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像人和人的關係一樣,人和書有時也有一種奇妙的緣分。
記得四五年前的一個頗冷的日子,忘了是初春還是晚秋,我開車沿着一條小公路盤旋在美國賓州西北部的山區,途經一個小村落集市,看見路邊有個小小的跳蚤市場,時逢週末,市場裏竟也熙熙攘攘。於是停車路邊,拿了一罐飲料,邊喝邊走,活動腿脚之便,隨意地看着林林總總的舊貨攤。無意中,在一個賣破爛舊書的攤子上,一本紅色精裝厚書上的三個黑黑的毛筆中文字攫住我眼神:金瓶梅。
這是本1940年出版的英譯本《金瓶梅》,由老一代美國漢學大師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作序。雖然歷經半個多世紀之後,紙質略有發黄,但除了扉頁上有個購書人的印章之外,書幾乎和新的一樣:
Tedna
Ted & Edna Teske
471 Meadow Road
Larimer, PA 15647
412-863-5403
很難想象,在這麽一個大概連中國餐館都没有的窮鄉僻壤的集市上,居然有這麽一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静静地和一大堆不相干的雜書厮混在一起,從日出到日落,不知被多少人的眼光掠過,也不知走過多少這樣的山鄉集市,現在居然出現在我眼前。隨意地問價,一個美元。其實,如果回價50美分,小販也會答應的,畢竟,在這地方,不會有幾個老美會拿這書來消閒的。但我没有還價,遞過錢,這書就屬於我的了。
我也知道,我大概一輩子也難得會去讀幾回這本英文的《金瓶梅》——要看《金瓶梅》,我不會去讀中文的嗎?只是,在那種環境中,我和它面對面時,我覺得,我們冥冥中有某種機緣。對那個地方,那條小路,我只是偶爾一經的過客,居然就在那一天,那一刹那,我們在那裏相遇,是巧合,相信也是緣分。
從那以後,這本書就一直平安地坐在我的書架上,和各種中英文的文史哲書雜在一起。當我的搜尋的眼光在書架上掃過時,很少會在它身上停留。但非常偶然的,也會想起初見它時那瞬間的驚訝和迷惘。
偶爾,我會好奇它的前任主人。扉頁上的印章蓋得很一絲不苟,夫婦兩人的名字,地址和電話這些個人資料都印在上面,看來是個愛書的人,他們的書是不會象一般老美的那樣,看過就被胡亂扔掉。否則,半個世紀之後,書不會還這麽新。也許,只是在他們過世之後,這些書才被他們的後人三文不值二文的清倉給專收舊物的小販,最後輾轉流落到我身邊。
其實説“最後”兩字多少有點夸張,我們都只是這萬物逆旅中的過客,誰也不知道各自將來的最後命運,我們現在,只是一種緣分而已。
二
1998年回國時,發下大心願,把中華書局出的那套《二十四史》裏唐朝以前的幾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宋書》、《南齊書》、《樑書》和《陳書》等都給背到美國來。這些書,有些原來家裏就有,自己在北京臨時又補充了兩套,於是興冲冲地滿載而歸了。回到美國清點戰果,才發現裏面缺一套《後漢書》。有心想讓家裏補買了寄來,又嫌費事,何况海運還得等差不多3個月。於是在圖書館借出一套看,只是心裏多少有點怏怏。
那時還在紐約工作,偶爾閑時,也會去號稱紐約第二中國城的法拉盛走走。一段時間没去,發現那裏街上竟然雨後春笋冒出幾家小書店,看招牌,猜想多半是大陸人開的。象這種賺不了多少錢的生意,除了那些要糊口,但又捨不得丢掉老本行的大陸文化人,哪個銅臭滿身的市井之徒會往裏面投錢?
