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下“第一次在台灣出書”這個題目時,不禁啞然失笑:我的那60幾個大學同窗一定會説我小題大做。畢業30多年了,就這點事好寫麽?説真的,還就是這件事值得一寫。一個不是寫書、就是教書,不是教書、就是讀書的人,在他的生活中,還有什麽比書更重要的?何况,“第一次在台灣出書”,還真有一點“歷史意義”。
一
事情要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説起。知道了那個時代,才能體會到出書在當時的重要性。
那個年代,高校教師下海的人急劇增加,其原因很簡單,呆在高校裏太苦了。當時,流行的話題中有三大難的説法:一是出書難,二是評職稱難,三是住房難。難到什麽程度呢?且聽在下道來。
先説出書難。那個年代,誰也不會想到,才過了十幾年,就會出現圖書過剩的盛况。那個年代,正式出版一本學術著作,就算得上一件大事。許多大名鼎鼎的學者,除了李澤厚這一類特殊情况之外,大多只有一兩本書;如果一個學者要證明他在職稱評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最有力的一個理由是:我有書,他没有書,憑什麽他上了,我没上?當時流行的一句口頭禪是:“要摔得響!”所謂“摔得響”,就是有自己的專著,往桌上一丢,其聲清脆,而這本書的作者,理所當然“自我感覺良好”,在他人眼中也確實非同小可。那真是一個“一本書主義”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裏,幫人出一本書,或者求人出一本書,都是極其引人注目的事,出書能不難嗎?
再説評職稱難。現在流行一句話:“教授滿地走,講師不如狗。”回想當年評職稱的艱難情形,恍如隔世,如果不是親歷者,我也許不會相信那竟是實情。有幾位教過我的老師,四十出頭了,還是講師;有一位直到退休的時候還是副教授。一個係(那時候習慣於叫係,不叫院)的教授,就那麽幾個,個個都是大牌,不像現在教授太多,要特别地將“大牌教授”區别出來。上職稱之所以難,主要是因爲文革前後長期不評職稱,積壓的人才太多,以致那幾個職稱指標,杯水車薪,壓根兒不能解决問題。無奈之下,許多單位在評職稱時,總是同時用兩個指標來卡人:資歷和成果。只有資歷和成果都佔上風的人,才上得了職稱:要是只有資歷而成果並不顯著,或者成果顯著而資歷不够,在評職稱時都免不了大受委屈。如果我的記憶没有出錯,大名鼎鼎的易中天教授,就是因爲資歷不够而在職稱上吃了很多苦頭的人。他是文革後的第一届研究生,天資極好,成果也多,備受胡國瑞等先生的器重。和他同時競争同一檔職稱的,有許多比他早留校十幾年,論資歷,他是没法比的,因此老是評不上,“非戰之罪也”,資歷不如人也。後來他從武漢大學調到厦門大學,在百家講壇一夜成名,武漢的一家媒體曾特意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易中天調離武大,是不是因爲在職稱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當時我對記者説了上面這些情况。也許記者覺得這些話不符合“人咬狗”的標準,他只報導了别的采訪内容,而把這些話給淘汰掉了。媒體終究是媒體呀!
接下來説“住房難”。文革期間,高等學校若存若亡,其住房規模,只有萎縮的,没有擴大的。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學生數量和教職工數量急劇增加,住房緊張的狀况,直到本世紀初才得到顯著緩解。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正是“住房難,難於上青天”的時候。説幾個例子吧。胡國瑞教授,當時是80歲左右,據我目測,他的住房面積不會超過80平米;唐富齡教授,當時是60歲左右,住在極爲吵鬧的馬路邊,住房面積不會超過50平米;易中天教授,當時40多歲,住房面積不會超過40平米;我當時30多歲,已經是副教授,住房面積僅有27平米。現在流行一部叫《蝸居》的電影,那時候,高校裏邊,到處都是蝸居。一到晚上,“老子”要做學問,子女要做作業,兩代人争空間、争燈光,也算一道風景。
出書難、評職稱難、住房難,在這三個難題中,高校教師,尤其是文科教師,首先要解决的是出書的問題。何也?書多,上職稱就可能快一些;職稱上了,住房就有可能大一些。出書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
對於我來説,出書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重要性之外,還有另一層特殊的重要性。
比起易中天教授這一類學者來,在評職稱方面我是幸運的。那時候,各高等學校考慮到人才積壓的狀况過於嚴重,特别給一部分年輕學者劃出了一片發展空間,即所謂“破格晋昇”。凡是年齡没有超過35歲的,晋昇副教授時可以破格;凡是年齡没有超過45歲的,晋昇教授時可以破格。所謂“破格”,是説這些人的職稱名額由學校單列,他們不必與本係的其他老師競争,而只要達到學校的相關要求就行。這種特殊年代才會實行的政策,我是得到了好處的人之一。1991年5月,34歲那年,我破格晋昇爲副教授,在武大中文系,一度是最年輕的副教授。
破格晋昇副教授之後,高興了没幾天,自己就覺得有些不自在了。有一個事實,别人不説,我也清楚:有一部分教師,比如易中天教授,人家雖然還是講師,可是已經有了著作;你雖然已經是副教授,可是你居然没有出過書。人人心裏有杆秤,自己心裏當然也是有杆秤的。怎麽辦呢?只有一個法子,就是趕緊出書,否則就會一直尷尬下去。
出書的焦慮在那幾年一直困擾着我。
我曾經假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一個途徑是,請名家推薦。有一些名家,他們在學術界有影響力,而且也熱心於提携後進,只是,我生性臉皮太薄,不好意思找任何人開口,生怕遭到拒絶,傷害了那份脆弱的自尊心。還有一個途徑,是請人贊助出書。有一些口袋比較暖和的人,崇尚風雅,樂於資助那些著書立説的人,只是,我對補貼出書,不只是羞於啓齒,甚至有些避之惟恐不及。一個人急於出書,又不願意放下自尊心,這就難辦了。
一天和内人閒聊,又説到了出書的事情。内人試探地問:能不能把書拿到台灣去出?
