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畢業不會寫解説詞
畢業後剛進中央電視台時,我在專題部的《爲您服務》欄目做編輯。
央視屬於新聞單位,其編播部門的崗位,主要有編輯、記者、播音等。一入職,其身份便在人事部門備案,中途轉崗是件很麻煩的事。爲了工作方便,對外采訪時,所有這些崗位的人員,都稱記者,也都有記者证。在内部,編輯崗位的人員稱編導,記者崗位的人員稱攝像,播音崗位的人員稱主持人。電視台編播部門是没有導演這個崗位的,只是在製作具體節目時,才有導演、策劃、撰稿、導播等不同的分工。也就是説,這些身份都是臨時性的。
但是,一直以來,外界很多人對此不是很清楚,總是稱電視台的人爲“某記者”、“某導(演)”,可能是由於這種稱呼的社會認知度較高的緣故,叫的人願意這麽叫,聽的人也樂意這麽聽。
那時,做欄目内的小專題節目,從選題到策劃,從寫稿到録制,編輯都是大包大攬。剛開始寫解説詞時,我習慣用書面語。我們的主持人沈力大姐,每次都要將我的稿子改一遍,後來實在改煩了,就拿着我的稿子找到我,“小劉啊,以後寫解説詞,不要那麽文縐縐的,要盡量口語化一點。”接着以我的稿子爲例,耐心教我,“然後”要寫成“接下來啊”,“少許”要寫成“一點點”,“稍燜片刻”要寫成“稍微燜那麽一小會兒”,“即可食用”要寫成“這樣就可以吃了”,如此等等。
按照主持人大姐的要求,我以後寫解説詞時,盡量把自己想象成是沈力大姐,筆頭是話筒,稿紙是電視屏幕,屏幕前有一位老大媽,我在和老大媽嘮家常,把語調放慢,能用到的語氣詞都用上,寫出的東西都是這種風格:“您呢,也别閑着。多餘的菜梗不是還在那兒扔着嗎,您可以把它們清理乾净,記着,老的、爛了的可不能要哦。”
主持人大姐對此非常滿意,夸我進步很快。在當時,我還真有點覺得自己四年的中文系白上了。
金庸不簽盗版書
1997年夏天,“國際大專辯論會”在新加坡舉行,組委會邀請了金庸擔任辯論會决賽的點評嘉賓。我以央視工作人員的身份,到新加坡參加節目録制的工作。當時正沉迷於金庸的武俠小説,便將手頭的《神雕俠侣》和《倚天屠龍》兩套小説的第一本帶上,想請金庸簽名。
辯論會一共有七場比賽,金庸只在决賽那天才來。前三天的比賽,安排在下午和晚上進行。上午没事,逛街又太熱,我就窩在酒店,翻看那兩本小説。到了决賽那天,我就用酒店的袋子裝上這兩本書,隨身帶上。比賽開始前,在現場和金庸先生有過一次接觸,但因爲場合太正式,時間又倉促,再加上新加坡同行陪同在側,擔心這麽急切地找金庸先生簽字,會有失身份,只得作罷。録制工作結束,新加坡電視機構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答謝酒會,這種場合比較輕鬆隨意,是一個找金庸先生簽字的好機會。
金庸先生在酒會上很忙,一撥接一撥的人找他寒暄致意。尤其是參加比賽的學生,一個個拿着筆,拿着本,拿着照相機,團團圍着金庸先生,又是簽名,又是合影,一刻也消停不下來。直到所有學生的願望都得到滿足之後,我才找到空當走到金庸先生身邊,簡單客套幾句,便拿出書和筆來,請他簽字。金庸先生很爽快,對我説道:“我先看看,盗版的我不簽。”
當時,金庸只授權三聯書店獨家出版中國大陸地區的簡體字本,但市面上却充斥着各種盗版的金庸小説。他對這種不付版税、粗制濫造、錯訛百出的盗版行爲憤慨不已。
我趕緊向金庸先生説明我帶的這兩本都是三聯正版,但他好像還是有點不放心,從我手中接過去一本書,一邊翻看,一邊對我説:“簡體版的盗版最多。”從封面,到版權頁,從印刷,到紙張,金庸先生查看得非常仔細,發現没有問題後,金庸先生笑呵呵地對我説:“這是正版。”然後從我手中接過筆,在扉頁上工工整整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簽完字,金庸先生對我説:“上次有人拿着盗版書要我簽字,我就是没有簽的。”説完,依然是滿臉微笑,只是多了一種又似頑皮、又似得意的神情。
