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一直在爲父親收集散失的文章,幫助母親寫回憶録,而對自己大半生的經歷,却始終没有考慮。好在我對於父母人生經歷非常熟悉,這已經勾勒出了我的前世今生——我的生活和命運,與父母的生活和命運,是那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
1948年秋天,我父親毅然從北平蕭干介紹的《新路》編輯部辭職,回到家鄉滎陽,與母親商量奔赴洛陽解放區。
當時鐵路中斷,父母冒着“一人投共殺全家”的危險,帶着我奶奶,兩個哥哥和姐姐,雇了兩輛驢車,從滎陽急急往洛陽趕(我已在母腹中)。到汜水、鞏縣一帶,是國共兩不管的“陰陽界”,驢伕很緊張,拼命用鞭子打驢,忽然,母親坐的車翻了,她和姐姐從車中跌出,跌得皮破血流——而我在母腹中竟安然無恙。
父親率全家到解放區後,受到當地領導的熱情接待。當他騎着馬,到寶豐中原大學報到時,心潮澎湃,不禁下馬倚石寫了《水終於必到海》一文,號召國統區知識分子與舊社會决裂,投奔解放區來。這篇文章,被解放區的《豫西日報》全文刊載,起到了很大的號召作用。
1949年5月1日,我出生在河南省會開封,當時開封已解放,父母爲我取名“新”。凡奔赴解放區的知識分子,都享受政府的“大包干”待遇,即按家中人口多少發糧發錢。我一出生,家裏添丁添口,即增加30斤麥子,10萬元錢(法幣)。呵,我自出生就自帶錢糧……
一、童年與少年
我出生時,家住南京巷茅胡衕的大院。父親奉命一個人籌建河南省文聯。母親生我滿月後,就到幼兒園工作。
1952年父親參加“作家寫作團”赴朝鮮,我3歲。父親每次從朝鮮來信,有專給孩子寫的,由大哥宣讀。父親在信上説,朝鮮男孩叫“阿林斗姆”,女孩叫“阿林吵鳥”,我指着哥哥説,你們是“阿林斗姆”,我和姐姐是“阿林吵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53年,父親調任中南作協副主席兼《長江文藝》主編,那時他是省級幹部,行政10級。全家隨父親來到武漢,住在漢口黎黄陂路一個租界胡衕裏,隔壁就是“中南作協”。
我們兄妹都在中南育才子弟學校讀小學。那是一個寄宿學校,每人每月交20元錢,吃住和學費全包。但我不喜歡住校,老盼着周日到來。在這裏我只讀了一年,1958年,因鳴放中群衆提意見,説高干子弟特殊化,這個學校被撤銷了。
我和姐姐很頑皮,經常到父親機關裏去玩耍。我們在交誼舞場上穿來穿去,故意碰撞“舞迷子”;我們把一位詩人反鎖在他屋裏,還把一位青年作者的婚房攪得亂七八糟。對這些惡作劇,機關大人不但不生氣,反夸我們“聰明”。我們當然不知道,這些姑息縱容,都是看在父親的地位上。
1957年,我到黎黄陂路小學讀二年級。這年夏天“大鳴大放”中,父母雙雙被劃爲右派。我才8歲,還不懂事,只聽到父母沉重的嘆息,感到家中陰鬱的氣氛,没想到自此以後,我家的命運落入了深淵。機關的人見了我們一臉冷漠,有時還故意找茬訓斥。
1958年初,機關整個搬進市郊花橋新建的中南文聯大院。聽母親説,大院的修建,是父親1953年參加全國第二次政協會時,向周總理反映文藝傢生活條件差,周總理親自批示才修建的。新建文聯的門前,是一座L形的三層辦公樓,掛着中南作協、美協、音協和劇協的四塊牌子,院内有三棟間距很遠的住宅樓,大院寬闊,廣植花木,還有魚塘、籃球場、食堂。可是,當初籌建文聯大院的父親,却被發配到東西湖勞動改造了。
1958下半年,機關開始“大辦鋼鐵”,院中花木被砍伐殆盡,空地上矗起兩座高爐,機關的積極分子日夜在高爐上揮動鐵釺,我母親只能拿着小鎚子,坐在小凳上捶礦石,可最後煉出的全是鐵渣;三年困難時期,院内空地又改作菜地,母親被編入蔬菜組,除了種菜,還要剁猪草、煮猪食、養鷄鴨等,補貼食堂伙食。母親身材矮小,總是用扁擔挑着重重的兩桶猪食,一悠一晃地走進猪圈。我喜歡帶着小伙伴,跑到母親燒猪食的竈房,從竈灰中扒出熟透了的小紅薯根,填充轆轆飢腸。
