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大著最後兩編即第五編和第六編。第五編爲“糧食之營養”,共設6章、14節,分論“生物體之組成”“糧食品之成分”“食品之營養價值及其分量”“人的食量”“糧食品消費之改變”和“最近發現之重要營養素”。作者指出,人們膳食中的物質,含有水分、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纖維、灰粉或稱無機鹽及維他命,皆屬營養素。但糧類不同,其成分也有所别。而動物之食品如肉類卵乳等則融碳水化合物及纖維。在對上述各種營養素作出一一的詳細分述後,即對它們所含之營養價值及其分量進行了介紹。人們膳食的物質中可消化的養分會變爲體力與體温,用以維持生活,其可消化之養分中各有熱量,助肥滿而生長。凡人每天需要一定的熱量,均由膳食來供給。但不是所有每種食物盡含各種養分。一些食物充飢有餘而養分不足,或養分有餘而充飢不足。因此,對於個人食量的計算,應以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含燐脂肪無機鹽及維他命之分量爲宜。不過,這些養分又得適中調和,無害於消化器官,又易爲吸收才有效用。作者對歐美國家和日本人的食量作了詳細研究,比較他們之間的异同點之後,重點探討了我國人的食量。當時的數據是:中國北部人之體量,19歲平均55.8公斤,南方人平均爲50.7公斤,中部人平均爲49.3公斤。因南北及中部人的體量有所區别,食量與膳食的營養成分與數量等也有所不同。作者對此也引用了相當豐富的材料並逐一列表爲证。他認爲,歐美、日本人的體量比中國人較强大,食量也大,對各種營養素的要求也較多,這與其所處國度的經濟生活較爲穩定大有關係。相對來説,中國人的體量雖南北有所小别,但總的是較爲弱小,食量及營養素的缺乏是主要的原因,皆因經濟生活的長期艱難所致。要改善此種狀况,其中改善糧食的消費是主要一項。陸精治先生在“糧食品之經濟”中認爲,我國大部分人的經濟生活不富裕,應討論糧食品之經濟這一問題。所謂糧食品之經濟,即以最廉價而購得最有效的膳食。其方法是選擇市價低廉之食品爲主,同時要注意對食品營養分量的考析,還應注意改善烹調之法。中國的烹調法原比歐美發達,但應從科學衛生上作再造功夫,於减少因食而病之現象則是必須注意的。爲了加强國民對糧食、膳食、營養等重要問題的關注,陸精治先生在《糧食學》的多處及在此處,均提出設立中央糧食研究所的呼吁,足見其對中國民食問題的思考是從頭到脚的系統設想。
陸精治先生的《糧食學》大著最後一編爲第六編的“新糧食之研究”,共設2章、12節。所謂“新糧食”,主要是在人們通常認知的糧食之外,用“發明生産酵母以供給糧食之方法”所生成的糧食。作者指出,自古以來,人們用酵母釀造或製造成各種食品的甚多。如歐戰期間,德國海岸既被封鎖,交通斷絶,糧食奇缺,於是以生産酵母這種“新糧食”爲代替品。而美國等在上世紀30年代的諸多實驗已充分證明,此法於增加糧食是個新的路子。據此,陸精治先生對這種對“新糧食”的酵母之生産費用、生産方法、特殊效果等作了逐一的探討後指出,酵母生産有十大功用:它不須依賴土地的生産力,是缺乏農地國家的福音;它不受風土氣候等自然力的支配,是常受這種自然力損害的農國或地方的福音;改變了糧食生産自古以來僅靠農漁的辦法而加進了工業生産的辦法;可以减少城鄉或工業國與農業國對通常所講的糧食的依賴程度;可以减少農業内部的畜産業,爲農業經營上的一大進步;可用較少之勞動力而生産較多的“新糧食”以補充人們對糧食供給的需求,從而引動社會文化生活的變化;酵母生産出廉價的食料可緩和人們生活上的困難,而人口將有激增之勢,但與糧食問題不會發生衝突;培植酵母生産的肥料全部有效,幾無浪費,可見這種物資的有效性大增;酵母生産使農業内部的農産品需要减少,而耕地面積因之减少,可使周邊森林、蔗園等面積增加;酵母生産使耕地减少,人口增加,多出之耕地可變爲各種公園等,人民娱樂有地方,時間也會增加,工作時間則相對减少。作者認爲,酵母這種“新糧食”的出現,可以説是“糧食生産之革命化”,是將來“極有趣味之問題”。此外,在食物的利用方面,陸精治先生還特對水産、麥及馬鈴薯、淡、氧、“糧食精”和“電力”等具體利用作了相應的論説,因這些方面也屬其所指之“新糧食”的相關範圍。
陸精治先生在《糧食學》之最後兩編,是以“糧食之營養”及“新糧食之研究”爲結的。尤其在“新糧食之研究”中,對“新糧食”的論述與探討實爲當時困惑的糧食問題作出前景性的預測,以减少人們的無望之狀。同時,其科學性也不能小看,雖則是初步的研究,但也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改變糧食問題而進行科學嘗試的追想。因此,他把這種探索作爲“新糧食”的“革命化”的探索是可以理解的。進一步而言,我們從其“新糧食”的探索當作“革命化”的探索中似可看到,陸精治先生之《糧食學》大著的問世,無疑是對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問題所作的首創性奉獻和變革性的突破,自有其中國農學發展史上的應有之位。這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又是嶺南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作者在《糧食學》大著中,用了6大編、23章、135節的巨大篇幅外,同時還有187份相關的附表和31張附圖來建構其宏偉的“糧食學”大厦,這是當時未有過的嘗試,僅此可見其攀登農業科研高峰的學術追求。當然,他這種“革命化”、變革性的創新與追求,只能表現在農學發展史上的學術創新與追求,與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建立革命政權進而改造我國農業落後狀態的“革命化”、變革性與創新性追求是難於同日而語的。而且,雖爲一家之言,也難免存在這樣那樣尚需不斷完善之處。不過,作爲向以農業救國爲初心的學者來説,在其大著《糧食學》上所展示的“革命化”、變革性和創新性追求,自有他的鮮明特點與社會效應,這又是不言而喻的,必須充分肯定和不斷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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