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7日至20日,第五届中華文化論壇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成功舉辦。本届論壇由北京大學主辦,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合辦,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文宣部、文化和旅遊部·北京大學兩岸文化研究基地承辦,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國際政治研究專業委員會協辦。論壇的主題是“共同傳承中華文化,實現同胞心靈契合”。
本届論壇繼續得到了中共中央台辦、文化和旅遊部、教育部以及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的協助和支持。第十二届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黄志賢,台灣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劉兆玄,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主任吴玉良,原文化部部長蔡武,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邱水平等領導與嘉賓出席了開幕式,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思想理論界、文化藝術界、宗教界、教育界,包括何雷、陳立、陳晋、王在希、韓永進、李義虎、周弘、楊毅周、鄭平、劉東、高朗、洪孟啓、楊渡、黄光國、徐泓、餘克禮、郭震遠等知名人士在内的26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論壇。論壇收到論文近百篇。
本届論壇最顯著的特點:一是時代感强。會議主題緊扣習近平“1·2講話”的精神設置了“中華優秀文化的創新性發展”、“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新路徑”、“擴大兩岸青年交流與增進文化認同”等子議題,順應了新時代建設文化自信增進兩岸政治認同的需要,也是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需要。二是台灣嘉賓報名踴躍,與會者規格高。今年報名與會的台方嘉賓近百人,其中包括台灣行政機構前負責人、原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台灣前文化主管機構負責人洪孟啓,台灣領導人辦公室前副秘書長、台灣大學政治學係前主任高朗,台灣原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著名作家楊渡等,規格相當高。三是主旨鮮明反響大,會後好評如潮。四是到場媒體多。本届論壇受到衆多主流媒體和新媒體的關注,包括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光明日報、中評社、中新社、中國文化報、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中國教育電視台、東南衛視海峽新幹綫、海峽衛視、深圳衛視等近20家知名媒體以及今日頭條、澎湃新聞、你好台灣等數家新媒體都對論壇做了深度報導。論壇研討在兩岸關係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下,兩岸同胞如何携手促進和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共同承擔使命,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劉結一主任等領導的致辭在兩岸引起高度關注,受到新華網、光明網、中評網、中國台灣網等媒體報導或轉載。
爲期兩天的論壇由一個主論壇、兩場大會主旨演講和五組分組討論三大板塊搆成,來自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地區的專家學者就當前台海局勢發表了真知灼見。本届論壇保持了前四届論壇沉穩大氣的基調和嚴肅活潑的風格,與會專家學者本着專業精神,充分利用中華文化論壇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不論是縱論兩岸形勢難點熱點,還是探求兩岸交流困境及解治之道,無不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具有很强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充分發揮了中華文化論壇的兩岸文化交流重要平台作用。
現將與會部分領導和專家學者的主要觀點按議題綜述如下,以饗讀者。
源遠流長 兩岸共同中華文化基因無法改變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致辭並深刻闡述了中華文化在兩岸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中華文化承載着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華民族最獨特的精神標識,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和牢固的心靈紐帶。在兩岸交流30餘載的歷程中,盡管兩岸關係歷經跌宕起伏,兩岸文化交流始終向前發展,爲中華文化的傳承創新和繁榮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對增進兩岸同胞情感、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向新時代,兩岸同胞要在傳承發展中華文化的康莊大道上繼續携手並肩、相伴而行,不斷將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推向更寬領域、更高水平,不斷增進同胞福祉、促進心靈契合,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更堅實的精神支撑和更蓬勃的生機活力。
