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疫的歷史背景,正值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工程的關鍵時期,能否有效地控制直至戰勝新冠病毒,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否能够順利實現。中國抗疫,正是以愛國主義爲精神支柱的國運的角力,從而使得中國抗疫精神具有愛國動力的重要特徵。
第一節 家國情懷是抗疫精神傳承動力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家”與“國”是相互聯繫的範疇。幾千年來,保家衛國一直都是中華兒女的神聖使命與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愛國主義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和核心。面對肆虐的新冠病毒和西方反華勢力黑雲壓陣,又一次强烈地激發了全中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在抗疫鬥争中爲國之命運義無反顧勇猛前行。
一、戰勝天灾的無畏氣概
疫病是一種自然灾害,中國抗疫的愛國主義首先體現爲戰勝天灾的無畏氣概。
(一)“制天命而用之”的傳統
中國傳統文化以人與萬物爲有機統一的整體,人是天地自然的産物,《易·序卦》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老子《道德經》言“天人玄同”,孟子認爲“天人相通”,在漢代,董仲舒宣揚“天人感應”,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爲一”。至宋代的張載在《正蒙·干稱篇》明確提出“天人合一”説。
然而,在對待不利的自然環境尤其是自然灾害,發揮主體能動性而不被動應付,是中國人精神的特點。除了中國神話和傳説的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等,在中國哲學典籍裏的“明於天人之分”“天人相勝”“人定勝天”“制天命而用之”等主張,説明只要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掌握自然的變化規律,人就能改天换地,甚至“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它來爲人類謀福利。
因此,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説包含了順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雙重含義。因而中國人推崇大禹治水的順勢而爲,建造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開通了大運河,創造了桑基魚塘的生態農業模式,一幅幅自然經濟下的人工自然畫面,正是中國人天人合一精神的具象化。
(二)中國抗疫史的新篇章
在自然灾害中,對人造成最爲嚴重的直接傷害的是疫病。早在《周禮·天官冢宰》中就認識到“四時皆有癘疾”,《黄帝内經·素問·本病論》稱“民病温疫”。疫情横行之際,“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户蕭疏鬼唱歌”。百姓深受疫病之苦,凡有家國情懷的愛國志士,不管是官員,還是醫者,或是普通百姓,莫不以防治疫病爲急務。從官方法典,到民間規約,都有明確的防疫條文。而古代醫術對於疫病的防治之方,更是數不勝數。在抗疫期間新近出版的張劍光的《中國抗疫簡史》,闡述了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抗疫歷程中,歷朝歷代都曾涌現出一些醫術高超、不畏艱險、救民於水火的鬥“疫”勇士。他們中既有孫思邈、張仲景這類耳熟能詳的藥聖,也有朱震亨、葉天士等民間名醫,也不乏蘇軾、蒙哥汗等這些以偏方治瘟的歷史名人。他們或獻“神藥”、或施妙手、或集百家之長,以各自的方略,爲人民解除病痛,爲防疫抗疫作出貢獻。中國傳統的抗疫史,是中華兒女戰勝天灾的無畏氣概體現和經驗的結晶。
(三)人與自然的矛盾共存
當新冠疫情襲來,中國人對於新冠病毒的認識,最早是把它看作是一次新的天灾。根據科學家的初步判斷,病毒的宿主可能是蝙蝠或穿山甲。面對疫情,中國人對疫病的傳統認識和現代科學防疫知識的科普,促使中國億萬百姓自覺聽從黨和政府積極防疫的號令,對新冠病毒發起了一場人民戰争,以全民抗疫的銅墻鐵壁有效地扺禦了病毒的傳播。同時,國家頒佈了更爲嚴厲的禁食野生動物的法令,站在生態文明的更高起點上,割斷野生動物疫病對人的傳播。在全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又有某些地區出現了疑似國外進口冷凍海鮮中帶有新冠病毒而引發的疫情復發,更加明確地證實了現代防疫科學告誡的今後對於從野生、海洋動物傳染的危險時刻存在,伴隨着社會生活的防疫的常態化一刻也不能鬆懈。同樣,中國抗疫精神中與病毒作鬥争的必勝信念一刻也不能丢,是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扺禦外侮的英雄豪情
扺禦外侮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源遠流長,抗疫中得以發揚光大。
(一)扺禦外侮的民族氣節
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産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①尤其是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以後的歷代仁人志士都有着鮮明的愛國主義特色。中華民族在扺禦外來侵略的鬥争中,民族的主體性得到了進一步的强化,民族氣節是主體性文化在民族問題上的表現,孔子提倡“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崇尚“志氣”“節操”和“舍生取義”的高尚品格。歷代英杰在國家、民族面臨外敵入侵的存亡關頭,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日知録·正始》)的英雄豪情,承擔起救國救民的責任,敢於抛頭顱、灑熱血,涌現出一代代愛國主義英雄人物。由家國文化發展而成的愛國主義,搆成了悠久而豐厚的中華美德,凝聚爲一種深沉的愛國主義與家國情懷。