把書拿到台灣去出,在當時已經不是新鮮事,像文津出版社,就已經開始成系列地推出大陸博士學位論文,而三民書局,也出版了不少由大陸學者譯註的古籍。可是,我的書不屬於這兩個系列,不會有台灣的出版人主動來找我約稿。既然不能守株待兔,那就只有主動找兔。
接下來的幾天,昏天黑地,我持續不停地忙着這幾件事情:在學校圖書館裏,一本一本地查閲台灣版書籍的版權頁,把出版社、出版社通訊地址、發行人等數據一一鈔録在筆記本上;用複印紙複寫《中國傳奇小説史》的目録(那時候没有電腦打印,自己用複印紙複寫是準確率最高的),一連複寫了一、二十份,分裝在信封中,從郵局寄往台灣。當時的想法是,只要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了我的稿子,就有戲。
寄發那些郵件的時間是1994年初。有一個情况是我當時還不知道的,我所聯繫的那些出版社,有好多家其實已經關門,往那裏投稿,只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郵件寄出去一個月之後,我就感到了來自内人的沉重壓力。那段日子裏,只要我去了係裏,回來時内人一定會問:台灣回信了没有?起初我總是用一句話回應:哪有這麽快?但這句話在兩個月之後就不管用了。兩個月之後,内人得出了一個結論:看來你只能在武大混混。台灣的出版社水平高,没有一家看得上你。内人不光説這些話,還要在這些話之外加上一聲長嘆。那個時候,我才深切地體會到,一個人在無力維護自己尊嚴的時候,是一種多麽難堪的境况。
對於我來説,出書是跟尊嚴聯繫在一起的一件大事。
三
1994年4月,事情真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句詩:在日復一日的期待中,終於收到了正中書局的來函。至今我還記得,正中書局的信封上印有“反攻大陸”的字樣,讓我好生奇怪:這樣的信居然也能安然無恙地通過大陸海關。若干年後,我對這個情况給出了一個解釋:也許,在大陸海關看來,“反攻大陸”其實是主張國家統一的另外一種表達方式——“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嘛。
正中書局的來函,内容主要有兩點:一、書局對《中國傳奇小説史》目録很感興趣;二、書局希望我提供第二章、第七章的完整書稿,書局擬請專家匿名審閲。
我難以説出我讀了這封信之後的感受。當時的一個念頭,和中舉時的範進極爲相似:“好了!”但興奮很快就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一倍的忐忑不安:書稿寄去之後,是不是能够通過匿名評審?當時我對台灣的學術界瞭解甚少,也不知道那位審稿專家有没有特殊的學術立場。對我來説,一切都是未知數。
忐忑不安歸忐忑不安,書稿總是要寄去的。送審的書稿,不光要再加打磨,而且要多複寫幾份。那個時候,大多數出版社或刊物都有這樣一個聲明:請作者自留底稿。言下之意是,如不采用,不擔保一定退稿。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尚未成名的作者,誰又能保证你的稿件一定被采用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自留底稿”。而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自留底稿”的辦法就是多複寫幾份。
有一個情景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正是夏天,我住的地方是珞涵邨1棟1門1號,27平米,主房間11平米,正對着西曬,室内温度不知道是30幾度,只是感覺打着赤膊也會不停流汗。就是在那間房子裏,大概是傍晚8點鐘的時候,定稿的事終於接近尾聲,只剩最後兩千字了。我站起身來,舒了一口氣,不知怎麽突然有一種撑不住的感覺,很疲倦,很累。但我不想把事情拖到第二天,就兩千字嘛,一鼓作氣寫完多好。這個想法也得到内人的支持,於是我連喝了兩杯濃咖啡,希望能提起神來。出乎意料的是,兩杯濃咖啡剛喝下去,睡意就迫使我躺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自從有了這一次經歷,此後我再也没有用咖啡提過神,也不再相信咖啡提神的説法。不知是咖啡誤我,還是我誤咖啡。
在1994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在那間正對着西曬的房子裏,《中國傳奇小説史》和《中國筆記小説史》這兩部書先後定稿。一個月之後,我們遷入珞涵村5棟2門3號,住房面積增加了11平米左右。
給正中書局的送審稿,是遷居之前寄出的。
四
1994年的8月下旬,那天下午,終於收到了正中書局的正式出版合同,隨合同一起寄來的還有匿名專家的審稿意見。這些審稿意見,對於别人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但對於我,它不僅讓我感覺到了做人的尊嚴,也緩解了幾年來一直壓在心頭的焦慮。一個做學術的人,他不能不在乎同行的認可。所以,我願意把這些審稿意見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
“一,本書對於中國傳奇小説做歷史性的評介,分析得當。二,在劉開榮撰《唐代小説研究》之後,一直没有比較理想的唐人傳奇研究出現,台灣後有祝秀俠、劉瑛等人之《唐代傳奇研究》等多本唐人傳奇研究,缺陷仍多。本書貼近各個時代的情境來分析傳奇作品,較爲合理。三,對於傳奇作者及傳奇單篇之分析皆頗爲恰當。”正中書局同時提出了一個建議:將書名定爲《中國傳奇小説史話》。
