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驅車武英高速,從武漢到羅田,不過一個小時的路程。而當年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每次都要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10來個鐘頭。爲了趕上一大早從漢口長途客運站開出的早班車,我經常頭天晚上就離開學校,趕到候車室裏凑合一宿,第二天一早擠上頭班車,下午二三點的時候到達羅田縣城。
後來回家鄉的選擇多了一些。昵稱“胖子”的表哥那幾年是縣農機公司駐武漢的業務員,位於漢口江邊的羅田駐漢辦就成了我回家的中轉站,偶爾能搭上一趟“順風車”。表哥還領着我走過一趟水路。夜裏從武漢客運站上船,披着星光順江而下,到浠水縣境内的蘭豀上岸。此時天還未亮,已有開往羅田的班車候在這裏,三四個小時就可以回到羅田。
一年幾趟的旅行,使我對這條求學之路倍感親切。但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是到武大報到入學的第一次遠行。當時,爲了省點路費,在縣城工作的姨媽聯繫了一輛赴武漢公幹的北京吉普(212)。司機選擇的是從黄州過江到鄂州再到武昌這條路,爲了趕上過江輪渡的頭班船,我們半夜出發,公路上少見車輛、更無行人,偶爾有只野兔驚慌逃過,明亮的車燈洞穿夜幕,掃過原野,在我的眼前呈現出一個紛繁駁雜、與過去的經驗全然不同的世界。
武漢,我來了。
一
一輛“212”連通的兩個世界,有着明顯的差别。其帶來的後果之一,是我經常要爲過往的經歷多費些口舌。
在工作之後的若干年内,常有人奇怪:你的學歷不對呀,初中畢業就考大學了?或者感嘆:你是神童啊。
其實,貌似“神童”一般的早期學歷,只説明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現在的小學加中學念下來,一共要12年。而在我們上學的時候,爲了落實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即“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雲雲),農村中小學校普遍縮短了學制,小學從6年改爲5年,初中和高中都從3年改爲兩年,念完全部中小學一共是9年。我1969年六歲入學發蒙,到1978年參加高考,正好是15歲,考入大學的時候是名副其實的“少年大學生”。
教育革命當然不只體現在縮短學制上,還體現在教學内容和形式上,“既要學工,又要學農”,還要“又紅又專”,因此真正上文化課的時候不多。爲了“學農”,我們伐過森林、修過水庫,插秧、收麥、割油菜、撿紅薯之類的農活兒更是没少干過。那時候的農村孩子上學,不過是爲了找個地方有人看着,安全、健康即可,能否學點什麽是不太講究的。既然家長没要求,學校不重視,大部分同學的日子是比較逍遥的,平時没什麽作業,期末的考試以抄爲主。一個班上只要有一兩位同學能做出考題,其他同學就都可以過關了,從來就没有什麽“學習負擔過重”的説法。
由於家庭的關係,我的學習態度略有不同。我的家庭是農村所謂的“半邊户”。父親張學全是中學教師,從我記事起就一直在家鄉附近的幾所中小學當校長,還當過公社教育輔導組的組長。母親餘月娥是“文革”前農村不多見的中專(羅田縣師範)畢業生,也是教師出身,在六十年代初的職工返鄉潮中被迫下放,回家務農,“文革”後還在大隊小學當過幾年代課教師。我遇上的老師幾乎都曾經是父母的同事,因而對我的監管就比較嚴格而且有效,偶爾還能吃點學習上的“偏飯”。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是班上男生中負責做出作業以供大家傳鈔的人,我的成績决定了全班的成績。當然女生不抄我的作業,牽頭做作業的一般另有其人。
