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人愛好和平,在五千年的歷史洪流中,中國人的自處之道,以及與其他國家、民族相處之道,總是强調“和而不争”,舍己爲人,亦常懷着滿心善意,律己求嚴,待人以寬,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尋求“忠恕”之道,忠以盡己,恕以助人。這一自立立人之道,是中國人自處之道,也是中國人與他國、各民族共處之道。中華民族從先秦時代以降,其在國際族群關係上講人道、講德化、講和平、講大同理想,觀之於今日中國促進國際關係與增進人類福祉,産生了極大的作用與貢獻。中華文化的歷久彌新是中國人的瑰寶與立身處世準則,歷經千載而不易,堪稱中國人的典範價值。
正因中華文化以“仁”爲出發,本於春秋大義,維護華夏民族仁義道德之精神,使不受夷狄之污染,更進一步以此高度之文化,廣被於外族,完全本於人道主義、德化主義、和平主義,以對待一切之外族,本乎提携並進、化异爲同,共進於大同之域。由先秦時期歷經千年,可大可久,傳之於天下後世而經世濟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世界觀孕育乎人本思想(人道主義)、懷德思想(德化主義)、協和思想(和平主義)、大同思想(大同主義)。本文以此析論之,並論述當前中國國際發展理念與中華文化相契合,同往大同世界之林邁進。
二、人本思想與人道主義
人本思想(humanism)是指基於人性、人的尊嚴、人的理想所産生之思想與行爲體系而言,大凡人有能力去完成自我、去實踐倫理行爲的主張。我國思想的基本特性是人本主義的,基於此,在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社會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主張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 和philanthropy)。
人本思想、人道主義表現在於對民命的重視,表現對於仁德、慈愛的奉行,對殘殺暴政的深惡痛絶。孔子用“仁”表達人本思想、人道主義的精隨。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集注卷六·顔淵第十二》,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頁。。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集注卷三·雍也第六》,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頁。“仁”的實踐,在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近及遠、由親及疏,最後達到“天下歸仁”的目標。
孟子以爲一國之君能施行仁政,不在國土之大小,而能國富民强,更可救民於水火,萬民歸心。其對“仁”之陳述非常清晰,以爲順乎天意,施行仁政,則風行草偃,萬衆歸心,莫之能御,而國家得以昌聖,根基更加鞏固。正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德澤廣被、近悦遠來”。孟子對施行仁政,提出要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人本思想:“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税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集注卷一·樑惠王章句上》,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頁。子思述聖人之意作“中庸”,其言:“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中庸章句第二十》,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正是描述以仁心善志對待四方,中華五千年曆史中,雖有抗敵禦侮之戰事,却極少侵略异族之暴行。
三、懷德思想與德化主義
懷德思想見於《論語·季氏篇》:“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集注卷八·季氏第十六》,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頁。《尚書·旅獒》雲:“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國語·周語上》雲:“先王耀德不觀兵。……增修其德,而無勤民於遠。”《國語·周語上》,參見《國語》,易中天注譯,台北三民書局2018年2版,第1頁。《國語·晋語》雲:“子務德無争先,務德所以服楚也。”《國語·晋語八》,參見《國語》,易中天注譯,台北三民書局2018年2版,第374頁。此皆先秦德化思想之要義。孟子析商湯、文王之施行仁政、表裏如一,以德服人。這種“王道”達成之萬衆歸心,遠勝於以力服人之“霸道”。“王道”與“霸道”之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集注卷一·公孫醜章句上》,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頁。
從現實層面而言,關懷天下蒼生,使内外懷德,讓百姓安居樂業、衣食無虞、能發展抱負,就是實現聖王之道,孟子所以雲: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施政重在“懷德”,中國歷史最具代表性者,“馮諼買義”傳誦千古,《馮諼客孟嘗君》一文: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雲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宫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問:“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民。因燒其卷,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裏,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孫中山雲:“歐洲近百年來是甚麽文化呢?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的古話説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就是‘行王道’”。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頁–第29頁。
德化政策即是修德來遠之意。大陸對内在經濟上表現突出,社會各層面蓬勃發展,這些年來,大陸更積極地推動“精進扶貧”到“精進脱貧”,務求“扶真貧”、“真扶貧”,引導國家從“昇平世”走向“太平世”。中國對外在“一帶一路”是一種開放的、包容的,將中國與歐亞大陸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達成國際間的大開放、大融合。
四、協和思想與和平主義
愛好和平,爲我國數千年來一貫之思想,源自於先秦。《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郭建勛注譯:《尚書·堯典》,參見《尚書》,台北三民書局2017年初版三刷,第2頁。,無論是“親”、“睦”、“協和”,都是致和之道。《尚書·大禹謨》言:“萬邦咸寧”。《易經·干卦》彖辭所言:“萬國咸寧”郭建勛注譯:《易經上經·干卦第一》,參見《易經》,台北三民書局2018年第2版,第7頁。。中華民族提倡德化,必主和平,厭惡用兵。
春秋時代諸侯征戰,久無寧日,孔子惡之。澶淵之會,其後八年無侵伐,孔子贊美之。《春秋·穀樑傳·襄公三十年》:“晋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灾故……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也者。晋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澶淵之會,所以謀歸財於宋也。宋於是年五月大火,十二諸侯會以謀救,雖以無所成功,孔子加“人”以貶之,然以八年之無戰事,亦足稱美,故孔子特書其事,以爲褒揚。