(二)反華勢力的污衊挑釁
然而,正當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中國遭受了新冠疫情。更令中國人民義憤填膺的是,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趁機向中國伸出了魔爪。首先是以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爲代表,將新冠病毒稱爲“武漢病毒”“中國病毒”,對中國污名化。接着又污衊中國隱瞞疫情,並將中國武漢説成是病毒之源,糾集一群狐朋狗黨向中國索要天價賠款。甚至將自己國家防疫不力造成嚴重疫情,甩鍋給中國,説是中國的疫情所造成。有的故意挑起事端,稱中國的防護用品不合格,甚至説中國的口罩上部邊沿有條金屬鼻梁絲是5G天綫,對戴口罩的人有控制的作用,簡直是無奇不有、荒謬至極。
(三)中國抗疫的國際風雲
習近平指出:“愛國主義始終是把中華民族堅强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①面對西方反華勢力的叫囂,中國人民似乎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又在重新集結,妄圖趁疫病以群毆的方式肢解中國,並以此阻斷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步伐。“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國歌在耳邊響起,戰旗在眼前飄颺。中華兒女同讎敵愾,或發表文章,或在網絡留言,支持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揭露和駁斥,更加關注時事,收集有力證據反駁外敵謬論。中國抗疫取得的勝利與西方世界疫情每况愈下的鮮明對比,以及通過疫情期間國際輿情的關注,特别是西方反華勢力的醜惡表演,給全中國人民上了一次持久深刻愛國主義教育課。擺在面前的大量事實使人們看清了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看清了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真實面目,激發了飽滿的愛國主義熱忱,更加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堅定了扺禦外敵破壞的鬥志,甘願爲保衛改革開放果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奉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中國抗疫精神,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和愛國主義氛圍中形成的,帶有國際風雲震盪的特殊背景,從而鑄煉出新時代愛國主義精神的特質。
三、建設家園的匹夫擔當
與守護好家園一樣重要,建設好家園也是一個男兒的責任擔當,擴而充之,就是建設好自己的家鄉,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既是依靠戰勝自然、扺禦外敵來保衛,還要靠建設家園、建設國家的奮鬥來實現。
(一)民族復興的匹夫之責
建設家園的匹夫擔當,是中華優秀傳統精神文化中責任意識的核心。“經世濟民”作爲儒家的外王事業,以强國富民爲目的和動力。中華優秀文化提倡的君子人格,在於“以天下爲己任”(《朱子語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樑惠王下》)。中國人的家國情懷,表現得最爲明顯的是强國富民。中國歷代仁人志士,都是以强國富民爲目的和動力而孜孜不倦、建功立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强國富民是最基本的目標和任務,從而極大地調動了中國各級黨政幹部乃至全國人民高漲的熱情和積極性。
(二)抗疫事關復興之大業
中國人民在抗疫中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新冠肺炎傳染性强,稍有不慎就易被感染,且無特效藥治療,有可能危及生命,風險極高。“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病毒已經危害到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同胞,面對不見戰火硝烟的生死考驗,醫務人員、黨員幹部、廣大志願者和各界群衆没有畏懼和退縮,他們在家國情懷的激勵下,義無反顧地冲到疫情防控最前綫。在武漢,2020年1月23日率先進入“戰時”狀態,在全國打響了防疫第一槍。疫情如同火警,不管是自家還是鄰里,火警就是命令,刻不容緩,必須同時間賽跑,爲生命接力。各地醫療機構從接到增援武漢的指令到醫療隊組建完成,一般不超過兩個小時;從醫療隊集結到扺達武漢和湖北各市,一般不超過24小時,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世所罕見。“火神山”“雷神山”以及一座座方艙醫院的神速建成,迅速投入使用,靠的是舉國之力。而各地城鄉甚至村居小區的封閉隔離,人員内不流入,外不流出,值班人員日夜輪值,堅守崗位,守衛家園的安寧。經過半年的努力,武漢保住了,全國保住了,全國人民取得了抗疫的决定性勝利。
