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2015年“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都是以青年爲主體的社會運動。進一步探討會發現港台兩地近十餘年來國文、歷史、公民教育有趨同的現象,形成青年一代對中國歷史不熟悉、對中華文化疏離,再加上公民教育强調權利、手段、去道德的結果。大陸教育進程雖與港台不同,對中華文化的重視逐年提高。倘若打壓及提倡皆以政治手段爲之,文化脈絡未能加以爬梳整理,只要求背誦記憶,將事倍功半。因此針對兩岸三地青年進行中西差异的對話,進行文化詮釋,才能産生深層思維的變化。
一、前言
1949年後的港台兩地,關係甚是微妙。不同的發展歷程讓兩地展現不同的風貌,但强烈的歷史連結感又讓彼此互相影響。就拿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來説,就與台灣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間發生的“太陽花”運動、及2015年5月24日至8月6日發生的“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手法極爲相似,關鍵人物也往來頻密,可謂“太陽花運動2.0”。但是香港“反送中”事件發展得更爲火爆,對社會産生極大衝擊,對經濟造成極大傷害,不禁令人擔憂:未來台灣群衆運動是否可能進化爲“香港反送中2.0”?剖析此類事件的前因後果,雖近年社會資源分配益發不公絶對是主因,但哪件事會成爲爆發點?有哪些要求點?采取何種手段?就會發現國族意識與文化詮釋占了重要分量。
社會資源應如何創造與分配?屬於財經政策;但國族意識與文化詮釋的建立,就是教育問題了。極爲巧合的是,20多年來,台港兩地文、史國民教育質與量越來越趨近,而青年行爲模式也趨同。若從這一點進行分析,會發現語文教材質量的變化,讓台港青年對中華文化認知薄弱、失去美好的圖像與憧憬;歷史教材質量的變化,讓台港青年國族認同薄弱,失去對國家發展的堅定支持與摸索過程的包容。另外,公民課程的變化也需認真討論,它呈現出當以西方公民思維取代中華傳統思維後,許多失序的行爲就在冠上“普世價值”的大帽子後,讓社會噤聲。即使心中不以爲然,却不知如何反駁。
其實,兩岸三地教育的底層結構都深受西方影響,由此發展出來的思維脈絡也以之爲尊。近年中國崛起,兩强争霸局面已成,貿易戰只是前哨,未來必是軍事科技經濟外交全面纏鬥。倘若年輕人的價值體系仍建構在西方理念的圖像上,台港青年發動的抗争事件隨時可能在大陸出現,必須盡快建構起完整的中華文化意象,脈絡性地浸潤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教學中,方爲長治久安之策。大陸也已覺察,傳統文化教材全面鋪展開來,但因爲隔絶數十年,這方面的師資及教學尚難以銜接到位,遑論脈絡性地浸潤入各種課程中。若流於表面文章式的運動,則必功虧一簣。必須綱舉目張,從深層思維進行統合。
本文從台灣文史課綱變動説起,兼及香港教育的變化,識者可從中觀察到,教育場域的用語對文化詮釋深層思維産生的變化。亦可省思,若要回歸中華文化正統,教育政策應有何種對應之道。
二、台灣高中國文教育的過去與現在
(一)課標時代:早年,台灣國文課本定於一尊,由國立編譯館主其事。從1952年到1999年長達四十七年,其間經歷過1953、1962、1971、1983年等四次修訂,但是,國家意識、民族精神、文化道統的傳承,都是課程標準中國文科的重要核心價值。
(二)課綱時代:1990年,李登輝時代提出“一綱多本”的教育政策,“教育部”遂着手訂定台灣高中課綱,1999年開始實施,稱爲“88課綱”。2004年,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教育部”發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2006年實施,這就是俗稱的“95暫綱”(民國九十五年)。2008年,“教育部”以“95暫綱”爲基礎,略微修訂,改爲《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2010年實施,這就是俗稱的“99課綱”。唯國文和歷史兩科有争議,遲至2012年實施,稱之爲“101課綱”。
(三)十二年一貫國教課綱(簡稱“108課綱”):“108課綱”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爲遵照“增加選修减少必修”的原則,總綱删减國文時數。國文研修小組編寫國文課綱時,文言文比例本已下降爲45%到55%,必讀古文30篇也因此改成20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更從四學分改成二學分。2016年民進黨政府上台,改組審議委員會,再調降文言文比例成35%至45%,必讀古文篇目也從20篇改成15篇。
(四)“課程目標”的變化:實質教材面的變化顯而易見,因此每次争議發生時,輿論聚焦於“文言文比例”“古文必讀篇目”,而未注意“課程目標”的變化。
