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大陸領導人以前也曾明確指出：“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胡錦濤：“携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日報2009年1月1日。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當局也曾主張“打造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馬英九：打造具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台灣“中央社”2009年10月10日電。、認爲“中華民族子孫都應接受中華文化的教育”。“馬總統：正統中華文化台灣保存最完整，中華民族子孫都應學”，台灣“中央社”2009年1月21日。在有關方面的努力推動下，2010年兩岸在台北共同舉辦首届“兩岸文化論壇”。但2014年春季台灣爆發由一些台灣青年學生參與的所謂“太陽花學運”後，兩岸今後簽署任何協議都必須接受所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審查，而該條例的各種版本截至目前都還躺在台灣“立法院”不動。這群台灣青年人爲什麽要發起這場所謂“學運”？這其中有“台獨”政治勢力對台灣青年人的蠱惑與慫恿，也有一些台灣青年在政治、文化意義上不認同乃至敵視中國大陸的原因。

　　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文化存在於各種内隱和外顯的模式中，藉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和傳播，並搆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製造物品的各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通過歷史衍生和由選擇得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其中又以價值觀最爲重要。”《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頁。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大都出生及成長於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而這段時期正是李登輝、陳水扁主政並極力鼓吹“台獨”思想、推行所謂教育“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時期。自1993年的“國小鄉土教學活動”和1994年的“國中鄉土藝術活動”，台灣當局開始正式實施“鄉土教學”。1997年台灣當局編纂《認識台灣》一書，在教程中大量增加“台灣歷史”、“台灣地理”、“台灣文學”，删减有關中國大陸歷史文化的介紹内容。陳水扁上台執政後，台灣各級中小學普遍開設鄉土語言課，2004年台灣當局教育部門把中國文言文的比例下調20％，前“教育部長”杜正勝更是提出所謂“同心圓理論”，把中國史變成外國史。本來“台灣認同”是“中國認同”的一部分，正常、健康的對台灣的認同與中國認同並不扺觸，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台北中正書局1991年版，第128頁。“教育本土化”也無可厚非，但在台灣却被賦予“濃厚的政治性格”，藍順德：《教科書意識形態歷史回顧與實证分析》，台北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90頁。例如李登輝就宣稱：“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範圍中，台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轉引自“評台灣當局‘文化台獨’：荒誕不經，難以得逞”，新華網2003年10月13日。新黨主席鬱慕明曾指出：“我們發現，經過20年台獨史觀教育的結果，台灣的年輕人大多數不認同中國了，這是兩岸間最大的不穩定因素”。“鬱慕明：20年台獨教育，台灣青年大多不認同中國”，西陸網2012年5月6日。從教育與認同、認同與行爲選擇的關係角度看，認同一旦形成，就具有獨立的作用，使行爲體對於相互之間的關係的共同觀念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到行爲體的行爲和選擇。夏建平：《認同與國際合作》，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頁。一些台灣青年不僅在思想觀念上將中國大陸視爲“异己”，而且將這種排斥“异已”、妖魔化兩岸關係和中國大陸的行爲“正當化”，乃至“英雄化”。 而台灣一些政治勢力爲達到特定目的，不負責任地操縱媒體宣傳，完全無視惡化兩岸關係的對台灣民衆可能帶來的風險，台灣有作家指出：“電視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説獨立公投是人民的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後果”，“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没有策略没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强中國的‘妖魔化’，因爲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内製造大量的‘同讎敵愾’，‘同讎敵愾’，啊，最容易轉化爲選票。”龍應台：《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載龍應台著：《請用文明來説服我》，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3頁。

　　爲了消除至少是降低台灣青年對大陸的誤解乃至敵意，兩岸應該多進行青年交流，尤其是青年文化交流。“青年昭示着未來，推動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歸根到底要靠青年”。胡錦濤：“推動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歸根到底要靠青年”，人民日報2011年7月13日。事實上兩岸已經連年舉辦“海峽青年論壇”，從2009年起“兩岸青年社團負責人圓桌會議”每年定期舉辦一次，從2010年起“海峽論壇”開始舉辦“海峽兩岸關愛下一代成長論壇”。應該説，這些年兩岸青年交流活動豐富多彩，也取得了諸多成果，不過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有些地方舉辦相關活動過於注重形式和規模，只重視參加交流的人數、團體數目的多少，追求新聞效應，甚至個别活動把時間都花在單方的參觀瀏覽上，而忽視了深層次的文化體驗與心靈溝通。如何加强兩岸青年在文化層面上的交流與合作？如何影響台灣青年對大陸的觀感、情感，以及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價值取向？以往相關論述與建議已頗爲豐碩，筆者想重點談以下幾點：