然而,初步的勝利並不是最後的勝利,稍有不慎疫情隨時可能卷土重來,必須“外防輸入、内防反彈”。在北京,好不容易55天没有新發病例,基本控制住了的疫情,在2020年6月11日被一例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的報導所打破,本已下調至三級公共衛生應急相應級别驟然上調至二級。流調發現,陸續出現幾例患者都曾到豐臺區新發地菜市場地下層采購海鮮和肉,相關部門抽檢時從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北京采取果然措施,關停新發地市場,展開病例流調溯源、人員排查,對周邊社區實施封閉管理,對新發地周邊小區4.6萬名居民以及曾去過該市場的其他地區人員近20萬人全部進行核酸檢測,檢測結果出來之前實行居家隔離,結果出來之後也要居家隔離14天。北京全市所有社區(村)都采取三級應急響應、二級防控措施、一級工作狀態,所有卡口均安排人員24小時值守,恢復體温檢測,加强公共部位消殺,暫停開放文體娱樂等室内活動場所。由於發現及時,措施到位,北京人民具有保衛家園的自覺意識,很快取得了遏制病毒反彈的勝利。如果説武漢抗擊新冠病毒爆發代表着全民抗疫的勝利,那麽,北京抗擊新冠病毒反彈則代表着外科手術式的定點抗疫的勝利。另外,隨着疫情的好轉,中國對外人員交往必然增多,在全國多地如大連、烏魯木齊、香港等還不斷發生着國外輸入性病例引起局部地區小規模疫情反彈,外科手術式的定點抗疫正在不斷地發揮着作用。
(三)破壞抗疫即危害國家
具有意義的比較是,在我國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地區香港和澳門,抗疫的效果差距明顯。雖然澳門的經濟增長依賴旅遊娱樂等第三産業,疫情暴發風險高、防控難度大,但特區政府勇於擔當、防患於未然,澳門民衆也秉承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和家國情懷,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取得了同心抗疫的良好成效①。在香港,盡管特區政府在抗疫中做了極大的努力,中央政府和全國各地也給予了大力支持,總體上抗疫取得成效,但由於少數亂港分子與境外反華勢力相勾結,反對特區政府防疫措施,不顧疫情大搞聚會鬧事,使得防疫效果大打折扣,香港乃至全國人民進一步看清了亂港分子的醜惡嘴臉。説到底,根本原因就是香港多年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不斷受到衝擊,許多港人家國意識薄弱所致。相信港人中絶大多數仍具有張明敏所唱的“我的中國心”,隨着《國安法》的實施,香港的疫情一定會得到緩解和好轉。
第二節 保家衛國是抗疫精神特殊聚焦
中國抗疫中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漲,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的甩鍋打壓所激發的。然而,抗疫成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中國的國運正是在與西方反華勢力的反復較量過程中,呈現出如同解放戰争一樣的敵我力量的消長,西方没落和中國的復興即將突破質點,即將開始其質變過程的量變起點。中國抗疫精神聚焦於愛國主義,是時代風雲的特殊鬥争條件下的必然,爲抗疫精神烙上了特殊的印記。
一、病毒來源的懷疑追溯
比爾·蓋茨在2015年的一個演講中,提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指出未來幾十年對人類形成最大的威脅、造成大量死亡的可能不是導彈,而是細菌病毒。正如比爾·蓋茨的預測,幾年後,新冠病毒的魔爪伸向了人類。武漢首先發現並上報了出現疫情,進而開始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進入疫情籠罩的危機時期。
(一)發現地與發源地之别
但是,首先發現和報告之地並不一定是發源地、産生地,發現和發源不是同一概念。疫情出現之時,中國的醫學研究者追踪病毒的源頭,只是懷疑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動物,因爲發現它們的體内具有與新冠病毒相似的DNA結構。隨着疫情的發展,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奥等异口同聲地指責中國武漢是病毒的發源地,並將新冠病毒説成是“中國病毒”“武漢病毒”。一些西方輿論甚至將矛頭指向武漢病毒研究所,説是該所管理不善引起病毒的泄漏。他們這樣定性和胡亂推測,包藏了一個巨大的陰謀,這個陰謀不久就公開亮相,即糾集一幫跟班的狐朋狗黨國家,發起了一波由政府官員或議員慫恿民間組織的所謂“索賠”惡浪,索要天價賠款,欲一招致中國於死地,其用心十分險惡。
(二)證據指向爲美而非中
具有憂患意識和對敵鬥争經驗的中國政府,立足於科學事實和法律依據,對西方所作所爲進行有力的駁斥,得到了世衛組織和多國科學家的支持。而中國民間對美國的批駁、質疑,在官方媒體特别是民間自媒體熱議和傳播。在中國老百姓的眼中,到底誰是新冠病毒的源頭,美國的疑點太多。美國紐約州州長科莫表示,美東北大學研究顯示,該州首個新冠病毒毒株並非來自中國。《紐約時報》援引美國專家研究證實,紐約疫情主要傳入來源並非亞洲。加拿大疫情病毒係由美國旅行者傳入,法國當地傳播病毒毒株來源不明,俄羅斯輸入病例無一例來自中國,澳大利亞從東北亞輸入病例所占比重極小,日本3月以後擴散的疫情並非源自中國。①三是目前世界多地如美國、法國、巴西、意大利、西班牙的血液樣本、患者血清和口咽拭子樣本、廢水樣本等的檢測中,發現這些國家出現新冠病毒早於武漢發現疫情的2019年12月,有的甚至早於2019年3月。②四是美國航母羅斯福號出現了大量新冠肺炎病例,而航母一直在海上航行了幾個月。同樣的情形在海底航行了上百天的美國核潜艇上也出現。因此新冠病毒只能是美國本土帶上去的,而不是從中國或其他國家感染的。五是2019年美國爆發了所謂大流感和電子煙致病,造成14000人死亡,其中可能有人死於新冠病毒。據央視新聞聯播報導,當地時間2020年3月11日,在美國國會衆議院一場有關新冠病毒的聽证會上,有議員向出席聽证會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提問,美國出現的一些表面上被認爲死於流感的病例,是否實際上死於新冠肺炎,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的回答承認死去的流感病人實際上有一些是死於新冠病毒。因而4月27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質問美國疫情最早何時在美國出現,急於甩鍋是爲了隱瞞什麽?