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趨向使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搆造面臨失衡、動盪局面，也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過程進入新的“調整期”。通過對話合作摒棄保守、封閉、偏狹以至極端的觀念和思潮，推動建設有助於建立行爲體之間合作博弈關係的國際體系文化，運用集體理性、共同倫理和國際規範去調整互動行爲、拓展共同利益，是國際社會應對“逆全球化”文化影響的根本選擇。

　　一

　　“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是與全球化進程緊密關聯的兩種趨向，皆内涵龐雜、政治光譜斑斕。“反全球化”是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在内的各種社會力量特别是民間力量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新問題和緊張感”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涉及在觀念層面對全球化做負面評價的社會情緒，以及相關的社會抗議行動；“逆全球化”則主要由西方國家力量介入、主導，是一種以國家邊界來限定全球化進程的政治活動思潮和經濟運行過程，試圖改變甚至是“倒轉”國際合作進程以及全球社會通過全球化進程建立的相互依賴關係。

　　“逆全球化”是各種國際行爲體之間經濟利益、政治權力與話語競争的結果，主要代表是在資本、技術上佔據强勢地位的西方主要國家和部分跨國利益集團，由於内部公共政策失靈，面臨經濟衰退和社會失調、分化危機，外部憂慮非西方國家特别是新近崛起的一些國家挑戰國際秩序，危及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和國際主導權，同時，種種全球性難題也愈發不符合自身優先事項龢利益，故此，保守化傾向日益加重，主動選擇極端化的國家主義立場，以期繼續掌控全球市場、全面保護自身利益。

　　“逆全球化”趨向意味着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圍遶利益、規則和話語權的新一輪博弈，體現了作爲全球化的“原發區域”的西方國家與作爲“受益區域”的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均衡或“錯位發展”，以及利益衝突所導致的面對全球化態度的重大差异任劍濤：《逆全球化、民主軸心與全球化重構》，《探索與争鳴》2017年第3期，第42頁。。從已經發生的種種直接後果和關聯影響可以看到，全球化進程就像是遭遇到了突如其來的“减速帶”（speed bump），不僅持續擴張的動力被减弱，西方國家之間以及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面臨不同程度的衝擊，既有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搆造也面臨失衡、動盪局面，影響着每一個國際行爲體的行爲、屬性，也决定着它們各自的命運。

　　尤其是，由於一些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向傳統國家主義立場的急速回歸，國際責任觀念缺失、國際交往急功近利、國際戰略層面霸道任性，一些非西方國家因擔憂其蓄意破壞自身利益，可能强力反彈甚至采取非理性措施，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略互疑不斷增加，彼此互動關係的階段性平衡也難以維係，不可避免地，國際合作和多邊體制將持續呆滯和低效，全球責任真空的局面也難以擺脱。

　　不同領域的觀察者有一個共識：“逆全球化”趨向已成爲國際社會新的思潮和實踐，在中短期内並不會停止，甚至很可能進一步發酵、擴散，繼續削弱國際機制對國際行爲體特别是國家的規範、約束作用，同時也削弱一些超國家行爲體、次國家行爲體在全球價值分配中的作用。自本世紀初至今，全球化得以相對順利深入的基本前提，是相關領域的國際機制具備足够的合法性、影響力，主要國際行爲體也能够較爲主動接納、遵從相關國際規範，而在“逆全球化”的趨向下，基於行爲體之間對既有國際規範内容的分歧和矛盾，接納國際規範的意願和能力不足，或對各自成本與收益的理解等差异，從而不可避免地步入社會分裂、經濟停滯以及文化無序的困境。

　　二

　　全球文化的變動和發展趨向與全球事務的復雜性、多樣性一直是相互交織、密不可分的。“逆全球化”與全球經濟、政治領域的整體面貌和諸多方面變革聯繫密切，也勢必給全球文化格局造成深刻和持續性的影響，决定着每一種文化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命運，尤其是非西方國家文化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和未來。

