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題爲“兩岸共構文化中國”，副標題爲“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本文將以最近中、美之間的“文明衝突”作爲切入點，説明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其實是西方文化的産物。面對美國的這種挑戰，最好的對策是堅持“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的原則，“兩岸共構文化中國”。首先，我需要從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説明，爲什麽所謂“文明衝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産品，而不是源自東方文化。東方的中華文化講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衝突”。

　　一、“文明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當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之後，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争。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5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奥（Mike Pompeo）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爲的安全及太空領域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日前指出，蓬佩奥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的戰略，這裏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斯金納説，“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争”；她又説，“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争，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鬥争，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强大的非白人的競争對手。”

　　（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並分析古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争，認爲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要響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争，最後是玉石俱焚，雙方一起毁滅。

　　這種論點在西方學術界可謂源遠流長。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發表其著名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後來又將它發展成爲一本專書。亨廷頓認爲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别是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教、東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從廿一世紀之後，人類的衝突不再僅是國與國之間，更多地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在剛進入新世紀之初，911事件的發生，“印证”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之説；在西方國家借“反恐”之名，將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打得毫無招架之力之後，他們又發現新的打擊對象，那就是“中國”。

　　（二）“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明

　　我們可以回顧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來説明：不論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好，“文明衝突論”也罷，其實都是西方人在其文化傳統裏構想出來的概念，跟中華文明“互利共生”的傳統並不相容。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他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紀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絶的地區，分别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别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公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占了一千多年的優勢。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爲接受業已融爲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二、廣積糧：“不患寡而患不均”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抗元。攻佔徽州之後，他親往石門山拜訪老儒朱昇，請教治國平天下之策。朱昇送他三句話：“築高墻、廣積糧、緩稱王”。1969年8月，美蘇兩霸都揮舞大棒，威脅中國。毛澤東告訴周恩來：現在的最佳對策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爲人民。在美國以“修昔底德陷阱”説明當前“文明衝突”的世界大局時，中國應當提出的對策是：“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所謂“不稱霸”是絶對不跟美國争奪世界霸主的地位；所謂“廣積糧”是積極解决國内“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所謂“築高墻”，這是“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面對美國“文明衝突”説的挑撥，中國必須堅持“不争霸”的基本態度。在本節中，我要説明的是：從儒家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廣積糧”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要解决“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正當香港“反送中”運動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突然看到朋友傳來一則訊息：目前深圳正在推動一項住房改革方案。預計到2035年的時候，商品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將分别占住房總供應量的40%、20%、20%和20%；後面3類住房的價格，將分别爲商品房的60%、40%和20%。

　　看到這則消息，我立刻想到《論語》上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季路禀告孔子，魯國的權臣季孫氏將出兵討伐魯國的附屬小顓臾。冉有認爲：“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責備他：“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這一則對話，很可以用來説明兩岸三地當前的政治和社會情勢。今天不管是香港、台灣或大陸，都面臨了嚴重的“分配不均”問題，這個問題在都市地區的表現，以“住房困難”最爲尖鋭。香港地狹人稠，在幾個房地産開發大户的連手炒作之下，房價貴得十分離譜，以一般人的平均收入和房價的平均值來算，年輕人拼命工作，即使不吃不喝，得儲蓄二十年才買得起一個住房，這個數字在台灣則爲十三年。

　　孔子説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任何一個社會中的年輕人，都是處於“危機”的狀態中，很容易因爲某些因素的挑激，啓動社會抗議運動。在這種情况下，必然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勢力乘虚而入，“見縫插針”，使得社會運動偏離原來的要求，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如此；當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亦莫不然。

　　“反送中”運動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有傳聞指稱“外國勢力”的干預，并且呼吁中共出動武警或解放軍，予以鎮壓。這種説法正如當年冉有所説的：“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我堅决反對這種主張。相反的，任何一個社會的主政者都必須考慮孔子當年的説法：“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在我看來，深圳的住房改革政策，就是解决社會問題的“釜底抽薪”之計，也就是孔子當年所説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如果香港的行政當局也能够仿傚深圳，推動住房改革，就可能收到“既來之，則安之”的效果，萬一因爲某些特殊因素而發生社會運動，也不至於像“反送中”那樣，蔓延擴散，難以收拾。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十九大時，便曾經説過：“房子是拿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贏得當時全場十五秒的掌聲。據我所知，提出落實此政策之具體計劃的城市，深圳似乎是第一個。將來香港會不會起而傚法，或者是不是有其他城市會推廣類似的政策，都還有待觀察。然而，我敢於斷言：未來華人社會的發展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爲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方法，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深圳的住房改革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不思考本土社會和文化的特色，盲目地移植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文化，最後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這個問題必須再做更進一步的析論。

　　三、築高墻：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瞭解“不稱霸”和“廣積糧”的意義之後，本節所要説明的是：爲什麽“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中國今天該做的“築高墻”。這個問題仍然要從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角度來加以分析。

