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説,《這一代》是上個世紀文革結束後至80年代初期那樣一個特定時期的産物。
那是一個富有精神訴求和衝動的年代。武大中文系三天兩頭都會冒出一個詩社來,諸如“珞珈詩社”、“七七詩社”等等,但大家還不滿足,還要干一件“大事”,於是就有了挑頭辦一份全國性大學生刊物的想法。記得在給刊物起名時,“這一代”這個命名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不僅認同,還感到它一下子照亮了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這一代》之所以在當時産生那麽大的影響,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這個名字肯定也有關係。它在各地77級、78級大學生中唤起的,正是這種身份認同感和集體性的自我意識。
而在77級中,我屬於年齡比較小的一輩,大部分同學都是文革開始前中學畢業的“老三届”。但我也經歷了一個狂熱而可怕的時代,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謊言,1974年高中畢業後,在“知青點”裏偷偷讀到普希金《致恰達耶夫》一詩的結尾“在專制的廢墟上/寫下我們的名字”時,也曾有過一陣犯罪般的顫栗。没想到文革結束後高考的恢復,真給了我們一個在歷史的廢墟上寫下我們的名字的機會!
因此,一上大學,我們就“奮不顧身”地投入了爲“四五”運動平反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浪潮之中。那時“堅冰尚未融化”,我們不得不爲一些最基本的常識和人性而鬥争。記得一個大齡同學寫了一首是愛領袖還是愛自己妻子的詩(當然他選擇了後者),大家都受到感動,但它却在學校的詩歌大賽中落選了。我當即寫了一篇《不平則鳴》的“小字報”,貼在了宿舍一樓的墻壁上。它很快引起了反響,而“反方”大都是即將離校的最後一届“工農兵學員”。他們晚上甚至下來偷偷撕去我們77級貼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生活的那個年代!
而在文學上,説實話,那時我們只有“一腔熱血”,别的都還説不上。雖然上大學後“現代主義”已開始對我們起作用,比如北島他們的《今天》就在我們一些同學中流傳,但籌辦《這一代》時,我們則一致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也就是説,要對現實講話,要發出我們的“呐喊”。我上高中時就受到意外弄到的《馮至詩文選》、《殷夫詩文選》的影響,馮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條蛇”,我讀後深感驚异,而殷夫的詩“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也頗使我激動。顯然,辦《這一代》前後,“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在我們身上就占了上風。這樣一份刊物,把一種烏托邦式的衝動體現到了極限。這真是一種“文學自殺”的行爲!它只出了一期就殀折了。如果它能有更多一些策略,也許還能辦下去。但這就是“這一代”——熱血的一代,激進的一代,天真的一代!
“歷史的一頁”很快就這樣翻過去了。還没有畢業,我就不願再提《這一代》和我那首人們四下談論並曾引起高層震怒的《橋》了。這倒不是因爲它給我的生活帶來了某種陰影,而是因爲我們已漸漸變成了另一類人。那個參與《這一代》、連夜寫下《橋》那首“詩”的人,是我嗎?我是愈來愈不相信、也愈來愈不在意了。
與此相關,“這一代”這類“大詞”,我也很少再用了。有過這回事嗎?像我這樣經歷的人,自幼就被一種“宏大叙事”和“代言人”意識所書寫。記得一位德國漢學家對一些中國詩人愛用“人類”這個詞就很敏感,的確,誰能“代表”人類呢?即使當年的同學們再見面,感到的也是“共識的破裂”。“這一代”?那樣一個“整體”,那樣一種集體想像,早已分崩離析了。
不過,這倒是一件好事。這不僅出自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那就是“個人”的覺醒、形成和成熟。在中國,要從集體主義話語中擺脱出來是多麽艱難!一個人要真正獲得自己是多麽艱難!我曾在一首長詩《回答》(1997)中這樣寫道:
十年,二十年……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
我們的朋友和親人,發生了多大變化呵,
雖然偉大的史詩尚未産生,
你却仿佛已走過了遠遠超過一生的歷程;
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初戀,已變爲
一張張黑白照片,恍若隔世
讓人不敢相信。
我們還屬於從下放的山鄉來到大學校園的
那一代人嗎?不,珞珈山已是墓園,
埋葬了我們的青春。
有人讀了不太理解,説怎麽能把母校珞珈山比喻成“墓園”呢?但是他没有想到,青春就是用來“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會成熟。
寫於2007年
王家新自述:
生於武當山下、漢江河畔,自少年懂事起愛上文學,並感到自己的喉嚨“像是鎖上了鎖鏈”,自己的喉嚨“也在痛苦地發癢”(語出在那時讀到的臧克家寫於40年代的一首詩《青鳥》);文革結束後有幸進入大學,在珞珈山下一邊寫詩,一邊埋葬自己的青春;80年代末之後試圖面對良知的拷打並承擔歷史賦予的重量,後來遠走异國他鄉,更多也更深切地體會到命運和自由的奥義;現執教於京城某高校,以創作、批評研究和翻譯的不同方式爲詩歌、爲自己一生所認定的那些精神價值工作。家鄉是愈來愈遠了,只是希望早年所經歷的寒冷仍能在體内持續地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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