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前湖北黄岡高中最後一届,即1966届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在學校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12月下放到黄岡縣路口公社當農民。1970年被招收到黄岡地區通用機械廠當工人,後轉到該廠所辦分廠黄岡地區齒輪廠,當熱處理工。四年後,1974年與人對調到武漢鐵路局武昌南站當連結員,干的是貨車編組工作。我就是從這個工作崗位上考入武漢大學的。
當時鐵路上的工作是12個小時一班,没有節假日,實行的是半軍事化管理,除了上班,連看報紙的時間都没有,所以外界的變化,除了我們在工作中直接接觸到的那一點、聽家人轉達的一點、在政治學習時聽讀報知道的一點外,别的就只能道聽途説了。但就是這樣的道聽途説,却讓我意外地獲得了一個歷史的機會,以至於最終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從一名普通工人,變成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我和我愛人是高中同班同學,我們下放到同一個生産隊,她從農村抽調上來後,進了武漢市當時最大的一家飯店——武漢飯店當服務員。有一天,她下班回家時很神秘地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説是要恢復高考了,我們都可以報名考試。她顯得很興奮,我却一點兒也不相信。心想,哪有這麽容易的事,再説,我已經把讀書的事忘得干乾净净,還考個什麽試。但她却言之鑿鑿地説,有一群人正在她工作的樓層召開一個會議,會議的内容就是討論恢復高考的問題,並説,他們還問她是哪一年畢業的,想不想考大學等等。聽她這麽説,我半信半疑。不久,從正式的渠道果然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機會真的來了,可我却面臨着一個艱難的選擇。
我和我愛人28歲結婚,在當時也算晚婚,但婚後很快就有了兩個孩子,生活負擔很重,平時除了努力工作,挣那一份微薄的工資,就没有别的時間精力顧及學習,雖然我本人愛好文學,業餘也在練習寫作,還在報上發表過一些詩歌作品,但畢竟與正式的高考是兩回事。又擔心我上學了,我愛人一個人又是工作又是孩子,顧不過來,所以一直猶豫不决。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我愛人也是高中畢業生,也有參加高考的權利,我不能一個人獨佔這個機會。因爲這種種的原因,直到别人都進入復習備考階段了,我這兒還一點兒也没有動静。在我工作的單位和我愛人工作的單位,都有人找我輔導功課,我樂此不疲地爲别人作輔導,自己却没事人兒一個。這令周圍的人都覺得奇怪,有很多人問我爲什麽自己不作準備,我愛人也在不停地督促我,她的主要理由是説我現在的工作太危險,常出事故,我眼睛近視,她很爲我擔心。最後,我下定參加高考的决心,還是由我的母校——黄岡高中的領導、老師促成的。
有一天,我家來了個不速之客,是黄岡高中當年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田中杰老師。他作爲代表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遺容,因爲放心不下他的學生,順道到我家來看我,鼓勵我參加高考。我記得他説:“黄高的學生你不參加誰參加?”——大約他當年對我的學習印象還不錯,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而且他還希望我愛人作點犧牲,支持我參加高考。
但下一個問題是,文革十年,我不但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也失去了所有的書本,陡然一下子要參加高考,用什麽東西復習呢?還是這位尊敬的田校長,不久,親自從黄岡到武漢來,給我送來一整套復習資料。就憑着這套復習資料,我利用極爲有限的業餘時間,和我愛人一起,共同回憶我們當年學過的東西,默寫數學公式、元素符號、物理定理,演算各種各樣的練習題,背誦歷史事件、地理名稱、語法規則等等。單位給了我三天復習時間,我自己用了四個星期天,因爲怕孩子干擾,把自己關在我愛人單位的理髮室集中突擊;其餘的,就只有靠一些零碎時間了。好在我的同事們非常够意思,上班時幫我把活幹了,讓我躲在一邊偷偷地復習功課。我就是這樣懷着老師、家人、同事的情誼,也懷着自己的一點卑微的理想和希望,走進高考現場的。
説實話,1977年的高考題,是比較容易的,對我這樣的學生來説,各科都没有什麽難度,加上又不考外語,所以並没有太大壓力。經過了一個短暫的復習階段,恢復了以往的功力,在考場上竟覺得十分輕鬆。記得我所在的考場是武昌水果湖中學,考試的那幾天,我每天得從我住的漢口航空路天不亮就趕過來,常常要在門房坐一會兒,學校才正式開門。中午就在附近的鐵路局食堂借熟人的餐票吃頓飯,隨便在什麽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考。因爲是“老童生”,我們那個考場還額外准許抽煙。記得考作文時,我一邊抽着煙,一邊看着窗外操場上有人在踢球,一邊編着《學雷鋒的故事》,我想那神態一定十分悠閒。就這樣,我順利地通過瞭高考,被録取到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專業。
説到上武大,還有一段故事。
填志願時,我所有的志願填的都是一個: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專業。這並非我對武大有什麽特别的感情,也不是我在武大有什麽特别的關係,只因爲我的愛人孩子在武漢,即使讀大學,我也不能走得太遠,得就近照顧家庭。這樣,武漢大學就成了我唯一的選擇。但在録取時,偏偏武漢大學没有把我放在正式録取的名單之内,而是先徵求意見,問我願不願意作走讀生,如果願意,才予以録取。後來才知道,我們先是因爲年齡問題未被録取,再後來也不知是誰的意思(據説是來自上面的,也是全國性的),説“老三届”的考生不録取可惜,要把考得好的作爲“走讀生”補録進來,就這樣,我就作爲“走讀生”進了武漢大學。記得我們報到比其他同學晚了半個月,武漢市爲了照顧我們這些“走讀生”,還特地把12路公共汽車站移進了武大校園。其實所謂“走讀”,不過是個補録的名義,總共只“走”了一個多月,就不“走”了,而且在這一個多月裏,學校已給我們安排了宿舍,並非每天回家,所以學習、生活,一切正常,直到我們四年畢業。
於可訓簡介: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82年春畢業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務處副處長、中文系總支副書記、副主任、文學院副院長。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16年被評爲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社會兼職先後有: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寫作學會會長,國際高級寫作研究會(ISAWR)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擔任過《通俗文學評論》《文藝新觀察》《長江學術》《寫作》《長江文藝評論》等雜誌主編或執行主編。
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與評論,文學活動和學術研究先後涉及文學評論、中國新詩、中國現當代小説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等多個領域。個人專著主要有:《小説的新變》、《批評的視界》、《新詩史論與小説批評》、《新世紀文學論集》、《王蒙傳論》、《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當代文學:建構與闡釋》、《新詩體藝術論》、《當代詩學》、《文學批評理論基礎》等,主編著作主要有:《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中國文學編年史·當代卷》、《小説家檔案》、《“我讀”叢書——當代文學新秀解讀系列》、《寫作》等。出版《於可訓文集》10卷。承擔過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獲得過省部級以上科研奬勵多種。
有一妻二女。老妻退休多年,在家習畫。二女皆移民加拿大,現居多倫多。外孫三:一女二男。無車有房,衣食豐足,身體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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