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元旦過後,習近平總書記把他新年的第一場政治活動聚焦在了國家統一與台灣問題上。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大會上,習總書記對未來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台灣問題的解决提出了系統性的戰略規劃和行動指南。在4000多字講話過程中,習總書記反復强調:“制度不同,不應該成爲統一障礙,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在談到未來國家統一具體操作路徑時,習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五點政治主張:“携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的前景;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這五點政治主張爲未來台灣問題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綱領性的文件,也是我們未來加强對台工作的根本行動指南。習總書記的講話,極大地增强了我們對台工作的戰略定力和戰略主動性。那麽,如何理解習總書記的國家統一重要論述以及近年來在現實中的實踐呢?我們應該從大曆史、大戰略的角度,站高望遠地進行全面的統籌和把握。
一、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的前生與今世
習近平總書記是非常關注台灣問題的。他曾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在浙江工作五年半,在上海工作八個多月時間。我記得2006年4月和11月,他在杭州接待連戰先生的時候就講到過,他始終關注台灣問題,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取得新的積極的進展。吴亞明:“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人民日報2014年9月27日。從十八大到十九大再到現在,據不完全統計,總書記在各種公開場合談及台灣問題,温情對台喊話至少有38次以上。李義虎:《台灣定位問題:重要性及解决思路》,《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第138頁。記得2003年,總書記剛剛從福建調任浙江的時候,他就高度關注台灣問題。爲此,他曾經專門安排省台辦分管調研的林呈生副主任,召集浙江的一些對台學者開會,讓我們好好研究浙江如何東引台資、北接上海,進一步把浙江打造成一個長三角與珠三角雙頻共振的戰略節點和經濟通道的這個戰略定位問題。習總書記關心并親自牽頭促成了清華大學在浙江嘉興設立長三角研究院。從那時布局到現在,長三角一體化的謀劃已經整整16年了。如何從戰略層面上理解習總書記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以及在現實中的具體推進,我們還是應該立足於長三角一體化的國家戰略來作一個長期的謀劃。
2019年5月13日,在上海倡議下,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四省社會主義學院系統在青浦召開了一次“長三角江南文化融合發展”的學術研討會。而恰好在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將長三角一體化上昇爲國家戰略。最近半年多以來,關於長三角一體化的具體行動和整體規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編制,估計年底公佈。我們可以預期,未來以上海的青浦、嘉興的嘉善和蘇州的吴江三區爲基本,六個中心鄉爲核心區,圍遶澱山湖水系和汾湖水系,將會打造出一個長三角一體化的戰略實驗區或者示範區。如果這個設想實現的話,長三角一體化將真正的啓動,巨龍躍出水面,必將震驚世界。有人告訴我:“北有雄安,南有澱山新區”。未來一體化的長三角,將會以上海的創新爲核心,以江蘇和浙江兩省的市場及資本爲兩翼,打造一個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有驅動能力的總引擎。長三角將會成爲中國經濟發展源源不斷的一個動能工廠和核能電站。因此,未來的長三角將會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有活力的一個創新總引擎、改革總驅動。
客觀地分析,長三角既然如此重要,明顯是基於對内改革層面的。如果從對外開放的角度來看,長三角又在“一帶一路”倡議布局中是一個什麽樣的定位呢?整體感受,理論界對此問題還没有一個明確的判斷。“一帶一路”倡議六年動議,從2018年到2019年,兩年投棋布子,成就斐然。黄新炎:《“一帶一路”題材紀録片的“當代中國”形象詮釋——以上海紀實頻道海上絲綢之路爲例》,《中國電視》2017年第1期,第86頁。兩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召開,今年3月份,習總書記時隔十年再訪意大利,時隔五年再訪法國,6月訪問中亞、10月訪問印度及巴基斯坦,就是爲了促成“一帶一路”與歐洲及亞洲其他國家之間的無縫鏈接。例如,6月份,習總書記訪問吉爾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是爲了徹底打通陸上絲路從新疆進入中亞的戰略節點。“一帶一路”如此重要,陸絲從西安向西,沿河西走廊走入歐洲,而海上絲綢之路從哪裏出發向南進入東南亞和西亞、北非呢?對這個重大戰略問題我們必須清晰回答。
二、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節點的歷史設問
從對外開放戰略視野分析,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點是從哪裏出發的呢?從南到北,廣東人説湛江、廣州。福建人説厦門、泉州及羅源灣,浙江人當然仁不讓講是寧波,舟山及温州、台州港。江蘇同志講張家港、連雲港,山東講青島、煙台,遼寧講旅順、大連。甚至廣西北海的同志都説,北海也是海上絲綢之路南向的一個重要的戰略節點!這些説法都有道理,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打算。但實際上對不對呢,真正理解中央的戰略部署和意圖嗎?肯定未必!