六是美國在朝鮮、越南、兩伊戰場具有使用毒氣和化學武器的犯罪先科,并且日本的731部隊在二戰結束時完全被美國接手,改建成位於馬裏蘭州的德特裏克堡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實際是美國化學武器研究秘密基地。人民日報在1952年4月12日的國際述評上曾點名揭露該基地在朝鮮使用化學武器的罪行。該實驗室正好在2019年7月以管理不善存在污染和泄漏,被美國疾控中心下達停止令而關閉。美國指責武漢病毒研究所管理不善引起病毒泄漏,難道不是將自身的過錯甩鍋給他國?七是2019年10月正逢武漢舉辦第七届世界軍運會,美國不僅成績平平,與其軍隊實力大相徑庭,更主要是有數名運動員會議期間病倒,他們又到過武漢海鮮市場,不排除是這些運動員帶來病毒。巧合的是,這些生病的運動員曾在金銀潭醫院看病,雖然醫院當時診斷是瘧疾,而新冠肺炎的症狀恰恰與瘧疾相似。更爲蹊蹺的是,這幾個生病的運動員至今像人間蒸發,已經下落不明。八是美國挑起多國要求對病毒源頭進行調查,中國堅持調查應由世衛組織主導,中國參與其中,確保科學公平。在5月下旬舉行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就連歐盟代表也不支持美國的立場,最終通過决議公正獨立地調查疫情起源,並没有提出要因爲新冠肺炎而獨立調查哪一個國家的實驗室,也不支持美方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進行單獨的問責。與會的194個國家中,結果唯一只有美國没有在决議上簽字。不久,爲表達對世衛組織的不滿,美國於當地時間2020年7月6日正式提出退出世衛組織。美國這樣做,不就是不想讓世衛組織進入美國進行毒源調查嗎?九是目前國際科學界追溯病毒源采用的是病毒基因序列分析,目前全球公開的新冠病毒序列大約有200個。據美國有綫電視新聞網(CNN)2020年5月5日報導,英國對全球7600名患者身上提取的新冠病毒進行基因分析研究顯示,新冠病毒從去年武漢報導確診病例之前,就已在歐洲、美國及其他地方廣泛傳播。據俄羅斯衛星網2020年7月10日報導,世衛組織駐俄代表梅利塔·武伊諾維奇接受采訪時稱,不能排除新冠病毒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潜伏很久的可能性。十是美東時間2020年10月7日晚美國副總統彭斯龢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裏斯的副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哈裏斯第一個問題就是揭露美國政府早在2018年1月份就得到了馬上要爆發一個新的病毒的報告,特朗普政府完全没有重視,致使美國疫情世界第一,死亡21萬多人。這可是把一切新冠病毒來源問題疑問的謎底徹底曝光了,在中國武漢發現疫情的整整一年前,美國就出現了病毒報告,美國的甩鍋完全是賊喊捉賊的醜惡表演!
(三)病毒溯源的應有態度
綜合以上十種各種媒體包括大量自媒體表達的毒源質疑,矛頭都指向美國。其中自媒體的觀點當然多少帶有信息來源的準確性和科學性的局限,最終應當聽從政府和科學家們的官方結論。但我們相信,只要美國不阻擾世衛組織在美國進行公正檢查,通過全基因組序列系統等科學方法的分析,真實的病毒源頭是不難找出的。而且,即便找到了源頭,我們仍然認爲,只要不是有人惡意地用病毒作爲攻擊他國的武器,而是動物源病毒對人類的自然傳播,不管源發於哪個國家,這個國家都是首先受害者,所謂追究其責任是毫無道理的。
在中國抗疫過程中出現的自媒體對病毒來源的懷疑追溯,是中國民衆對西方反華勢力誣陷中國的反擊,反映出中國抗疫精神所具有的民情中愛國主義情感是多麽鮮明和高漲。
二、民意輿情的愛國聲浪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民族危難之際,雖然不乏扺禦外敵、爲國捐軀的民族脊梁,却也出現秦檜、吴三桂、汪精衛爲代表的漢奸賣國賊。在疫情夾雜着敵情復雜環境裏,無疑也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漢奸賣國賊類型的人物及言行。在民意輿情裏,這些漢奸賣國賊被稱爲“恨國者”“帶路黨”“公知美分”。
(一)醜陋的臺獨疫情表演
在疫情爆發以來,全球中華兒女的家國情懷使得不論是内地的,還是臺灣、香港、澳門民衆乃至身在國外的華僑、華人,都踴躍爲祖國抗疫采購、捐贈防疫物資,爲抗疫盡心出力。惟有臺灣的民進黨當局在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危機之時,臺“行政院長”蘇貞昌2020年1月24日宣佈禁止出口口罩給大陸。此後臺灣也出現疫情,民衆自己要戴的口罩必須排隊具名限量還不見得買得到,寄口罩給海外的親友要法辦,却在3月18日宣佈每周供應美國10萬只口罩。在疫情稍有緩解後,8月9日又以交流防疫經驗爲名,邀請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阿扎率團訪問臺灣。臺灣當局不僅不念同胞情,也不顧臺灣民衆的切身利益,反而與美國沆瀣一氣,公然發生官方往來關係,將臺灣防疫涂上“臺獨”色彩,配合美國打臺灣牌壓制大陸,激起了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憤怒聲討,民進黨當局的臺獨賣國嘴臉暴露無遺。
(二)下跪道歉説的軟骨病
不可思議是,在内地,一些端着政府的金盆銀碗,却干着砸國家鐵鍋勾當的“恨國者”“帶路黨”“公知美分”大有人在。這些人的所作所爲,應當高度警惕。
有的可能屬人民内部矛盾,因思想認識的偏差發出不恰當的言論,受到民意的討伐。如原央視主持人阿丘2020年2月20號晚上18點半在網絡上發了一條微博,説:“雖然東亞病夫的牌匾早已踢碎了一個多世紀了,但我們可不可以説話語調稍温和並帶些歉意,不慫也不豪横地把口罩戴起來,向全世界鞠個躬,説聲:對不起,給你們添亂了!”微博一出,引來一片聲討。民衆質問:現在新冠病毒確定是武漢了嗎?是我們故意“製造”的嗎?歐洲發生黑死病,英國的瘋牛病,非洲的埃博拉,美國的流感,非洲猪瘟……他們有某國給我們道歉了嗎?我們要求别人道歉了嗎?中國作爲新冠病毒受害國,全國上下自主居家隔離,其損失多大?國人對抗擊此次疫情是有巨大犧牲和貢獻的,我們没有任何過錯,爲何要向世界鞠躬道歉呢?患精神軟骨病跪着的阿丘有什麽資格代表或要求中國人民向全世界道歉?事實上,應當向中國人民道歉的人反而是阿丘自己。幾天後的2020年2月24號,世界衛生組織聯合考察組外方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對疫情評價時稱:“我們要認識武漢所做的貢獻,世界欠你們的。當這場疫情過去,希望有機會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謝武漢人民,我知道在這次疫情過程中,中國人民奉獻很多。”這段話,是對阿丘“道歉説”的直接打臉和有力駁斥。