　　一是兩岸青年可以就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問題進行深層次的交流。根據雷曼·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解釋，文化有三個層次，其中一個就是指一個群體一定時期内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美】雷曼·威廉斯著，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圖書2003年版，第2－3頁。，這種生活方式的政治學表征即政治社會制度。一些台灣青年人擔心兩岸統一會破壞他們“小確信”的生活方式乃至現有社會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月2日重要講話中指出，統一以後“‘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産、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兩岸青年可以就這段話的幾個關鍵點進行探討。另外，台灣青年也是中國青年，兩岸青年人應該自信地探討中國的發展道路，可以談東、西方政治學界對西方現行政治社會制度的反思，例如可以探討提出過“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提出的有關“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問題、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有關東西方文化制度差异問題等。塞繆爾·亨廷頓認爲，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而其中起關鍵作用的變項就是文化。塞繆爾·亨廷頓著：《發展的目標，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頁。兩岸分隔70年，制度文化上存在差异是必然的，兩岸青年在制度文化交流討論中應强調包容，强調兩岸兩制并存與良性互動，其實這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即“和合文化”，“這是一種基於辯證哲學思想的以包容事物差异爲前提的注重事物共存發展的雙贏文化類型”。鄧遂：《論和合文化及其兩岸之間功能》，《蘭州學刊》2008年第6期。

　　二是可以發揮閩南語在兩岸青年語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也是拉近人與人情感的重要工具。李、扁執政時期大力推行“本土語言”，這使現在大陸一些對台工作者一聽到“台語”這個詞就把它與“台獨”掛鈎。實際上，現在多數台灣人口中所謂“台語”，主要就是指台灣的閩南語，它與福建閩南語在語音、語法上幾乎一致。兩岸青年在一起講閩南語，也是“兩岸一家親”的一個體現。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在走訪台盟中央時指出，涉台幹部尤其是青年幹部要學習閩南語，這樣與台灣民衆交流會更親切。“港報：習近平促青年學閩南語，‘知台’思路務實”，中國新聞網2013年1月9日。更重要的是，現在有些台灣青年人不了解，他們日常説的“台語”比現在大陸“普通話”和台灣所稱的“國語”更具中國古文韵味，是中原古語的活化石，而非他們自認爲的“小地方土話”——比如説，古文中“走”是“快步小跑”之意，“行”才是一般速度的走路，但現代漢語已經改變了原來的詞義，然而閩南語中的“走”、“行”還保留古義；再如，閩南語至今仍稱大的鍋爲“鼎”；又如，一些唐詩只能用閩南語而非現代漢語誦讀才符合詩歌韵律……筆者在與台灣青年人交流談到這些“古語”時，他們都十分感嘆原來自己“很中國”。連横先生在《台灣語典》中指出：“餘以治事之暇，細爲研究，乃知台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台灣之語，既有古音古義，又有中土正音”。連横：《台灣語典》，轉引自姚同發著：《台灣歷史文化淵源》，九州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頁。這種有着“中土正音”的“高尚優雅”語言，應該在兩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大力提倡，不妨舉辦一些以閩南語作爲會議語言的别開生面的兩岸青年語言文化研討會，以拉近雙方情感、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三是大陸方面應該鼓勵更多的台灣青年人投入大陸文化創意産業市場，以創建更多的兩岸文化創意産業交流基地，設立更多的兩岸文化創意奬等方式推動兩岸文創産業。在這方面，大陸方面尤其要給予到大陸創業的台灣青年更多扶持。有關方面應該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台灣青年人在大陸文化市場上的開拓，讓具有開放思想的年輕人的創作更貼近現實生活，誠如某篇報紙社論所指出的：“優秀市場作品的短缺並不只是創作者和資本的問題，體制對‘主旋律’‘正能量’的理解恐怕也需要與時俱進，它們都應是現代化的，而且不能凌駕於現實生活之上，而應同人們的現實經歷和感受渾然一體。”“文藝市場化的定義不是反主流”，環球時報2014年10月18日社評。相信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包容的大陸文化市場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來大陸創業。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認爲：“態度可能早在孩提時就已形成，但隨着每個人的政治經歷和社會經歷的發展總是不斷變化的”，【美】加布裏埃爾·阿爾蒙德著，曹霈霖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這些台灣青年在大陸的創業、成長經歷也將改變他們原來可能存在的對大陸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最後，兩岸青年文化交流可以爲進一步提昇中國“軟實力”建設貢獻力量。孔子雲：“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孟子也説：“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孟子·公孫醜（上）》）。這些都是先賢對於“軟實力”建設的寶貴意見。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曾以經濟學上的“看不見的手”來類比政治文化上的“軟實力”——“亞當·斯密説，人在利伯維爾場中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領着作出决策；在思想的市場上，這只無形的手就是軟實力——無須脅迫和交易，一種無形的吸引力自會勸誘人們走到一起。”【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這種文化的軟實力，不僅靠公權力部門去推動與塑造，也靠兩岸每一個民衆，尤其是每一個青年人，從自己做起，從點滴生活做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爲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習總書記用六個詞組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概括:“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裏的“尚和合，求大同”對我們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尤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台灣島内某些勢力進行分裂活動的藉口，兩岸融合發展也不是要讓兩岸改變各自原有的社會制度。兩岸融合發展，是要使兩岸民衆尤其是兩岸青年在共同繼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共同進步，從而使兩岸融合發展的廣度不斷拓寬、深度不斷加深，使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不斷開拓前行。



　　嚴峻，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