“95國文暫綱”、“98國文暫綱”、“101國文課綱&103微調”三個課綱的課程“目標”,仍然明確堅持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存與發揚光大。如:“95、98國文暫綱”的課程目標:“二、培養閲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趣,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力”;“三、研讀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倫理之意識及愛人之精神”。“101國文課綱&103微調”的課程目標:“三、借由文化經典之研讀,與當代環境對話,以理解中華文化與文明社會之基本價值,尊重多元精神,啓發文化反思能力”等都是。非常清楚掌握國文教育必須兼顧“語文、文學、文化”三個面向與層次。“108總綱”將國文教育簡化弱化爲“語文”,不再肩負“中華傳統文學文化”責任。
(五)《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原爲單獨科目,必選,現在將它並入《國文》。原四學分减爲二學分,而且没有獨立課綱。定位模糊,且在教材及教學上都被弱化。
教改25年來,帶來了教學思維的改變。極爲吊詭的是,一方面緊緊追隨世界潮流,一方面國文科定位一直被弱化。首先,國語文不再是單獨的一個科目,而與英語科並列於語文領域。且同屬於國語文課程的還有原住民語文、客家語文、閩南語文。在這個邏輯下,國語文課程的“學習目標”就從“中華文化”轉爲“多元文化”。多元必有歧异,凡歧异處皆需尊重,所以不能有任何價值判斷。隱含民族意識、愛國情操、明禮尚義等價值判斷的素材也從教材中消失。於是,進行學習評量時,必須以大量文本建構背景知識,國文學科核心價值遂窄化爲“文本解讀”,文學、文化退位。
三、歷史教育的過去與現在
(一)課標時代高中“本國史”章節名稱
課標時代,歷史課本定於一尊,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發行,各校一致使用。歷史課本的史料擷取,用字遣詞,都在無形中建立了青年國民的國族意識。例如“本國史”一詞,就確立了大一統的概念。并且本國史篇幅横跨三册,從遠古文明一路講到夏商周秦漢隋唐元明清後,才提到台灣的積極建設,台灣與中國不可分割的脈絡已隱含其中。
(二)課綱時代歷史科的量變與質變
“88課綱”,台灣史首次成爲獨立單元,附屬於中國史。2000年,民進黨執政。2004年陳水扁連任,提出同心圓史觀(台灣、中國、亞洲與世界)的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公佈了“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台灣史首次獨立成册,脱離中國史範圍教授,明清兩朝則並入世界史,主張學生應由本土歷史開始學習,進而學習中國史與世界史。
2008年10月,馬英九執政後,“98課綱”暫緩一年實施,改稱“99課綱”。國文、歷史課綱則進行調整,台灣與中國史合並稱爲本國史,於2013年實施,稱爲“101課綱”。2013年中,又組成檢核小組,進行針對高中國文與社會科課綱的微調,於2014年2月10日正式公佈,又稱“104課綱”。因中國意識濃厚,引發特定團體反彈,發生高中生包圍教育部事件,最後教育部决定新舊課綱版本並陳。2016年蔡英文執政,教育部宣佈廢止微調的課綱。2018年11月,“108歷史課綱”面世。
(三)“108歷史課綱”製造的虚無感
“108歷史課綱”引起軒然大波,當時聚焦在“以東亞史取代中國史”問題上面。等到2019年8月曆史課本面世,大家才赫然發現第一册的台灣史也有“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問題。事實上,這樣的歷史教育只會造成虚無感:1、國族虚無感,2、歷史虚無化。
中小學歷史課程本就有凝聚人群共識,建立國族認同的作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將自身歷史的演變,曾發生的重要事件、其間的重要人物,重大的歷史教訓,民族的榮光等,讓國民知曉。培養國民與國家共榮共辱的决心,以因應世局的變化。“108歷史課綱”則顯然失職。
四、公民教育中的西方思維