(三)方方日記引發大辯論
如果説對阿丘“道歉説”的民意輿情是一片痛斥,那麽對於方方日記則是争論不休,令人深思。有人説方方日記保留了疫情下的民生苦難,作爲個性化的寫作和歷史事件的記録,既要有正面的、積極的作品,也要有負面、陰暗面多些的作品,可作爲主流媒體的補充,這才叫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在疫情中作品出現的某些失實,不應當過於苛求。而更多是對方方日記的批評,歸納起來,一是内容不實。基本上是靠“聽説”而記,如武漢殯儀館遍地扔的都是被火化病亡者的手機、將處於搶救之中的廣西援鄂護士樑小霞寫成病逝、將59歲的護士柳凡寫成“一個叫柳帆的小護士”,等等,輿論批評其爲不實不準的道聽途説。二是主題不端。方方本人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方方日記的主題就是渲染“灰塵”,充滿着疫情中的人禍和悲慘,包含某些政府隱瞞疫情、人民被囚禁、通過各種方式反抗等的含沙射影,較少人民群衆抗疫的英雄事迹,幾乎看不到政府决策的正面肯定,更没有歌功頌德。人們批評她不像正常人睁開雙眼看世界,而是瞄着右眼從鷄蛋裏頭挑骨頭。三是時機不對。在抗疫的關鍵時刻,文藝佳作可以起到安撫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這是抗疫最需要的;而主要描寫黑闇、負面因素的作品,即便也有某些記録歷史的作用,不必要急於發表。尤其是取名“日記”,本是非常私人性的文字,逐日發表,意欲何爲?四是動機不純。説是《收穫》雜誌主編約稿,爲何每篇先發在微博自媒體,結集出版也不在《收穫》而在國外?其説似乎牽强附會、欲蓋彌彰。從出版流程來看,能够以神速在國際頂尖出版社出版,是誰約稿的答案昭然若揭。人們追問方方應約投稿或不從國外出版社撤稿,以其閲歷、地位和待遇,政治動機何在?“名利”二字有無?五是立場不正。在西方反華勢力明確甩鍋和嫁禍中國,磨刀霍霍地提出巨額索賠的民族危難關頭,執意要在國外用英文和德文等出版,且將原本的《方方日記》改名爲《武漢日記》,並在介紹該書關鍵内容的預售封面敏感小字“Wuhan Diary: Dispatches from the Original Epicenter”中,使用“Original”一詞將武漢變成病毒起源之地,使用“Dispatches”一詞將標題的“日記”偷换成“公文發送”或“報導”,用心十分險惡。被民衆揪出後,方方輕描淡寫地以不懂外文企圖蒙混過關,迫於輿論的窮追不舍,最後出版時將封面敏感小字改了。民衆普遍憤恨方方日記可能成爲遞給西方反華勢力制裁中國的一把刀子,只是後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抗疫一塌糊涂,遠遠比不上中國,方方日記成了棄子,銷量少得可憐,無法引起多大的影響,方方目前也没能得到當時輿論所言將獲諾貝爾文學奬,否則方方真就成了人民群衆痛恨的掛在歷史耻辱柱上的賣國姦賊。圍遶方方日記的民意輿情可見,人們在這一事件中不是簡單地宣泄家國情懷,而是對於什麽是真愛國、用什麽方式愛國、怎樣對待國家的不足等問題開展了一場大辯論和深刻思考,道德良心經歷了一次自我拷問。如同百煉成鋼,人們對個人意志與家國情懷的關係及其選擇取舍更爲理性和自覺,愛國主義的價值觀、榮辱觀得以樹立。中國抗疫精神的愛國主義特色,就是在這樣的爐火中淬煉出來的。
三、外敵勒索的全民警示
中國抗疫的愛國主義動力相當程度上是對外敵勒索的必然反應。以美國爲代表的反華國家用謊言和霸凌指責、甩鍋、訛詐中國,提出所謂“索賠”的無理要求,使新冠疫情從應對健康和病毒灾難轉向了還要應對中外政治衝突的雙向作戰,而衝突起因主要是外敵借疫情對中國的勒索。
(一)西方欲借疫情搞勒索
一些國家爆發新冠疫情,抗疫不力,不從自身查找原因和尋求辦法,美國和英國等帶頭並煽動其他追隨國家,一味地指責、甩鍋中國,無良政客們慫恿民間組織出面要求中國賠償疫情給其帶來的經濟損失。
一是栽贜陷害。如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稱新冠病毒爲“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在2020年4月27日在白宫新聞發佈會上首次表態有多種方式要中國承擔責任,欲向中國索賠,其金額比德國《圖片報》提出的1,490億歐元要高得多。美國白宫貿易顧問納瓦羅也誣衊中國掩蓋疫情信息。美國國會議員喬什·霍利等提出啓動所謂對中國疫情處置方法的“國際調查”,要求中國賠償。議員吉姆·班克斯提出中國要爲美國抗疫支出買單,用免除美國國債的方式來支付。美國得克薩斯州、密蘇裏州、密蘇裏州先後就新冠病毒造成的經濟損失向當地法院對中國政府提起訴訟。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右翼新保守主義智庫亨利·杰克遜學會攻擊中國“瞞報疫情信息”“違反《國際衛生條例》,對新冠病毒擴散負有責任”呼吁國際社會介入調查,要中國“索要賠償”。英國内閣辦公廳大臣邁克爾·戈夫無視新冠病毒是一種人類以往並不了解的新型病毒,認爲盡管中國及時報告了首個病例,但“來自中國的報告並没有清楚地説明病毒的規模、特性和傳染性”。英國前移民事務大臣戴米安格林聯合15名保守黨成員致信英國首相,以中國在報告疫情方面不誠實爲由着,要求向中國索賠,並向國際法院提出對英國進行賠償。澳大利亞議員克裏斯騰森竟要求中國割地賠償,還有議員提出“收回達爾文港和中國公司租用的農地”作爲疫情賠償。意大利名爲“歐洲一體”的組織也以中國“隱瞞”疫情爲由對中國發起了索賠,一酒莊則因疫情破産向中國索償。印度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控告中國。
