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上午十時許,我的手機響了,一看,是香港來電,接通了,電話那頭傳來江兆文老先生深沉且微弱的聲音:“宇園啊,你下午一定要來港,我有許多放不下的事情要對你說!”
我一愣,隨即回過神來,應道:“好,好,我一定會出來看您。”此時,我明知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內地通往香港的口岸還未通關,衹能眼裡閃著淚花安慰這位已九十七歲高齡的病危老人。
純美告訴我,她父親在香港沙田善寧醫院昏迷幾天醒來後,就催促她給我掛電話。
幾天前,純美掛通我的電話,然後她一手拿著手機貼在父親耳邊,一邊催老人說話。江老先生氣喘籲籲,說:“我在龍岩住院,怎麼沒見你來看我”?我一聽懵了,心想,怎會在龍岩呢?此時聽到純美的聲音:“不是在龍岩,是在香港,是爸爸病太久,頭腦昏了。”接著,江老先生跟我說了許多有關金豐中學、村老年協會、新村建設的事情,說他還想做許多事。
這兩天,我覺得心煩意亂,精神綳得特別緊。聽到老先生要我“下午出去”,心裡隱隱感到一種不祥之兆。此時,我特別無奈,說真的,若不是“新冠”疫情影響而封關,老先生病重,我怎麼會在這裡干著急?我心想,若能長出趐膀飛去香港看望他,了卻他老人家的心願,那該有多好啊!
11月5日上午,我接連發了微信和掛了幾個電話,詢問進香港何時能解禁通關。這一天,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似有事情要發生,自然聯想到在香港病床上的老先生。於是,我分別發了微信給全孚和純美,詢問老人的狀況。幾小時過去了,他們都沒回覆,我心裡更焦慮。直到下午五點許,純美沉痛地來電告知:“爸爸走了。”此時,我正在下洋沿河棧道上走著,聽到“爸爸走了”,心裡格登一下,頓時覺得腳腿非常沉重而邁不開步,我手扶在欄杆上,望著徐徐下山的夕陽,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
江兆文老先生走了,他永遠地走了!
他一生坎坷,卻奮發前行。
年青時力求知識,他曾就讀平和小溪的廈門雙十中學、靖城的福建大同中學、粵東的大埔中學。雙十中學讀書時因身體患病輟學在家一個多月,後來到大同中學繼續完成學業。
17歲在本村小學教書時,在本村地下共產黨負責人江岩的策劃下,他當了兩年保長,以便保護紅軍。1946年,應洪坑親戚之邀赴港學徒。1949年,永定縣長江岩叫他回來,讓他負責銀行事務。1951年,親戚林其茂又催他赴港。他在香港當過工人、記者。
改革開放後,他是永定第一個支持家鄉發展的港商。1980年,他出10萬港元購買台灣機器,創辦金山茶葉精制廠,採取補償貿易的形式,增加高頭及周邊茶農收入。為帶動永定工業發展,他於1988年捐贈80台機器給永定縣政府,還負責包拆包送到深圳。他先後在永定家鄉投資三林橡膠手套廠、百丈水電公司、洋多培育水電有限公司、金德啤酒有限公司等。
他一生對教育情有獨鐘,奉行“功莫大於興教,德莫高於育人”,為家鄉教育捐資近2000萬元。他為人慈善,興醫利民,為永定中醫院、高頭華僑醫院等捐資近百萬元。1996年8月8日,永定發生百年不遇的洪災,時任永定同鄉會會長的他得知情況後,立即在家裡與同鄉會鄉親通報家鄉洪災情況,動員為家鄉賑災捐款。當天下午,根據電話認捐數字,他立即從自己的存折中匯款33萬元回永定縣賑災,其中他本人捐7萬元。之後,幾百位鄉親的認捐款一年多才基本收回。
江兆文先生對家鄉事業不惜一擲千金,其實,他并不十分富裕,他在香港科發道所住的套房,也不寬敞,且十分簡單。他平時省吃儉用,對家人要求嚴格,強調“靠自己”,不奢侈,不浪費。他暮年,還將子女、孫兒給他的紅包錢傾捐給村裡建文化室、文化公園、文化宗祠。
江兆文先生為家鄉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的心血,就在他彌留之際,仍牽掛做家鄉的事情,這種至死不渝的家國情懷,令我輩無比崇敬。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我從事僑務工作幾十年,曾在湖坑鄉、大溪鄉、高頭鄉任黨委書記,與兆文先生接觸較多,他有許多感人的事蹟,幾多平凡事,鮮為人知,然而卻深深烙在我的心底,甚至影響我的人生。
