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1977年冬天那場突如其來的高考,也許我現在還是個在偏僻農村生活的農民。我所説的偏僻農村,是我的老家,離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130公里、離縣城欽州40公里、離公社所在地幾公里。
我老家説山不算山,説平原也不是平原。比起山區,它是平原;比起平原,它又是山區。我家就在一座並不高的山脚下,對面是本地最高的名叫古竇嶺的大山,據老人説,雨過天晴時,從山頂上可看到南寧的電視塔。在兩面山的中間,有一片開闊的農田,一條鄉村公路從中穿過。在公路中間有個岔口,一條可通汽車的機耕路在農田中延伸,幾分鐘便可直達我老家門外。
我家祖輩是農民,三代單傳,直到我父親才開枝散葉,生育了四個子女,我排行老大。父親因爲讀過初中並到縣師範進修過,成了村裏有名的文化人,在家鄉所在公社的中學裏做會計,兼上一些不太重要的課程。他是非農業户口,我們兄妹四人隨母親在農村生活,都是農業户口。
那時候,經常搞政治運動,生産隊經常在村中大榕樹下舉辦憶苦思甜大會,請村裏苦大仇深的兩三位老人講解放前的悲慘生活。開完會後,便吃憶苦思甜餐,那是用野菜和大米煮成的大鍋粥,粥裏没放油鹽,帶有苦澀味。
我祖母是其中最苦大仇深的一個。日軍侵華使她喪夫守寡,生活極其艱難。不僅祖母憶苦思甜時這麽説,父親也經常給我憶述。他小時候在田野裏放牛,日軍飛機經常轟鳴着從頭上飛過去轟炸别的地方。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包括我祖父母的房子,也被日軍放火燒過,小時候我還看到祖母房間的門板、床板、櫃子有被火燒過的痕迹。我家鄉的村名原來叫“那×村”,與二三十裏外一條據説投靠日本人的村子同名。一天,聽説日本兵要從我們村附近經過,人們紛紛躲到山裏,我祖父因病難以走動,被抬到屋後水溝裏躲藏。他估計日本兵已經走遠,於是爬出水溝,不料日本兵正巧從遠處經過,發現我祖父,一槍把他打死。日本兵走後,祖父的弟弟聽到消息,急忙趕回去收屍,不料在半路上碰到國民黨兵,攔住我祖父的弟弟,問是哪裏人,祖父的弟弟回答是“那×村”的,結果當即被國民黨兵開槍打死。原來,國民黨兵誤以爲他是投靠日本的“那×村”的人。林家兩人接連被槍殺,震動了四鄉八裏,更使全村感到後怕,爲避免日後因與其他村同名再引發不幸,村民商議决定把村名改爲“那庚村”,一直用到現在。往事並不如煙,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從小時候起便深深地烙在我輩腦海里。
祖父被殺害後,祖母拉着一對子女過日子,生活异常艱難。父親説,他本來還有個妹妹,因爲家窮養不起,後來送給了别人。父親曾跟我提及,很想尋找回妹妹,但一直没有音訊。
解放後,我家過上了安定的生活。雖説從我懂事起,糧食經常不够吃,但祖輩、父輩看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成人,他們仍感到幸福,對共産黨、毛主席充滿了感激之情。
讀大學前,我一直在農村生活。放學後,幫母親干些農活,挑水種菜、鋤地割草。上初中後,開始參加生産隊勞動挣工分,除了犁耙田、蓋房子等粗重農活干不好、很少干外,其他如割稻插秧、施肥除草、采石伐木,樣樣都干。那時候,生産隊是按工分分配的,我家勞力少,挣的工分不多,因此分到的糧食並不多,偶爾能吃上乾飯,逢年過節吃上咸魚、猪肉,而日常吃的幾乎都是稀飯,到三四月便把口糧吃完,剩下到夏收的兩三個月時間裏,惟有用番薯、芋頭煮稀飯,甚至只吃番薯、芋頭。吃上乾飯、吃上猪肉,是我那時最大的願望。
那年月我身子比較單薄,加上手指修長,長相白皙斯文,伙伴們都開玩笑説我不像農民,是當幹部的料。我只當作是一句戲言,怎麽也不相信會有機會當幹部。但命運就是這樣,以爲不可能的事情却成爲了現實。
我小學、初中是在大隊學校裏讀的,高中在我父親工作的公社中學讀。從小學到高中,我學習的成績一直很好。作文經常被班主任作爲範文,讓我讀給同學聽。我還是班裏的學習委員,負責出學校的墻報,因此成了學校裏的“名人”。
1976年7月,16歲的我高中畢業,成爲“回鄉知青”。此後一年多時間裏,我做過大隊水利建設項目的施工員、大隊文藝宣傳隊隊員、大隊“三係水稻”育種場的育種員,還利用晚上時間給生産隊的文化掃盲班上課,負責出生産隊的墻報,期間曾給縣廣播站投稿並被采用廣播。歲月無痕,我就這樣在没有夢的日子裏打發時光。