二是糾集群毆。據媒體報導因新冠疫情提出要找中國索賠的有美國、英國、印度、澳大利亞、意大利、尼日利亞等國家的政府組織、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美國幾個州就是州政府發起由當地檢察院向當地法院對中國政府提起訴訟,更多是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另外,丹麥因口罩問題、荷蘭因物資問題向中國發難。越南雖然境内没有一個在越中國人感染新冠病毒,也將髒水潑向中國。國外敵對勢力互相勾結,企圖以群狼效應來對付中國,重現一百年前八國聯軍圍毆中國的場景,逼迫中國在氣勢汹汹的外敵面前退縮讓步。
三是漫天要價。美國議員吉姆·班克斯等提出要没收中國的1.1萬億美債,並要求中國賠償百億美元。德州法院提起的訴訟向中國索賠20萬億美元,密蘇裏州索賠數十億美元,佛羅裏達州索賠6萬億美元。意大利有過之而無不及,提出索賠金額居然高達上千億歐元。英國智庫亨利·杰克遜學會提出4萬億美元。英國戴米安格林等向國際法院提出要求中國應付英國的賠償額爲3510億英鎊。印度律師協會在聯合國提出向中國索要的賠款也達到20萬億美元。尼日利亞律師以個人行爲提出向中國索賠2000億美元。國外敵對勢力張開血盆大口,意欲鯨吞中國財富,瓜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來之不易的果實,真是窮兇極惡、貪婪至極。
(二)向中國索賠蠻横無理
國際反華勢力借疫情對中國的勒索蠻横無理、十分荒謬。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首先發現並報告了新冠疫情,至今無證據表明病毒的發源於中國,更不是中國製造了病毒。而且中國及時發佈疫情信息,毫無保留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中國的抗疫時間綫,足以説明疫情處置及時有力,這是國際社會公認並普遍稱贊的事實。所謂對中國“追責索賠”無非是爲轉移自己國家抗疫不力的困局找“替罪羊”,同時加害中國。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駁斥“追責索賠”論,反華勢力這種歪曲事實、栽贜陷害、嫁禍於人的行徑有違法理、悖離道德,史上無先例,手段似流氓,不僅絶不會得逞,而且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
(三)後續動態要時刻警惕
目前全球疫情尚未結束,國外敵對勢力要向中國“追責”“索賠”的勒索也就没有結束。我們在嚴防疫情輸入和反彈的前提下,還要隨時警惕國外敵對勢力的陰謀破壞。如時刻警惕流氓成性的美國政客修改由美國國會1976年通過的《外國主權豁免法》,取消中國的主權豁免權。我們還要警惕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後另外生出事端向中國發難。我們更要從法律、事實等多方面做好充分準備,更廣泛地尋求國際組織和有正義感的政治家、科學家的支持。總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家安全必須警鐘長鳴。
第三節 高度珍惜抗疫精神的愛國動力
中國抗疫鬥争形成的愛國新動力,是中國人的精神財富,需要倍加珍惜。未來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爲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國如何做好“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抗疫中得出的經驗及教訓,使我們對愛國主義的認識更加真切和深刻。
一、國家利益的價值判斷
經歷了幾個月史無前例的抗擊新冠肺炎的鬥争,每個關心國家發展的中國人都會對這個世界産生更新更深刻的認識,從而使得愛國主義情感隨着時代的變化不斷昇華。
(一)抗疫勝利的愛國自信
中國抗疫的决定性勝利,無疑增進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確信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是世界經濟前進的發動機,是消解全球性危機的穩定器,是扶弱濟貧的好朋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冲破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重重圍困,以摧枯拉朽之勢,不可阻擋,勇往直前。中國抗疫所遭遇的復雜險峻的國際環境告誡我們,敵人亡我之心不死,我們與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角力正進入關鍵時期,即將開啓質變階段的量的擴張,從精神的層面,愛國主義只能强化,不能有絲毫的削弱。
(二)國際交往重國家利益
也是由於抗疫的怪相迫使我們思考這樣的問題,中國秉執着“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擔負起大國應當的責任,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盡力進行國際救援,爲什麽還有部分國家恩將讎報,跟班美國?如瑞典官方2020年8月通過多家西方媒體炒作説中國華大基因公司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不準確”,導致該國9個地區的受檢者中出現了3700個“假陽性”結果,實際上是用低標準的試劑來復核所造成。爲什麽有的我們曾經長期援助的國家,也會出現翻臉不認人,重演“農夫與蛇”的故事?嚴酷的現實,不僅説明美國爲首的反華勢力目前仍很强大,而且也告訴我們,國家利益是决定國際關係的第一考量因素。我們再看看日本出現的有趣現象,本來日本是美國的跟班盟國,但並没有跟着美國利用疫情勒索中國,反而由於日本首例新冠病毒患者是一名結束歐洲旅遊的美國人,日本於是將索賠的矛頭指向美國。疫情的亂象,使我們從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角度進一步得出經驗教訓,必要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應當繼續承擔,這是大國應盡的責任,但是,絶不要再做超出自己的能力去盡國際義務,甚至資惡助敵的傻事。