　　必須看到，西方文化之所以在近代以來一直作爲引領全球的文化體系，一方面源自它與“堅船利砲”相伴而行的綜合實力，另一方面源自它的“現代性”和文化對話策略，能够爲全球社會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政治權力關係提供某種“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通過商品邏輯建立了大衆文化的主要“標準”，通過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順應和引導着全球範圍内的文化商品化趨勢，創造、主宰着不同社會的信息流通和文化消費，也决定着人們的信仰、價值、態度，並吸引所有社會“傚仿”它的實踐。可以預見，即使是在“逆全球化”的趨向下，西方社會仍將繼續做出多樣化的文化和商業設計，繼續主導對非西方國家文化和精神體系的整體改造，而無論後者采取何種“扺抗方式”，都難以脱離它的影響。

　　“逆全球化”趨向既是西方權力擴大、部署和影響的結果，也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過程進入新的“調整期”，與經濟、政治領域一樣，面臨種種變幻莫測的不確定性。雖然主張“文明對話”、扺抗文化“同質化”的努力會繼續存在，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以及宗教極端主義等話語和實踐則可能重新擁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同時在西方和非西方社會成爲主導人們進行政治和文化思考的流行觀念。西方國家會繼續把對現實的不滿歸咎於新興國家的崛起和外來移民，非西方國家會繼續把現實問題歸咎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制、西方文化的侵蝕和資産階級權貴的貪婪腐敗。“逆全球化”思潮和趨勢將日益多樣，不斷衝擊全球化實踐的事實與價值、解構全球化相關的世界觀、歷史觀，並不可避免地造成新的社會和文化“隔離”。

　　面對“逆全球化”的新局面，一些非西方國家出於文化主權意識與政治抗争的需要，可能采取比此前更爲“强硬”的方式去重新凝聚、保護、展示本土傳統的特殊性，爲内部對抗西方文化的民間情緒尋找精神目標，以干預和重構内部的文化和國家認同，維係本土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的穩定。

　　不過，歷史經驗一再表明，當一些國家或文化在面臨内涵枯竭或其他嚴重的内部問題時，往往會以極端的對抗方式去面對他者，或試圖凌駕於他者之上，或過度敏感容不下外部世界的正面影響，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又可能隨時加劇這種狀態，不可避免地，對抗將日趨激烈並走向衝突甚至戰争。

　　正如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已經看到的，在歐洲和美國，一方面原有的族群關係仍然緊張，一方面外來移民難以融入本地社會，恐怖襲擊頻仍，右翼排外勢力抬頭；在中東等地區和國家，一方面不同部族、教派矛盾日趨嚴重，一方面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等思潮漸漸蔓延。如此種種，無不是以自身文化的倒退和犧牲大衆福祉爲代價，切斷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外部參照與資源，其結果就是：無限放大外部全球化對各自的負面影響，加劇内部的思想分化和群體分裂，積累新的偏見和危機，也會讓亨廷頓所説的 “文明的衝突”如同“自我實現的預言”，源源不斷地以種種形式呈現出來，所有文化都可能因此而面臨某種系統的、持久的乃至於根本性的變動壓力。

　　三

　　“逆全球化”趨向導致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動，關聯到不同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以及各個社會的穩定乃至制度的演化，並讓各個國家共同面臨着一個迫切問題：如何把文化與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關聯起來，從國家層面管理文化事務、調節本土文化參與全球化的進程，包括爲保衛本土文化的目的，在對現有的世界文化、傳播秩序的批判、修正中，重建、强化一種應對全球社會變遷的新的“本土意識形態”？

　　“逆全球化”在挑戰與重構全球化的觀念、規範和進程的同時，會繼續改變各個文化得以生産以及再生産的環境和手段，同時也可能在全球文化市場日趨多樣化和細分的過程中，給非西方國家文化“擴大”生存空間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基於非西方社會本土文化消費市場已經出現的需要多元化和認同多元化趨勢，“逆全球化”將繼續放大而不是削弱其本土意識，必將鼓勵或激發各個文化内部的個性和獨創性表達，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本土大衆文化也可能日益個體化、分散化和碎裂化，甚至去運用某種全新的風格重塑自己的文化經驗。