粉碎“四人幫”後,學校逐步改變了“文革”時期的荒唐做法,文化課開始受到重視。但這時我們已經進入瞭高中階段,前面没有打下基礎,語文方面的差距還不明顯,數理化等課程追趕起來十分困難,而且當時還没有正規的教材。記得高一《數學》課,老師一學期只講了課本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化學課則始終在教材的前十幾頁打轉,根本没有翻到20頁以外。高一結束後的暑期,我到父親所在的高廟中學補習,找到一本“文革”前的高中《幾何》課本,一看是我們課堂上從來没有講到過的,如獲至寶,從頭到尾自學了一遍,扎扎實實地填補了一項空白。
1977年的高考,允許在校生報名。學校領導可能是想放個“衛星”吧,動員我作爲在校生報了名。交了報名費,領了準考證,但我自知基礎不牢,水平不到,不是放“衛星”的料,最終臨陣脱逃,没有參加考試。想來也是幸運,如果七七年貿然參加高考,考上個中專什麽的也未可知,人生的軌迹就完全不同了。
七七年高考過後,各地的高考卷子流傳出來,我們中學開始了全校動員做卷子的教學“攻關”。各省數學試卷一般都有一兩道體現難度的“大題”,一開始我們看着像“天書”一樣,完全不知所雲。教數學的餘火明老師是正規的師範畢業生,肚子裏有貨,教學也有點“板眼”,就是脾氣大。他領着我們幾個“數學尖子”日夜琢磨,集思廣益,常常幾天才能做出一道大題。時任學校支部書記的王老師也是數學愛好者,也加入瞭解題“攻關”的行列。有一次,他宣佈解出了一道久攻不下的大題,十分得意。後來經我驗算,發現是他解錯了。又費了不少功夫,才找到正確的解法。
大約是在高二的第一學期,學校組織了全校語文、數學競賽。我參加數學競賽的過程後來成了傳説:據説卷子發下來僅半個小時,監考老師就看見我在座位上左顧右盼、坐立不安,上來一問,原來我已經把題都做完了。後來數學競賽我得了包括附加題在内的滿分:108分。語文競賽拿第一名更是不在話下,因爲語文是我一向的强項。在隨後召開的全校大會上,校長鄭倫先把我大大地夸奬了一番,大意是:毛主席説鄧小平人才難得,我們學校有個張曙紅,在這次兩項競賽中都拿了第一名,也是“人才難得”。
二
1978年的高考,我們分在縣一中的考場。那時候參加高考完全是學生個人的事,家裏不太管,更没有人到場接送。既没有緊張的氣氛,也没有過高的奢望,考場上的發揮基本正常,甚至有些科目可以説是超常發揮。考得最好的是語文,得了85分,傳説是全地區的最高分,但估計僅僅是傳説。最不滿意的是數學,竟然没過及格綫,讓對我抱有厚望的餘老師深感失望。我也一直認爲,我的數學成績有錯判、漏判的可能,或者是因爲我們解題不太規範,丢了一些“冤枉分”。可惜當時没有要求查分。
高考一結束,無憂少慮的高中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我家兄弟姊妺四個,負擔較重,作爲老大的我一畢業就要考慮出門挣錢,以補貼家用。經人介紹,很快就在縣城的一處建築工地當上了“小工”。記得最累的活兒是扛石頭,幾十斤一塊的石頭一扛就是一天。而且石頭邊角鋭利,一不小心就可能弄出個工傷。
好在扛石頭的日子不長。高考成績出來,我上綫了。聽到這消息,我如飛地跑回家參加體檢,連工錢也没結。
我的高考成績剛過重點綫(記得湖北省當年的文科重點綫是340分),報志願的時候,由父親做主,第一志願報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父親的選擇肯定是有理由的:當記者是個好職業;人大又是一所培養官員的好學校。志願表已經交上去了,我心裏却有些不踏實:以剛過重點綫的成績,去競争人大的熱門專業,懸乎。於是自作主張,找了縣城的親戚,從教育局把志願表拿回來,將第一志願改成了“武漢大學中文系”。
後來看,臨時改志願無疑是一次正確的選擇。我的那點分數能够被武大録取,已經是最理想的結果了。難得的是,如此這般的“臨事而懼”,逐漸成爲我性格的一部分,每每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甚至挽救了我的生命。
當武大中文系的録取通知書飛到大别山下的小山村時,確實有些轟動效應。在深水河中學當年五、六個高中畢業班中,本科上綫的我是唯一一個。直到兩年以後,我同届畢業的同學中才有一位通過補習考上大學,另有二三位陸續考上中專。因爲七七届畢業生當時還没有考上大學的,且七九級的學弟也無人得中,因此在恢復高考後最初的二三年裏,我可以説是葉家河公社唯一的大學生。