劉結一還指出,擴大深化兩岸文化領域交流合作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和兩岸關係發展的内在要求。兩岸同胞同受中華文化哺育滋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早已在台灣生根開花、枝繁葉茂,熔鑄在每一個台灣同胞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思想情感之中。立足當前、面向未來,兩岸同胞日益認識到,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也是兩岸中國人在當今世界文化激盪中昂首前行的根基。近年來,民進黨當局和極少數“台獨”勢力處心積慮推行“去中國化”、“文化台獨”,阻撓破壞兩岸交流,挑動兩岸同胞對立,企圖割裂兩岸歷史文化連結,磨滅台灣同胞的歷史記憶龢民族意識。這種數典忘祖、背叛民族的行徑,必將遭到歷史的唾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中華兒女同是一家人,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兩岸中國人共同的中華文化基因,任何人、任何勢力也都無法改變。
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鄭平代全國台聯會長黄志賢致辭時表示,海峽兩岸從政治上分隔已近70年,但文化的相通、心靈的契合從未中斷。兩岸同胞身上延續着中華文化的血脈,無論生活在哪裏都有鮮明的中華文化的烙印,更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中華文化的發展進步讓我們自信。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中華文化正焕發出新的生機和魅力。“台獨”勢力妄圖推動“去中國化”,搞“文化台獨”,但兩岸《富春山居圖》的合璧、兩岸文化界人士日益密切的來往和共同創造印证了中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是任何政治手段打不垮、割不斷的。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邱水平指出,文化事關民族賡續,文化强則民族强。中華民族經受過無數艱難困苦,却始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絶、接續發展,成爲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斷的文化。文化事關國運興衰,文化興則國運興。70年來,實踐雄辯地證明中華民族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吸收借鑒世界優秀文化的基礎上,迎來了文化的繁榮發展和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前不久,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盛大慶典,充分展現了國家愈發强健、民族愈發興旺、文化愈加蓬勃的形象氣質。文化也是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紐帶、心靈溝通的橋樑。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正處於關鍵節點。重擔在肩,使命在前。我們願意繼續與社會各界、與兩岸同胞和海内外全體中華兒女一道,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歷史進程中,勠力同心、携手同行,讓中華優秀文化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台灣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劉兆玄認爲,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生生不息;中華文明也始終充滿創新的能量和動力。孟子和王道思想中包含的“仁政”、“反霸”、“民本”、“生生不息”和“同理心”五項思想精髓,或可彌補現行世界西方思維中忽略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及其發展速度不同的事實和忽略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兩大不足之處。兩岸曾長期隔絶,但文化思想領域的交流一直藕斷絲連,没有中斷。台灣社會對儒、釋、道的理解龢民俗信仰的尊重,大陸以世界大國的需求重新詮釋中華文化的特質,兩岸無論是學術、文化交流,都展現了要在21世紀壯大中華文化的目標。
堅定文化自信 共同促進中華優秀文化的創新性發展