反課綱微調的公民教師行動聯盟發言人黄益中曾撰文直指,因爲杜正勝把台灣意識深植年輕人的心,才會有後來的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反黑箱課綱微調”等運動。其實,這不但受歷史教育變遷的影響,公民教育的變遷也影響重大。教改前,這個科目名稱是“公民與道德”;教改後,名稱改爲“公民與社會”。雖然增加了經濟、政治與法律的比重,但對道德教育則明顯輕忽。師大特教係名譽教授吴武典對此種教育主軸的變遷稱之爲“失德的教育”,結果證明瞭確實如此。我們以“108社會領綱”的課程目標爲例:社會領域課程旨在培育學生面對未來、開展不同生涯所需的公民素養,其目標如下:一、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自治、自發精進與自我實現的素養。二、提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决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三、發展民主社會所需之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决及社會參與等公民實踐的素養。四、增進對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五、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六、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份的敏察覺知,并涵育具有肯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此種領綱課程目標等於告知:此後學校教育强調的是“個人主體意識”“獨立思考”“多元”“人權”等,至於“孝順”“誠信”“仁愛”……等,傳統文化中諄諄告誡的品德修養則付諸闕如。於是,你會看到許多學生勇於争取自己的權利,推諉自己的義務,缺乏自省的能力,這種現象與教育目標主軸的變遷没有關係嗎?“公民與社會”只重智育,價值觀傾向西方主流,重視個人權益,與中華傳統價值觀重視群體利益,出入頗大。兩種價值觀的拉扯,正是台灣今日社會的寫照。
教改25年,國文課綱及歷史課綱一路修改,不變的是减少古文經典及中華歷史,讓學生對中華文化内涵逐漸陌生,又對國族認同感到迷惑與虚無。於是,公民教育的知識提供他們衝撞的理論與方法。
五、從台港看文化詮釋的時代使命
非常吊詭的是,台灣教育的這種演變,竟與香港狀况逐步靠攏。香港本是英國殖民地,中文不被重視。1997年後本當重視中文,但不知何故,中文科評級方法會在2007年取消範文,香港高中十年没有文言文課文,後來才加了12篇必讀文言文。香港“歷史課程”相當於“世界史”概念,“中國史課程”則一直居於弱勢,港英時代理所當然,但1997年後仍然如此,原因與教材、師資都有關係,結果是“通識課程”取而代之,而“通識課程”中的“今日香港”則提供了香港學生衝撞的理論與方法。
這些議題設定與内在邏輯,其實很多地方與“108社會科領綱”有相似之處,皆呼應西方主流的“普世價值”,若配合教育政策下,青年對國史的陌生、對文化概念的虚無、對民族感情的淡漠,就極易被一些偶發事件挑動情緒。因此,如何梳理所謂“普世價值”的詞彚,使其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詞彚接軌,讓青年瞭解中華文化底藴之深厚廣博,認同自身文化的獨特,有呼應世界需求的價值,實爲一件重要的工作。如:和平、人本、民本等。
近年來的宗教衝突已驗证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也凸顯中華文化“以人爲本”核心價值觀的正確。民主政治走向民粹主義已是世界性的趨勢,川普的美國至上主義更瓦解了自由平等的口號。中國傳統文化肯定人有無限向善向上的能力,“仁義禮智”和“民本思想”,若細加梳理,更有合乎普世需求的人情義理的脈絡。自家無盡寶藏,怎可不善加利用。
六、結論
德國哲學家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認爲個人必須在其歷史的存在中,展開理解活動。由歷史所形成的“地平綫”,决定了個人的理解視野。當讀者帶着自己的歷史“視域”去理解某種歷史作品時,兩種不同的歷史“視域”必然會産生一種“張力”。只有在解釋者的“視域”和被解釋者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並産生出意義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也就是歷史的視域有選擇性地融入了現代的視域。由於現代的視域包含有一種變化開放的可能性,它也因此而孕育了未來。
高達美的詮釋學帶有濃厚思辨色彩,這正是現代中國迎向世界、争取話語權必做的功課。但迎戰之前,必須確實檢視自己的裝備與心態,方能成功。1.史觀可以建構,史實必須面對。2.文化底藴雖深厚,詮釋能否到位?3.能否符應時代需求,從群衆視角切入。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悦,弗信於友矣;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親身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文化詮釋能否完成時代使命,“誠”之一字,實屬關鍵。
段心儀,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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