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關鍵的闡釋正在於“中國特色”的呈現，换言之，就是要説好屬於它的中國故事，追溯其“根植於中華文化的沃土”中的歷史傳承。不過，這個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了一個漫長、艱辛又極其曲折的革命、改革與深化發展的過程。自1949年10月1日建政以來，中國共産黨（下簡稱中共）繼承了清末以來的變法維新，成功地將中國帶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今更在“民本”的宗旨下，欲承繼歷史大統、回歸文化道統，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勇毅邁進。

　　一、當代一個小傳統的建立

　　回顧中共建政這七十餘年的發展，前期(1949-1978)在毛澤東領導下，强調“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透過“計劃經濟”的實施與“土改”、“三反”、“五反”、“三面紅旗”等運動，在“新民主主義”改造時期後，隨即朝着“社會主義”方向，對中國社會進行更深入的建設與發展。這些革命性的作爲與政策，使中國的社會面貌與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但國營經濟、私人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得到相應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自主而完整的工業體系。

　　1978年12月，在中共召開十一届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號召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道路。此後的改革開放即以務實的經濟發展爲中心，以實踐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爲目標。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國内生産總值(GDP)年均增長率高達10%，成爲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且最穩定的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若依購買力平價則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農業國以及第二大服務業國，也是製造業第一大國和世界最大貿易國，超過200多種製品和出口量排行首位、數十種出口産品占世界70%以上。中國的經濟成長原先主要仰賴投資和出口的收益，但自2010年後明顯趨緩。中國政府開始調整經濟結構，改以消費來帶動經濟成長，2016年時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已達64.6%。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是一個經歷了百年戰亂，底子薄、基礎差且百廢待興的國家，直所謂“一大、二雜、三農、四窮、五古老”，故當時革命的熱情與精力於國家建設問題上，多着眼於社會習氣與精神上大破大立的改造。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則致力於改革開放以求“脱貧致富”，故國家建設的重心多集中於如何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間，摸索建構出一套適合中國自身國情，又能解放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在没有任何可以參照的案例下，中國只有“摸着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檢驗真理。

　　無論是毛澤東(思想)或鄧小平(理論)，都先後完成了屬於他們時代所賦予且最迫切的任務，並大踏步地帶領中國朝現代化的征程邁越。同時，也在他們的引領下，中國建立起一個有别於傳統文化的社會主義小傳統。之後的領導人如江澤民、胡錦濤，也在這個基礎上陸續根據自身所處的環境，增補了有關社會主義的新詮釋，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强化了中共政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然而，也正受限於所處時代條件的制約，無論自思想、制度與力行實踐等各個層面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内涵與精神，都還有待與時俱進的豐富與完善，尤其是在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的轉化、繼承與發揚方面。

　　二、中華文化大傳統的回歸

　　2013年3月14日，習近平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11月9日，在中共中央舉行的“十八届三中全會”上，確立了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爲了貫徹落實全會的精神與目標，主席在全會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特别提出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並作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與此同時，他進一步在加深推動思想解放、堅持市場經濟與體制改革之外，尤其强調應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爲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泉源”。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夢。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内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内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海内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中華文明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民族自强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力量；而中華文化更是中華兒女共同的精神基因，自然需要持續弘揚。另一方面，在“美國優先”與“單邊主義”的肆虐下，國際秩序與道德價值瀕臨崩潰，也極待重建一套新的觀念體系，以强化地球村中人類命運的休慼與共。

　　因此，重新審視傳統文化、提精煉去蕪存菁，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除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亦爲紛亂的世界與人心，帶來和平信息與信念，實具有時代的需要性與迫切性。鑒於抛棄傳統、丢棄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習主席不斷呼吁：“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與道德精隨，……處理好繼承(傳統)和創造性發展的關係。” 