小學三年級,我上一師附小。因爲“出身”,我的中隊長被罷免,這時文聯大院成了我的樂園。院中的女孩多,我成了她們的主心骨。五年級暑假,我約了六七個小孩,讓每人攢够0.71元,到東湖自主遊玩。大人知道後紛紛反對,可是我們偏不聽話。一個晴朗的夏日,我和小伙伴清晨5點悄悄離家,經過一番乘車乘船,來到了美麗的東湖。至今想起,還爲自己12歲組織這次“旅遊”感到自豪。
1959年夏天的一天,父親從農場回家休息,門房老張就向他告我一狀,原來我領着幾個小孩,給老張寫了封信,開玩笑稱他是晚輩。父親狠狠批評了我。我不服,心想你個右派,有什麽資格管我?父親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當晚他和我在院裏乘凉,認真地説起蘇聯斯大林時代許多革命者在肅反中受冤屈的事。我只有10歲,哪裏聽得懂這些,不過從此增加了對父親的敬意,以後也没再做過父親批評的“不尊重勞動人民”的事。
1960年父母先後“摘帽”。1962年春,父親和省市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參加了著名的爲知識分子“脱帽”的廣州會議,文藝界迎來了“小陽春”。這年夏天我們兄妹三人剛好面臨昇學,沾了形勢的光,都考進了理想的學校。
機關給我家分了套間,父親調到“戲研室”工作。他有很多戲票,我常陪他看戲。父親的文章也要我用工整的童體字幫他謄寫(他是毛筆改鋼筆的繁體字,難認)。當我看到那些文章在《武漢晚報》發表時,真是興奮不已。
初中我讀的是市實驗學校,這是市教育局學習蘇聯辦的十年制試點,校址在一元路,我上學要乘公交車。實驗學校教學質量高,學習風氣濃。1965年,我已讀到8年級,還差兩年就可以考大學了。不幸中蘇關係破裂,十年制學校被取消,我們只算初中畢業生,參加統一中考。
我受蘇聯米丘林事迹影響,喜歡園藝,也不懂中專和高中的區别,填報志願時,第一志願是金口農校,接着幾個志願均是中專。爲此,校長專門到我家找我父母,説以我的成績,不讀高中可惜了;但以出身論,最好别填省重點,建議我報考新建的東湖中學。我聽了校長話,第一志願報考東湖中學,順利地被録取了。
二、“文革”與下放
東湖中學校園之大,環境之優美,遠非市内中學可比。這是個寄宿高中,生活全靠自理。母親每月給我10元錢,除交9.1元伙食費外,剩下0.9元,用來乘坐周日回家往返的公交車。
那年招生,貫徹階級路綫特嚴,我的高中同學大多是工人或市郊菜農的子女。到食堂喫飯,喇叭中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紅色歌曲。校長是個老紅軍,他視察學生食堂,只要看見哪個餐桌上有飯粒饃屑,馬上用手撿起來吃掉,這樣,没有學生敢浪費一粒糧食。
在高中,學《毛選》是重要課程,我們對“老三篇”能熟記至誦;那時强調備戰,到處挖防空洞。學校還有軍事訓練課,學生要學會持槍、卧倒,還要實彈打靶。有時半夜吹哨緊急集合,我們迅速摸黑穿衣,拿着當“槍”的棍棒,隨隊伍在學校附近的田埂上疾走,一不小心,會掉到田埂下面,或踩着一堆牛糞。
1966年“文革”爆發,我們寄宿高中得風氣之先,在運動中鬧得很兇。起初,“紅五類”子弟大樹“自來紅”;出身不好的老師被揪鬥,剃“陰陽頭”。老師、學生中都揪出了“三家村”。一天,高一某班揪出一個英語老師,説是潜藏的國民黨特務,霎時間草坪上大字報鋪天蓋地;還有一次,一個出身好的老師憶苦思甜,拿出舊社會吃的觀音土,學生便一把鼻涕一把泪争搶着把觀音土填到嘴裏。
我的父母雖已摘帽,仍是“摘帽右派”。“文革”時清算“十七年文藝黑綫”,父親又是“反動權威”。大小批鬥會總少不了他,他的肋骨被打斷兩根,母親則成爲陪鬥對象。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我有一種無處藏身的恐懼感。幸而在高三學生中找到了一個旗幟鮮明地反對“血統論”的組織,便急切地參加進去。這些高三的大哥哥們,有思想有主見,辦事果斷,成爲我精神上的靠山。