　　（一）三大斷裂的格局

　　抗日戰争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内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内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79年改革開放，撥亂反正之後，中國的社會科學界又走上了“全盤西化”，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論和研究典範。

　　2012年3月16日和17日，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係舉辦“第五届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國際研討會”，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係的翟學偉教授發表的一篇論文《從本土視角看社會學與心理學的融合》，將中國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分成三個不同的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是少數學成歸來的中國心理學家將西方心理學帶入中國學界，並從事實证研究的過程。第二個三十年大約從1949年至1978年，大陸的學術先是一面倒，學習前蘇聯，後來社會心理學在大陸則是處於相對停滯狀態。從1978至今的第三個三十年，又由“海歸派”帶頭，一面倒學習美國，呈現出三大斷裂的格局。他説，“今天發展起來的社會心理學同初創時期的30年幾乎没有關係。”“一些當年留美的學者已經故去或進入耄耋之年，他們經歷了從西方引進知識，重學蘇聯與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點”，“這點很容易導致中國社會心理學没有傳統，没有發展綫索，没有傳幫帶，甚至没有帶頭人。而從頭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積累，往往是個人只顧做個人的研究，外加個人興趣也在不停地轉移，持續性的研究則更少”。

　　（二）知識論的困惑

　　“研究興趣乃至專業的不停變動，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談，或‘東一榔頭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與方法與不斷跟隨社會特點，是中國内地社會心理學的基本特徵”。“30年的斷裂期導致了一種研究學統的喪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學統，這樣的情况還會繼續下去”。他認爲：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在一批跨學科學者的支持下，台灣社會心理學界開始了“社會與行爲科學本土化”進程。但由於大陸社會心理學界並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氣候，也少有實質性的研究成果問世，至少在有苗頭的領域缺乏積累與跟進。

　　社會心理學的情形如此，社會科學其他各領域的情况又何獨不然？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同意：大陸社會科學界對當前的社會發展，確實是感到“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由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大多是“抄來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人員一方面是感到“知識論的困惑”，不知道這樣的“知識”對自己的母社會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幫助自己的社會解决問題，抑或是製造更多的問題？伴隨快速發展的奇迹，大陸也産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像貧富兩極分化、都市交通壅塞、生態環境惡化、霧霾等難以解决的問題。因此，大陸學術界又普遍存在着“本體論的焦慮”，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麽？也不知道這樣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會的持續發展？

　　（三）“天然獨世代”

　　大陸如此，台灣的情况，又是如何？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台灣的學術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也一律以美國爲馬首是瞻，“全盤西化”，盲目移植西方理論及研究典範。尤其是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内掌握實權之後，開始利用李遠哲的“諾貝爾奬”光環，以台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作爲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啓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昇學主義”之類的民粹式口號，漫無章法地移植他們心目中的美式教育。民主緑營推出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動手改造國民教育，全面推動“去中國化”，並在2014年爆發“太陽花學運”時，台灣學界已經籠罩在“規範式西方中心主義”，或“規範式美國主義”的陰影之中，不斷地塑造蔡英文口中所謂的“天然獨”世代，而難以自拔。

　　整體而言，當前兩岸的社會科學界基本上都同樣充斥着西方理論和研究典範。台灣從李登輝到蔡英文都不諱言，自己是在搞“兩國論”，所以要打着“多元文化”的招牌，移植西方理論，來搞“去中國化”。可怪的是，當美國國務卿已經宣稱：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文明衝突”時，中國學術界仍然是捧着西方理論，并且奉爲圭臬，毫不質疑地以之教育下一代，這難道不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在“自挖墻脚”嗎？

　　（四）“四個自信”

　　正是因爲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只會套用西方理論，而不懂得如何建構理論來説明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現象，所以習近平主席才會在2016年五月發表談話，要求“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他在講話中説，中國已經解决了“捱打”和“捱餓”問題，但是我們還没有解决“捱駡”的問題。他認爲：“在解讀中國實踐，建構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的境地。”

　　這種現象確實是中國社會科學界之耻。大陸雖然已經覺察到“推動儒學融合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但這樣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學界，還没有普及到社會科學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强調：“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强話語體系建設”。“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强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四個自信”的説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報告中説：“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没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五）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大陸社會科學界要如何落實習主席一再的呼吁，仍然有待觀察。作爲本文的總結，在此我想説的是：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其哲學基礎，就等於是找到自己的“道”，這個運動便已經宣告成熟。台灣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經過四十年的論辯與積澱，最近我撰成《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2019），已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我看來，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携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爲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逐步達成“習五條”中所强調的“心靈契合”，這才是真正的“築高墻”。如果中國社會科學界已經被西方理論所佔領，而華人學者竟無一策可爲對應，這當不是孔子當年所説的：“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凡我同道，宜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