　　三、核心價值觀與治理體系中的傳統文化元素

　　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説，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社會共同信守的核心價值觀，祂承載着一個民族與國家的精神信念，體現着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標準。習主席指出，核心價值觀“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或國家没有共同核心的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麽“就無法前進”。該如何夯實民族與國家的價值觀呢？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並在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的基礎上，面向世界並“弘揚新的時代精神”。以下我們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治理體系兩個部分，來説明其與傳統文化之結合、創新與實踐。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内涵分成兩個部分：以德爲本的體系。所謂核心價值就是一種“德”，祂是一種最持久且深沉的力量，必然承載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若“國無德則不興，人無德則不立”。中華民族要繼續前進，自然需要根據時代條件，認真汲取固有道德文化的思想精華，進而深入闡揚傳統上“講仁愛、崇正義、尚和合、重民本、求大同”的民族精神。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然是、也必須是，“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在以“仁義”之“德”的基礎上建構而來。三個倡導與實踐。當代的中國應該堅守怎樣的價值觀呢？在以“德”爲主的思想體系下，包含三個實踐面向：國家層面倡導富强、民主、文明、 和諧；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個人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無形中把“國家、社會、公民”的追求融爲一體，既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價值信念，吸收了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政治觀念，也體現了國家發展的時代面貌與需求。

　　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推進。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和總綱”的記載，明確規範了中共和其他政黨的角色，“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而其他政黨只是“參政黨”。在這個基礎上，以下幾個面向看傳統現代間的傳承與轉换。

　　家天下到黨天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中國在政體上逐漸進入了地方上以郡縣制、中央則以一姓一朝爲主的中央集權體制的社會，直到清王朝而告終。1949年國共内戰結束，中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制度上則實行了一套以一黨執政的制度；歷經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迄今，該體制在各方面發展的已逐漸成熟。這個由一家轉爲一黨的體制，在形式上雖有相當的相似性，但前者由嫡長子世襲專制皇位，後者則由人民大會選舉出領袖；權力的移轉與合理性基礎極爲不同。在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史上，當代中國一黨執政體制的建立，反映了自清末以來，歷經立憲運動、復辟運動以及全民普選等政治制度的嘗試錯誤後，歷史終於作出了屬於自身的選擇。

　　良政與善治的追求。1、繼承傳統“民爲邦本”的精神。中國共産黨自詡是一個來自人民、根植人民、爲人民服務的政黨，既然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擁護與支持，黨的事業與工作就無從談起。”因此，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在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下一黨執政、多黨參與，並於分層負責、協商民主的基礎上，確立政策的可行性與合理性，遂行良政與善治，自然是十八大以來實現的目標。《尚書·五子之歌》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爲人民服務”乃是繼承了儒家“以民爲本”的仁政與精神；而協商民主制的推動，不但擴大了人民群衆政治參與的管道與層面，强化了决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機制，更避開了家天下爲一姓、一家服務，以及全民普選制所産生的民粹主義弊端。2、扶貧事業與不患寡而患不均。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部分人富起來了，但快速的資本累積却也加大了人們貧富間的差距。另一方面，作爲一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仍然存有數額龐大的貧困人口，特别是在革命老區和貧困農業地區。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與理想。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央持續積極推動扶貧開發工作，要求各級政府與黨委，對此工作要身懷責任與使命感。

　　《論語·季氏》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管子·牧民》稱：“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古人已經非常清楚地昭示我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存在着必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才能穩定發展，衣食充足後的國民，方能懂得禮節與榮辱，而這一切正是當下文明和諧小康社會的追求與寫照。

　　禮敬先賢與英雄。儒家傳統中除重仁義修身外，禮制教育尤其是國家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是領導者成功及國家社會安定與否的表征。《荀子·禮論篇》：“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乃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强國篇》亦雲：“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國家舉行慶典儀式、弘揚並謹記先祖的英雄事迹，使人民敬天地而尊先祖；這種以禮修身的禮制教育，攸關人心良善與國家興衰治亂的根本。一個没有英雄的民族，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不尊敬珍惜英雄的民族，更是一個沉淪無望的民族。自2012年就任以來，習近平主席任内不但興建“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每年舉行盛大儀式追思死難烈士與同胞，更在重要慶典上率領百官，集體向人民先賢、英雄烈士獻花致敬。上行下傚，風行草偃；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中國正浸潤在對自身歷史文化回歸與唤醒的征程當中，我們深信在可見的未來，一個融會傳統道德價值與現代科技創新的新文化，將會伴隨着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誕生。


　　孫若怡，《海峽評論》編委、撰稿人；前稻江科技管理學院校長、學術副校長，中興大學歷史係所主任兼所長、博士生導師，中華文化與高等教育交流協會創會會長、理事長。“95課綱”審查委員，“98課綱”與“101課綱”編修委員，馬英九任期内《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社會領域歷史科課綱》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