有一家名叫大陸文化書店,開在一個小購物中心的地下層裏,門面很小,但是裏面除了大路貨的暢銷書之外,居然還有不少諸如《道藏提要》之類的冷僻學術著作。心裏感嘆着,又是個文化人的主兒。正亂翻書時,竟然發現墻角邊蹲着一套12本《後漢書》,大喜之際,一看標價,又凉了不少。原價人民幣120元,這裏要價92美元。雖然按美國書的標準,這其實也不貴,但畢竟是小一百塊錢,按當時匯率,合800元人民幣左右,很有點心痛。於是拿着書向店員抱怨書太貴,是否可以打對折。她接過看看,不是什麽熱門書,説可以給我七五折。心裏算了算,七五折也要60多美元,心痛得稍好些,但仍在猶豫。正好這時店老闆不經意地踱出,和我閒聊起來,此君果然原來供職於上海某家頗有名氣的雜誌社。承他青眼,居然給了我四五折的超特優惠,12本書,一共44美元。
好奇之餘,我不禁問書店老闆,一套《二十四史》,想不通怎麽這裏就獨剩下《後漢書》没賣掉。老闆笑答曰,他們根本没定這玩藝,定了也不會有人買。是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莫名其妙發錯了貨,送來這麽一套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後漢書》。和對方交涉,人家説可以换,但得自己付郵費寄回去,想想不值得,就放在這裏了,也没指望會賣出去,準備年底捐給某圖書館了事的。
書上了我的書架,思忖着這緣分也實在蹊蹺得很,我本來獨缺《後漢書》,却不料這書店竟也正好有這麽一套,而且還是别人發錯了貨萬裏迢迢誤打誤撞送來的。如果没出差錯,這書不定在國内什麽地方晃悠,如果錯送來的不是《後漢書》,而是《史記》或《漢書》什麽的,我也不會買,那書就難説去了哪裏。冥冥中,這書分明就是奔我來的。緣分這事,真是妙不可言。
紐約法拉盛多少年來只有一家華人書店:世界書局,還是台灣人開的,當然以賣台灣書爲主。後來隨着大陸人日益增多,出現了一家叫中華書局的兼賣大陸書的書店。不過我對那書店印象並不佳。書店雖然門面不小,裏面擺設也洋洋灑灑,但就是懶得光顧,主要是壞了印象。記得《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走紅時,很想找本來讀讀。先去了世界書局,人家告訴我説,他們已經半年前就預定了此書,可是現在毫無音訊,也不知道什麽時候來。於是只好去中華書局碰運氣。當我在書店裏遍尋不見後,只好去櫃檯查詢,誰知那一副晦氣嘴臉的女人竟然反問我:誰是陳寅恪?新出的歌星還是電影明星?没聽説呀?氣得我心裏呸的一聲,轉身就走。
倒也不是説是個中國人就得知道陳寅恪,陳老夫子學問大,脾氣大,却大不過二三流歌星影星的魅力。但一本書賣得這麽轟轟烈烈,在書店工作却對此一無所知,還問出這麽愚蠢的問題,這就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三
大約七八年前吧,那時還是學生。也是這麽個寒冷的冬天,學校放寒假,我來到賓州東北部的一個小山城裏。離校前,我正在寫一篇文章。在一本相關的參考書裏,我看到作者引用了一段馬克斯·韋伯的話,正好與我文章的論題有關。於是很想找原書來讀。韋伯是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他的著作世紀中曾在美國學術界大行其道,我要找的那文章出自英譯本《馬克斯·韋伯社會學論文集》(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1946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學校圖書館倒是曾有一本,却大概已被某人不告而取携去,電腦上顯示出:失踪。
人心理上大概有越是找不到就越想要的情結。到這山城之後,立即就去該地大學圖書館查詢,可是該校連此書都没有——這倒也好,省得被人偷,只是苦了我這等“求賢若渴”之人。
出了圖書館,瑟瑟地奔走在寒風中時,依稀記起前面某條街上有家二手書店,雖然不存很大指望,反正没事,進去看看也無妨。
年底的酷寒中,街上冷清清,書店裏也寥寥地没有幾個人。店堂倒挺大,沿墻擺着一溜書架,各色新書舊書被分門别類地參差標籤在各自的位置上。在靠街窗邊的一角,居然有幾個圓桌,還有一個小咖啡爐,平空給人以温暖的感覺,尤其是在這季節裏。兩邊墻上貼着黑白照片式的大幅現代畫裝飾圖案,奇怪地混合着懷舊和前衛的情調。墻下幾個條桌,擺着林林總總的各種舊式藝術收藏品——没有一般美國人狂熱的那些棒球卡之類惡俗物,而是一些能讓人回味歷史的物品。
書店的空間很大,書架擺得有點空空盪蕩,也許從商業的立場,這是在浪費可用錢來計算的空間吧,但配上裏面的擺設和裝飾,那没用上的空間却給人以舒服的視覺效果,很有點象莊子説的無用之爲大用的道理。這種文化氛圍,應該屬於紐約費城波士頓這種城市的某些地方,如果是建在一些人文薈萃的大學府周圍,也不奇怪。而這小城只是個衰敝不堪的地方,在這個不起眼的小書店裏,居然這麽文化,多少令人有點意外。因此,雖然第一次來,却有種熟悉和親切的感覺。
在文史哲分類的書架上瀏覽一番,果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書,欲轉身離去,竟然有點留戀不舍這空盪蕩的氣氛,於是去倒了杯咖啡,慢慢地喝着。
走過來一個正在整理圖書的老太太,原來這裏的老闆是她。説老,其實她大概也不過六十來歲吧,她穿着和神態顯出的雅致,透過温和而不造作的微笑,和書店這環境實在是配得相得益彰。
她過來問我是否需要幫忙。
我躊躇了一下,清清嗓子説在找一本馬克斯·韋伯的書,心裏還在想是否需要解釋一下韋伯何許人也。
她略一遲疑,輕聲問道:“是個宗教社會學家一類的人嗎?”