雖説出身在“苦大仇深”的家庭,自己各方面的表現也很好,但在那個年代和環境裏,如果没有關係,不要説讀大學,就是招工、當兵也不用想,因我們林家在當地是“弱勢群體”,招工、當兵從來没份。如果不是恢復高考,我注定要在“廣闊天地”裏過一輩子。
1977年10月的一個週末,父親回家,很興奮地告訴全家一個消息:聽説準備恢復高考,什麽時候考還不知道。太出乎意料了!當晚,全家人圍坐在煤油燈前(那時還没有電燈),談了很久,都很興奮,我更是興奮得難以入眠。
此後不久,報紙上刊登了中央决定恢復高考的消息。高考牽動了所有人的神經,我們公社報名參加高考的有三四百人。到了11月,公社中學專門舉辦高考復習輔導班,數百考生雲集,令小小的圩鎮一時熱鬧非凡。
高考分文理科進行,我準備報考文科,但文科考生比理科考生多,而招生專業和人數比理科少很多。看到“僧多粥少”,一向不擔心我成績的父親此時很糾結,爲保險起見,他希望我改報理科。爲此,父親專門徵詢我高中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翁老師的意見。翁老師聽後表示反對,他很有把握地説:不要改,你兒子我瞭解,他考不上,没人考得上。見翁老師這麽肯定,父親不再堅持要我改報理科。真該感謝翁老師,要不然,很難説我還有那樣的好運。
轉眼到了12月,高考的日子到了,我雖然激動,心裏却一點也不緊張。高考總共考了兩天,報文科的考生考語文、數學、政治、史地四門課。考試題目不算難,最先考的語文科的作文題目是《難忘的日子》,我一氣呵成,感覺挺好。相對弱些的數學也感覺考得不錯。我的高考成績至今還是個謎,因爲當時没有公佈考生的分數,我也没有收到高考成績單。
填報志願時,父親希望我第一志願報北大中文系,但我不敢——全國頂尖的北大,中文系在廣西只招2人,全省那麽多考生,怎麽會輪到我呢?想報語言相通、生活習慣相近的廣東中山大學,但那年中大中文系没在廣西招生。“報武漢大學吧,那也是重點大學啊!”父親鼓勵道,仿佛讀大學的不是我而是他,我也不知道他爲何對我的成績如此信心爆棚。雖然武大中文系在廣西也是只招2人,但看到父親如此期望,我便答應了。此外,我第二志願報了廣西大學,第三志願報了在桂林的廣西師範學院。
終於在1978年1月初接到通知,1月5日至7日由中學的老師帶我們6人到欽州縣人民醫院體檢。這是我第一次到縣城,也是第一次到醫院體檢。能够去體檢,説明成績入圍,有希望被録取。但是,最終能否被録取,録取到什麽學校和專業,我心裏完全没底。
體檢之後的那段日子,是那麽的漫長和難熬,我一邊繼續出工挣工分,一邊焦急地等待和盼望。盼星星盼月亮,終於在2月7日收到了武漢大學的掛號信,裏面有入學通知書和“武漢大學新生入學注意事項”,信封右下角不知是誰手寫了“78、2、26-28報到”字樣。這時正是春節前夕,這封特殊的來信無疑是送給我和我全家最重要的春節禮物。
當年,全公社三四百人參加高考,只有6個人被録取,競争之殘酷可想而知。後來我瞭解到,在考上的6人中,4人上中專,一人上大專,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學本科,而且是重點大學。我的高中同學、村裏的伙伴,有些人學習成績也不錯,竟無一考上。對此,我爲自己感到幸運,有時甚至懷疑是否在做夢。
説實在的,我能考上大學,除了運氣,與自己一直堅持學習有很大關係。我天性好學,上課認真聽講,認真完成作業,不懂就問老師。從小學起,成績一直很好,每門功課都在90分以上,語文、數學經常滿分,從初中到高中,作文經常被老師作爲範文來講評。讀高中時,學校的教學不太正常,經常是半天上課,半天去參加公社“改江造田”勞動,另外還有兩三個月時間到分校去半農半讀。但這影響不了我的求知慾,不管在家裏還是學校,只要有空,我便看書,把父親書架裏的書和能够借到的書反復看了個遍。讀高中時,班主任翁老師向我們推薦訂購了寫作基本知識、課文選讀等書籍,還請來大學畢業的公社新聞秘書講新聞寫作的經驗,這些對我都很有幫助,也萌生了將來要當新聞記者的想法。由於學習成績好,在外工作的父親從來不用管我的學習,每當週末回家看到我在昏闇的煤油燈下看書學習到深夜,總是叮囑我不要看得太久,要注意眼睛、注意休息。
