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風兄的大作《香江堅守》觸動了我的深層記憶。記得在1985年我作為中國新聞社派出的記者，在香港工作了兩年多，其中一大感受就是香港極度缺乏了解內地民情民意、掌握國家改革開放政策、懂得辯證法治國思維的傳媒人，導致香港的報刊媒體關於內地的新聞報導及評論陷入了盲人摸象的窘境，這對正在進行回歸進程的香港是致命硬傷。還記得年輕氣盛的自己上書北京，提出應該鼓勵內地有條件有能力的傳媒人移居香港，承擔為輿論導向的歷史重任。當然，這樣的報告不會有回音，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而是一個時代的需求，歷史一旦需要，新的氣象必然萬萬千千。

　　正是從80年代開始，一批內地傳媒人移居香港進入新聞業，因爲他們是真正的“內地通”，很快就肩負起了香港報刊媒體報導與解讀內地發展變化的輿論重任。李風兄正是其中領風氣之先的一位。因爲這個群體中很多人是我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尤其是我後來也成爲了其中一員，所以非常了解這個群體。他們捨棄了當年在內地主流媒體的特有尊嚴，投身於一個並非有尊嚴的香港新聞業，心理的落差是百倍千倍的，更糟糕的是，作爲新移民他們必須自食其力養家糊口，工作可謂朝不保夕，又長期被所謂本土的港人歧視，境遇與心態變動之大是在內地時想不到的。更有甚者，因爲移居香港了，以前在內地所享有的事業幹部的福利待遇都被切斷了，甚至因爲在香港立場不同的報刊媒體工作，而被另類眼光看待，遭遇不公正對待。要在香港新聞業中堅守，何其難哉！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來形容，也一點不為過。

　　所以，要在香港堅守下去，必須具備“三感”：

　　第一，要具備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所謂的使命感，就是對某種重大責任有應該擔負的自覺。通讀李風的《香江堅守》全書，當可體會到何為使命感。李風一直在香港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積極幫助香港讀者正確認識內地的改革開放，後來更是努力為“一國兩制”實踐、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獻計獻策，在香港問題與兩岸關係變化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李風都能做到直抒己見、指點迷津，而且事實的變化，往往與他的見解互為印證。這不是僅僅靠聰明才智就能夠做到的，其中付出多大的心血，外人難以知曉。沒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李風爲何要做？又因何能做？

　　第二，要具備於心無愧的責任感。責任感要以國家、社會和他人的利益為重，有了責任感，才能具有驅動自己前行的不竭動力，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李風的《香江堅守》全書無處不體現他的崇高責任感。可以說，李風之論，乃國家之大道，李風所議，乃民族之前途，李風所斥，乃時代之逆流。總之，用《詩經》中的一句詩來形容，那就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當年的吟詩者問道：“此何人哉？”對於三千多年前的大哉問，今天或者可以回答：這就是具有時代責任感的人。讀畢《香江堅守》，若問：“此何人哉？”可答：此乃李風也！

　　第三，要具備精神至上的幸福感。什麽是幸福感？據説，西方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等已經探索了幾十年，至今尚未有任何一種幸福感測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認同。其實，在香港的幸福感是有普遍的認同的，那就是擁有相當可觀的財富和權力，但是，上世紀80年代移居香港、扎根香港新聞業的群體中，絕大多數人以筆爲生，可以說完全沒有誰能夠得到這樣的幸福感。李風也絕對不是一個大富大貴者，但是，他的幸福感是滿滿的，如果細細品味書中的第五篇“心情小詩”，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愧於自己的良心、無愧於家人的重托、無愧於社會的期待，無愧於歷史的使命！李風是幸福的。沒有這樣的精神至上的幸福感，李風又如何可以堅守？

　　李風是扎根香港的一個時代的堅守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30年前為“九七”回歸、為國家統一而毅然從內地移居香港的一代傳媒人，他們曾經以筆為幟，以言為鼓，統領人心，獨領風騷，他們的不平凡的人生，值得歷史銘記！《香江堅守》必然是一代人的記憶。

　　2022年2月於香港太古城

　　作者為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