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河北省饒陽縣。1957年桃花盛開的季節,出生在北京西城一個革命幹部家庭。3歲隨父母遷居天津市,學前常在天津電影制片廠和天津自然博物館裏玩耍,培育了對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的興趣。7歲又隨父母工作調動,返回出生地,在北京西城區第一師範小學學習。
小學二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在時代大潮之下,學校改名爲“起宏圖小學”,我脖頸上的少先隊員紅領巾,也被忠於領袖的紅小兵臂章取代。
高小時,父母下放至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我過上了數年“小鬼當家”的日子。初中趕上按片招生,就近在北京西四中學入學——據説這個學校前身是工讀學校,人稱“流氓小偷學校”。可能是因爲所謂的“根紅苗正”、學習又比較認真,被班主任劉怡芹老師任命爲紅衛兵中隊長。15歲入團,不久當選班團支部書記。所幸遇上恢復高中,就隨着班上成績尚可又有繼續上學要求的同學,一並昇入高中。
在初、高中期間,學習上乏善可陳,只依稀記得,曾獲學校打靶冠軍和年級女子體操亞軍,高中班主任樑培育老師曾在課堂上朗讀我的作文以示鼓勵。
1976年元月,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我報名到北京遠郊延慶縣花盆公社花盆大隊第三生産隊插隊落户。這個生産隊也叫“耗眼樑”,傳説因最初在這山梁上居住生活的兩兄弟眼睛紅如耗子得名。在作家浩然的筆下爲“浩雁樑”。
雖説是京城郊區,就當時的交通條件,也要一天一夜才能到達:一清早先乘長途汽車,是夜住進大車店(那個年月,好像縣城裏還没有旅館,只有馬車店),第二天换乘去河北的另一趟長途汽車,至中午途經花盆公社時下車,再背上行李翻山越嶺來到生産隊。實際上這個生産隊就是由一個坐落在山上的自然村組成。山下是一條叫“黑河”的清澈河流,這也是全生産隊人、畜飲水和農作物灌溉的主要水源。社員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確切地説,是天不亮就開始勞作,天黑時才收工。不久我便磨練出了一副“鐵肩膀”,因爲出門就與扁擔爲伍,不是挑水,就是挑糞、挑糧、挑菜、挑柴……心裏時常同情隊裏的小毛驢,每次馱的水、柴草等比人多好幾倍,上山坡時脖子伸得老長、四條細腿累得直哆嗦。村裏的老鄉常説,“咱們這苦地方,毛驢都得累跑了”。
再苦再累,青年人仍然充滿改天换地的激情:晚上隊裏不“夜戰”的時候,便開辦夜校,爲村裏没機會讀書的姑娘、小伙兒上識字課;按照科技圖書的介紹,和知青們動手製作太陽竈,讓老鄉吃上不用柴火蒸熟的饅頭;驕陽似火的盛夏,培育雜交玉米試驗田,探索增産增收的方法;在冰天雪地的數九隆冬,加入到開山修路的隊伍,縮短山村與城市的距離……
還没來得及寫入黨申請書,我却意外地受到來自公社的政治審查——因“四五”運動時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受到政治追究。雖然没有因此受到鄉親們的歧視,但是政治上的挫折還是在内心深處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兩年的知青生活,磨礪出喫苦耐勞意志。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戰勝重重困難,融入高考洪流。1978年櫻花三月,我來到美麗的武漢大學。在大學期間,收到了組織上爲我平反的信函,撤消對我的政治追究。如釋重負的心,從此暢遊在知識的浩瀚海洋之中。在同學聯歡會上,一首《我的祖國》表達了我對祖國、對校園、對老師和同學的熱愛。
我不是個成績出色的學生,却也算是個認真學習的學生,處處貴在參與,事事助人爲樂。學文學、學政治、學歷史、學外語……珞珈山上、東湖水邊、櫻花林下、圖書館裏、教室内外、宿舍樓道、餐廳食堂、體育操場,美麗的校區裏無處不留下我勤奮學習的身影。四年的學習生活轉瞬即逝,與各科師長、各位同學結下了深厚情誼。只可惜離别匆匆,成爲心中永遠的痛。
張天文自述:
1982年元月,我來到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從開始的不安心工作,到後來的服從組織安排“干一行鑽一行專一行”。
1983年,去北京第二棉紡廠實習一年,期間撰寫反映基層工會幹部風采的兩篇文章先後發表在《工人日報》上,後又收入相關作品集中。1986年,論文《論社會生産力發展與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的關係》,先後刊登在《工運研究》、《工人日報·理論版》、人民大學所編社會科學論文精選上,並獲得全總機關優秀論文二等奬(一等奬空缺);另一篇論文,《工會參政議政是社會主義各國的共同規律》,發表後被選入多家刊物和書籍。
1986年7月入黨。1987年,在中國工運研究所獲助理研究員(中級技術)職稱,同時被聘任爲編輯。由我擔任責任編輯的《宣傳〈工會法〉專輯》(1992年版)、《工會十二大專輯》、《學習宣傳〈勞動法〉專輯》出版發行後,以質量取勝,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994年就任全國總工會機關刊物《中國工運》雜誌副主編,并兼任全國工會系統權威理論研究刊物《工運研究》、《工運理論政策研究參考資料》等期刊以及《工人日報·工會理論與實踐》專刊的責任編輯,中國工會期刊協會副主任和秘書長。20多年的編刊工作,逐步堅實了工運理論功底,提高了文字能力。
1995年參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舉辦的“應用社會學碩士學位課程高級研修班”學習,2003年考取中央黨校社會學在職研究生。這些年來,爲《職工代表大會條例講話》、《企業民主管理問答》、《企業民主管理辭典》、《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工會建設與改革》、《工會大辭典》、《搞好大中型企業法律政策指導叢書·工會工作卷》、《協調勞動關係工作問答》、《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指導手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中國工會藍皮書》等20多種工會業務書刊撰稿近百萬字,在部分圖書中,還擔任主要撰稿人或編委。
2003年任全總研究室三處處長;2005年調任全總集體合同部綜合處處長;2006年競争上崗,擔任全總集體合同部副部長。2011年和2016年,先後任全總民主管理部副部長和女職工部副部長、巡視員。
2017年5月退休。組織上和同事們都是明察秋毫的,給了我一些奬勵和榮譽,我深受鞭策的有三項:一是多次被評爲全總機關先進工作者;二是先後被評爲全總機關優秀黨員、優秀黨務工作者(受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尉健行同志親切接見);三是榮獲“全國工人報刊先進工作者”稱號。當然,過去的都已成爲歷史,我心裏認爲,離這些榮譽還有不小差距。
我於1983年春結婚;獨生女兒北大博士畢業,供職國家“翰林院”;雙親離休已耄耋高壽,安享四世同堂天倫之樂。在職時竭誠爲國家爲單位盡忠盡職,退休後傾心對父母對家庭盡孝盡責,成爲我工作生活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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