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7日電（作者　汪毅夫）近有台灣青年學者垂問：日據時期日人在台灣用漢文寫作的作品是台灣文學作品嗎？當然不是。

　　日據時期在台灣用漢文寫作的日人屬於日本的漢文學家或漢文學愛好者，其聲名最噪者有中村櫻溪、紉山衣洲（逸也）等十數人。他們當中，中村櫻溪1897年到台任職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漢文作品有《涉濤集》《涉濤續集》；紉山衣洲又名逸也，1898—1904年在台任《台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漢文作品有《鬂絲懺話》。日本漢文學家和漢文學愛好者在台灣的漢文學活動往往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譬如，中村櫻溪《上兒玉總督乞留紉山逸也書》謂：“漢土自古推崇文辭，台灣人士素襲其餘習，故文辭不美不足於服其心。竊惟《台灣日日新報》館員紉山逸也，蒙閣下之知遇，在台疆閲六年，握管摻簡，在論記事，贊襄政化，頌揚德政者，不一而足。嘗陪南行之轅，參揚文之會，爲台疆人士所推服，其冥功陰績，非尋常百執事之倫也”；《玉山吟社會宴記》則記：“彼我相望，新舊不間，人人既醉，不復知爲天涯千裏之客矣，而斯土人士亦忘其爲新版圖之民也。嗟夫，五聲相和而成樂，五彩相雜而成文，五味相調而其饌乃美，异域殊鄉之人相合而其歡更洽，則其發於詞賦者，欲不佳得耶？以此謳歌盛世，黼黻太平，宣揚南瀛文化者，蓋不鮮尠。然則吟社之設，豈其徒爾？”日人在台灣的漢文學活動之政治動機即所追求的政治效應暴露無遺。其“冥功陰績”一語最妙，日人在台灣的漢文學活動不屬於台灣文學的範疇，但確實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時代陰影也。誰謂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