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一直在爲父親收集散失的文章，幫助母親寫回憶録，而對自己大半生的經歷，却始終没有考慮。好在我對於父母人生經歷非常熟悉，這已經勾勒出了我的前世今生——我的生活和命運，與父母的生活和命運，是那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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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秋天，我父親毅然從北平蕭干介紹的《新路》編輯部辭職，回到家鄉滎陽，與母親商量奔赴洛陽解放區。

　　當時鐵路中斷，父母冒着“一人投共殺全家”的危險，帶着我奶奶，兩個哥哥和姐姐，雇了兩輛驢車，從滎陽急急往洛陽趕（我已在母腹中）。到汜水、鞏縣一帶，是國共兩不管的“陰陽界”，驢伕很緊張，拼命用鞭子打驢，忽然，母親坐的車翻了，她和姐姐從車中跌出，跌得皮破血流——而我在母腹中竟安然無恙。

　　父親率全家到解放區後，受到當地領導的熱情接待。當他騎着馬，到寶豐中原大學報到時，心潮澎湃，不禁下馬倚石寫了《水終於必到海》一文，號召國統區知識分子與舊社會决裂，投奔解放區來。這篇文章，被解放區的《豫西日報》全文刊載，起到了很大的號召作用。

　　1949年5月1日，我出生在河南省會開封，當時開封已解放，父母爲我取名“新”。凡奔赴解放區的知識分子，都享受政府的“大包干”待遇，即按家中人口多少發糧發錢。我一出生，家裏添丁添口，即增加30斤麥子，10萬元錢（法幣）。呵，我自出生就自帶錢糧……

　　一、童年與少年

　　我出生時，家住南京巷茅胡衕的大院。父親奉命一個人籌建河南省文聯。母親生我滿月後，就到幼兒園工作。

　　1952年父親參加“作家寫作團”赴朝鮮，我3歲。父親每次從朝鮮來信，有專給孩子寫的，由大哥宣讀。父親在信上説，朝鮮男孩叫“阿林斗姆”，女孩叫“阿林吵鳥”，我指着哥哥説，你們是“阿林斗姆”，我和姐姐是“阿林吵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53年，父親調任中南作協副主席兼《長江文藝》主編，那時他是省級幹部，行政10級。全家隨父親來到武漢，住在漢口黎黄陂路一個租界胡衕裏，隔壁就是“中南作協”。

　　我們兄妹都在中南育才子弟學校讀小學。那是一個寄宿學校，每人每月交20元錢，吃住和學費全包。但我不喜歡住校，老盼着周日到來。在這裏我只讀了一年，1958年，因鳴放中群衆提意見，説高干子弟特殊化，這個學校被撤銷了。

　　我和姐姐很頑皮，經常到父親機關裏去玩耍。我們在交誼舞場上穿來穿去，故意碰撞“舞迷子”；我們把一位詩人反鎖在他屋裏，還把一位青年作者的婚房攪得亂七八糟。對這些惡作劇，機關大人不但不生氣，反夸我們“聰明”。我們當然不知道，這些姑息縱容，都是看在父親的地位上。

　　1957年，我到黎黄陂路小學讀二年級。這年夏天“大鳴大放”中，父母雙雙被劃爲右派。我才8歲，還不懂事，只聽到父母沉重的嘆息，感到家中陰鬱的氣氛，没想到自此以後，我家的命運落入了深淵。機關的人見了我們一臉冷漠，有時還故意找茬訓斥。

　　1958年初，機關整個搬進市郊花橋新建的中南文聯大院。聽母親説，大院的修建，是父親1953年參加全國第二次政協會時，向周總理反映文藝傢生活條件差，周總理親自批示才修建的。新建文聯的門前，是一座L形的三層辦公樓，掛着中南作協、美協、音協和劇協的四塊牌子，院内有三棟間距很遠的住宅樓，大院寬闊，廣植花木，還有魚塘、籃球場、食堂。可是，當初籌建文聯大院的父親，却被發配到東西湖勞動改造了。

