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處理中國大陸政府卅年來所提“一國兩制”遭遇的問題，故提出所謂的“台灣模式”之構想，北大李義虎教授團隊從政治學角度，旁征博引，做成相當精緻的建議，而令人耳目一新。本華夏科際整合聯合總會(簡稱“華夏聯總”) 全體成員肯定其努力，惟準備以三年時間，嘗試從人文、社會、自然、應用與生命五大科學，數百學科之間做總整合，成爲有層次、兼顧各方面的治國之道：研究由小而大，從一個自然人到公民，之後進入齊家、敦親睦鄰、村裏守望等，一直到整個世界的大同，在總共8個層級之中，做發展之道創新性的建議，以助一臂之力，使超越“一國兩制”格局，再爲華人世紀的開展鋪路。

　　一、評介大陸的《“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新論

　　（一）重要成果

　　李義虎團隊依照習近平主席《告台灣同胞書》指示與鼓勵，以推動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使兩岸政治互動達到新高度”。從政治學角度，肯定要借“一國兩制”來解放思想，開放空間與廣泛討論，使方案具有擴張性。《“一國兩制”台灣模式》 新作中，根據“統一台灣”是其七十年來不曾改變的政策，針對“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作系統界定、與其他模式比較、對台灣政治轉型與兩岸關係、以及“一國兩制”的國際反應與“非一國兩制”四大類統一模式的理解，李團隊爲此再上一層：建構模式的理論容量，也設計其構建途徑，並作精緻建議，的確豐富了“和平統一實踐”的方法。

　　李義虎團隊也談及：“正確認同的危機與成因”是在“世代效益概念，……决定了不同年齡群體的政治取向。……《首投族》明顯較支持《泛緑陣營》”。的確，台灣區域的政治認同，尤其國家認同方面，二十年來有明顯轉變，而且年輕族群的認同内涵的變化更大。鑒於台灣年輕族群對“一國兩制”堅持排斥，李團隊自須兼顧：1.島内政治生態特殊性；2.民意取向的轉化與政治的快速轉型。更肯定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這“正是兩岸人民共創雙贏、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大發展的文化基礎”。

　　（二）理解國際與台灣的考慮

　　李團隊尤其强調美日所提，只是十分模糊的文本：“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也注意到美國要在台灣設立“聯絡處”。由此可見美國對台灣的“主權”否定，並没有達到徹底的程度。而且，台灣當局領導人也一再使用“模糊主權邊界”的途徑出訪。再次，美國政府對於“一國兩制”始終不願正面表態，故學界提出“一國兩制”、“一國三制”等模式，其實是希望：中國大陸要給台灣更多的國際空間。日本更强調其對台曾作重大貢獻，使“台灣今天才成爲教育水平極高的國家。”

　　惟兩岸關係的核心主軸在内而不在外，書中下的功夫最深，考慮最細緻，也最多元。詳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郭華倫等五人分别提出）、“一國兩制”、“一國兩體”（沈君山、“國統綱領”）、“一國兩府”（林鈺祥、俞國華、連戰等）、“一國兩地區” ，“一國兩權”（尤清，1989）、“一國兩席”（楊力宇，1995），等等上個世紀的主張，以及本世紀所藴育藍、緑和中間路綫的三元途徑，以及較著名的兩種兩岸統合論。李團隊認爲兩種統合論“將兩岸定位爲‘均爲整個中國内部的兩個憲政秩序主體’，這體現了兩岸平等地位，“其中‘整個中國’是一個非常接近‘一個中國’的概念。”及“體現了互爲主體、尊重包容、共創雙贏的精神。” 但如何格局更大而且務實，就需要新的出發點。

　　（三）厘清治權和主權在虚實之間

　　李團隊也確定台灣不同於港澳，因爲“還實際擁有部分只有單一制國家的中央政府才擁有的治權”。還計劃通過“調整國家結構”形式之法，來實現國家統一，更是透過對“治權”之肯定，做成調整，來維護主權的完整。也就是以治權作基礎，再言“主權”。這是一大跨躍，有助於未來挣脱歐美所强調，其實已不適用的傳統主權論。

　　李團隊精確指出：“主權的内涵從君主主權進化到議會主權再到人民主權之後，主權的概念就被虚化了。”在結構上：主權是指用來宣示國家存在的抽象法律擬制，治權則特指對公共事務的管轄權和管理權。治權在中央集權型單一制國家，完全屬於中央政府，在地方分權型國家（單一制與聯邦制兩種），中央與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分享。

　　其實主權只是虚擬的存在；其作用從過去到現在，僅在於宣示，而非被直接運用；治權則才是直接運用的權力。三四百年前歐陸爲争取自主，衍生出這種虚擬主權。李團隊更應繼承中國古代三、四千年以上更豐富的經驗與務實的理論，再降低，甚至放棄這惹禍的“主權”想象，改以對公共事務的（實際）管轄權和管理權，作爲直接運用的具體的權力，使明歸治權之中。也就是降低，甚至將來放棄“宣示主權”和“主權讓渡”，使專注於治權。爲化解長年主權争議，李團隊應先指出：“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爲“台灣固爲中國的一部份，但大陸亦爲中國之一部份。”