給毛新宇拍專題片
1995年5月,我爲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拍過一個專題片。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毛新宇寫了兩首歌詞,一首叫《揮鋤》,一首叫《爺爺曾從這裏走過》。某雜誌負責人看到,便找蘭州軍區的一位青年作曲家,爲這兩首歌詞譜了曲子。不久,歌唱家劉斌聽到毛新宇在卡拉OK唱歌,覺得他感情充沛,音域很寬,便建議邵華給毛新宇録制一張唱片。正好中國唱片總公司在策劃出版《紅太陽》録音帶續集,劉斌得知,趕緊推薦毛新宇,認爲讓他演唱更有意義。這是一個很好的賣點,中唱自然樂得同意。
經過認真籌劃,中唱準備把這盒録音帶定名爲《爺爺曾在這裏走過》,裏邊的12首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都由毛新宇演唱,老中青三代十幾位著名歌唱家,組成豪華陣容爲他伴唱。
當時我在央視《十二演播室》欄目做編導。《十二演播室》是一檔青年欄目,在全國,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中唱負責策劃這事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找到我,讓我們欄目配合宣傳一下。爲此,我和毛新宇有了一整天時間的接觸。
毛新宇的母親邵華,對這次采訪很重視,親自打電話和我商定拍攝計劃,連需要拍攝的場景和鏡頭、訪談要涉及的話題等等,都一一仔細詢問。
采訪是在毛家進行的。毛家位於西山脚下,是一個獨家小院。院門口右側,有一棟二層小樓,是毛岸青的住處。當時小樓在整修,毛岸青臨時住進了醫院。院子東邊,有一排平房,住着邵華的母親張文秋。院子西邊,還有一棟房子,是活動室,裏面有一個小歌廳和一些健身器材。
工作人員把我們帶到活動室休息,不一會兒,邵華也領着毛新宇來了。邵華一身軍裝,短發,顯得精明强幹。因爲我上中學時,讀過她寫的《我愛韶山的紅杜鵑》,印象很深,至今還記得其中“我愛韶山的杜鵑像烈火”、“我愛韶山的杜鵑像朝霞”等句子,所以,我對她充滿敬意。邵華倒是很隨和,很熱情,而且禮性周到。毛新宇穿一件短袖襯衣,由於肚子大而且老挺着,所以顯得前襟有些短。他拘謹地跟在母親身後,對我們的到訪並没有表示出多大的興趣。客套一番,邵華向工作人員交待幾句後就忙别的去了。
没有邵華在身邊,毛新宇顯得輕鬆自在了許多,還和工作人員開起了玩笑,一本正經地吩咐工作人員:“老佛爺走了,快給朕把音響打開。”工作人員笑嘻嘻地跟着一起鬧,躬身走向前,對毛新宇説:“回您的話,上午不拍唱歌。”
上午主要是對毛新宇進行訪談,基本上都是有關這盒磁帶的一些問題。毛新宇簡單介紹了他寫這兩首歌詞的一些情况。他説,這盒磁帶是他獻給爺爺的禮物,他要在下一次去毛主席紀念堂看望爺爺時,親自告訴老人家這一消息。在談到他爺爺時,毛新宇顯得非常亢奮,張口閉口“我爺爺”,自豪和崇拜敬仰之情溢於言表。他向我們如數家珍地列舉他爺爺的豐功偉績,思維清晰,語言流暢,雖然不乏夸張和溢美之詞,但以他的身份説出,給人們的感覺却是至真至情的表露。
毛新宇對唱片《紅太陽》的暢銷感到高興,認爲這表明全國人民一直銘記着他爺爺的偉大業績和偉大人格。
中午,我們和工作人員一起用餐。席間閒聊,得知兩位年輕的小伙子來自湖南,是省委派來照顧毛岸青的。“是臨時的?”我問,小伙子告訴我是長期的,只是過一段時間會换人。他們除了照顧毛岸青的生活起居外,有時也幫邵華處理一些家庭事務。我們這次來録像,也都是他們上下張羅。