劉結一特别强調了台灣同胞在促進中華優秀文化創新性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爲,在實現民族復興進程中大力推動中華文化繁榮發展,台灣同胞是不能缺席的參與者、推動者和獲益者。兩岸同胞應當堅定文化自信,維護好共同的精神家園,進一步密切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爲中華文化注入新時代的内涵,推動中華文化守正創新、繁榮發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共同鑄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晋重點闡述了“爲什麽要講文化自信”。他認爲,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把文化自信和道路、理論、制度三個自信並列,提出“四個自信”。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大陸的發展道路開拓到今天,越來越需要從文化角度來觀察、思考、梳理它的歷史必然性和内容規定性。這是增强其他三個自信不可避免要做的一件事情。二是對兩岸來説,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内容或者標誌之一,就是實現文化的復興。三是從中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確實面臨着一個文化自信還是文化他信的問題。
陳晋先生進一步認爲,文化自信屬於在認識和實踐、言論和行爲相結合的基礎上,展示出來的一種精神面貌,包含了文化自知、文化自覺和文化自新三層内涵。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知道昨天創造了什麽樣的文化,今天承享着什麽樣的文化,明天應該擁有什麽樣的文化。文化自知,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之所以可貴,在於它能激發原有文化的内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文化自信與實踐走向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必然要落實到個人自覺、民族自信和國家自强的現實走向。而且,文化自信不是一個孤立的、静態的概念,它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面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政黨的文化體系對比、衝突乃至對抗背景下,延伸出來的一種精神面貌。中國近代以前,中華民族基本上不存在是否需要文化自信的問題。中華民族作爲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强的對抗中形成的。因此,中華民族這種從“自在”到“自覺”的轉變,是引出文化自信問題的基本前提。
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劉東就“如何看待漢化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爲,歷史中存在的東西,總要在歷史中消亡,甚至可能包括人類本身。而無論如何,至少在人類走到毁滅之前,讓他們逐漸在融化中走向一體,畢竟是一種無可扺擋的大勢。“我們的漢族自身,也同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跟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其他的軸心文明進行化合,不然的話,哪裏談得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希望所有的人類群體,都能帶着他們各自的創造,來走向這種一體化,這樣就會使總體的人類文化,更加豐富也更加多元,從而更充滿自身内部的上昇潜力。
文化台灣基金會榮譽董事長洪孟啓從台灣文化發展的角度談到文化自信和文化復興,指出“去中國化”不僅很無知和很愚蠢,還非常不負責任,會讓下一代變成無知的一代。任何一個文化要有創新能力,都必須要靠自己原有的文化底藴。中華文化持續綿延(sequence),幾千年没有斷過,這是全世界少見的,也是人類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我們不能把它丢掉。對“去中國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自己的文化,擺脱歷史的陰影。唯有一個尊重自己文化的民族,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現在最重要就是要建立文化自信心。文化自信心不是自大,不是在外吹嘘,而是扎扎實實地做。洪還認爲,從清末以來,中華民族復興是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願望。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要圖民族之復興,方法不同,但是目標相同。“少一點主義,多一點實踐”,大家有差异先擱下,總目標就是讓整個民族走上來,讓我們後世的子孫能够抬頭挺胸。
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申曉若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愛國主義是數千年來中華傳統文化的永恒主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對祖國悠久歷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們愛國主義情感培育和發展的重要條件。新時代,我們要尊重和傳承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以時代精神啓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傳承與創新中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今日中國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延伸,又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革新與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立足民族與面向世界的辯證統一關係,把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與擴大對外開放結合,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增强中華文明生機活力。
