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歌《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的往事,很長一段時間我不願意提及。世界的變化如此之大,人們的追求也就相應顯得如此之多,以至於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不能不想到,一些小部分人津津樂道的東西,可能會被更多的人嗤之以鼻。
我們所經歷的特殊年代的歷史,鐘擺幅度之大,令後人難以相信。他們會問,歷史是這樣的嗎?就好像面對着食品堆積如山的餐桌,你對兒女們念叨上世紀60年代如何吃不飽面黄肌瘦渾身無力,他們會認爲這是天方夜譚。但是,幼稚也罷,可笑也罷,我輩就是這麽過來的。這是歷史轉折時期一代人的心路歷程。
《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的寫作背景,自然和那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有關。在解除了“極左”路綫的沉重桎梏之後,人們敢説話了,願意對社會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看法。當時社會上對官僚主義和濫用特權很反感,葉文福的詩歌《將軍,不能這樣做》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共鳴。作爲在校學生,我們聽不到上面已經開始發出的批評聲音,只聽到“寫得真好”、“敢説真話”的歡迎與呼應。
在辦《這一代》之前,在張樺等同學積極籌劃下,辦了幾期《珞珈山》,我寫的一篇散文《媽媽的頭髮》,被選用了。我寫東西向來比較本色,基本上是寫自己所熟悉的人,或是感受較深的事,談不上什麽“創作”。創辦《這一代》時,編輯部的人向我約稿。寫什麽呢?那會兒大家都在熱議葉文福的詩歌《將軍,不能這樣做》,對官僚主義、濫用特權的憎惡,是比較强烈的社會情緒。於是,我就很快選擇了“轎車”這個特定對象,切入進去,寫了這首詩歌《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交給了《這一代》編輯。寫作很順,一個晚上的事情。
現在看來,這是“憤怒出詩人”的典型産物,它所表達的就是抨擊官僚特權的心聲,所藴含的藝術成份是極有限的。詩歌發表之後,獲得的反響也很有限。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作品,今天我也必須做一個説明,還其真相。這首詩歌我只是勾劃出了一個初步輪廓,王家新做了比較大的修改。那時王家新的詩歌才情已經在詩壇展露,顯示出一個年輕詩人良好的發展趨向。
他並没有和我商量,就對這首詩歌動了大手術。我印象中,當我看到修改稿的時候,已經是發排清樣了。我不是《這一代》編輯部的成員,也没太關心具體的運作過程。可以這樣説,是王家新的修改,大幅度地提高了這首詩歌的質量和影響力。當時我没有立即和王家新直接交流,是有點把握不住這事究竟該如何辦爲好,應該由兩個人共同署名?還是默默接受這個結果?
這個猶豫的時間很短,就没有機會了。因風雲突變,《這一代》在印刷中受挫,殘缺上市。後來又受到了上面的批評。《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是重點點名批評對象,尤其是詩歌的結尾,更是被批評爲具有某種煽動性的偏激:
我的詩將和法律一起冲上大街,
大喝一聲——禁止通過!
作爲詩歌來研究,這個結尾恰恰就是評論家經常所説的“詩眼”,具有畫龍點睛的提昇作用,它濃縮了抨擊的情緒,具有了情感的高度。這個提昇作用,實際是王家新幫助爬坡完成的。
當時,我已經不方便説話了,因爲上面的批評聲浪已經大起來了。此時,如果我提出是王家新幫助修改的,就是推諉責任了,再往深裏説,就會涉及做人的品質了。
30多年來,對這個問題,我選擇了沉默。在同學圈裏,我没和任何人説過這件事情。
30多年過去了,任何的消極影響也化爲烏有了。此時説出來,就是還歷史的真相。張樺、高伐林在創辦《這一代》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王家新對於《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的修改功不可没,我應該向他道一聲遲到30年的感謝。
這首詩歌對我以後的發展産生了一些影響——當然不是正面的。1982年,解放軍文藝社已决定選調我進京,但時機不凑巧,正趕上進京的幹部名額被凍結,我只好從武大直接回原部隊。3個月後,解放軍文藝社把我借調去工作一年半,後才正式調入。
正式調入之前,領導找我嚴肅談話,問我寫作《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的事情。我知道,有人已經把這件事情反映到了部隊。在那種大形勢下,我只好寫了一篇“受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的書面檢查交上去。好在我已經在這裏工作了一年半,家也安在了北京,領導網開一面,檢查歸檢查,最終没有影響我調動工作的事情。
至於解放軍文藝社怎麽知道了這件事情,有好幾個版本的説法。之一是我們77級有同學對我有意見,向解放軍文藝社寫了揭發信;之二是武漢空軍的某位詩人把這件事情告訴瞭解放軍文藝社的人。那會兒,我只顧着寫檢查去了,没有敢向領導打聽或追問是誰打我的小報告。30年過去了,這件事對誰都無足輕重了,我早已不想追尋真正的版本了。
葉鵬自述:
葉鵬,男,1954 年 5 月生於安徽金寨。1972 年 11 月入伍,歷任陸軍 20 集團軍 59 師戰士、班長、師直屬政治科排職幹部、步兵 59 師 175 團 2 連(現 代京劇《沙家浜》劇作的生活原型單位)副政治指導員、20 軍政治部宣傳處幹事。 1977 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任中文系 77 級黨支部書記、77 級一班班長。畢業後因百萬大裁軍暫回 20 軍政治部宣傳處工作一段時間,1983 年被借調至總政治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工作,一年後正式調入,1994 年從正團職編輯崗位上轉業退出現役。
在軍隊工作期間,曾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 ·海外版》、《解放軍報》、《文藝報》、《文學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文學評論》、 《文藝評論研究》和《小説評論》等全國報刊雜誌上發表文藝評論近 30 萬字, 其部分文章結爲文藝評論集《切割藝術空間》,於 1994 年出版。後側重長篇紀實作品寫作,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希望在南方》和《蔚藍色的九九九》,其中《希 望在南方》獲1994年全國長篇紀實作品奬。其文藝評論也先後多次獲奬。 在此期間,成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員。
轉業後任《中國期貨》雜誌總編輯、《中國證券期貨》雜誌總編輯、《新財經》雜誌總策劃、常務副社長、《中國企業家論壇》常務副秘書長、《亞洲資本論壇》常務副秘書長等職。在此期間,撰寫中國期貨市場與證券市場發展的長篇報 道 50 多篇,約 20 萬字。
2014 年退休。2009 年開始,被人民出版社聘爲特約編審至今。主要負責編審與撰寫政治題材的人物傳記、紀實作品。作爲作者之一,參與寫作“中共 大理論家傳記”叢書之一《李達畫傳》,該書已於 2018 年 7 月出版。作爲特約編審,負責改寫人民出版社“改革開放元勛叢書”中《習仲勛畫傳》、《谷牧畫傳》、《任仲夷畫傳》和《項南畫傳》四本,完成最終出版文本,已於 2014 年出版。還參與撰寫了《萬裏畫傳》、《葉劍英畫傳》、《陳雲畫傳》、《彭德懷畫傳》、《長葛調查—— 習仲勛在 1961》和《胡繩畫傳》。其長篇紀實作品《信訪戰綫9000天——“時代先鋒”信訪局長張雲泉》和《從太行山到西南局——雷保生革命生涯紀實》也由人民出版社2019年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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