　　1958下半年，機關開始“大辦鋼鐵”，院中花木被砍伐殆盡，空地上矗起兩座高爐，機關的積極分子日夜在高爐上揮動鐵釺，我母親只能拿着小鎚子，坐在小凳上捶礦石，可最後煉出的全是鐵渣；三年困難時期，院内空地又改作菜地，母親被編入蔬菜組，除了種菜，還要剁猪草、煮猪食、養鷄鴨等，補貼食堂伙食。母親身材矮小，總是用扁擔挑着重重的兩桶猪食，一悠一晃地走進猪圈。我喜歡帶着小伙伴，跑到母親燒猪食的竈房，從竈灰中扒出熟透了的小紅薯根，填充轆轆飢腸。

　　小學三年級，我上一師附小。因爲“出身”，我的中隊長被罷免，這時文聯大院成了我的樂園。院中的女孩多，我成了她們的主心骨。五年級暑假，我約了六七個小孩，讓每人攢够0.71元，到東湖自主遊玩。大人知道後紛紛反對，可是我們偏不聽話。一個晴朗的夏日，我和小伙伴清晨5點悄悄離家，經過一番乘車乘船，來到了美麗的東湖。至今想起，還爲自己12歲組織這次“旅遊”感到自豪。

　　1959年夏天的一天，父親從農場回家休息，門房老張就向他告我一狀，原來我領着幾個小孩，給老張寫了封信，開玩笑稱他是晚輩。父親狠狠批評了我。我不服，心想你個右派，有什麽資格管我？父親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當晚他和我在院裏乘凉，認真地説起蘇聯斯大林時代許多革命者在肅反中受冤屈的事。我只有10歲，哪裏聽得懂這些，不過從此增加了對父親的敬意，以後也没再做過父親批評的“不尊重勞動人民”的事。

　　1960年父母先後“摘帽”。1962年春，父親和省市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參加了著名的爲知識分子“脱帽”的廣州會議，文藝界迎來了“小陽春”。這年夏天我們兄妹三人剛好面臨昇學，沾了形勢的光，都考進了理想的學校。

　　機關給我家分了套間，父親調到“戲研室”工作。他有很多戲票，我常陪他看戲。父親的文章也要我用工整的童體字幫他謄寫（他是毛筆改鋼筆的繁體字，難認）。當我看到那些文章在《武漢晚報》發表時，真是興奮不已。

　　初中我讀的是市實驗學校，這是市教育局學習蘇聯辦的十年制試點，校址在一元路，我上學要乘公交車。實驗學校教學質量高，學習風氣濃。1965年，我已讀到8年級，還差兩年就可以考大學了。不幸中蘇關係破裂，十年制學校被取消，我們只算初中畢業生，參加統一中考。

　　我受蘇聯米丘林事迹影響，喜歡園藝，也不懂中專和高中的區别，填報志願時，第一志願是金口農校，接着幾個志願均是中專。爲此，校長專門到我家找我父母，説以我的成績，不讀高中可惜了；但以出身論，最好别填省重點，建議我報考新建的東湖中學。我聽了校長話，第一志願報考東湖中學，順利地被録取了。

　　二、“文革”與下放

　　東湖中學校園之大，環境之優美，遠非市内中學可比。這是個寄宿高中，生活全靠自理。母親每月給我10元錢，除交9.1元伙食費外，剩下0.9元，用來乘坐周日回家往返的公交車。

　　那年招生，貫徹階級路綫特嚴，我的高中同學大多是工人或市郊菜農的子女。到食堂喫飯，喇叭中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紅色歌曲。校長是個老紅軍，他視察學生食堂，只要看見哪個餐桌上有飯粒饃屑，馬上用手撿起來吃掉，這樣，没有學生敢浪費一粒糧食。

　　在高中，學《毛選》是重要課程，我們對“老三篇”能熟記至誦；那時强調備戰，到處挖防空洞。學校還有軍事訓練課，學生要學會持槍、卧倒，還要實彈打靶。有時半夜吹哨緊急集合，我們迅速摸黑穿衣，拿着當“槍”的棍棒，隨隊伍在學校附近的田埂上疾走，一不小心，會掉到田埂下面，或踩着一堆牛糞。