台灣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齊光裕表示,中國人愛好和平,總是强調“和而不争”、舍己爲人,尋求“忠恕”之道,這既是中國人的自處之道,也是中國人與其他國家、民族相處之道。中華文化的世界觀孕育了人本思想(人道主義)、懷德思想(德化主義)、協和思想(和平主義)、大同思想(大同主義),對待一切之外族,本乎提携並進、化异爲同,共進於大同之域。當西方吹起“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言論,我們更應檢視中華民族的世界觀,讓世人理解中華文化實本諸於“仁”的充滿愛與和平、互助與合作精神之世界觀。
浙江海洋大學港台僑研究所所長黄建鋼提出,習近平總書記“1·2”講話中兩岸融合(岸融)思維在“兩岸關係問題解决”的地位已逐漸上昇到可與兩岸統一(岸統)思維相提並論和並駕齊驅的高度,它與“心靈契合”一樣,都是習近平“合”思維的具體體現和精準表達。從話語角度,統一一般很少或偶爾用在“兩岸關係”上,而“契合”和“融合”在兩岸關係上使用頻率越來越高,因爲它是一個過程和鏈條。“契合”是“合”的關鍵環節,前面是“組合”、“結合”,後面是“和合”、“融合”。可以看出習總書記的兩岸關係觀:一是“兩岸關係問題”必須解决,但解决的方式方法包括“形式上的統一”和内涵上的統一即“心靈契合”。二是“統一”和“契合”的區别,就在於“統一”一般容易理解爲是“形式上的”,也是比較容易達到的;而“心靈契合”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特質,是深入的、内含的,“更重要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比較難以看得見、抓得住和難以實現的。没有文化融合和心靈契合做基礎的祖國統一,即使完成了也是脆弱的。這實際上是對兩岸關係問題解决的一種新的戰略布局。
交流互鑒 探討深化兩岸文化交流新路徑
台灣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作家、詩人楊渡從語言、影視文化、社區營造三個方面的故事就如何深化兩岸文化交流提出看法。他認爲,近年來兩岸常用語有“趨同”趨勢;兩岸戲劇和綜藝節目的發展合作,加快了兩岸用語的相互滲透;兩岸影視劇文化交流可以成爲台灣應對地區和全球競争的途徑。兩岸在影視劇上若可以合作,則可以共同成就“大華語市場”。社區建設可以成爲青年世代發展的另一種可能。他表示,現代化的歷程使兩岸經濟發展階段的差距縮小,也使生活形態接近。加之現在又處於資訊社會和網路世代,兩岸青年有着更開放的世界觀、更貼近的思維方式。兩岸從1949年開始的歧异,到趨同現象,恰恰是一種見证,“用故事,讓兩岸更貼心。”
台灣大學政治學係前主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係主任高朗認爲,兩岸人民隔絶幾十年,雙方有着不同生活經驗,存在不少誤解,留着刻板印象。然而彼此語言文字相通,風俗習慣、年節幾乎一樣,雙方享有同樣文化情感與歷史淵源。因此,兩岸文化交流,很容易激起共鳴,增進彼此認同。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兩岸文化交流的面向從來不是單一的,呈現多樣性的特質。兩岸文化交流的内涵,除我們熟悉的傳統藝術、民俗交流,也有現代的、前瞻的文化交流活動。兩岸文化交流是從理解開始,進而欣賞,促成融合與認同,一起創新發展新一代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集體共同創造的,它的創新也依靠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
台灣大學講座教授黄光國認爲,應對美國所謂“文明衝突”、“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對策,就是基於中華文化“互利共生”思想堅持“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原則,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他指出,所謂“文明衝突”、“修昔底德陷阱”根本上是西方文化的産物。儒家非常重視“學習”對於生命成長的意義,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儒家文化可以吸納西方文明,吸納的結果必然是“互利共生”,而不是“文明衝突”。面對美國以“修昔底德陷阱”説明當前“文明衝突”的世界大局,中國的對策應當是“不稱霸”即絶對不跟美國争奪世界霸主的地位;“廣積糧”即積極解决國内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築高墻”就是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經歷三個30年的斷裂期,導致當前兩岸社會科學界基本上充斥着西方理論和研究典範,不懂得如何建構理論來説明自己的文化和現象。未來一個世代,華人學術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兩岸學者携手合作,以科學哲學作爲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會通”、“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逐步達成習近平1月2日講話所强調的“心靈契合”,這才是真正的“築高墻”。