肅然起敬之中,我立即答是,並告訴她,書架上没有找到,因爲出版年代比較早,不容易有。
她看看我,帶着些許歉意地告訴我,後面房間裏的書架上還有些新到的書,只是没有完全整理好,問我是否願意多費些勁去那裏淘淘看。
剛走進那房間,還没來得及蹲下細找,就一眼看見我的“心上人”在那裏!没錯,就是它,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銀河叢書,1958年版,1965年第十次印刷。
看見我那狂喜的樣子,老太太不禁好笑起來。這時候我才顧得上問她多少錢,心想多少錢我也要買,但願她不要漫天要價才好。
她接過書,稍一打量,説這書還没來得及標價,一般要賣五塊錢,看我這高興的樣子,她願意打對折賣給我,兩塊半美元。
我除了千恩萬謝,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話了。
過了兩年,在一個夏天,我又經過那裏,又去找那家書店,想再回味一下當時的那種感覺。推門進去,櫃檯前兩個髮髻高聳的“龐客”男青年在擺弄一台轟隆隆的音響,周圍到處是録像帶和半裸女人的電影海報。他們看着我奇怪,我也在迷惑,以爲走錯了店門,趕快道歉逃出。可是在艷陽下沿街來回走了兩趟,覺得自己既不是糊涂,也没找錯地方,只好鼓足餘勇再度進去詢問。
那書店嗎?早就關門了。對方漫不經心地告訴我。
搬到什麽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場怪夢,可是回去從書架上把那本書找出來,扉頁上分明寫着購書日期和地點。查了電話號碼本,也没見那書店的踪影,一段記憶和歷史就這麽消失了。
這麽好幾年又過去了,記憶和歷史變得更加模糊。我懷疑,現在走在街上,即使見到那老太太,我是否還能認出她來。只有這本書,無言地告訴我,曾經有過那麽一個冬天的日子。
書還挺新,裏面有些段落被各種顔色的筆劃了道道。紅圓珠筆横綫是我劃的,其餘的,則是書的前任主人留下的痕迹。
是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書現在屬於我。
四
《愛情的故事》(Love Story)一直是我非常喜愛的小説。記得最早看的版本還是文革時期70年代初内部發行的。淺灰色的封面,書名好像就叫《美國小説兩篇》。除了這篇《愛情的故事》,另一篇是《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忘了翻譯者是誰了,但譯文之美,絶對大家手筆。
那時候,對美國文化歷史知道有限,喜歡的只是那老得掉牙,却又翻新得不露痕迹的愛情故事,尤其喜歡其不事炫華,淡淡的筆觸。故事並不轟轟烈烈,結局异常凄凉,都歸結在“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的迷蒙意境裏。
後來才知道,小説作者Erich Segal是耶魯大學英文係教授——耶魯大學英文係多少年來一直是美國在這個領域裏最好的係科,難怪作者駕馭語言如此不凡。
初到美國,趁一個暑假,先到圖書館找來原文的書來讀。雖然那時自己的英文並不好,讀起來磕磕巴巴,但透過平淡而優美的語言,依然能再次爲故事所感動。
美國人喜歡買書,却不象中國人那樣愛藏書,看過之後,往往便棄如敝屣,幾十元一本的書,在跳蚤市場上經常幾毛錢就出手了。這就給了貧窮留學生如我輩的愛書人以可趁之機。《愛情的故事》,哈潑出版社1970年的初版,精裝本,幾乎是新的,讓我只花了區區25分錢,就在舊書攤上搜到了,後來又買到其續篇:《奥尼弗的故事》。後來,《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也是這樣上了我的書架。
《愛情的故事》,一個出身顯赫家庭,不乏紈絝氣味的富家子弟愛上了一個來自下層社會的優秀女孩子。一個老得掉牙的故事,但放在60年代,表現的却是當時青年一代反叛美國主流文化價值觀念的潮流和心態。那種兩代人之間既對抗、又親情牽連的微妙心理,不知爲什麽,常讓我想起《牛虻》裏主人公牛虻亞瑟·勃爾頓和他父親紅衣主教羅倫梭·蒙泰尼裏之間的關係。
