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52年9月出生在武漢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測量工程師，母親是中學教師。我父母都是鄂西人，抗戰時，陳誠主政湖北省，將省内中學大部遷往鄂西，成立了由幾十所分校組成的湖北聯合中學，實行學雜費全免的戰時義務教育，是當時國統區内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我父母受益於這項政策，在戰亂的年月裏受到良好的教育，並於抗戰勝利那一年順利進入大學。我父親學的航空攝影測量專業，解放後一直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辦）工作；母親讀的師範學院，長期在中學任教。

　　長辦的宿舍區有好幾處，我們住在漢口長春街的宿舍區，是由十棟房子組成的大院。現在回想那些房子，大多應該是屬於公館或豪宅性質的，但當時被衆多住户分割雜居，並不成樣子。2002年前後，在拆除這些房子時，曾在一片廢墟上留下了已揭去樓頂的一棟（後來還是拆了），據説那是黎元洪的舊居。現在，宿舍的原址上已建成了小資情調的“武漢天地”，但好歹把我們宿舍區的大門坊留了下來，作爲古董矗在那裏。至於民國時不爲人知的豪宅故事和解放後我們親歷的大雜院往事，則都已隨風遠逝了。

　　1959年，我就讀於宿舍邊的長春街小學，學生來源大致可分爲三個部分：除長辦子弟外，有50年代從上海遷來的中原無綫電廠的子弟，以及勝利街以下被稱爲麻陽街的一大片棚户區的工人子弟。大齡學生都是工人子弟，小學畢業後很多都參加工作了。我的一個關係很好的同學就成了送奶工人，曾一度負責我們宿舍片的送奶。中原無綫電廠的子弟是單獨組班的，他們相互之間説上海話，打扮入時，漂亮女生也多，但和我們没有什麽來往。長辦子弟的特點是學習好，若以成績排名，全校最好的一撥幾乎全是我們院子裏的，“阿拉”們很難入圍。

　　1965年我考入市二十中，學校位於漢口市中心的合作路，原來是一所1909年成立的教會女中，名爲聖羅以女中，解放後的1955年才開始男女兼收。我家離學校有4站路，所以我從13歲起就開始跑月票上學。可惜僅僅念完初一，“文革”就開始了。1966年10月，14歲的我和同學外出串聯，先經鄭州到上海，再從上海去北京，經歷了火車上前所未有的擁擠和混亂。在北京我參加了在西郊機場舉行的毛主席第8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但因場面失控，毛的小車疾駛而過，我什麽都没有看到。

　　回到武漢後，我又和同學一起參加了徒步串聯。這次是去韶山，12月13日出發，沿着鐵路，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途中在岳陽休息了幾天。12月31日在離韶山十多裏地的地方歇息，第二天是1967年元旦，我們迎着朝陽去韶山朝聖。

　　“文革”中我的家被抄，外婆被趕回原籍，母親因大學期間做過學生幹部的歷史問題被隔離審查，後來又去了干校，父親也經常不在家。1969年1月我下鄉插隊時，是獨自離家的。我還有弟妹各一，以後也相繼下鄉當了知青，家庭成員四散，一度有些慘。

　　不過“文革”最混亂的那兩年，也還是有些成長中的樂趣。大院裏的大人自顧不暇，我們的自由大多了。不用上學，但閒書看了不少，玩得也開心。1968年底，學校在禮堂舉行了一個昇學還是下鄉的辯論會，主張昇學的同學發言，下面是一片嘘聲；主張下鄉的同學登台，則贏得海潮般的歡呼。那年頭，是真快活，也是真傻！

　　1969年1月，我和同班的四位同學一起，下放到湖北省洪湖縣土京公社官廳二隊插隊落户。嚴酷的農村現實，瞬間便打破了我們對知青生活的虚幻憧憬。

　　下鄉三年，以1970年夏季開始的招工爲限，可分爲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學習農活，接觸社會，雖然無奈，倒也安心。我的勞動表現是很好的，干活從不偷懶，在水利工地上獲得了不少奬狀；後一個階段則整天盼招工，無心下地，生活也因此一塌糊涂。和我同組的幾位同伴，逞勇好勝，四處打架鬥毆，在當地知青圈中有大名，也讓我的生活更加不堪。當然，時過境遷，日後我離開了那裏，這些經歷都成了我吹牛聊天的好材料。

　　1972年1月，我被招到洪湖縣物資局，成了一名國家幹部。當時我是一心想回武漢的，也很想做一名真正的産業工人，所以對留在當地，很不甘心，對所謂的幹部身份也毫無認識。1976年底，我選擇對調的方式回武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人事處的老師給我打電話，説幹部是組織調動的，工人才能對調，所以你必須放棄幹部身份。我不加考慮就同意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在體制内，兩種身份的待遇差距，其實是很大的。

　　我在洪湖縣物資局工作了五年，被派駐武漢，負責全縣包括金屬、建材、化工、機電等所有計劃物資的催提和運輸。那幾年，是我一生中接觸社會最爲深入也最爲忙碌的一段時光。長期住在漢口花樓街的一家旅社裏，没日没夜地全天候工作，挎包裏塞滿了各類合同訂單與支票，整天跑的是公司、工廠、倉庫、貨場、車站、碼頭，開單提貨，裝車卸貨，搬運上船，與管理人員碼頭工人地下苦力船老大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那些年我對工作一直不安心，覺得委屈了自己，事後回想，倒也獲益匪淺啊！