情繫高頭
他生前心繫家鄉高頭發展,助力土樓走向世界,為高頭建鄉獻智出力的一些往事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
高頭,位於永定區東南部,客家文化資源豐厚,特別是高頭的客家土樓,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福建土樓王”之稱的承啓樓,就進入了大學建築專業的教科書,倍受歐美、日本等國建築專家的青睞。然而,由於交通不便,許多著名的土樓“養在深閨人未識”,國外的專家學者前來考察,還得靠雙腿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達振成樓。要讓土樓走向世界,交通道路成為瓶頸。
1987年—1988年,我在湖坑鄉任黨委書記。為了讓外界更加便捷地瞭解永定土樓,組織發動湖坑的洪坑、六聯和高頭的群衆計2000餘人,自帶午餐夥食,動工修建湖坑至高頭公路,用雙手開挖出近7公里長的公路路基。由於是鄉鎮自建的工程項目,上級未撥分毫資金,連公路測量費都是自籌。土方工程群衆可挖,而石方工程無法進行。身在香港的江兆文先生洞悉開通湖坑至高頭公路對於讓永定客家土樓走向世界的重要作用,特邀龍岩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員赴深圳,他放下香港南康布廠的繁忙業務,趕到深圳,一方面熱情招待家鄉客人,一方面以自己多年在外的見識,從高頭、湖坑兩鄉的地理位置,提出建設這條公路對於提升土樓知名度的意義,懇求交通部門同志能積極支持建設好這條公路。他懇切的言辭,深深感動了市交通局的同志。深圳回來後,市交通局即刻拔下工程款10萬元,解決石灰坑等地石基無法施工的困難問題。此後這條路得到中共龍岩地委書記鄭霖的重視,在全區三級幹部大會上,表揚了永定湖坑和上杭中都開公路不等不靠,發揮民工建群方式。領導發話,加快了公路項目的實施完成。
1996年,永定縣開始推動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他得知此消息,非常興奮,特地捐款2萬元,支持永定土樓申報世遺。
2008年7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第32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福建土樓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福建土樓有永定、南靖、華安的“六群四樓”,其中永定有“三群二樓”,是福建土樓的主體。2010年2月13日大年三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視察振成樓和承啓樓時說,客家土樓是中華文化瑰寶,是大家庭小社會和諧相處的典範,一定要把祖先遺留下來的這份珍貴遺產保護好、傳承好,運用好。這是對客家土樓的高度評價和殷切希望。福建土樓成為世界遺產,可見江兆文先生當年的遠見卓識。
高頭的行政建制,民國時為上金區高頭保,後與古竹合并為高竹鄉。新中國成立屬南溪區(又稱三區)。1957年撤區設鄉,成立永定縣高頭鄉。1958年改為高頭人民公社。1970年并入古竹公社(1984年改為古竹鄉),一直到九十年代。由於鄉政府所在地在古竹,高頭到古竹有5公里,特別是一些邊遠的小山村,到古竹的路程就更遠了,這給高頭地區的群衆辦事帶來許多不便。
為了便利辦事,高頭的群衆提出了分鄉的要求。江兆文先生非常關注家鄉的發展和變化,當他瞭解高頭群衆的分鄉要求後,給予大力支持。此後,每當江兆文先生回鄉或有市、縣領導赴港,都會尋找機會向領導談論分鄉的話題。後來終於圓了高頭地區老百姓的夢,高頭自此走上了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他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捐資2000多萬元完善家鄉的學校建設,還捐資30萬元為高頭鄉政府興建辦公大樓和設立公僕獎。2004年受到福建省人民政府立碑表彰。