1966年11月11日,我和幾個同學赴京串聯,在天安門廣場,見到了穿着軍大衣、揮動着右手、乘着敞篷車呼嘯而過的毛澤東。我因個子矮,被安排在金水橋前面席地而坐,接見時後邊的學生拼命擠,險些把我們踩倒。我和同學還手捧語録在天安門前照了相。這是當時我認爲最幸福的時刻。
1967年夏,武漢爆發了一場轟動全國的大武鬥。在江漢路,我親眼目睹了血腥的武鬥場面,長矛、鋼盔、裝甲車……都上了街,數萬群衆涌向街頭,分爲水火不相容的派别,互相謾駡乃至武鬥,死屍暴露在街上……
1968年底,父親被分配到蒲圻“五七”干校,母親只身下放到崇陽農村落户,哥哥姐姐是老大學生,被分配到貧窮偏遠地區教書,我作爲“知青”,隨着老高三的同學到監利插隊落户。一家六口星散六地。
按國家政策,每個知青下農村,由政府下撥700多元安家費,我們做好了“安家落户”的準備,没有奢望回城。我們幾個同學合建了一所茅屋,和農民一樣,靠工分喫飯。當時是人民公社制,社員記工先定底分,一般青年婦女底分有八到九支,而我只有七支(當地話,即七成、七分)。夏天,我們冒着酷暑在水田裏插秧,汗水順着衣襟往下淌;冬天,我們冒着寒風上河挑堤,穿着一身單衣却渾身冒汗。可是,勞動一年,我連口糧都顧不住。1969年,隊裏對棉田實行了承包制,我和一位女知青,與一個老婆婆和一個小姑娘4人,大膽承包了14畝棉田,學會了全套的種棉技術。年底分紅,除吃糧燒柴外,還分到90多元錢。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
我在農村勞動兩三年,除了偶爾父親接濟,基本做到自養自活。這段經歷,既是苦難,也是“資本”。我從幼年養尊處優的嬌嬌女,變成了一個雙手老繭的農民,嘗盡了生活的苦辣酸辛。後來和老“知青”談起下放,一致認爲,有當知青“這碗酒墊底”,什麽樣的困難都是小菜一碟。
自1970年起,下鄉知青紛紛被招工回城,我因出身問題,一直呆到1972年。幸虧不久落實了知識分子政策,父母先後回城,我也在同學指點下,鑽“病退”的羊腸小道,把户口轉回了武漢。
三、回城之後
回漢後,工作極爲難找。那是“讀書無用”的時代,教師地位低,又需一定文化,所以當代課老師還能找到機會。我先後代過幾個學校的初中語文、地理、農基(生物課“文革”版),還教過高一的農基。由於學生厭學,課堂紀律差,講起課來很是費力。1975年,我放棄了在某中學轉正的機會,到一家街辦半導體廠當了一名工人。
當時最可惜的,是放棄了一個學國畫機會。我自幼喜歡畫畫,回城後,我家樓上70多歲的畫家張老同意收我爲徒。張老是全國十大花鳥畫家之一,由於極左思潮批“黑畫”,他在家賦閒。張老已教給我畫梅花、牡丹等技法,我却因當工人而中止了學習。
學畫不成,最大收穫是認識了自告奮勇來教我畫畫的老沈,後來成了我的終生伴侣。
1975年,我年已26歲,進半導體廠做了一名學徒工,躋身“工人階級”行列。在這裏上班,要穿白大褂、戴口罩,車間地上打蠟,工作環境看似舒適,而我的工作是對硅片進行“化學處理”,要和高濃度硝酸、硫酸、氫氟酸打交道,工種不僅有毒而且危險。好在工作時間短,工餘可以看書。我從同學那裏借到很多書,最愛看的是歐洲十八世紀文藝復興時關於“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等人道主義的理論著述和文學作品,它們使我獲得了温暖和力量。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我没敢報名,1978年,我想嘗試仍猶豫不决,因我的工齡較短,按政策不能帶薪。
這時,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而來。父母二十多年的冤案平反了。父親如枯木逢春,焕發出極大活力,以67歲的高齡擔任武漢市作協主席並主編《芳草》。父母全力支持我考大學,他們鼓勵我:“你只管專心去考,學費不必考慮。”高考時天氣炎熱,母親每天比我起得早,先把早飯準備好,再叫我起床。至今思之,猶感父母恩。