　　1966年“文革”爆發，我們寄宿高中得風氣之先，在運動中鬧得很兇。起初，“紅五類”子弟大樹“自來紅”；出身不好的老師被揪鬥，剃“陰陽頭”。老師、學生中都揪出了“三家村”。一天，高一某班揪出一個英語老師，説是潜藏的國民黨特務，霎時間草坪上大字報鋪天蓋地；還有一次，一個出身好的老師憶苦思甜，拿出舊社會吃的觀音土，學生便一把鼻涕一把泪争搶着把觀音土填到嘴裏。

　　我的父母雖已摘帽，仍是“摘帽右派”。“文革”時清算“十七年文藝黑綫”，父親又是“反動權威”。大小批鬥會總少不了他，他的肋骨被打斷兩根，母親則成爲陪鬥對象。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我有一種無處藏身的恐懼感。幸而在高三學生中找到了一個旗幟鮮明地反對“血統論”的組織，便急切地參加進去。這些高三的大哥哥們，有思想有主見，辦事果斷，成爲我精神上的靠山。

　　1966年11月11日，我和幾個同學赴京串聯，在天安門廣場，見到了穿着軍大衣、揮動着右手、乘着敞篷車呼嘯而過的毛澤東。我因個子矮，被安排在金水橋前面席地而坐，接見時後邊的學生拼命擠，險些把我們踩倒。我和同學還手捧語録在天安門前照了相。這是當時我認爲最幸福的時刻。

　　1967年夏，武漢爆發了一場轟動全國的大武鬥。在江漢路，我親眼目睹了血腥的武鬥場面，長矛、鋼盔、裝甲車……都上了街，數萬群衆涌向街頭，分爲水火不相容的派别，互相謾駡乃至武鬥，死屍暴露在街上……

　　1968年底，父親被分配到蒲圻“五七”干校，母親只身下放到崇陽農村落户，哥哥姐姐是老大學生，被分配到貧窮偏遠地區教書，我作爲“知青”，隨着老高三的同學到監利插隊落户。一家六口星散六地。

　　按國家政策，每個知青下農村，由政府下撥700多元安家費，我們做好了“安家落户”的準備，没有奢望回城。我們幾個同學合建了一所茅屋，和農民一樣，靠工分喫飯。當時是人民公社制，社員記工先定底分，一般青年婦女底分有八到九支，而我只有七支（當地話，即七成、七分）。夏天，我們冒着酷暑在水田裏插秧，汗水順着衣襟往下淌；冬天，我們冒着寒風上河挑堤，穿着一身單衣却渾身冒汗。可是，勞動一年，我連口糧都顧不住。1969年，隊裏對棉田實行了承包制，我和一位女知青，與一個老婆婆和一個小姑娘4人，大膽承包了14畝棉田，學會了全套的種棉技術。年底分紅，除吃糧燒柴外，還分到90多元錢。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

　　我在農村勞動兩三年，除了偶爾父親接濟，基本做到自養自活。這段經歷，既是苦難，也是“資本”。我從幼年養尊處優的嬌嬌女，變成了一個雙手老繭的農民，嘗盡了生活的苦辣酸辛。後來和老“知青”談起下放，一致認爲，有當知青“這碗酒墊底”，什麽樣的困難都是小菜一碟。

　　自1970年起，下鄉知青紛紛被招工回城，我因出身問題，一直呆到1972年。幸虧不久落實了知識分子政策，父母先後回城，我也在同學指點下，鑽“病退”的羊腸小道，把户口轉回了武漢。

　　三、回城之後

　　回漢後，工作極爲難找。那是“讀書無用”的時代，教師地位低，又需一定文化，所以當代課老師還能找到機會。我先後代過幾個學校的初中語文、地理、農基（生物課“文革”版），還教過高一的農基。由於學生厭學，課堂紀律差，講起課來很是費力。1975年，我放棄了在某中學轉正的機會，到一家街辦半導體廠當了一名工人。

　　當時最可惜的，是放棄了一個學國畫機會。我自幼喜歡畫畫，回城後，我家樓上70多歲的畫家張老同意收我爲徒。張老是全國十大花鳥畫家之一，由於極左思潮批“黑畫”，他在家賦閒。張老已教給我畫梅花、牡丹等技法，我却因當工人而中止了學習。