財團法人國學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張家獻提出以建構中華文化合作示範區作爲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新路徑。他認爲,共同傳承中華文化,實現同胞心靈契合,主要是在探討中華優秀文化的創新性發展以及如何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新路徑,實際上可以打造一個屬於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建構一個文化合作示範區,規劃設置八個中心:美術中心、演藝中心、國學文化中心、文化遺産研究中心、老齡學藝中心、幼兒啓智中心、青創培訓中心、認证中心。中華文化合作示範區不同於目前的文化創意産業園區,定位應以兩岸文創藝術交流、文化資産與人才培養爲中心,輔以幼兒啓智與老齡學藝的多元功能,將兩岸文化做有效的全面性整合,而成爲兩岸首創的大型交流文創産業園區,提供常態性兩岸文化交流活動。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陸鋼認爲,文化認同是非常復雜的過程,它觸及民衆的意識形態、心理認知以及社會閲歷。最近香港發生的事件表明,香港對文化中國的認同過程没有完成。這引申出一個問題,統一中國除了國家主權落實之外還需要文化認同。當前,兩岸之間不僅在國家主權的代表性上分歧依舊,兩岸及香港在文化中國的認同上也發生嚴重裂痕。應設法在整個中華文化圈範圍内,以極大的包容性加强文化中國的認同,實現對一個中國的共同認知。這就需要在中華文化圈裏搭建公共平台,提供公共産品,以促進對文化中國的高度認知。在文化公共産品的供應方面,首先應該加深對一個中國内涵的理解,區分主權中國與文化中國之間的聯繫與區别。其次,大陸要主動扮演中華文化圈公共産品主要供應者的角色。再次,中華文化圈公共産品的供應方案要在兩岸三地之間進行充分的磋商,包括公共産品的類型、内容和供應方式。
台灣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理事長段心怡指出,國族意識與文化詮釋的建立是教育問題。台灣教改25年來帶來了教學思維的轉變,一方面緊緊追隨世界潮流,一方面國文科定位一直被弱化,國語文課程學習目標從中華文化轉爲多元文化、歷史課綱崇尚國族虚無感和歷史虚無化、公民教育呼應西方普世價值。其實,兩岸及香港教育的底層結構都深受西方影響,必須盡快建構起完整的中華文化意象,脈絡性地浸潤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教學中,方能長治久安。如何梳理所謂“普世價值”的詞彚,使其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詞彚接軌,讓青年瞭解中華文化底藴之深厚廣博,認同自身文化的獨特,有呼應世界需求的價值,實爲一件重要的工作。
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認爲,兩岸在不同的社會體制下各自豐富了中華文化不同的面向。中華文化的交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讓文化界的專業人士建立人脈的網路,相互學習。兩岸之間很多的文化活動可以通過現在的科技網路,降低成本,建立相互聯繫,而且可以利用很多現代的虚擬實境或者影像處理技術,不必要實體處在一室就可以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特别是兩岸的年輕世代都非常習慣使用網路,通過網路舉辦傳統文化的活動,甚至新式的亞文化活動,相互學習、交流,增進情誼,具有正面意義。
文以化之 擴大兩岸青年交流增進文化認同
高朗認爲,談兩岸青年交流,必須厘清文化交流内涵,台灣青年來大陸應多瞭解什麽。我們常見的兩岸影視與流行音樂的交流,提供我們一條思路,青年文化交流的面向,越貼近生活、貼近時代趨勢,有前瞻性,效果就越大。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内讓台灣青年理解大陸發展趨勢及背後代表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要找準切入點。一是應讓台灣青年瞭解大陸崛起的精神風貌。希望台灣青年多瞭解大陸,固然應看歷史景點、壯麗山川、精美文物,但更重要是拉回現實,讓他們多瞭解大陸現在與未來的精神面貌與發展前景,這才真正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看得越多,越容易發現兩岸民衆的相似性,也會驚訝大陸新一代的冲勁,以往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容易消除。二是重視政策理想與願景對青年的吸引力。青年人的另一特質是有理想。近幾年大陸推動的脱貧政策、環保和“一帶一路”等,深具永續發展理念,具有進步性,不僅與國際接軌,且解决重大民生問題,這對台灣青年人會産生吸引力,可作爲兩岸青年交流的主題。三是深度交流增進理解認同。參訪過程應該重視對話,使參訪者有機會深入瞭解大陸宏觀至微觀的變化,有助增進瞭解,激發認同,甚而願意前來大陸發展,參加各項建設。文化交流也可考慮以特定主題爲軸綫,安排台灣青年選擇幾座城市針對特定議題,讓他們感受到大陸發展的動能,體驗大陸構建現代社會的思路與永續發展的世界觀。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徐泓指出,2019年9月民進黨蔡英文當局主導的中學歷史“新課綱”强行上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李登輝、杜正勝、陳水扁、蔡英文等“台獨”分子洗腦青年學子、培養“天然獨”、處心積慮地强推“去中國化”和走向“台獨”的歷史課綱大業完全成功。