1978年秋,我以29歲的年齡,考入了武漢大學中文系。這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四、畢業後的工作
大學4年生活,在我班同學共同編輯的《老八舍往事》中已有詳細回顧,就不贅述了。下面再説畢業後的經歷。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省裏一個科研單位從事文學研究。80年代院里人才濟濟,同事大部分是碩士學歷,領導也多是經過“文革”又啓用的專家學者,科研氛圍很濃。
但我畢業已33歲,剛參加工作就忙着結婚。34歲生下了兒子。當時兩邊的老人都已年邁,没精力再帶孫輩。幸虧我不坐班,就挑起了家庭和工作兩副擔子。
父母已搬進鄂城墩的“高知樓”,把花橋的老房子爲我留了一間。我請了小保姆,在走廊上搭了暗樓讓她住宿。一間屋子擁擠不堪放不下書桌,我就在孩子哭鬧聲中,掀起被褥,趴在床板上寫作。這樣的生活,一直延續到兒子上幼兒園。
我最初工作是文學評論,曾發表過幾十篇文章,結集爲《文學論稿》(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除此之外,我也編書,評注古代散文,後來便致力於撰寫學術專著。1998年被評爲研究員。
我發現在中國歷代的“强勢話語”之外,有許多不爲人所知的極富價值的文化内容。我的興趣是在邊緣上探索,希望能從正史的縫隙中諦聽到人性的呼喊,從統治者“存天理,滅人欲”的説教中看到情感的抒發、性靈的閃光,從男權中心社會的深層尋覓女性話語,從嚴密的新聞封鎖中聽到黎民的苦難呻吟。在我所編著的書中,自己較喜歡的有《明清性靈小品》(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我主編,參加者有童志剛等)、《閒書四種》(湖北辭書出版社,1995年)、《1942年:河南大饑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撰寫的學術著作有《袁枚的思想與人生》(南京出版社,1998年)和《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
90年代以來,80年代那種充盈的創造活力漸漸消退,官本位、金錢勢力開始侵入科研單位。科研工作本是一種獨立的精神勞動,而現實中的考核機制、課題經費管理辦法、職稱評定等,都越來越趨近於向“權”、“錢”靠攏,科研人員逐漸失去了寫作的自由空間。
2004年5月,我55歲,被單位人事處按照普通女性退休年齡“一刀切”地列入退休行列。我是研究員,手上還有未完成的省級課題,我根據國家有關文件向省人事廳提出申訴,希望延長到60歲,未果。2005年5月我正式退休。
五、退休至今
2007年5月,由於大家庭重心的轉移,我和哥哥姐姐一起,把95歲的老母接到北京。母親幾十年受了太多委屈與辛勞,我們希望爲她創造一個幸福晚年。我們帶她登上天安門,參觀了奥運會場館,到天壇、頤和園等名勝觀光,每逢節假日,孫子輩的也回來探望。
2012年,由於電影《1942》的熱播,河南大饑荒的真相也成爲媒體關注的熱點。大饑荒餓死300萬人,而秉筆直書的中國記者,竟只有《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和我父親兩人。大饑荒中,父親以“流螢”爲筆名寫的一系列灾區通訊,以及結集的《豫灾剪影》,成爲記録大灾荒的珍貴史料。此時,父親已去世14年,母親已年届百歲,她精神矍鑠,思路清晰,多次接受電視台報刊等媒體采訪,講述父親“單騎百裏寫豫灾”的經過。