“保長”歷史
2016年6月3日,我特地到香港九龍科發道拜望93歲高齡的兆文先生。雖然行動有點不便,但他仍很熱情地接待我,讓我十分感動。在交談中,他說起了年輕時曾在村裡當“保長”的那段歷史。
兆文先生自述:那年(1941年)我才17歲,在村中石砌岈下老學堂教書。校長是江克武先生,是前任保長。克武當校長後,大家對接任的保長不滿意,提出要改選別的人來當。當時,留存南溪開展革命鬥爭的游擊隊負責人江岩,也是高南村人,有一天到我們的樓裡,找到我媽,說要叫我出來當保長。我媽聽後連連推辭,說這不行,說我還那麼小。江岩耐心地安慰我媽說,不用怕,掛個名就行,最起碼我們是自己人,好通信息。於是我被“選”上了。我現在想,當初江岩他們肯定是早早就商量好的,不然我那麼小怎麼會叫我當呢?在我被推選為保長不久,一次,江岩在南溪與國民黨民團作戰,被機槍打傷,連夜被游擊隊員送到我樓中。當時,衹有我住的鴻漸樓有大門,也許我是保長,別人不會懷疑,所以就選擇藏在我家養傷。晚上還常有醫生來給江岩療傷,我負責看門。我當保長兩任,記得還不到兩年,是沒有工資的。也從來沒參加過鄉裡開會,鄉裡有什麼事情也不跟我說,我覺得真是掛名的,有時還得罪人。再次選舉保長時,我發誓不當了,在選舉前,我就發了毒誓:誰選我當,誰就會“槁毛絕代”,結果就沒人選我了,選了江日豐接替我。後來我就去了香港。
我聽了兆文先生的講述,才明白他哪是什麼“偽保長”,是真正的革命接頭戶!由此,我聯想起一位省僑務領導對江兆文先生的激昂陳辭:“他不僅僅是心存善念捐資慈善,他是在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建設,他從無呼口號,比當年那些邊唱高調呼口號,邊挖共產黨墻腳的人,其精神境界要高幾百倍、幾千倍、幾萬倍……”
搬遷特校
1999年秋天,在香港灣仔駱克道272號2樓B座永靖同鄉會所,江兆文先生與我促膝談心。談話間,說到了殘疾人的話題,他特別詳細詢問永定特校(聾啞學校)的一些情況。我告訴他,永定特校的校址在離縣城較遠的西溪鄉,到縣城還有四五公里,而且學校的條件也不是很好。江先生說:“殘疾兒童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需要得到社會倍加關心呵護,讓他們健康成長,能够在社會上自食其力。對他們從小進行生活能力和生存技能的教育,特別重要。我要幫助他們。”
2000年夏天,江兆文先生回鄉探親,第一件事就是去西溪鄉看望特校的孩子。6月23日,兆文先生準備了許多糖果、餅干,在縣關工委主任江聯芳、縣政府副縣長、縣教育局長鄭健文、外事辦主任江濟勤等陪同下,來到特校。他把糖果分發給孩子們,還給每位老師送上了100元的慰問金。特校的孩子向他獻花,并在操場表演了文藝節目。稚嫩的孩子,天真無邪,雖然在身心上有某種缺陷,但仍然充滿活力和生機。江先生看著看著,眼眶濕潤了。臨別,他緊緊握著戴炳金校長的手,動情地說:“這些孩子多可愛!這裡的條件比較差,我想為他們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把學校搬到城區去,讓孩子們受到更好的教育,也讓更多的人來關心他們。我捐20萬元作為搬遷費用。”
2002年5月第三個助殘日,江先生的心願實現了,一幢新建的永定特校教學樓在城區書院崗原教育督導室舊址落成,特校的師生們歡天喜地搬進了新校舍。
帶頭辦廠
永定縣向來的說法,1984年興辦的永僑藤器廠是永定縣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殊不知早在1980年江兆文先生就投資近10萬港元,購買台灣先進的製茶整套設備,採取補償貿易的方式,在高頭鬆林墩辦起了金山茶葉精製廠——名副其實的第一家外資企業。
1985年,兆文先生與香港裕華國貨公司董事長游尚群先生合資120多萬元,與縣林化廠合作,興辦永定三林橡膠手套廠。
1989年,兆文先生贈送80台進口織布機,在縣城利用原食品一廠的部分廠房,通過技術改造,在永定縣辦起了填補永定縣織布行業空白的“永康織布廠”。