那麽真正意義上,如果從大戰略的角度來看,我個人認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點只有一個,這就是上海。上海是千里長江經濟帶巨龍東進大海的龍頭。這只龍頭有兩只龍眼,一個是上海自貿區,一個是浦東新區。去年4月份和今年5月份習總書記考察武漢及重慶的時候,再次强調了長江經濟帶對於中國内陸經濟發展的巨大的帶動作用,上海作爲千裏巨龍東進大海的龍頭,其扮演的重要角色恐怕不光局限於上海和長三角。未來如何以上海帶江蘇、浙江并聯動安徽,形成一個巨大的全國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中引擎,這個問題須要有明確的答案。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爲長江經濟帶東進大海的龍頭,長三角融合示範區是總帶動和總引領的龍腦,浦東新區和自貿區則是龍眼,而長三角融合發展的龍口在哪裏呢?熟悉上海的同志都知道,上海雖然叫做上海。但它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臨海、臨港城市。十六鋪碼頭是一個河港,而蘆潮港碼頭,去過臨港新城的研究者都知道,它實際上是一個淤塞極爲嚴重的江港。所以大家如果在臨港新城沿着東海大橋駕車向前走,不斷開進,蔓延數十公里走到25公里盡頭的時候,你會發現,在錢塘江灣腹地有一個現代化的新型港區正在如火如荼地加班加點,晝夜施工。這就是我們上海未來新港的大、小洋山一期、二期、三期和正在建設的四、五期港。
回顧歷史,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設,動議極久、歷經波折。2015年4月,習總書記時隔八年再返浙江。他的脚從軍用飛機上下來,没有去寧波,當然也没有去杭州,而是去了他去過14次之多的舟山群島新區。成長春、劉峻源:《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群衆》2018年第6期,第31頁。過去那些年,他在謀劃長三角一體化的過程中,還一直在考慮山海聯動,還一直在考慮舟山群島新區1400多個島嶼如何依託上海並與寧波聯動這樣的一個重大戰略謀劃。在他的嚴令之下,不换腦袋就换人,寧波、舟山港合併爲一港五區,目前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貨櫃運輸碼頭。而長三角一體化啓動之後的今年春節,李强書記和浙江省委書記車俊簽署了滬浙兩地深度開發大小洋山港的戰略協定。我們的建議或者判斷是:大、小洋山港這個全球最現代化、最高規格的自動化碼頭建設完成之前,寧波、舟山港配合上海港區建設。而一旦條件成熟,上海港區運作之後,有無可能將寧波舟山港並入上海港區,並依此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現代化的新型超大港區。
目前,長三角一體化已經戰略性啓動,上海港區的建設與寧波舟山港的港區建設也已經形成配合之勢。更爲重要的是,近20年以來,錢塘江灣區建設的基礎條件也初具雛形,整個錢塘江上有9座到11座跨江大橋,而紹興到嘉興的第一跨錢塘江灣大橋、寧波到嘉興的第二跨錢塘江灣大橋,寧波到舟山的跨海大橋,舟山的五島相聯以及岱山北上對接東海大橋至大小洋山港的跨海通道,也已經爲橋樑專家所動議,并且提出工程可行性方案。那麽試想,再過幾年後,這個以大、小洋山港爲核心形成的巨大港區、錢塘江灣上的三座跨海大橋及江面十幾座跨江大橋爲框架,繼粤港澳大灣區之後的第二個世界級大灣區,將會呼之欲出,絶對震驚世界。
三、 杭州灣大灣區與國家統一的戰略性思考
大家都知道,粤港澳大灣區在2019年春節之後跨海大橋通車,驚艷全球,此舉將進一步强化大灣區内深圳、澳門,香港與廣東全省的深度融合。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在一定層面上是爲瞭解决1997年香港及1999年澳門的回歸問題。鐘韵、胡曉華:《粤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2017年第12期,第57頁。而解决回歸之後,香港、澳門與珠三角的融合發展問題,也是目前國家設計粤港澳大灣區的一個深層次戰略構想。可以説,粤港澳大灣區的前身就是爲瞭解决香港、澳門問題。而粤港澳大灣區的今世和未來的發展,還是爲了化解香港、澳門統一之後遺留下來的社會、文化及經濟的融合問題。