　　非西方社會集體面臨的歷史性文化變遷是一個極其繁複、曲折的過程，未來局面是難以預設，既有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又有現代向傳統的轉變，不僅經歷着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的轉變，而且經歷着從舊式現代性到新型現代性的轉變。面對“逆全球化”可能導致的文化影響，非西方國家必須基於自身現代化的目標去思考治理之策，審慎考量文化事務决策的成本與代價，制定並實施真正審慎、平穩的整體文化政策，在協調自身傳統與多元發展的同時，能够繼續從外部獲得價值和倫理的資源，爲自身文化走向“非邊緣化”和“重建中心”的目標提供合適“藥方”。

　　“逆全球化”相關話語和行動，也是後冷戰時代西方意識形態的一次集中呈現，預示着西方國家與非西方之間此前隱晦的交流和對話可能轉化爲公開的衝突和對抗，如果不能采取平等、開放、互惠的對話和合作，建立相互開放、協商的互動機制，以恪守和平、正義等共同價值和倫理訴求，不僅對抗、衝突難以避免，世界文化的共同發展、繁榮也將是一句空談。正如秦亞青指出的：“未來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原有大國和新興大國的積極合作，取决於國際行爲體用對話的方式化解矛盾、防止衝突”，以此爲基礎，“真正認可多種發展模式、接受多元文化、制定有效制度”。秦亞青：《國際體系的延續與變革》，《外交評論》2010年第1期，第13頁。

　　爲做到平等對話、營造對話的語境，首先需要不同文化承認他者文化的合法性，促動産生有利於推動對話、合作的理性和觀念。尤其重要的，是使對話不僅作爲一種道德生産的程序，同時也成爲一種合作博弈的國際機制，能够推動形成一種有助於建立行爲體之間合作博弈關係的國際體系文化，共同探索體現人類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發展、合作的决策與行動模式。孫英春：《跨文化傳播的對話空間》，《浙江學刊》2017年第2期，第57-59頁。進一步地，運用集體的理性、道德和制度去約定國際社會中不同行爲體各自的“分利”——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分利”，在抑制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衝動的同時，共同制衡“破壞合作者”、扺制“霸權”行爲，在對話和相互的寬容中，逐步改變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 “强弱關係格局”，“建構並維係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够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爲的文化世界”【美】詹姆斯·凱瑞著，丁未譯：《作爲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面對“逆全球化”趨向的發展變動，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都需要運用理性和道德去重構各自的身份龢利益認知，運用明智、有效的策略去推動自身與其他行爲體對話、合作乃至“社會整合”和“重建秩序”，以最大可能地化解國際社會不得不面對的“疏離”局面。

　　對於那些相對强勢的西方國家而言，應當主動改變面對非西方國家及其文化的“居高臨下”心態，尋求建立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競争合作的新型互動關係，强調以道德和理性去約定各自的利益和邊界，在給自身行爲提供更多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同時，通過具體行動拓展與非西方社會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和共同福祉，包括維護對方的價值、情感和尊嚴。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非西方行爲體也應正視國際社會“重新排座次”的現實，積極開啓自我糾偏、正視自身不足，通過反思與批判、啓蒙與解放的努力，以及更具可行性的對話觀念乃至相應策略，妥善處理自身與他者乃至世界的互動關係龢利益分歧。

　　更爲重要的，是通過全方面的現代化建設，加强相應的教育培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國際社會化觀念的普及等，補足自身不利於改變全球化從屬地位的内部治理機制，同時在文化領域繼續探索通過本土化努力從“邊緣”向“中心”運動的途徑，以相對平等的對話合作關係結構爲依託，主動適應更具復雜性、不確定性的互動關係，繼續尋求與西方國家之間構建相互的開放性。

　　“逆全球化”趨向及其導致的全球秩序動盪，已經使全球化和人們已經熟悉的世界面臨空前復雜的挑戰，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的意義上，人類將可能長期生活在“破碎”而非“統一”的世界。與經濟和政治領域一樣，任一國際行爲體都應就此理解、把握自身與外部社會的文化關係，積極、務實地處理自身文化與外部社會的摩擦、矛盾和衝突，努力摒棄保守、封閉、偏狹以至極端的觀念和思潮，共同探索體現人類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合作與發展模式，通過點滴努力去尋找各自在全球文化體系中的位置。對於國際社會而言，這也是在觀念和策略上應對“逆全球化”文化影響的根本選擇。



　　孫英春孫英春，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