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公佈實施以來，美、英、澳、加、新西蘭及歐盟等相繼推出所謂“制裁”措施。在他們看來，中國政府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這部法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破壞‘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令香港步入“一國一制”。盡管中國政府已不斷在各種場合强調，國安法是爲了更好地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是爲了保障香港“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然而，對中國的固有偏見和思維定勢，令美西方一些國家置若罔聞。
　　
　　 縱觀這些國家推出的所謂“制裁”措施，無外乎以下四類：一是不再向香港出口警用設備，這算是對香港警方的一種“制裁”，因爲在他們看來，香港警察在去年的“修例風波”中“濫用”權力。二是不再向香港出口軍民兩用敏感性技術，以美國首當其衝。在美國看來，視香港爲不同於中國内地的地方並給予特殊待遇是對香港的一種“青睞”，而現在美認爲不能再“認证香港繼續享有”特殊待遇，首先加强的就是出口管制。不過，根據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説法，近年香港已經很難從美國進口到敏感性技術了。三是提高香港的旅遊警示，停止雙邊引渡條約。這意味着如果有“港獨”分子跑到英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等地，特區政府將無法將那些人繩之以法。四是直接針對港人個體，包括延長簽证或給予奬學金，甚至推出入籍計劃等。如果有港人認爲這些措施是真心爲那些去年走上街頭的年輕人們着想，恐怕是有點太天真。以BNO爲例，在獲得入籍英國的六年時間裏，在英學習和工作，不享有福利，得有多少家底才能撑得下來？説到底，英、澳等國還是更希望接受資財雄厚、有能力、有技術的高端人才，而所謂的庇護“港獨”分子，不過是有挑有揀地找些“代表性人物”罷了。
　　
　　 美西方一些國家利用香港國安法問題大做文章，背後的真實意圖究竟何在？簡言之，一是國内壓力外引，二是借香港問題敲打、遏制中國。就其國内狀况而言，疫情之下，國内經濟、社會矛盾突出，本該是團結其他國家一起應對新冠病毒，但有的國家却借香港國安法問題或中國新疆問題等轉移國内焦點，指責、攻訐取代了客觀、理性。尤其是美國特朗普政府面臨11月大選，在目前與拜登民調差距愈拉愈大的情况下，更是開足馬力“壓力外引”。
　　
　　 在香港問題上，美西方主要國家均在香港擁有較大經濟利益。如香港是美國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場、第四大牛肉和牛肉産品市場、第七大農業産品市場，有1300多家公司在港運作；2018年香港是加拿大第十大出口市場，是加冷藏牛肉的全球最大出口市場以及魚類和海鮮的第四大出口市場，有110多家加公司在港運作；歐盟是香港第四大貨物供應地，2018年香港從歐盟進口貨品的20%、17%分别來自於英國和德國，約有2200多家歐盟公司在港運作。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港經貿利益稍遜於前述國家，其中澳大利亞是香港第二十大貿易伙伴，香港是澳大利亞第十四大貿易伙伴，新西蘭是香港第三十七大貿易伙伴，香港是新西蘭第二十大貿易伙伴。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爲什麽在此次香港國安法問題上，澳大利亞冲在前面，還得到美國的“表揚”。
　　
　　 如此大的商業利益，在中國政府表示會尊重並保護所有國家在港合法利益的前提下，還有一些國家不斷糾纏香港國安法問題，抛開其可能會有的一些“合理擔憂”，更多的恐怕是趁機借“香港牌”向中國政府施壓。
　　
　　 美國已視中國爲主要對手，甚至是“頭號敵人”，動用全政府的力量極盡指責、攻擊之事。近日國務卿蓬佩奥在尼克鬆圖書館暨博物館的演講更是把“共産中國”與“自由世界”對立，儼然發起“新冷戰”的節奏。今年以來，美不斷在疫情、台灣、新疆、香港、南海等問題上向中國發難，不僅以“捍衛人權”的衛士自居，而且鼓動盟友聯合起來向中國施壓，圖謀建立針對中國的“自由世界聯盟”。美以意識形態劃綫，政治化經貿商業議題，根本的目的是遏制、遲滯中國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有些國家或迫於美國的壓力、或急於向美國表忠，也加入“制裁”香港的行列，針對的同樣是中國的快速發展。
　　
　　 21世紀的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空前，中國已深度嵌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中國政府反復表明，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也希望有些國家能真正以其國内人民的福祉爲因循，致力於平等合作、互利共贏，而不是又誤入東西方“冷戰”的歧途。
　　
　　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