　　學畫不成，最大收穫是認識了自告奮勇來教我畫畫的老沈，後來成了我的終生伴侣。

　　1975年，我年已26歲，進半導體廠做了一名學徒工，躋身“工人階級”行列。在這裏上班，要穿白大褂、戴口罩，車間地上打蠟，工作環境看似舒適，而我的工作是對硅片進行“化學處理”，要和高濃度硝酸、硫酸、氫氟酸打交道，工種不僅有毒而且危險。好在工作時間短，工餘可以看書。我從同學那裏借到很多書，最愛看的是歐洲十八世紀文藝復興時關於“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等人道主義的理論著述和文學作品，它們使我獲得了温暖和力量。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我没敢報名，1978年，我想嘗試仍猶豫不决，因我的工齡較短，按政策不能帶薪。

　　這時，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而來。父母二十多年的冤案平反了。父親如枯木逢春，焕發出極大活力，以67歲的高齡擔任武漢市作協主席並主編《芳草》。父母全力支持我考大學，他們鼓勵我：“你只管專心去考，學費不必考慮。”高考時天氣炎熱，母親每天比我起得早，先把早飯準備好，再叫我起床。至今思之，猶感父母恩。

　　1978年秋，我以29歲的年齡，考入了武漢大學中文系。這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四、畢業後的工作

　　大學4年生活，在我班同學共同編輯的《老八舍往事》中已有詳細回顧，就不贅述了。下面再説畢業後的經歷。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省裏一個科研單位從事文學研究。80年代院里人才濟濟，同事大部分是碩士學歷，領導也多是經過“文革”又啓用的專家學者，科研氛圍很濃。

　　但我畢業已33歲，剛參加工作就忙着結婚。34歲生下了兒子。當時兩邊的老人都已年邁，没精力再帶孫輩。幸虧我不坐班，就挑起了家庭和工作兩副擔子。

　　父母已搬進鄂城墩的“高知樓”，把花橋的老房子爲我留了一間。我請了小保姆，在走廊上搭了暗樓讓她住宿。一間屋子擁擠不堪放不下書桌，我就在孩子哭鬧聲中，掀起被褥，趴在床板上寫作。這樣的生活，一直延續到兒子上幼兒園。

　　我最初工作是文學評論，曾發表過幾十篇文章，結集爲《文學論稿》（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除此之外，我也編書，評注古代散文，後來便致力於撰寫學術專著。1998年被評爲研究員。

　　我發現在中國歷代的“强勢話語”之外，有許多不爲人所知的極富價值的文化内容。我的興趣是在邊緣上探索，希望能從正史的縫隙中諦聽到人性的呼喊，從統治者“存天理，滅人欲”的説教中看到情感的抒發、性靈的閃光，從男權中心社會的深層尋覓女性話語，從嚴密的新聞封鎖中聽到黎民的苦難呻吟。在我所編著的書中，自己較喜歡的有《明清性靈小品》（湖北辭書出版社，1994年，我主編，參加者有童志剛等）、《閒書四種》（湖北辭書出版社，1995年）、《1942年：河南大饑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撰寫的學術著作有《袁枚的思想與人生》（南京出版社，1998年）和《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

　　90年代以來，80年代那種充盈的創造活力漸漸消退，官本位、金錢勢力開始侵入科研單位。科研工作本是一種獨立的精神勞動，而現實中的考核機制、課題經費管理辦法、職稱評定等，都越來越趨近於向“權”、“錢”靠攏，科研人員逐漸失去了寫作的自由空間。

　　2004年5月，我55歲，被單位人事處按照普通女性退休年齡“一刀切”地列入退休行列。我是研究員，手上還有未完成的省級課題，我根據國家有關文件向省人事廳提出申訴，希望延長到60歲，未果。2005年5月我正式退休。

　　五、退休至今

　　2007年5月，由於大家庭重心的轉移，我和哥哥姐姐一起，把95歲的老母接到北京。母親幾十年受了太多委屈與辛勞，我們希望爲她創造一個幸福晚年。我們帶她登上天安門，參觀了奥運會場館，到天壇、頤和園等名勝觀光，每逢節假日，孫子輩的也回來探望。