説起來,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所謂的“戴帽中學”中度過的。高中畢業後没幾年,隨着農村教育逐步正規化,深水河中學被降格爲初級中學,而我讀初中的葉家河七年制學校也取消了初中部,恢復爲小學。
所謂“千頃地裏一棵苗”,父母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親友們也都與有榮焉。家裏專門請來木匠,用最好的樟木給我製作了一口木箱,輕便且有防蟲蛀之效。鄰里送來的鷄蛋、花生之類,無以數計。啓程的那天,鄉親們簇擁到村頭送行,有人點起長長的鞭砲,熱鬧得像過節一樣。
懷揣着母親煮好的鷄蛋,揹負着鄉親們的祝福,尚不知“鄉愁”爲何物的我,第一次走出羅田,走出大山,來到闊大無邊的武漢,來到風景宜人的武大,走進了“老八舍”這個温暖的集體。
三
“老八舍”是位於武大四區(如今的桂園)的一棟三層宿舍樓,據説是五十年代專門爲蘇聯留學生修建的,我們入校時已顯破舊。這一年,武大中文系招進了60人,分成兩個班。一班的大部分住在一樓,我所在的二班住三樓,我住進了三樓最東邊靠北的一間。
六位室友,報到最早的是來自湖南桃源的彭迎喜,他對《紅樓夢》的熟悉和熱愛令我驚奇;路程最遠的是來自遼寧綏中的盧元孝,他是我們宿舍在大學期間培養出來的唯一一位黨員;離家最近的是來自武漢的尚炯瑋,身爲幹部子弟的他是時事八卦的主要來源,我第一次從他嘴裏知道還有個“新四人幫”(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會上去職的汪東興、紀登奎、吴德、陳錫聯等華國鋒舊臣)的説法;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室友中還有一位現役軍人,來自江西南昌的萬鳳琪,他在開學第一周就被指定爲我們班(二班)的班長;與我一樣從農村考來的只有王華敏,家在河南鎮平,但作爲回鄉知青,他的社會閲歷和經驗遠勝於我。
在這樣一個小集體中,我是名副其實的“小字輩”,成了大家關心、幫助的對象。在大學期間,我不止一次生病住院,都是室友們送醫、照料的。有一次住進東湖對面的湖北醫學院附屬醫院,還動了一個小手術,盧元孝等同學輪流看護,如親人一般,令我十分感動。放假回家一説,也讓父母嚇了一跳。
大學生活是清貧的。頭兩年,食堂吃的是份飯。每天早上是固定的饅頭加稀飯,以紅辣蘿蔔條佐之,以至於到現在,看到紅辣蘿蔔條就頗有親近感。中午和晚上的大鍋飯和大鍋菜,吃飽没問題,味道和營養就不能講究了。一些家境稍好的同學,隔一段時間可以出門打打牙祭,後來還形成了由熱干面愛好者組成的“面協”,而像我這樣從農村出來的同學,基本不做此想。同學中還有一些是帶薪學員,更令我們十分眼紅。好在那時候學校的助學金制度幾乎是普惠的,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同學無一例外地都是全額助學金,交完了當月伙食費還略有結餘,以爲零用。我的一位表哥是爲武漢軍區服務的職工,隔三差五地跑一趟軍區,蹭一點咸魚臘肉,是我那時主要的解饞方式。
作爲學生,主要的開銷是買書。除了必不可少的教材,還有不斷解禁的各類經典著作,十分吸引眼球。書店一來好書,大家必蜂擁而至。結果一點點的零花錢都貢獻給書店了。一次悲慘的經歷是,聽説街道口書店到了5元一本的《漢英辭典》,我乘上12路汽車趕去買書,但兜裏只有5塊錢,想買書就只能逃票。不走運的是,下車的時候被售票員盯上了,逃票未遂,還挨了一頓搶白。補票之後,書是買不成了,只好悻悻然回轉。
大學生活是充實的。七八級的同學多數都是混過社會的,對於遲來的深造機會十分珍惜,對於他們來説,學習是一種自覺的追求,所謂“不用揚鞭自奮蹄”。有了大哥哥、大姐姐們的榜樣,我們這些“小字輩”自然也不敢懈怠。各種各樣的必修課、選修課把日子填得滿滿的,而大量的課外閲讀要求又把課餘的時間擠占完了。我常想,幸虧上的是中文系,而且是中國文學專業,閲讀中外文學名著就是我們的本分,讀起來自然也不覺枯燥。記得最愉快的一次閲讀經歷是,從吴葆儉處借得一套剛出版的《魯迅全集》,煌煌16巨册,一本本翻過、一篇篇品味,領悟大師深邃的思考和睿智的文字,每有所悟,必笑出聲來。我不敢説讀懂了魯翁的博大,但至少讀懂了其語言的精微。
