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録取通知書,我心裏的石頭落了地。初中畢業參觀韶山時,我去過一次長沙。上大學是我第二次出遠門。去韶山是老師組織的,只要跟着隊伍走就行了,而去武漢,我一個人心裏没底,於是,大哥與我同行,盡管他也没有去過那麽遠的地方,那麽大的城市。
我們比規定的日期早一天到校。先坐船穿過洞庭湖,到岳陽,深夜上火車,到武昌是早晨。在迎新站我見到的新同學是閑雲、王子、國安,接我們的是77級的張樺和張立偉。由街道口入校門,見路邊有荷塘,塘裏有殘荷,還有亭子,印象極佳。心中嘆着:果然是大學!
到達自己的寢室,因我是第一個到的,選擇了一個方便的床位,北面靠窗的下鋪。當天下午,老道來了。他本是水院印刷廠的,朋友與他一起來,提了個鋪蓋。他選擇的是我對面的下鋪。放下東西他們就走了。第二天起,不言、老黄、酒徒、梯子相繼來了。我們寢室6個人分屬於兩個班,我與老道、老黄一班,酒徒、不言、梯子二班。我的上鋪是不言。我們這個寢室先在一樓,後來搬到三樓,最後搬到後面新樓;其他寢室人員有變化,而我們這個6人集體没有變化。别的寢室住8個人的時候,我們寢室裏會放個大的黑白電視機。
因爲過去讀書太少,進校之後,我上課之外的時間幾乎全用來讀書。我的自習都在閲覽室、教室,人太多,往往得早早去占位子。因爲過去看電影極少,電影也是我的“補課”内容之一。出《老八舍往事》時,我們所觀看的電影目録就是我提供的。記得上的第一堂課是何國瑞老師的《文學概論》。他竟然提筆忘字,在黑板上有個字臨時寫不出來。我們底下就有人在竊竊私語。後來,隨着他講課的深入,我們都承認他是一個學問非常好的老師。有一次,何老師講到前一晚看的電影《阿詩瑪》,他認爲電影拍得缺少時代特徵,階級矛盾反映不够,歌舞場面過於歡快。當時我很佩服:我自己怎麽没有想到呢?
學校裏湖南教師很多。歷史係的劉書記與我一個縣的,我是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會爲他或他家帶東西。講明清文學的唐富齡老師,是益陽縣的,與我講一種方言。他講的《紅樓夢》我聽得最親切。旁邊有同學没有聽懂,我還可充當翻譯。後來我去益陽師專工作,就是在唐老師家埋下的伏筆,我在他家與一位益陽師專來進修的老師成了朋友。
因爲分配不理想,加上外語不佳,只能以調動來改變環境。我共調動過5次,幾乎次次都有老八舍舍友在幫助我。
我是1982年9月到成都報到的。四川省地礦局幹部處安排我去崇慶縣,局干校在那裏,要我去教書。我不想去,結果安排到市區的測繪隊。測繪隊組干科科長説:你來了?我還以爲你不來了呢!學中文的,干什麽呢?經與隊長請示後,他將我安排到教育科,爲年輕職工補習中學文化課。
在成都期間,山泊、沙博、王妃、舍人去看過我。山老闆請我在成都當時最有名的耀華餐廳吃的飯。沙博到單位辦公室找我,女同事連嘆“帥哥!帥哥啊!”王妃去時我正好不在,後來同事講起,我再確認的。她當時還在電視台。舍人與導師張普一起在成都參加學術會議。他通知我,我到他開會的招待所去訪他,好像還與他一起住過一晚。具體地方不記得了,應在成都東郊,四川大學附近。
我在成都只工作了兩年。第二年國慶節,我請探親假,繞道昆明,去看“貶”到那裏的不言。他分在昆明郊區的一個兵工廠,名字是一串數字。因爲事先寫了信,他出來在車站接的。坐公交車,一路往城外走,中途有一個地名很醒目——黑林鋪!我笑他,你那個地方是梁山泊吧。他們廠外有一小片小小的石林,我還有照片爲证。他陪我游過西山和大觀樓,在市區餐館品嚐過昆明特色麵食——過橋米綫,兩人探討過“過橋”的含義。在往長沙的火車上,旁邊坐着的是去北京的一家子。老人姓李,是四野的人,當年一路打到雲南,落籍邊境的農場。與當地少數民族女子結婚,這次是他帶老婆和女兒回北京看兄弟。他一再請我喫香蕉。交談時,得知他工資比我只多一點點。我説你那麽老資格,不是虧了。他説,當年打廣州時,他們一個排只剩下他和排長,其餘都死了。“我是機槍手,專打敵人。我比戰友强得多啦!”講到這裏,老人落下泪來。他的話我至今記得。
