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寫作講習班,可以算我們大學第四年下學期除了寫畢業論文之外,最大的一件事。
這件事的起因,却讓人哭笑不得:爲了讓陳晋同學能够如期畢業。
原來,1979年初秋,我們辦《這一代》時,經校領導簽字,從當年的學生科研經費中,借給了我們2000元。借據,是《這一代》創刊號編輯組成員陳晋簽的名。
兩千元放在今天,簡直不够塞牙縫的——陳晋應邀出外演講一場能收多少講演費?但是在30多年前,却是一筆“巨款”。當然,説是“巨款”,《這一代》刊物若真順利發行了,還給學校也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刊物没有如願正常發行,收回來的錢,剛剛能够填補開銷。兩年多,參與其事的同學,包括陳晋在内,都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鬧了那麽大一場風波,誰還會惦記着這2000元!
但是有人惦記着呢。到畢業班最後一個學期了,老師找來了,“你們還欠學校2000塊大洋呢!”
——什麽?哦!《這一代》的2000元。那不是“學生科研經費”嗎?科研經費撥了還往回要?
——在“學生科研經費”項目下不假,但是白紙黑字寫得清楚:借條!你們是中文系學生呀,“借”是什麽意思?
——我們都是還没畢業的窮學生,哪裏能拿得出2000元?
——你們真畢業了,上哪兒找你們去!拿不出,那,誰簽的字我們就找誰,還清了再給他畢業证。
這一軍,把我們將住了。陳晋更傻掉了:“你們這些老姦巨滑的學兄,當時怎麽就讓我簽這個字呢!這不是坑我嗎!”
當然絶不能坑陳晋。於是年級召開了“緊急會議”,黨支部書記、支委、班長,校、係學生會骨幹,還有我們《這一代》幾個前編輯,大約十來個人,一起來商量這個撓頭問題。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們不是“英雄漢”,所以也不會被2000元逼死。
會上是誰率先提議辦一個“象徵性收費”的“高考寫作講習班”?我倆都記不清了,這麽高明的主意,我倆是想不出來的。但是這個主意一經提出,大家從各個方面越想越覺得“高,實在是高”!
那個年月,社會上有大量的青年迫切地想提高自身素質,更想高考拿到高分,跨進大學校門,市場絶對是大大的有;
我們已經是畢業班,課程基本學完,即將走向社會,備課、講課的時間是有的;讓渴望參加高考的少男少女聽了受用的寫作知識和經驗嘛,也是有的!
不知道後來黨支部向係黨委怎麽匯報的,肯定能够將意義説得頭頭是道:這將是我們第一届恢復高考之後跨進校門的大學生們回饋社會、服務人民的機會,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貢獻我們的心血和汗水;這也將全面檢驗和鍛煉我們的思想素養、寫作知識和表達能力,將展示在全民族投入新長征的洪流中,我們武漢大學、及中文系、及77級的整體形象,同時也是給下面年級緊盯着我們的學弟學妹開創一條投入社會實踐的新路……諸如此類。
這不是我倆瞎編——後來,校係兩級領導批準中文系77級的活動方案,全年級舉行大會,黨支部書記葉鵬動員、布置任務時,這些都説到了。再後來,果然78級同學“前有車,後有轍”,也搞了寫作講習班,還當作大事寫進了《老八舍記事》。據説,講習班成了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的“傳統保留節目”,直到八幾級都還在辦呢。而開創之功,歸於77級。
與辦《這一代》一樣,這次又是“全民”參加。我倆記得,全年級每個同學都分到了任務。有講課組(張樺名之爲“講師團”——“講師”,還“團”!高伐林不信當時會有這樣堂皇的稱呼);有後勤組,落實教室(包括照明、擴音設備)、教具、作文本、接待學員等等;有作文批改組,當時要求就是對每個學員交上的作文,都必須批改,指出優缺點,這是教學的重要一環;還有宣傳組——當時還没有“市場開發”這樣名目,但宣傳組就是干這個的,張樺記得,這個組就是他和張安東兩人,一宿没睡,畫了50張講習班大海報,第二天同學們分組出動,貼到了公共汽車站、輪渡碼頭等等熱鬧場所。
海報上最關鍵的,絶不能忘掉的信息是:費用。所以一定還設有財務組。每位講習班學員交費多少?張樺説是每人20元。這個數字準確嗎?
高伐林被指定爲講員之一。印象中,講課組開始定了12人,後來好像又加了3人。由鄭傳寅老師講第一課,他開頭砲的題目,據李聰輝的當年日記,是“從高考看語文學習”,他强調了寫作在四個現代化事業中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鄭老師講這一課,講給學員聽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用意是講給我們這些學生講員聽,給我們做示範,我們全體講員都去聽課、觀摩。
高伐林分到的講題,是講作文“審題與立意”,是學生講員中的第一講。後面的講員,有葉鵬,於可訓,王家新,張立偉,陳晋,方曉紅,陳文新……很是壯觀,分别講文章結構、語言運用、修改的注意事項,以及各種文體的特點和要領:記叙文、論説文、説明文,等等。
報名者十分踴躍,大大超過我們的預計。但到底有多少人,實在記不得了。只記得,能容一百來人的大教室肯定坐不下,必須得開兩個班,我們講員也就必須講兩次,每次兩節課。
收上來的錢,首先當然將欠學校的2000元留出來,還有幾千元。校係有關部門爲支持我們勤工儉學的社會實踐,免收教室、水電費用。這幾千元除掉一些筆呀紙呀的開銷,就是净賺。年級和班領導們定出給不同崗位的補助標準,高伐林記得講員講一次,給10元補助;張樺記得批改作文的,每一篇是1毛5——竟然不是個整數?最後給全年級同學每人發了實物:一本相册,一個茶缸,還有一個包。
高考講習班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社會上那麽多青年的學習熱情十分高昂,上個世紀80年代,整個社會充盈着的是積極向上的民氣,年輕人對知識如饑似渴。而報名者越多,這些弟弟妹妹這麽信任我們武大中文系77級大學生,我們絶不能講砸了鍋。我們講員之間互相切磋,互相挑刺,我們的水平即或有限,但態度是絶對認真的,不僅要講得準確,還務求讓學員聽了頂飽、解渴。到底對他們後來參加高考有没有實效就不知道了,只知道,12課講完,在學員中口碑不錯,當時我們這些講員都收到不少學員的信,有的是課後遞上講堂,有的則是從郵局寄來,多是感謝、讚揚之辭——也有表白愛慕之心的,連高伐林這個單身父親都收到過,更别説葉鵬等英俊小伙子被當成“主攻目標”了。
許多學員要求我們繼續開課,於是趁熱打鐵,接着又辦了一個“提高班”,又開了五、六講。這次好像是先定了講員之後,自己報題目,然後講課組討論確定。高伐林記得在這個提高班的講題,是如何將心理學的一些原則運用於寫作。
李聰輝的當年日記中提到,12月下旬爲“第三期講習班”忙活,那麽是否我們上文提到的分成兩個班,就是兩期講習班,這裏所説的“提高班”,就算第三期?聰輝的日記是第一手史料,應該比我們30年之後的記憶更爲準確。
提高班就没有那麽多學員了,只是一個班,但也有好幾十人。收費多少,我們也没有印象了。
必須提到的是,各級領導對我們中文系77級的高考講習班,都扶持、鼓勵有加。係主任、係團委書記、一些老師也陸續來聽講,有一次連劉道玉校長也來了,坐在學員中聽完了一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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