今天想來,我在大學的學習經歷,一方面是要努力跟上大學的課程,打下中文專業基礎;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對不完備的中小學教育的一種“補課”。因爲“文革”動亂導致了我們在文化知識上的先天不足,要想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彌補起來,使我們不得不在學習上花費比别人更多的時間。我也確實在學習上花了一些笨功夫的,比如,《詩經》、《楚辭》、《唐詩三百首》等,我都自己鈔録在小本子上,一篇篇從頭背過。選修吴林伯老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課後,又按照老師的要求,老老實實地背誦過幾篇《文心》。大量的古文背誦,無疑提昇了我對文字的駕馭能力,對我後來的碼字職業大有裨益。
大學生活又是多彩的。七八級才子薈萃,各擅勝場。記得入學不久,年級組織過一次文藝晚會,同學們各出絶招,盡展才藝,唱的、跳的、舞的、鬧的,令人瞠目。更有“霍澤征爾”指揮的“山寨音樂會”,陣容强大,儀飾斑斕,裝模作樣,令人捧腹。後來,陸續有學生社團出現,詩社、劇社、攝影社等等,使老八舍的文化生活日益豐富起來。
不過,作爲不折不扣的“土老帽”的我,在這些熱鬧的活動當看客的時候居多。始終没有學會一技之長,連時髦的交際舞都没有學會,也是我大學生活的一大憾事。
四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四年如一瞬,熱鬧的老八舍終於迎來了分别的季節。
走出大山,走進武大,我見識了不一樣的世界,結識了來自天南海北的師友,感受了兄弟般的情誼。雖然土氣未脱,稚嫩依舊,但我的人生已因之而變。
八月的一天,留校的師兄們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車。我即將走進人生的又一個驛站。大山在後,沃野在前。
2015年1月15日
張曙紅簡歷 (學號787047)
男,漢族,1963年10月生於湖北省羅田縣葉家河村。網名:張三。籍貫:湖北羅田。
1969年9月至1976年7月,在葉家河七年制學校就讀小學和初中。
1976年9月至1978年7月,在深水河中學讀高中。
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湖北(羅田)考生。
1982年8月至1991年1月,畢業分配至《中國財貿報》思想工作部,歷任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助理編輯、編輯、記者、主任助理。
1991年1月至1996年8月,任經濟日報評論部副主任;1996年8月至2003年12月,任經濟日報評論部主任。
2003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經濟日報政科文新聞部主任。
2011年12月至今,任經濟日報策劃部主任、高級編輯(二級)。
曾多次獲全國好新聞奬、中國新聞奬,2006年獲第七届長江韜奮奬(韜奮系列),入選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首批人才、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清華大學特聘教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央領導同志直接掌握聯繫的高級專家。
妻:鄧京蓮,中國内部審計協會會計。
女:張菁,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研究生(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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