戰國之世,征戰更烈,而民望和殷切。戰國諸子尤以孟子、墨子之反侵非攻,主張最力。《孟子·離婁章句上》:“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之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孟子集注卷七·離婁章句上》,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頁。然而,孟墨二子,其主張和平,有其一定原則。孟子反對侵略,不反對義戰。成仁取義之義戰爲孟子稱許者。《孟子·樑惠王下篇》記滕以小國處齊、楚兩大國間,孟子教以“鑿斯池也,築斯墻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集注卷一·樑惠王章句下》,參見《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台北鵝湖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頁。此爲反侵略、誓死抗戰之明证。
孫中山在1924年於廣東高等師範學院對學生演講即説明:“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自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説‘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種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第54頁。孫中山對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天性説明如下:“我們兩千多年前,便丢棄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最愛好和平的人……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勝爲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同上,第29頁–第37頁。
中華民族先賢都以倡導和平爲職志,中華民族证諸於五千年曆史亦可説明是愛好和平之民族。不會侵略他國,除非逼到萬不得已,亦不會以武力相向。日本在二次大戰侵略中國,中國人展現了無比堅韌的民族性,以血肉築長城,力抗强敵侵略,在於争取民族之和平目標。
五、大同思想與王道主義
“大同”兩前綴見於《尚書·周書·洪範篇》:“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尚書·周書·洪範》,參見注13,第145頁。《易經.同人卦》則解釋“大同”之義:“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易經上經·同人卦》,參見注14,第110頁–第111頁。注雲:“同人,與人同也……於野,謂曠遠而無私也……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合以致亨而利涉哉。”
“大同”之義表達精微者,莫如《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及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物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盗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參見《禮記》,台北三民書局2014年第2版,第335頁。孔穎達雲:“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大同主義”的實踐植根於“仁”,仁者愛人。《論語·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華文化的層層開展:能“仁”必能“公”,能“仁”必去“私”。以此至仁、至公之精神,倡人道,主和平,邁向於大同。英人約瑟(Bernard Joseph)説到“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此名詞意義,係以世界爲國家之謂。倘使一人之同情、利益與文化,不以其所屬之民族或種族爲限,則其即爲一大同主義者。大同主義,乃泛指一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精神——此即一無分種界族界之理想關係……惟就政治科學而言之,大同主義之基本觀念,乃打破社會中之民族區分之謂。”引自Bernard Joseph著《民族論》(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版,第255頁—第256頁。
孫中山在1912年演講《五族協力以謀求全世界人類之利益》提及:“今世先覺之士,鼓吹大同主義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重人道,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三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頁–73頁。中山先生一生倡言:“國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時中國還負有一個“濟弱扶傾”的責任,以達到“天下爲公”、“世界大同”之境地。觀乎中華民族愛好和平,中華文化悠久流傳,先聖先賢大同思想明確,今日之中國秉承此精神更將有理想、有步驟地帶領全人類進入大同世界。
六、結語
當西方吹起“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之言論,吾人更應檢視中華民族的世界觀,讓世人明乎中華文化實本諸於“仁”,並由“仁”開展出:人本思想(人道主義)、懷德思想(德化主義)、協和思想(和平主義)、大同思想(大同主義)。這當中是充滿愛與和平、互助與合作精神之世界觀。
統計1945年二次大戰至今,美國是全世界發動、介入世界戰争最多的國家。單就近40年美國介入之較大戰争,包括:“入侵格林納達”、“黎巴嫩内戰”、“剛果内戰”、“兩伊戰争”、“黄金峽谷行動(空襲利比亞)”、“正義之師作戰(入侵巴拿馬)”、“沙漠之盾行動(波斯灣戰争)”、“恢復希望行動(索馬裏内戰)”、“慎重武力行動(波斯尼亞戰争)”、“科索沃戰争”、“轟炸南斯拉夫”、“持久自由行動(阿富汗戰争)”、“伊拉克自由行動(伊拉克戰争)”、“巴基斯坦西北部戰争”、“德賽黎明行動(利比亞内戰)”、“打擊伊斯蘭國”、“也門内戰”等等。
西方强國的“中國威脅論”,因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大幅的進步、成長,而感覺壓迫。實則,“中國崛起”伴隨着中國經濟的起飛與蓬勃發展,中國進一步地以“一帶一路”,建構“合作共贏”。“一帶一路”所代表的是:覆蓋全球65%的人口、75%的能源、40%的GDP,大陸每年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超過1.4兆美元的全球合作發展之路。習近平主席强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明確指出“一帶一路”是“和平之路”。“經濟全球化”無可限制地跨越了地緣藩籬,樹立了世界圍遶中國,中國走向世界的共享、綜合、合作、永續的世界觀。中國愛好和平、濟弱扶傾的走向孫中山先生説:“……所以我們要先决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世界的列强要扺抗他,如是全國人民都立定這種志願,中國民族纔可以發達。”見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册,國父編輯委員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頁。,帶動着世界經濟與全人類和平發展,其規模與成果之巨,遠勝昔日漢唐盛世,爲中華五千年曆史所僅見。
齊光裕,台灣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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