他認爲,當前要撥亂反正可以從兩方面努力:一爲充實論述力量;一爲廣召同志,不是敵人。台灣史切近學生,當然要注重台灣史。獨立成册,又何妨?只是我們以台灣史爲鄉土史,緑營以台灣史爲“台灣民族國家史”。能有此覺悟者可爲同志;無此覺悟者,可争取爲同志。“106課綱”把中國史納入東亞史和世界史脈絡中講,雖然有把中國史消失在東亞史的危險,但以“東亞史”取代“中國史”,把“中國史”變成“外國史”,非但無法否定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主導地位,而且更無法否定台灣人與文化的中國性與中國成分。推動“文化台獨”的歷史課綱,雖對歷史教學的發展設下局限,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課綱的實踐,編寫課本與教材,課堂講授,還得靠人。只要我們不放棄,繼續堅持自己的理想,一樣可在“反中台獨”氣氛彌漫的環境中,傳播中華歷史優良傳統。
淮陰師範學院政治係教師、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監事劉奕伶認爲,兩岸青年交流在1990年代開端後,歷經近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交流的形式與内容均不可同日而語。但若從建構認同的角度,兩岸青年交流仍存在交流模式流於形式主義,交流内容重軟性文化認同、忽視政治認同等問題。改變這種狀况,就應立足於建構認同,重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持續推動與優化體驗式交流。二是重視新媒體功能,大陸應秉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精神,逐步開放大陸青年使用台灣年輕世代熱衷的社交媒體。三是重塑台灣青年正確的國族觀念。教育方面首要的是要解决台灣的歷史課綱問題;文化方面需强調與凸顯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並以此吸引年輕族群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
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高級研究員羅祥喜表示,在目前兩岸關係愈趨復雜嚴峻的情勢下,加强兩岸文化交流别具意義。明年台灣“大選”不同的結果對未來兩岸關係有不同的影響,兩岸文化交流的重點與方向也會有很大的不同。現在兩岸之間很多問題,包括香港問題,都是源自青年人對很多問題認知的偏差,源自港台教育的缺位與偏差。因此加深兩岸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非常重要。兩岸的青少年交流,不必特别向青少年灌輸大陸的意識形態,客觀、自然的交流交往就好,真實最重要。
全國台聯兩岸關係及社情民意研究委員會副主任陳立謙認爲,以中華先進文化影響和引導兩岸青年,是促進兩岸青年心靈契合的正確選擇。堅持以中華優秀文化爲引領,不斷擴大和深化兩岸青年交流,要把握好六個重點:一是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中增進文化認同。要以落實“31條措施”、“26條措施”爲抓手,讓更多的台灣青年融入大陸社會,培養中華意識,深入心靈溝通,形成示範效應。二是在擴大和深化兩岸青年交流活動中增進文化認同。應以愛國主義教育爲核心,做好設計安排,打造品牌;應處理好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宣傳當代中華文化的關係,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組織好公祭中華先賢和重大曆史節慶等有影響力的大型活動。三是在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岸文化差异性中增進文化認同。正視文化差异性存在,本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積極態度,久久爲功,就“没有解不開的心結。”四是在中華文化的全方位宣傳中增進文化認同。應從當前島内實際出發,充分用好互聯網社交平台,加大中華文化傳播力;應以史觀教育爲重點,着力搞好優秀影視作品生産和書刊出版;發揮好主流媒介的傳播作用,找回共同歷史記憶。五是在中華文化市場的共同打造中增進文化認同。兩岸青年應站在時代新起點,以全球化視野,加速推進中華文化市場的開發,爲更多的中華文化産品走向世界貢獻才智。六是在共同反對“文化台獨”鬥争中增進文化認同。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化台獨”是兩岸青年走向“心靈契合”的首要任務。“台獨”勢力利用修改“課綱”,在台灣青少年學生的基礎教育中,大肆兜售台獨邪説,是直接造成台灣青年認同混亂的罪魁禍首,必須正本清源,鬥争到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鍵認爲,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歷史記憶作爲一種“凝聚性結構”,對於中華民族的向心力、歸屬感起着重要的促進作用。未來强化兩岸青年交流,培養中華文化記憶,首先要大力推進兩岸青年交流與對話,提昇祖國意識。其二,積極推動兩岸青年交流,極大地激發兩岸青年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時也堅定兩岸青年復興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的信念。其三,建立兩岸青年交流機制,不僅要與時俱進,更要未雨綢繆。兩岸青年可以兩岸博物館的文化底藴爲依託,用文物銜接歷史與當下,采用舞台劇與小話劇的展演形式,用記述的講述方式,打開一個通往中華文化記憶的特有通道,唤起台灣青年對國家的歸屬感、民族的自豪感和認同感。