他們和毛新宇相處得很好,關係很融洽。在他們看來,毛新宇是一個在相對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社會適應能力不强,也缺乏應對復雜人情世故的心機,但他有率真質檏的一面,喜歡率性而爲,不拘小節。又因爲長期受寵,生活起居一直有人細心照料,所以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相對較弱。在他們看來,毛新宇就是一個没有長大的可愛的孩子。
午飯後,毛新宇要休息。邵華就請我們到東邊的平房去,挑選需要拍攝的照片。平房共有三間,中間是客廳,客廳内設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墻上掛的,桌上擺的,都是他們一家人和各個時期的中央領導人的合影。毛澤東和毛岸青邵華夫婦的巨幅合影,掛在正中間。
在客廳坐定,邵華拿過來好幾大本影集,裏面都是毛新宇各個成長階段的照片。本來想找一張毛新宇和他爺爺的合影,但從頭翻到尾也没找到,不禁有些遺憾。
下午回到活動室,録制毛新宇練習唱歌的鏡頭。他唱歌時,總是把話筒拽得緊緊的,嗓子也綳得緊緊的,不是很放鬆。毛新宇的聲音寬厚低沉,音準把握得也還不錯。但若單從演唱技巧來看,離出盒帶的水平還是有一定的距離。陪同的中唱的朋友説,他們找了幾個專家對毛新宇進行輔導,到9月份正式録制時,應該會有些進步。
毛新宇喜歡讀書,喜歡哲學,喜歡游泳和爬山,喜歡看下雪,還喜歡吃紅燒肉。他説:“我也覺得奇怪,爲什麽爺爺喜歡的,我都喜歡呢?其實也不奇怪,這是爺爺的基因遺傳給了我。”太多的相同,讓人會以爲他是在刻意模仿,但可以這樣理解,這只不過是他崇拜爺爺的一種表現罷了。我們在他的書房拍了點他讀書寫作的鏡頭,又和他一起來到香山,準備拍攝他爬山鍛煉的鏡頭。毛新宇每周都要爬幾次香山,公園看門的人都認識他,也知道他是誰,我們便跟着沾光免了門票。上山的路較窄,人多了鏡頭容易穿幫,我和司機便在山下等着,只有攝像和一個工作人員陪毛新宇上去。
閑着没事,就和司機聊天,話題自然離不開毛新宇。司機告訴我一些毛新宇的事情。早幾年,毛新宇到南方去訪問,就有一些老闆聞訊找來,要和毛新宇一起做生意,被毛新宇堅决拒絶。“要是他想發財,早就發了。”司機感嘆説,“你看那些高干子弟,有幾個人不在拼命撈錢?還是毛主席的家風好啊。”
等到毛新宇他們回來,全部拍攝計劃也就順利完成了。我們就此道别,各自下山。
關於這個專題片,毛新宇在他的一篇博客中,談到録制《爺爺曾在這裏走過》的經過時有所提及,兹録如下:
“有時我覺得出磁帶太難了,真想打退堂鼓。但冷静地想想,爲録制這盒磁帶,中唱公司、新時代公司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蘭州軍區領導爲我派來了優秀作曲家向東同志;還有辛苦輔導我的歐陽老師、袁老師,以及看過《12演播室》節目、翹首企盼的聽衆,如果因爲自己怕困難而完不成録制任務,我對不起所有關心愛護我並爲此事付出辛勤汗水的人們。”
劉少安自述:
我出生在洞庭湖平原,屬猪,從小營養不良,長大後仍身形單薄。文革十年,完成小學和中學學業,未學到知識,却以“知識青年”身份下鄉插隊。
1977年秋,趕上恢復高考頭班車,有緣和各位俊杰同窗。大學四年,由於基礎薄弱,雖勤奮苦讀,仍默默無聞。
畢業分配到國家對外文委。半年後,適逢機搆精簡,對外文委並入文化部,與外事司合併成新的外聯局。兩年後,因實在習慣不了拘謹刻板的機關生活,於是打定主意要换個環境。
1985年春,調入中央電視台。先後工作過的部門有專題部、青年部、少兒頻道。做過的欄目和節目有《爲您服務》、《九州方圓》、《十二演播室》、《金蘋果》、《動畫劇場》、《國際大專辯論會》、《全國大專辯論會》等。20多年的電視生涯,成就了我“少爺”的外號。雖没當官没發財,但也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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