我在2005年編寫了《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劉道清策劃),201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該書的“增訂本”,其中補充了幾十篇《前鋒報》跟踪灾情連續的社評。在“增訂本”序言《追尋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歷史真相》中,我以2萬多字的篇幅概述了河南大饑荒發生的全過程。由於電影《1942》只展現了大饑荒中的現象,對“大饑荒是怎樣緩解的”這個關鍵問題並没有作出回答,爲此,社會上衆説紛紛,莫衷一是,有人説是日本人救灾,有人説是國民黨,有人説共産黨邊區政府,爲此,《南方週末》特地找到我,詢問答案。我將序言有關部分發給他們,2012年12月6日《南方週末》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的《大饑荒是怎樣結束的》一文(老天開恩,灾民自救;政府掩過,發力救灾;民間組織,義賑募捐;中外媒體,督促救灾)。
我自大學畢業,在省社科院幹了二十多年,這是一個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門,但我並不後悔選擇了這個職業。多年的工作經歷,培養了我探求知識的持續興趣和根據事實推斷結論的思維習慣。這些能力到老年並不過時。
如今是互聯網時代,我學會了電腦操作,有了電子郵箱、QQ,微信、博客等,在網上發表“作品”、出版書籍更自主,更隨意了。
2012年12月,我和大哥、老公爲百歲老母慶壽,編了《百歲華誕》的畫傳;2013年11月20日,我的百歲老母因病去世。我們又編了《長河落日圓》,表達對母親的敬重和緬懷之情。這些書都没書號,但對我們家族是很珍貴的。
從河南大饑荒這段歷史的空缺中,我發現,過去歷史教科書和文學史上,空缺的歷史遠不止此,需要後人鈎沉的歷史真相還有很多,這有待知情人進一步努力。目前我正根據父親抗戰時期編過的《陣中日報·軍人魂》,鈎沉當時散失的文學作品,争取在抗戰勝利70週年,編成《國統區抗戰文學鈎沉》一書。
我今年已65歲,但仍思維清晰,身體健康。我在青壯年時代蹉跎時光太多,到了老年,倍加珍惜自由支配的時光,既想享受生活的樂趣,還想完成没有實現的理想。我希望成爲一個自立自强的老人,老有所樂,老有所爲,把老年造就成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2014年11月
宋致新簡歷 (學號787051)
女,漢族,1949年5月1日生於河南開封。網名:宋姐。籍貫:河南滎陽。
1953年隨父母到武漢,在武漢生活了五十多年。1957年父母雙雙被劃爲右派,學生時代備受“出身論”影響。初中讀武漢市實驗學校,高中在東湖中學讀到高一,“文革”起,參加高三的反“唯出身論”的紅衛兵組織。
1968年隨高三同學到監利插隊落户。1972年落實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父母先後回城,我因“病退”將户口轉回武漢,先後在幾所中學代課。1975年10月放棄在中學轉正機會,到一家街辦半導體廠當工人。
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湖北(武漢)考生。
1982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98年被評爲研究員。
2005年退休。從2007年5月起,和哥哥姐姐一起把老母接到北京照顧。2010年在燕郊定居。2013年11月母親去世後,繼續整理父母未完成的文化工作。
丈夫沈冬,湖北美術學院碩士,江漢大學藝術係副教授,已退休。
兒子沈忱,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現任中央電視台文藝頻道“開門大吉”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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