如果這個判斷成立的話,未來的杭州灣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以及“一帶一路”向南走的海上戰略出海口的這樣的一個三重叠如的戰略平台是爲瞭解决什麽問題呢?就是爲台灣問題統一之前的兩岸融合發展提供平台,爲統一之後的寶島回歸祖國懷抱的全面融入提供一個更大更好,更寬闊的舞台。 試想,十年、二十年後,長三角一體化形成了一個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40年的一個巨大的總引擎:長江經濟帶千裏巨龍從這裏入海,海上絲綢之路出海口從這裏由北向南過浙江、過福建、過廣東,穿越南海、過馬六甲進入東南亞,沿傳統絲綢之路進入西亞、北非;沿斯裏蘭卡、馬爾代夫延伸到更爲遥遠的拉丁美洲。因之,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層面上出海口只有在上海。馬六甲是咽喉,非洲是中轉站,拉丁美洲是目的地。而在這個重大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中,長三角一體化、未來的杭州灣大灣區和上海世界中心港區建設將是一個潜在的、爲解决台灣問題和台灣問題解决之後融入問題,而搭建的一個巨大的國家戰略平台。
未來中國的統一和台灣問題的解决,將是“一個中國,政治協商;軍事托底,融合發展,心靈契合”的過程。 王英:《認識中國國家統一戰略的新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4年第5期,第83頁。那麽,要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舞台上演奏着這樣的民族復興合奏,未來的長三角、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出海口,將會扮演着一個國家統一戰略的極爲重要的平台。截止2019年6月,在全國10萬多家台資企業中,長三角地區有5萬家,各級政府先後出台了262項經貿惠台政策。2018年3月,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二輪深度機構改革啓動之後,全國的涉台機構都做了變化和調整。目前,全國六個重點對台省份的工作任務已經非常明朗。福建、廣東探索兩岸融合發展的制度,先行先試,作爲台商台企登陸試驗區和第一家園。而上海、江蘇、浙江則要作爲加强對島内吸引力、影響力和融合力的前沿陣地,發揮增强對台經濟社會融合的一綫平台作用。2019年9月11日,第十六届長三角對台交流合作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主題爲“新時代長三角地區對台交流合作的機遇與挑戰”。上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江蘇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會上共同簽署了《關於深化長三角地區對台交流合作的共同倡議》。那麽,長三角地區如何打造品牌,加强對島内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呢,要解决這個問題,我們都可以放在江浙滬融合發展的大平台中進行戰略定位和理論思考。
四、結語
習總書記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五點政治主張,爲未來對台工作提供了明確的行動指南和根本綱領。那麽,如何在這五點政治主張的指引之下,充分發揮長三角一體化、上海大港區及杭州灣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對台灣的影響力及吸引力,搭建更大、更好的戰略性平台,讓台商、台企及台灣青年到這個區域來共同發展,實現心靈契合。未來,伴隨着長三角地區對台交流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我們要逐步推動落實台胞、台企在長三角區域内享有一體化優質服務,探索把長三角地區建設成爲台胞、台企融入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新示範區。現在,長三角舞台大幕已經拉開,就静等諸君來穩健推進和探索實踐了。
李濤,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部主任、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文化浙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政治學教授;寧静,浙江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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