1995年,兆文先生投資800萬元購買百丈漈水電站80%的股份,設立百丈漈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永定啤酒廠停產,幾百個工人生活無著。兆文先生得知這一情況,毅然投資1200萬元,買下永定啤酒廠53%的股份,與縣國投公司和能延公司合辦金德啤酒廠。為了技改和擴大規模,接下來,兆文先生相繼投入資金2000多萬元。
《永定縣誌》(1988—2000)記載,1987年,全縣三資金企業僅3家,到1992年,發展到了42家,投資總額達3.28億元,合同利用外資2522萬美元,其中1992年就新辦了20家。1988年到2000年,全縣共發展三資企業119家,投資總額達到9.87億元,利用外資7497萬美元。我縣的三資企業,主要來自港澳台胞和海外僑胞,是旅外鄉親對家鄉發展的關切。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少三資企業的效益不佳,最後衹好停業。兆文先生所辦的企業也不例外。但是,他沒有因為所辦的企業效益不好甚至關閉而氣餒,而是一個接著一個地辦下來,而且投資越投越大,從10萬元到幾千萬元,其投資家鄉的執著可見一斑。投資辦企業耗神費力,起初,我對這位老者如此行動有點不解,本當盡情享受安逸的晚年,何以那樣自尋勞碌?問他投資辦廠的初衷,他說出的一番話讓我感動:“永定是我的家鄉,我的根之所在。我沒有特別富裕,但家鄉還是比較落後,雖然投資的環境并不很理想,我想盡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讓家鄉早日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另外,永定在海外的僑胞多,資金雄厚的也不少,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的鄉親回來投資,使家鄉更快發展。”赤誠之心,溢於言表。
回報社會
他是一位敦厚慈祥、和藹可親的長者,由於年事已高,行動有些不便,但卻思維敏捷,談吐不凡,總是給人以啓迪。十幾年來,他資助了許多貧困學子上大學,受資助的大學生都會寫信給他表示感謝。他收到了幾百封信,而且每信必回。他給學生回信,總是少不了這樣的話語:“你不要感謝我,更不要回報我,你要珍惜時光,努力學習,將來回報社會,回報你的父母、老師。”
兆文先生勉勵學子要“回報社會”,這也是他的人生信條。江先生曾捐助過閩西大學、僑育中學、長汀職中、奧杳吳屋小學、永定縣醫院、永定縣中醫院、湖坑僑聯、陳東鄉政府、南溪黃臘坑自然村、高南村老年協會等幾十個單位。人們問起他這些年來對家鄉公益事業的捐贈情況,他卻搖搖頭:“區區小數,早已忘記了。”并非兆文先生記憶力不好,而是他沒有把做過的好事放在心上。
然而,受過兆文先生資助過的人,又怎麼會忘記呢?
兆文先生在香港70多年,助人為樂,幫助過許多相識和不相識的人。為更好地聯絡鄉親,謀求福祉,他倡議成立香港永靖同鄉會(即今永靖會館)、閩西同鄉會,是主要的創始人之一。自永靖同鄉會成立起,他連續擔任四屆理事長,從第五屆到第七屆,又連任三屆會長。凡到香港的鄉親,他知道了,總要盛情款待。1980年代,他還常常從香港專程趕到深圳來接待家鄉人。同鄉有困難,他總要想辦法幫助解決。1992年,高頭石圳下甘棠樓發生火災,兆文先生立即寄4000元慰問災民。1996年,永定發生百年不遇的“8·8”洪災,他帶頭捐了7萬港元,并發動在港鄉親捐款。1993年,他在《永定鄉訊》中看到永定有四位百歲老人,他給老人寄1000元作為春節慰問金。永定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他高興地捐助2萬元表示大力支持。永定縣老促會成立,他寄上6萬元做基金;永定客家聯誼會成立,他又慷慨解囊。他曾三次捐款給縣僑辦、僑聯購買車輛,改善工作條件。對於金豐中學,他更是情有獨鐘,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古語云:“善欲人見,不是大善。”江兆文先生做了善事,連自己都不記得,可謂“大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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