　　1977年1月，我如願調回武漢。從下鄉插隊算起，整整八年動盪無序忙亂不堪的生活總算結束了。在水院印刷廠工作期間，我的生活變得很有規律，每天清晨跑步，週末休息，夏季還堅持游泳。對學校滿眼見到的工農兵學員雖然有些羡慕和不服氣，但心態還是平静的。我這人知足，個人的生活已經有了大的改變，非分之想就不要有了。

　　但是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了，這到底還是激起了我心底藏了多年的上大學的願望。盡管從1966年起，整整12年，我再未跨進課堂一步，我還是想去試一試。理工科是不敢報的，我那時連數學上的正負數都忘了，物理化學更是一無所知。我報考了文科。當時所憑藉的，也就是多年來油燈下和工餘時間的一點不成系統的閲讀經歷。

　　老實説，1977年底的那一次考試，題目真是很容易的，但我畢竟荒廢學業多年，久疏考場，缺乏基本訓練和針對性的備考。我記得《政治》卷中有一個“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名詞解釋，我那時已經通讀過一些馬列書籍，對這類名詞並不陌生，但我不會運用準確規範的語言去回答；更讓人難堪的是《語文》卷裏有語法分析題，可我分不清什麽是謂語和賓語，只好亂蒙了一氣。

　　通知體檢的上綫名單公佈了，我居然榜上有名，我覺得這似乎證明瞭一點什麽，心裏已有幾分滿足。此後雖然一直未收到録取通知書，我也不感到意外，畢竟自己填報的都是國内一流的大學。廠裏同事建議我到學校的招生辦自薦一下，因爲院裏有一個政治經濟學師資班在招生，是文科性質的，但我没有去，我對政治基礎課不感興趣。我也不打算再考了，怎麽説也已遠離了學生生活，當時的工作狀况剛剛安定，參加高考，權當一次新鮮的體驗吧。

　　偶然的轉折出現在1978年的春天。上班時，我的同事從旁邊經過，説是要去漢口幫女友的哥哥查高考分數。既然提到這事了，我便讓他也幫我查查。就這樣，通過這位老兄，我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績。在此之前，我對自己功虧一簣的原因是很模糊的，現在分數擺在這裏了，它讓我意識到，我與自己心儀的大學，其實只剩下了一點小小的差距。既然倉促上陣都能蒙一個不錯的成績，那麽，學一點語法知識，背幾個名詞解釋，對我又有什麽難處呢？

　　就這樣，我重賈餘勇，在以後的三四個月裏，白天上班，晚上學習，週末回家讓母親爲我補習數學。那個主謂賓定狀補之類的語法知識，我一個晚上就搞得明明白白的了。幾個月後再上陣，盡管試卷改爲全國統一命題，難度也比上年高出很多，但我胸有成竹，四門文科成績都在80分以上，其中語文考了85分，政治87分，很不錯啦！

　　第二年的數學也幫了我的大忙。我母親是很好的數學老師，講課清晰而簡潔，只可惜我的時間太少，終究只能學一點皮毛。我母親在考後預估分數，認爲如果發揮正常，可得40分。結果我的數學成績，不多不少，就是40分。

　　邁入大學校門，是我人生中最爲重要的一步，而且機會的到來充滿了偶然性。如果我還在跑采購，恐怕連静心備考的時間都難有；如果不是那位熱心的同事從我身邊走過，我也不會去查那個分數的。事實上，我就讀的二十中是“文革”前的市重點，但五六十位同學中，恢復高考上大學的只有三四個人；至於小學那一撥兒成績最好的大院子弟，則幾近全軍覆没，此生與正規的大學無緣了。每念及此，我都會慨嘆：這輩子，老天待我不薄啊！

　　前些年我與湖北省方誌辦的一位同志出差去北京，車上閒聊，得知此君與我們同年高考，以351分的成績進了北大中文系。我聽了哈哈大笑，打趣他：要是我們老八舍的同學想進北大，就没你什麽事啦！

　　2014年12月

　　劉道清簡歷　（學號787052）

　　男，漢族，1952年9月13日生於武漢。網名：老道。籍貫：湖北巴東。

　　1959年9月上小學，1965年9月上中學，老三届。1969年1月下放到湖北省洪湖縣土京公社，插隊三年。

　　1972年1月被招到洪湖縣物資局，當采購員五年。1977年1月調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印刷廠，做排字工人。

　　1978年10月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湖北（武漢）考生。

　　1982年夏，畢業分配至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

　　1987年3月，任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1992年2月任湖北省新聞出版局圖書處處長，8月轉任湖北辭書出版社社長，1997年2月任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2001年9月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2004年9月起，先後任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監事會主席，并兼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長至2011年9月。

　　2012年10月退休。

　　曾被評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993）、湖北省勞動模範（2000）、全國新聞出版系統先進工作者（1998）、全國百名有突出貢獻的新聞出版專業技術人員（2010）；1995年被批準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7年入選新聞出版總署公佈的第一批“全國新聞出版領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