縱論兩岸形勢 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國務院台辦原副主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王在希比較全面地分析了當前兩岸關係形勢。他認爲兩岸關係主要面臨四個挑戰:(一)民進黨執政使得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遭到破壞。(二)民進黨内“急獨”勢力欲加快“台獨”步伐,兩岸關係不排除走向激烈對抗。以李登輝、陳水扁爲代表的“激進台獨”勢力,不滿意蔡英文的“漸進式台獨”策略,經常向蔡英文施加壓力。蔡英文如果連任,就没有後顧之憂,也不能排除加快“台獨”步伐,兩岸關係隱藏着巨大風險。(三)台灣民情民意尤其是年輕一代仍在朝着不利於統一的方向發展。當前台灣社會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台灣同胞特别是中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偏離。(四)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和大打“台灣牌”使得改善兩岸關係難上加難。
王在希還認爲,長遠來看兩岸關係發展依然面臨着機遇。首先,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有着天然的互補性。台灣如果能以大陸爲腹地,搭上大陸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對兩岸的經濟發展龢民生福祉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這也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始終無法成功的一個客觀原因。第二,幾十萬大陸台商已經成爲兩岸融合發展的基礎。這些台商已經成爲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成爲兩岸融合發展的積極參與者。第三,大陸對台灣同胞展現的誠意、善意和耐心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留下了很大空間。第四,大陸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合作的最佳契機。强調“台獨”絶對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對台灣而言,晚統一不如早統一,被統一不如主動統一。台灣問題已經延宕70年,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越往後拖,台灣方面的籌碼會越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餘克禮就台灣2020年“大選”談了自己的觀察。他認爲,與之前幾次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相比,這次選舉將是台灣選舉史上最爲特殊、最爲復雜、最爲詭譎、變數最大、最不可測的一次選舉。(一)這是在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擁有龐大的執政資源下的選舉;(二)這是在美國明目張膽、大動作公開介入背景下的選舉;(三)這是在去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國民黨狂勝背景下的選舉;(四)國、民兩黨黨内初選過程重大意外狀况紛出,競争异常激烈,爲台灣歷次大選所少見;(五)第三勢力對選舉所産生的影響與變數也是前所未有的;(六)“九合一”選舉興起的庶民政治力量,打破了國民黨由傳統政治精英參選地區領導人的慣例,使韓國瑜脱穎而出,成爲國民黨2020年參選人,開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先河,也使這場選舉最爲詭譎;(七)“港獨”頻頻製造事端,中美兩國貿易戰起伏不定、兩國關係緊張,蔡英文、民進黨當局用心險惡,趁機利用,也是台灣歷次大選所未曾遇到過的。餘指出,2020大選基本態勢是藍緑對决、蔡韓相争的局面。國民黨韓國瑜選情嚴峻,其面臨的最大挑戰與危機是一直無法得到藍營廣泛全力的支持,而且也爲民進黨黑韓提供了機會,導致其選情一直走不出低迷狀態。韓國瑜是庶民力量推出的代理人,主打庶民路綫,訴諸於庶民覺醒、庶民政治、庶民力量,這是影響未來選情的一個重大變數。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鞠海濤認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强調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和關鍵地位,讓各界清楚認識到,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既是原則,也是善意,關係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更關係到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福祉,有助於凝聚更廣泛的力量維護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