中國支持和援助其他國家並不附加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條件,更不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去搞國際上的拉幫結派。儒家先哲早就告誡過我們“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我對你好,你自然會對我好的“推己及人”的傳統交友觀通常是有效用的,但不要以爲一些小恩小惠就能交到知心朋友,更不要幻想在國家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以小利搏大利。因此,應當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爲取舍原則,對於友好國家實行“以德報德”,對於敵意國家則應“以直報怨”,行“王道”扺制“霸道”,直道而行才能贏遍天下。
(三)國内治理重國家安全
同時,中國抗疫還引起人們反思,在祖國面臨疫情和西方霸凌雙重危機時,怎麽還會出現那麽多的“恨國黨”“帶路黨”“公知美分”?愛國主義教育的缺失或削弱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這次風浪告訴我們還應當深挖根源。應當分析這些“恨國黨”“帶路黨”“公知美分”産生的土壤和氣候,是因爲不滿意國家目前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福利和環境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或是痛恨那些官僚腐敗、法紀不嚴、社會不公,還是已經將財産、子女等送到了國外,拿了西方反華的項目資助、津貼,領了外國的國籍甚至策反經費?愛國主義教育應當與鏟除社會廣泛存在的不穩定因素結合起來,常抓不懈,落在實處。與在國際關係問題上必須以國家利益爲基本原則一樣,在國内,應當以國家安全爲基本原則。對於真愛國還是假愛國,對於是個人的合理權益還是有損國家大局的不合理行爲,都要用國家安全的尺子去衡量評判,誰是“恨國者”“帶路黨”“公知美分”,就無處遁形、一目了然了。
二、自身發展的基本方針
中國抗疫的特點和經驗之一,在於立足於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
(一)做好自己是立足之基
中國如果没有在疫情爆發之際,實事求是地向世界衛生組織和有關國家、有關媒體報告疫情,以美國爲首的反華勢力勒索中國的圖謀就有可能得逞。如果中國没有踏踏實實地做好抗疫的各項工作,切實地控制住了疫情,成爲已經取得抗疫勝利的少數國家中的佼佼者,中國也將被疫情和外國反華勢力雙重圍剿中打斷前進的步伐,葬送民族復興大業。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愛國主義的基礎,必須堅持自身發展的基本方針。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今後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有可能還會惡化,每個中華兒女保家衛國的警惕性只能加强而不能鬆懈,並將愛國情懷落實爲“實幹興邦”,進一步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得更好。
(二)後疫情時代注意“捧殺”
後疫情時代的中國首要的任務是發展壯大自己。歷史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若想贏得尊重,就需要擁有與其同盟或對手相等的力量。疫情清醒地告訴我們,中國雖然從國土面積、人口等多方面是一個“大國”,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多弱項。真正意義上的“大國”應當是“强國”。中國無疑應當尋求與“世界大國”保持同級,而不能在經濟、科技、國防的發展上落後。目前中國的發展水平在“人均值”方面遠遠落後於許多國家,中西部地區還有許多地方仍未脱貧,處於轉型期的社會矛盾比較突出,中國的軍事、科技力量比起世界强國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我們在“大國夢”“强國夢”面前,應當有清醒的頭腦,應當時刻保持儒家文化傳統中的“憂患意識”,以《國歌》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激勵自己,使中國發展成爲真正的“負責任的大國”。毛澤東要求我國自己應當“夾緊尾巴做人”①,鄧小平也要求“韜光養晦”,説:“我們現在還很窮,在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方面,還不可能做得很多,貢獻還很小。到了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國民經濟發展了,我們對人類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貢獻可能會多一點。”②“現在國際局勢不可預測的因素很多,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争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復雜得多、亂得多。怎樣收拾,誰也没有個好主張。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當了絶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爲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爲。作什麽?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③在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片讚頌聲中,我們絶不能忘記這些警示。中國當然要負起大國的責任,但國際社會特别是各個大國應當共擔責任。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對承擔國際義務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絶不能像過去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越南那樣,自豪於算政治賬,不考慮經濟回報、等價交换,更不能被某些國外輿論所“捧殺”,在一片讚揚聲中飄飄然起來,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