我所讀的小學、中學,有一批有學歷、有水平、有經驗、有愛心、品格高的老師。小學教我語文、數學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愛崗敬業,深得家長好評。高中老師,無論教語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政治的,全部大學本科畢業,這樣强的師資陣容在當時一般的中學是很少有的,教我語文、數學的老師甚至還是解放前的大學本科生,他們大多因爲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貶到公社中學。我想,我能够考上大學,也是老師們多年辛勤教導的結果。
我被武大中文系録取的消息很快在四鄉八裏傳開了,我成了公社的“明星”。在上學前那段短暫的日子,走在公社的大街上,仿佛人們都認識我,向我投來羡慕的目光,讓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有了一個新的稱謂:“大學生”,許多認識的人見到我都這樣稱呼我。我讀的中學也爲我感到驕傲,校長專門請我和父親喫飯,還送我一支筆和一個筆記本。我考上大學後,父親連帶成了“名人”,在後來的一年多時間裏,多次被請去給學生家長、考生做報告,傳授他的教子經,介紹我的成長歷史。
當然,也有少數人對我考上大學作另類探解。在一些人看來,我考上大學不是因爲我勤奮學習,而是我家祖墳風水好。我家祖墳就在屋後半山腰上,據父親説,我讀大學後的第一年,一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專門去看我家祖墳的風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我家祖墳後面不遠處修墳,幸被及時發現、制止。
2月22日上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生活將近18年的鄉村,在父親的陪伴下,挑着行李,走路去公社,乘車去欽州再轉車去南寧。離開家鄉的時候,天下着毛毛雨,整個林屋幾十號人站在路口相送。我回望生我育我的地方,眼裏情不自禁地涌出了泪水。60多歲、有些乾瘦的祖母,臉上顯得有些悲傷,她在得知我要到外地讀書後就不停地嘮叨,對我十分不舍、不放心。没想到,在我入學後不久,祖母便去世了。父親爲了讓我安心學習,直到寒假我回家時,才告訴我祖母早已不在人世的信息,我聽後不禁傷心大哭起來。我想,祖母的去世,一定是因爲我不在她身邊的緣故。祖母受苦一輩子,本以爲讀完大學後可以孝敬她,没料竟連看她最後一眼、送她最後一程的機會都没有,這令我一直都感到遺憾。
林琳自述:
本人林琳,堂堂男子漢,却被父親起了個女性化名字,常爲此煩惱却又無可奈何。
1960年8月生於廣西欽州。有弟妹四人,排行老大。本以爲一輩子會在廣闊天地修理地球,没想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高考恢復,竟被武大中文系録取,從此跳出農門。上大學後,父親也從公社中學調縣教育局,舉家遷居縣城(地市所在地)。
大學畢業後分配至廣東省僑辦,一直踏實做人,勤勉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和命運的眷顧,從科員逐級提昇,現任省僑辦黨組副書記、巡視員(2018年10月機構改革僑辦並入統戰部後,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巡視員),兼任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廣東華僑華人研究會會長、國務院僑辦僑務理論研究廣東基地主任、《廣東華僑史》編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去過五大洲50個國家和地區調研僑情及開展涉僑工作。
武大本科畢業,本已心滿意足,後承蒙組織關懷,2005年底參加“中山大學——牛津大學廣東省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培訓班”的培訓學習,2011年又參加“中山大學廣東省市廳級領導幹部EMBA班”學習(在職學習,兩年期),獲碩士學位。
由於工作原因,不斷撰寫和發表一些文字,内容多與僑有關,2008年出版《僑這三十年》一書。參與多本僑情、僑務書籍的編、審工作,擔任《廣東省誌·僑務卷》編纂委員會主編、《華僑與華人》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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