由昆明回湖南,是我坐火車時間最長的一次。早上8點來鐘在昆明上車,第二天晚上8點多纔到長沙。坐得人腿都腫了,以爲下車時會腿脚不靈。哪知脚一踩長沙的地,一聽湖南話,人就來了精神,恢復了活力。
我第一次調動是由成都到長沙縣,酒徒爲我聯繫的。當時他在湖南日報編副刊,長沙縣有個叫章庭杰的作者來送稿子,他講起我的情况。章回去往領導一推薦,縣文化局就同意了。
1992年春,我到了一次北京。當時沙博的一句話令我很感動。我住在清華園舍人那裏,一打電話,沙博就趕來了。我問他怎麽這麽快。他説,你那麽遠都來了,我當然要來得快啦!那次北京行,在李秘、楊布的幫助下,有了我第二年南下汕頭的行動——調汕頭特區報。
汕頭是老金(陶家凱)的故鄉。1992年那次聚會上,他知道我去汕頭,就説了一句:“你可能適應不了汕頭。”當時我没有聽進去,以爲沿海是特區,不至於比自己當時的環境差。鐵路和高速公路都没有通,我是先到廣州,再坐大巴去汕頭的,路况極差,走了一整天。我的單位在龍湖區,是汕頭最好的一塊地方。
汕頭的人文環境對外地人確實不利。到了我就後悔没有將老金的話聽進去。原來只有龍湖區是特區,我去之前,汕頭才將“特區”擴大到整個城區。汕頭特區報那時的當家人是北大畢業的,與我同届,有開拓進取意識。他當家時引進了十來個外省新聞人才。但我們這些人很快發現,自己與當地人始終無法融到一起。於是,不久這些“外省仔”就紛紛逃離汕頭,多數人選擇去了深圳、廣州。那時老金是廣信一個部門派到汕頭的經理,平時在廣州,有事才過汕頭處理。每次過來他都會邀我一起吃個飯,聊聊近况。當得知我們那幫人多數選擇了離開,他就着手爲我聯繫羊城晚報。他上一輩的世交中有一位姓司徒的,曾是羊城晚報的副總編,剛剛退休。有一天晚上他帶我去拜訪他。聽説我寫體育稿有一手,就想着往體育部推薦。他原來就是分管體育部的。不過,他説自己與體育部主任蘇少泉有點不和。但後來他還是讓我與蘇少泉見了面。老蘇是全國知名的體育記者,他看了我寫的體育評論之後,對我很感興趣,表示可以進。但就在這個節點上,老蘇辦了退休。他答應的事,副主任不買賬。再找司徒先生出馬找這位副主任,終於做通了工作。可惜的是,最後出了問題,新的分管體育部的副總編不同意,他要留着這個指標進自己的人。就在這反反復復中,時間到了1996年。人過了三十五,就不算年輕人了。於是,我决定打道回府。春節回家過年時,與原單位的領導一説,班子成員一致歡迎我回歸。1997年夏天,香港回歸之後,我正式回到益陽日報社。調羊城晚報雖没有成功,並不是我的水平不够,而是别的因素未到。回來之後,説到此事,一個同事説,羊城晚報那個管體育部的副總編原來是廣州軍區《戰士報》的主編,是益陽南縣人,同事與他既是老鄉又是朋友。早知這一層,完全有打通關節的可能。命該如此啊!
舍友中,畢業後老金與我走得最近,對我幫助也最大。後來他生病,病危,有舍友去廣州看他,而我未能成行,因爲我一個人留守益陽,房子正在搞裝修,脱不了身。去年是老金十年祭,我與十來位舍友一起去,看望他父母,去公墓裏憑弔他的在天之靈。我在心裏默默地對他説:阿K,在生時,我未能見你最後一面,請你諒解!我祝你在天上幸福!你,好人,下一輩子平安、長壽!
2004年春,武漢的舍友組織來益陽看我,閑雲和酒徒也來了。益陽旅遊資源缺如,我只好帶大家去桃花江一游“美人窩”。春雨瀟瀟,車子一路開過去,直到美人窩的腹地——桃花江水庫。有舍友問我:美人呢?我説,美人害羞啊。不僅美人没有看見,便是别的母的都難得一見,這也是少有的事。但舍友中有人感嘆:擂茶好喝!竹海有氣魄!在市内轉了一圈之後,再嘆了一句,讓我感動:你這裏宜居!
城市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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