而《奥尼弗的故事》,作爲續篇,寫於1977年,表現的却是反叛的一代,經過在社會上幾年的身心磨練,開始認同他們曾經嗤笑和不屑一顧的父輩價值觀念。但這種認同並不是投降或者同流合污,而是在父輩們身上發現與自己理想相契合的地方——他們並不是自己曾經想象的那樣老朽和昏聵,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在造福社會。
《奥尼弗的故事》,語言没有《愛情的故事》優美,出版後也没有引起那樣的轟動,但我覺得其思想比後者更深刻,字裏行間的情調也比後者更沉鬱,有種早秋的蕭瑟情懷。
魯迅《在酒樓》上的吕緯甫,是一個被作者否定的負面形象,也許是社會背景的差异和時代要求的不同,魯迅希望年輕一代有更多的奮進,更堅决地對舊勢力不妥協。但在新舊傳承穩定的美國社會,新老兩代人的相互理解和反叛青年逐漸回歸溶入主流社會,似乎得到作者的稱許,只是,理性的認知與感情的扺觸,使得回歸的氣氛多少有點感傷——那是在埋葬了青年“狂飆時代”後暮色裏的迷惘和空茫。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五
人腦筋有時候會莫名其妙的短路,到嘴邊的話突然説不出來,爛熟於心的念頭,瞬間便忘得干乾净净;有時候却像搭錯了弦似的,腦袋裏面會突然就冒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今天晚上,陰魂不散找上我的,竟是去世已數年的中國作家王小波。
我和王小波説起來還是先後校友。只是我剛進P大,王小波正好拿了個碩士就回國了,無緣碰面。其實,那時,P大光中國大陸學生就有兩百多,即使同時都在校,以他之脾氣古怪和我之疏懶成性,我們也未必有機會和緣分認識。
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時代》最早的書名極其可怕地被冠之爲:《王二風流史》,不論印刷、裝幀和封面設計,都極盡惡俗之能事!那大概是在1990~91年之間的事吧,當時王小波還默默無聞,寫的小説能出版,恐怕已經不錯了,無法與出版社爲這些形式上的細節較真。記得我是在導師許倬雲教授辦公室看到那本書的——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裏曾多次提到許先生,對他推崇備至。當時許先生把《王二風流史》遞給我,説是他一個學生送給他的,書的扉頁有王小波簽名題贈,還夾有一封短信,現在還記得大致内容,信上除了幾句客套話之外,就是對自己小説的期許,號稱要寫出中國人戀愛和性慾的新角度新内容等等。還記得許先生笑着對我説:“王小波的口氣好大呀,你拿去看看他寫出什麽新東西没有?我覺得寫得還不錯,但有多少新東西,我可就不知道了。”
許先生門生弟子遍天下,每年獲人贈書無數,所以除了一些專業著作,像王小波的這種“閒書”,他一般不留,看見合適的人,隨手就送了。於是,這本《王二風流史》就歸我了。只是書在我手上没“風流”多久,一個朋友來聊天,看見這書,要借去消閒,我也没太當一回事,學着許先生的口氣説,你要看,就拿去好了。若干年後,當王小波聲名鵲起,我於是不免勢利小人心態地想到被我送出去的那本風流史,每每想要索回,却又難以啓齒。終於,當王二風流雲散,駕鶴西歸,我在電話裏和那借書的朋友聊起此事,假裝不經意地問起《王二風流史》的下落。不料對方一臉愕然(想象中對方的表情),稱竟然完全不記得還有這回事了。他是志誠君子,既然説不記得,那書一定已經不在他那裏了。我的沮喪,雖不至於到夜不能寐輾轉反側的地步,却常常一旦想起就爲之心痛。當年的《王二風流史》想來印數不會太大,能流傳到現在的更不會太多。以王小波的聲名,這書已經多少有點收藏價值了。我手里居然曾經有過這麽一本,而且還居然有作者本人的題籤。然而,却居然被我三文不值二文地送掉,而且居然還送得下落不明!書丢了也就罷了,也没指望它能賣大錢,或者去光耀我的書架,只是,識人識書没有眼光至此,夫復何言,這才是我最覺得遺憾的心結。
寫於上個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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