(三)應對疫情後的“去中國化”
尤其是這次疫情發生後,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必定加快“去中國化”,從中國撤資,與中國經濟脱鈎,加大對中國各方面打壓。我們要保持全球産業鏈最全的經濟優勢,保证我國經濟的安全性、産業鏈的完整性與供給的更加有效,搞好“雙循環”,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和人民幣國際化。我們應當學習華爲精神,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通過自主創新努力在各個領域走在世界前列,這是後疫情時代中華兒女愛國主義的新要求。
三、民族自信的内在動力
中國社會上下齊心、共克時艱的愛國主義抗疫精神激勵人心、感動世界。也正是有了愛國主義的精神基礎,中華民族才没有屈服於任何挫折和灾難,歷經每一次坎坷都能重新站起,更加强大。抗疫的勝利有賴於此,未來的勝利仍然有賴於此。
(一)抗疫增强了“四個自信”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較大衝擊。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越要增强信心、堅定信心。”①黨中央十分重視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四個自信”,中國抗疫的勝利充分展示了中國力量,彰顯了根植於黨的英明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引發了全球中華民族兒女的强烈共鳴,增加了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産生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潜移默化地厚植愛國情懷,增强“四個自信”的自覺性。
(二)“四個自信”的内在自覺
自覺性的動力是内在的。中國抗疫“大考”引發的對比、反思,使“四個自信”的内在自覺得以强化和真正實現。爲什麽抗疫的形勢在中國是“風景這邊獨好”,而在美國却是焦頭爛額、每况愈下?現實的比較和追問得到的答案必然得出“四個自信”。而人們對抗疫出現的解决諸多社會老大難問題的出路的反思,更是後疫情時代裏如何堅持“四個自信”的精神藥方。
(三)疫情過後的追問反思
疫情過後,每一個真正愛國的人,每一個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應當更加冷静清醒地進行反思和追問,尋找療救社會痼疾的藥方。例如,官員的腐敗和庸惰是政治痼疾,爲什麽抗疫期間黨中央下了問責猛藥,各級官員都不敢等閒視之?爲什麽冒着病毒威脅,公立醫院、部隊醫院能够成爲一綫主力軍,抗疫重點建設也是國有企業挑起大樑,反觀西方許多國家甚至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香港,醫護人員竟然臨陣請假當逃兵,用罷工扺制上一綫救治病人?我國醫療衛生體制和公立醫院改革,是應當多辦“莆田係”醫院,讓老百姓加重“看病難”“一病致貧”,還是要回歸公益屬性?我們國企改革是要更多地私營化甚至將優質股權賣給外資,還是要保持國企的國民經濟頂梁柱地位?面對美國的貿易戰和我國被迫實行以經濟内循環爲主的雙循環,難道還能搞低收入、低福利,讓老百姓有後顧之憂而無消費能力?當美國采用謊言、訛詐、毁約、退群等各種流氓手段對我國實施各領域的打壓,我們難道乖乖地繼續搞什麽守規矩、踐承諾,向外資不設限地開放金融、資源以及重要民生領域,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讓敵方更緊地鎖喉掐脖子?我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國借防疫交流爲名開啓與臺灣的部長級官方交往,任由美國衛生部長阿扎公開宣稱臺灣是民主獨立國家,一舉突破中美三個公報劃定的紅綫,被美國捏住睾丸一樣幾無反制之力?這一切的反思,指向只有一個,那就是愛國主義不能光喊口號,不可做表面文章,而要念真經、干實事、驗明效;不能只韜光養晦、一味忍讓,而應敢於亮劍,化被動爲主動;更不能南轅北轍,出賣權益,對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人和事應當認真查究、終身問責。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中國抗疫的精神動力是藴含於人民群衆内心的家國情懷、愛國主義,這是中國抗疫精神的動力特徵,也是中國抗疫取勝的經驗。在後抗疫時代,愛國主義將繼續作爲强大的精神動力,推動中華兒女徹底取得抗疫的最後勝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保家衛國、建功立業,奉獻自己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膽忠心。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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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華社.蓬佩奥涉華演講的滿嘴謊言與事實真相[N].人民日報,2020-8-2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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