　　李團隊引經據典，更參考最流行論點，指出：近年來，中國共産黨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理念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所謂“能力現代化”的原則，與“憲政理念”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也提出與台灣以及國際相同的論述。但是，我們的團隊完全反對今天“以人爲本”説，主張仿中國古人，改天人合一，强調敬天、畏天的“新”理念；促進經濟社會要與人做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新發展觀念和戰略，維護社會秩序，維護整個地球自然界與人文社會，擺脱對西方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亦步亦趨與依賴。

　　　（四）再向更認清“文化中國”之道前進

　　借制度與文化優勢，李團隊已走出新路，令人激賞。但局限在西方政治學的框架。本團隊建議北大跳出藩籬，以天地立心，再整合相關科係。如此一來可望達成以下四點，並憑以邁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想：1、學術視野上再寬闊，以包含政治以外所有相關的學科；2、心胸已極開闊，可以再更闊，以容許原來加以批判的歧見；3、觀點已多元，但尚未倚重古中華，以落實正在找尋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精華；4、引用西人觀點已多，更須反求諸己，與周遭(尤其是古今華人、印度人的）東方的相關灼見，東方本土社會的精華更要涉獵。

　　本“華夏科際整合聯合總會”肯定李團隊的努力，準備以最近三年所匯集台海兩岸一百位以上學者的成果，助一臂之力。本聯總依據廿年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研討會論文集》 ，加上近年的經驗，已經證實以上四方面再向“文化中國”前進的正確性。計劃於2020年正式提出創新發展治國之道的建議，做科際完全整合的初步準備，以系統解决文化中國四百年來的難題，使拔出谷底，完成改革，躍入和樂、圓融與開放的新境界。

　　二、華夏聯總原報告主結構與主要發現

　　本總會團隊前已草成六萬字“治國之道”，其主要發現有以下八項：

　　 1、“風與水等生態(乃至於病毒)本無主權。”國之上的整個地球環境與人類社會，生命與共、存亡相依。大自然已經造成跨生物界、跨國危機實况，强調主權，在政治學以外没有存在的空間。 

　　 2、中華世界與華夏世界，自古穿山越嶺、跨洋過海千萬年，從未思考所謂的主權。中國人在周以前的夏商，甚至遠古時期已經扺達美洲。

　　3、東方與西方的“民”都强調倫理，且自古一致：例如干隆盛世因出版《國富論》名聞遐邇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真正最關心的不是經濟，更在意作爲底盤的倫理道德。 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原來亞當·斯密以30年，做6度重大修改的這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更深刻關切的就是倫理。

　　4、“睦鄰”最爲東西方人壽命延長的新社會所急需。文明的長遠基礎，就在順天與應人上。但是，應人要以順天爲必要前提。李團隊所謂：“和諧社會的建構和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要求以人爲本，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則值得嚴肅反思。 

　　5、中國的與西方的地方治理都以“禮”作基石。禮與法，其實就是政與法，而且是三千年的美德。這與經濟，尤其農業方面的經驗與知識關係密切，也最關鍵。近年來“禮”有重新在中、西方復興現象。 因此，如何以“禮”爲基礎，重建統合之文化中國，值得深研。

　　 6、中國的文官人才傳統與結構影響至今。中國大陸之所以在近二三十年突飛猛進，關鍵就在擁有優秀文官體系，並由中國共産黨有效統合指揮調派與領導。這種現象殊與“兩蔣”時期台灣極爲近似。古代從鄉舉到科舉，所建構完整文官體系與制度，是中國雖歷經多次外族入侵，以及更多的改朝换代，仍然屹立不摇的主因。我們確定孔孟之道所建構，再融合佛、道、基督、與伊斯蘭教的經義，提供知識分子治國利器，才能在“政柄”之上，撑起有效可行的“本土味”“法傘”。其切入原則，就在“與主流民族法律經驗平行並交織”，强調：“台灣‘多元法律在地匯合’的歷史，其實藴含了許多反思後、再前進的智能。” 

　　 7、中國與邊陲地區以及鄰國之間，所生復雜多元以及變化快速的微妙關係， 可以相鄰各國彼此相濡以沫與相協爲原則。中國自古即以“多制”與“多軌”爲正統。不止此，“多制”與“多軌”亦係正常狀况，而且時間遠長於所謂的“一統”。至於“統一”，尤其軍事性的統一，則時間十分之短。秦代是最佳借鑒，顯見武統乃險棋，必然速亡。