　　2012年，由於電影《1942》的熱播，河南大饑荒的真相也成爲媒體關注的熱點。大饑荒餓死300萬人，而秉筆直書的中國記者，竟只有《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和我父親兩人。大饑荒中，父親以“流螢”爲筆名寫的一系列灾區通訊，以及結集的《豫灾剪影》，成爲記録大灾荒的珍貴史料。此時，父親已去世14年，母親已年届百歲，她精神矍鑠，思路清晰，多次接受電視台報刊等媒體采訪，講述父親“單騎百裏寫豫灾”的經過。

　　我在2005年編寫了《1942：河南大饑荒》一書（劉道清策劃），201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該書的“增訂本”，其中補充了幾十篇《前鋒報》跟踪灾情連續的社評。在“增訂本”序言《追尋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歷史真相》中，我以2萬多字的篇幅概述了河南大饑荒發生的全過程。由於電影《1942》只展現了大饑荒中的現象，對“大饑荒是怎樣緩解的”這個關鍵問題並没有作出回答，爲此，社會上衆説紛紛，莫衷一是，有人説是日本人救灾，有人説是國民黨，有人説共産黨邊區政府，爲此，《南方週末》特地找到我，詢問答案。我將序言有關部分發給他們，2012年12月6日《南方週末》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的《大饑荒是怎樣結束的》一文（老天開恩，灾民自救；政府掩過，發力救灾；民間組織，義賑募捐；中外媒體，督促救灾）。

　　我自大學畢業，在省社科院幹了二十多年，這是一個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門，但我並不後悔選擇了這個職業。多年的工作經歷，培養了我探求知識的持續興趣和根據事實推斷結論的思維習慣。這些能力到老年並不過時。

　　如今是互聯網時代，我學會了電腦操作，有了電子郵箱、QQ，微信、博客等，在網上發表“作品”、出版書籍更自主，更隨意了。

　　2012年12月，我和大哥、老公爲百歲老母慶壽，編了《百歲華誕》的畫傳；2013年11月20日，我的百歲老母因病去世。我們又編了《長河落日圓》，表達對母親的敬重和緬懷之情。這些書都没書號，但對我們家族是很珍貴的。

　　從河南大饑荒這段歷史的空缺中，我發現，過去歷史教科書和文學史上，空缺的歷史遠不止此，需要後人鈎沉的歷史真相還有很多，這有待知情人進一步努力。目前我正根據父親抗戰時期編過的《陣中日報·軍人魂》，鈎沉當時散失的文學作品，争取在抗戰勝利70週年，編成《國統區抗戰文學鈎沉》一書。

　　我今年已65歲，但仍思維清晰，身體健康。我在青壯年時代蹉跎時光太多，到了老年，倍加珍惜自由支配的時光，既想享受生活的樂趣，還想完成没有實現的理想。我希望成爲一個自立自强的老人，老有所樂，老有所爲，把老年造就成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2014年11月

　　宋致新簡歷　（學號787051）

　　女，漢族，1949年5月1日生於河南開封。網名：宋姐。籍貫：河南滎陽。

　　1953年隨父母到武漢，在武漢生活了五十多年。1957年父母雙雙被劃爲右派，學生時代備受“出身論”影響。初中讀武漢市實驗學校，高中在東湖中學讀到高一，“文革”起，參加高三的反“唯出身論”的紅衛兵組織。

　　1968年隨高三同學到監利插隊落户。1972年落實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父母先後回城，我因“病退”將户口轉回武漢，先後在幾所中學代課。1975年10月放棄在中學轉正機會，到一家街辦半導體廠當工人。

　　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湖北（武漢）考生。

　　1982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98年被評爲研究員。

　　2005年退休。從2007年5月起，和哥哥姐姐一起把老母接到北京照顧。2010年在燕郊定居。2013年11月母親去世後，繼續整理父母未完成的文化工作。

　　丈夫沈冬，湖北美術學院碩士，江漢大學藝術係副教授，已退休。

　　兒子沈忱，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現任中央電視台文藝頻道“開門大吉”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