没有宣傳使用避孕套。没想到,大家都非常配合我的工作,讓我很快就克服了心理障礙,大膽開展工作,並得到領導肯定。
駐隊期間,我還經歷了一次生死攸關的意外。當時,第九生産隊的幾個農民非法佔有集體財産,我被授權前往河對岸的另一縣某村進行實地調查。這條河是清江的支流,乘渡船過河還算順利,但返回時,因上游暴雨造成的洪水已經扺達龍王塘渡口,渡船停運。我所駐生産隊只好派人駕船接我。盡管渡船人的技術很高,但還是未能戰勝洪流。我的日記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船行至河中心時,遭遇大浪而翻。船隨洪流而下,漂了兩裏多路。船翻時,我一想到那些人把集體的木炭隨意揮霍,自己燒、自己賣、自己撈錢,瓦解集體經濟,心裏就無比憤慨。想到我是爲了革命事業,面對生死,心裏一不慌,二不跳,充滿必勝的信念。河水大浪,一浪隨一浪,波濤汹涌。翻了的船就像脱繮的野馬,在波濤中不停地翻跟頭,時而把我們壓進水中,想把我們甩掉,時而露出水面,就是不靠岸。
翻船後,因爲自己不會游泳,只能坦然面對生死。當時,自己特别關心的是保住材料,心裏想的是:有我在,材料就在!我一直緊緊抓住船舷,並不斷安慰渡船人魯玉成。過了一會兒,魯指着前面的急流花灘和偏岩逥旋水,顫抖着聲音對我説:“下面就是黑洞子灘,進去後自古以來就是有死無生,很多會水的人都在這裏喪命了。我們倆今天是活不成了,一進黑洞子,水往裏卷,船和人都出不來了。”我仍然對他説,不要慌,爲革命而死,是光榮的,會比泰山還重。
進黑洞子灘了!果然不錯,幾個大浪打來,我們和船一起就被翻壓進了水底。脚踩着河底沙後,我閉着嘴,屏住呼吸,難受極了。我下意識地用盡全身力氣使勁蹬了幾下,船往上昇了,且正好上到懸崖邊。由於眼睛被泥漿糊住,渡船人出水裏時碰着岩石,頭上還碰了一個包。我迅速抓住岩石爬上了岸,趕快查衣袋裏的材料。材料濕透了,但一頁未失。我們二人互相協助,一推一拉地艱難往上攀爬。河對岸的人將我們接到家中,一邊曬材料,一邊曬衣服。
下午,河浪趨緩,我們回到生産隊。領導和社員們問寒問暖,他們説嚇壞了。上岸的時候,河岸兩邊幾個生産隊的人都到河邊來看我們。據他們講,當知道我們的船翻之後,許多人含泪奔走相告,不少人痛哭流涕,眼泪汪汪,有的甚至昏倒……讓我親身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大家問我有没有嚇着,我樂觀地回答:没什麽,人類就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我還反問他們:革命先烈在屠刀下、在槍口前都没有畏懼過,這點水難道就能把我嚇住了嗎?
出任團支書半年後,1976年8月,我以全票當選民主大隊黨支部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三個月後,我所在的民主大隊和鄰近的和平大隊合併爲民主大隊,我出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和黨支部副書記。管好20多個生産隊,還有學校、醫院等,並不輕鬆,但我仍然没有放棄學習,上大學的夢想一直在心中徘徊。我知道,自己不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所以心中期待着有一天會出現“意外”。
大學之夢“意外”復活
1978年那一個春日,我收到了武漢大學的録取通知書,當時對我來説,確實是一個“意外”。參加考試時,我是生産大隊的書記,因工作繁忙,無法抽出足够時間復習,填報志願時,我第一志願選擇的是恩施縣師範學校,如果不是我高中班主任章國慶堅持讓我改報志願爲武大中文系,結果可能完全不一樣。
回想1977年10月21日,一個“意外”的消息再次點燃了我心中的夢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天播放了恢復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同日,《人民日報》發表《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的社論。雖然當時出於各種原因,我並未表現出多麽激動,但不少同事仍然以各種方式打聽我的想法。
因爲政府鼓勵所有符合條件的人參加考試,我勇敢地報了名。農村工作比較多,我没有向領導提出太多要求,特别是没有要求更多復習時間。另外,政府做出高考决定到舉行高考也就兩個月時間。直到考試前的一周,我請了幾天假,同我高中同學、在區裏工作的陳慈洲一塊兒簡單復習了幾天。因爲時間關係,我没有報考讀高中時我的長項:理科,而是報了文科。
那一年考試是各省自主出題,但科目基本一致,包括政治、語文、數理化。翻自己日記,我發現考試情况也没有記録。只記得作文題是《學雷鋒的故事》。據説,有人把作文寫成了學習《雷鋒的故事》的讀後感。
考試後,我以復雜的心情回到自己崗位。我對能否考上心中没底。
收到武大録取通知書的那一天,對我來説,是特别意外、改變我一生的日子。當我擱下鋤頭,注目録取通知書時,一時無語,但心中充滿期待。
知道我被武大録取的消息後,區裏、大隊裏的領導和同事、親戚朋友紛紛前來祝賀,並送了一份份重禮。這些都記在我當時日記裏,我收到的禮物,包括一元至10元錢不等,還有毛巾、衣服、糧票、日記本等。對當時的我來説,一元錢的價值絶對無法用數字來評價。
楊厚蘭自述:
楊厚蘭,男,出生於50年代。在秀美的恩施農村度過童年時代,在美麗的武漢大學完成學士學業,在外交學院和南開大學澆注些許國際政治和經濟養分之後,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證書。
青少年時期,曾親歷50年代末的全國大饑荒並失去了可愛的媽媽,曾親歷紅小兵生活並知道了鬥争的哲學。高中畢業後,曾爲人之師並出任初中班主任,曾爲民之官出任大隊團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和大隊長。進入大學後又目睹了改革開放如何開啓中國發展新時代。
進入外交部後,先後涉足非洲、亞洲和新聞等方面的工作,曾在坦桑尼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阿富汗和尼泊爾常駐,並率隊赴柬埔寨和緬甸工作。
這些年,曾涉足東南亞事務,作爲處長,親歷了中國-東盟“10+1”對話機制的建立和發展;曾涉足東北亞事務,作爲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大使,親歷了朝鮮半島和六方會談最復雜時期的應對和斡旋;曾涉足南亞安全泥潭,作爲駐阿富汗大使,親歷了中阿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合作的新發展。
2011年,再次跨越喜馬拉雅世界最高峰,出任駐尼泊爾大使。
編者附記:
2018年2月2日,我們親愛的同學楊厚蘭因病不幸辭世,生命定格於61歲。
楊厚蘭於201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甸聯邦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2015年擔任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秘書長等職。
他還受聘任吉林大學兼職教授、山東大學兼職教授、大連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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