厦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紅認爲,當前兩岸關係對抗發展且不斷昇級,已搆成兩岸融合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與現實困境,嚴重阻礙兩岸整體對整體層面的雙向融合發展。而且,現階段台灣當局及各主要政黨多無意願采取必要的措施推進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當前需要探索突破路徑“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他建議,“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宜堅持“同等待遇政策取向”,以增進“共同利益、國家認同”爲目的;堅持“差别化待遇政策取向”,以“兩岸一國、反對台獨”爲前提;堅持“以民逼官政策取向”,以“群衆路綫、民間交流”爲路徑;堅持“試驗示範政策取向”,以“整體+區域、兩條腿走路”爲方式;堅持“操之在我政策取向”,以“同等待遇、單向融合”爲先導。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謝鬱表示,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兩岸關係就陷入對抗的政治僵局,但大陸仍開啓以我爲主、自行促融的系統工程,超越島内政黨格局及政局變化,抛開民進黨當局的阻撓與障礙,直接開展爲台灣民衆造福的工作,讓島内願意搭上大陸發展快車、融入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民衆和企業,共享國家的發展紅利,在中華民族的共同家園裏實現“兩岸一家親”。事實表明,大陸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政策,順應了台灣民意對改善經濟民生的强烈期待,保证了兩岸民衆對交流的正常需求,照顧了台企台胞的切身利益,促進了兩岸經濟和社會一體化的進程,在現實中激發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動能,從根本上夯實了和平統一的社會基礎。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係副教授李毓峰認爲,儒家的“王道”思想與“和合”思想的核心價值是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有效途徑。王道與和合的價值就在於多元多樣,差异分立而又和諧融合。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也是一個求同化异的包容理解、磨合融匯的過程。但經濟社會融合併不必然讓兩岸走向政治統一,兩岸和平統一終究需要一個政治協商和政治决定的過程纔可以達成。在台灣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况下,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時應把握提昇統一意願和階段性進展兩個基本原則。他認爲,兩岸要順利完成和平統一,在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之後,尚需經過一個統合發展的階段,以推動兩岸政治、法律、經濟、社會體制的統合與治理,逐步完善兩岸一體化整合機制。因此,可借鑒歐洲統合經驗,建搆合乎兩岸現實情况的“兩岸統合模式”,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安排:政治統合安排、經濟社會統合安排和法律憲制的統合安排。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認爲,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提出並不是大陸領導人的心血來潮之作,它與毛澤東、鄧小平等的對台政策主綫一脈相承,也是一個獨特的思維過程和政策醖釀過程。“具體實現形式”是“台灣方案”的内涵和標的,“台灣方案”是時機成熟時賦予政策的正式命名。從實然邏輯看,“探索”意味着“台灣方案”需要單獨構建,找到“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而不是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裏静止不動。以“一國兩制”解决台灣問題不是港澳模式的復製、再版,也不是港澳模式的簡單擴大或表現得更寬容一些,而是必須根據自身的性質、定位和現狀,也就是根據其全部特殊性來加以構建。根據習近平講話精神,從時間過程來看,探索和實施“台灣方案”包含兩個階段,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性安排、統一後制度性安排。這兩個階段都需要解决長期以來兩岸面臨的五個重要問題:兩岸政治定位、主權與治權關係、台灣同胞國家認同、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這些問題是台灣社會及民衆最關心、最在意的問題,是找到“一國兩制”在台實現形式所需解决的主要問題。
南開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台灣中華兩岸新時代交流協會理事長黄清賢從治理文化的角度對“兩制”台灣方案進行了探討。他認爲,習近平提出“兩制”台灣方案的“五個充分”正是“治理文化”的意涵。“民主協商”也正是豐富民主形式。但“治理文化”是植基於信任的互動。兩岸現階段信任感仍然不足,導致台灣方案的“治理文化”無從展現。但是兩岸融合發展爲這樣的困境提供瞭解套方向。大陸强調惠台利民措施落細落實就是“治理文化”在兩岸融合發展的展現,這就是要讓仍在台灣的民衆看到大陸台胞發展得很好,相信大陸的“兩制”台灣方案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對台灣同胞有利,增進台灣民衆對於“兩制”台灣方案的信心。
(劉佳雁執筆,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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