一邊是這些審稿意見讓我感到興奮,一邊是出版合同讓内人感到興奮。興奮之餘,她最關心的事情是,能不能請正中書局在1995年3月出書?内人之所以關心這個時間點,是因爲按照慣例,這是評職稱的時候。如果我在1995年參評職稱,還可以享受“破格晋昇”的優惠。“破格晋昇”,可以避開許多矛盾,是一個不能輕易放過的機會。我們試着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正中書局,没想到正中書局很爽快地就答應了。記得《中國傳奇小説史話》的責編是張淑芬女士,她對作者的體諒令人感動:不僅出書的時間與作者的期待同步,還特意用快遞寄來了樣書,以便參評職稱時能按時上交。
《中國傳奇小説史話》在正中書局的出版,還帶來了另外兩個副産品:台灣的志一出版社稍後要走了拙著《中國筆記小説史》,1995年3月出版;台灣的揚智書局約我寫一本《禪宗的人生哲學》,稿酬較高,並承諾在1995年3月準時出書。之所以有這兩個副産品,那是得益於正中書局的品牌效應。一個在業界享有聲望的老書局,它的作者也會跟着提高身價。而我從這些副産品得到的好處是:從此以後,經濟狀况大爲改善,雖然没有達到致富的標準,但確實可以説是脱貧了。從1995年起,我的稿費收入明顯增加,家裏的伙食也跟着多了花樣,孩子的零食也稍稍豐富了一些,老家來人時,我們也有能力做一點慷慨的事情了。
“一本書主義”,還是有些道理的,尤其是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環境中。
陳文新簡介:
陳文新,男,1957年8月生,湖北公安人。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獲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1991年破格晋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昇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首席專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中國古代文學史》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博導。現爲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武漢大學域外漢學與漢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主編、《中國學術檔案大係》主編、《湖北省誌》總纂委員會副總纂、中華炎黄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國俗文學學會顧問、中國明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儒林外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紅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水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等。主要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説史、明代詩學和科舉文化。所主編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是一部系統完整、涵蓋古今的文學編年史,立體地呈現了數千年中國文學發展歷程,榮獲首届中國出版政府奬(2008年)和湖北省第六届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一等奬(2009年), 入選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十年建設標誌性成果(2000-2010年)、“新中國六十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成就展”(1949-2009)和“黨的十六大以來出版業發展成就”代表性成果(2002-2012),被譽爲“中國文學史的長城”。學術著作主要有《中國小説的譜系與文體形態》、《傳統小説與小説傳統》、《文言小説審美發展史》、《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説史料》、《紅樓夢的現代誤讀》、《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集部視野下的辭章譜系與詩學形態》、《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生態》、《劉永濟評傳》等。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學遺産》等刊物發表論文近300篇,其中數十篇被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新華文摘》等全文轉摘或摘要轉載。多次赴海外講學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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