　　8、華夏與西方國際體系的優缺點：歐洲“主權”論出自特定時空，有局限，不宜演繹延伸到其他地區以及其後的近現代世界。而華夏朝貢體系之下，中華帝國“以不治治之”有長達兩千八百年的成功經驗，則爲文化中國最强調的傳統。韓國學者指出“擱置争端，共同開發……是否應作爲單方固守的政策、並成爲在南沙争端上一再退縮的原因？” 最值北大李團隊思考，以便奥援台灣達成共享與相協，提出超越各國恐中現况的良方。

　　三、結論：展望治國之道

　　“中國”一詞，始自周武王。但從周至今，它一直不是任何國家的正式名稱，只是個文化概念。世人習稱的“文化中國”，至少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以及海外的華人以及非華人的社會甚至國家；以華夏世界存心，而不僅限於今天的“政治性中國”，才能超越全球數十年在政治上的緊張。華夏文明數千年前的創造者，早已知曉肯定敬天、畏天、法天的重要性，故强調天人合一。古中國所堅持的中華文化，才是救世良方。

　　作者們質疑利瑪竇能“創作”《皇輿全覽圖》，因爲利瑪竇的科學知識容量較高，但中國歷史知識與華文能力不足。惟因當年成群擁有世界知識的中國士人義助，故能獲得兩百年以前明初的檔案數據與鄭和船隊知識，憑以鈔襲與繪製這幅地圖。本團隊也確定：中國在公元1440至1840年間自我封閉。但之前，有明一朝在科技上已經獨霸全球。

　　可惜甫於四、五百年前崛起的西方人，無知中自以爲是，高唱人定勝天，以爲“發現”了“新大陸”，並用征服大自然之法，殖民全世界。到二十世紀，更以“文明開化”、“現代性”唱，將“民主”與“主權”、“族國”乃至“國族”概念綁住全球，以西式“自由”製造數百年來人類遭意識形態束縛，更用意識形態相殘，造成無窮悲劇的時期。

　　爲解决此困擾，本會作者更深入傳統智慧之内，整理比較中西經典，並做人、民、鄰里、地方各個層級、國家的結構性與制度性探討，從而發現：强調政高於法，重視“禮法”與實質的文化中國，比起强調法高於政，所謂“法政”，重形式的歐美，更有遠見以及深刻性，建構了持久性與可行性的若干草案。

　　本會也注意到國與國交往之道，不在西人目前堅持的表面平等與惡意自戀的侵犯，改在華夏世界長期以來實質的和平交流與互助，因此重返文化中國四千年來不曾以政治軍事之力殖民外國，而主張國際間以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資源共享和“厚往薄來”交流的大傳統。相對於西方四百年來的以政治軍事强推資本主義，今天已經强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應該瞭解其使命在向世界宣示：在地球環境危機已現的廿一世紀，兩岸要先携手，戮力將國防武力改爲和平對外，環保世界的主力；先協助世界各地解决地球昇温危機，並以自然與人文“資源共享”作爲新政策，進而形塑“環境維護部隊”，消除世人對中國再起的疑懼。

　　爲實現可持續性的文化中國的海洋戰略，應從以下幾方面着手：第一，轉變中國自周以後輕海重陸的傳統，改爲深探海洋知識，增强海洋意識；第二，實行科技興海，提高海洋經濟競争力；第三，建設全方位、多功能海洋軍事力量；第四，完善海洋法律體系，强化海洋綜合管理；第五，加强合作交流，營造友好海洋環境。大陸區域“一帶一路”政策與台灣區域“一洋一陸一海”新策略，以“共享”存心，兩岸“相協”，携手進入南海與太平洋，並强調解决地球暖化的危機，是當前的急務。 

　　21世紀第二個十年是中國極爲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是中國可以大有作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視野來看，正是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拐點”，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影響中國戰略機遇期的新因素日益增多，中國面臨的内外機遇和挑戰都在增多，機遇處理不好，可能變成挑戰。目前挑戰已生，但應對得當，就可轉化成新的機遇。

　　 21世紀第三個十年是中國極爲重要的戰略順轉期，更是中國大有作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今天只有率先借重邊陲的，世界列强不至於顧忌，但是有信得過的台灣，作爲樞紐，會同海外友人與華人華裔：用現代生物科技、DNA檢視，突破引發政治紛争的所謂“國”界、“族”界的藩籬，走出十九世紀以來(發自德國，接着蔓延全球兩百多年，引發兩個世界大戰以及無數次國際與國内戰争)的“族國”與“國族”概念；揭示這兩個概念不過只是主觀想象，客觀上則是誤解，而未曾真實存在；正如過去數千年以爲大地(地球)是平的一樣。呼吁世界各國，放棄族國的主觀與情緒性認同，改爲客觀與冷静的相互接納與尊重，並在現有的行政區劃疆界中，重道、尊師，提高文官素質、責任以及地位，使學術與行政兩大團隊求同：聯合幫助各個治權地區，存异：擱置製造緊張與争議，又已過時的“主權”觀，使各自安守其“境”，以共譜“天下一家”，邁向“世界大同”的新樂章。


　　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退休教授、社團法人華夏科際整合聯合總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