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説武大中文系攝影社,還得從校學生會攝影社説起。
大約是1980年下半年,那時我在中文系讀大三。一天,校學生會美工隊隊長劉濤來找我,説校學生會要成立一個攝影社,也就是照相館,給同學們照照相,然後印出照片留作紀念,同學們有這種需要。我們的攝影社也可以適當收費,但價格一定要便宜,因爲珞珈山照相館收費太貴,很多同學照不起。劉濤知道我會攝影,也懂得暗房技術,所以問我有没有興趣。我説這事好辦,只要有人有設備有暗房,肯定做得成。他説没問題,與學生會協調,他來解决。
很快,校學生會在老齋舍樓頂平台大屋頂的角樓裏面,給我們騰出一間屋子。攝影社就準備在這裏開張了。劉濤本人是攝影高手,且深通書法(後來他做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書法係教授,專攻書法史研究)。但是他不喜歡張羅具體事,找到我以後,他就大撒把了。他兼任攝影社社長,讓我當副社長,然後就把一切都交給我來辦。首先是組建班子,劉濤只給我介紹了歷史係77級的同學夏潮(此人後來讀了博士,現在是全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其他由我來找,我就近在中文系78級同學中,發展了駱苗、徐江和隋圻。又找了物理係的徐世斌,還有經濟係的一個姓陳的同學(名字已忘記了,因爲這傢伙好説大話,我們中文系的幾人給他起外號叫“牛皮匠”,不大喜歡和他來往,所以他很少參加攝影社的活動)。後來攝影社開張,因爲和外係的同學不住在一起,那時又没有手機,聯繫不方便,所以攝影社一共八個人,其實主力就是中文系的四位。
那時的攝影,用的是傳統膠卷相機,拍的是黑白照片。我們要做的,就是先拍照,然後冲洗底片,再用底片放大黑白照片。這在當時也算是高技術含量的活計。首先得有放大機,校學生會出資100元,讓我們去買機器。我和劉濤跑到漢口,按照預算,抱回來一台80多元的,當天晚上架上一試,發現洗出來的照片都是虚的,對焦不準。再一看,原來是放大機的鐵支架太軟,時有輕微晃動,影響對焦。於是第二天又馬不停蹄地跑回去换貨,按理説已經拆封啓用的機器,是不退不换的,我們好説歹説,照相器材店的女服務員看見我們是苦兮兮的窮學生,就同意給换了一台“海鷗”牌的,這一架就貴多了,共花了130多元。
其他設備就是相機了。校學生會無此預算,只能用我自己的相機。我的相機那可真是其貌不揚,就是一個接近正方形的小鐵盒子,上面露出一個鏡頭,看上去笨頭笨腦。它是40年代東德的産品,品牌是“維拉”,幾乎無人知曉。50mm的定焦,焦距是1:2.9。懂行的人一看便知這是一個非標準化産品,因爲一般相機的焦距,有1:2,1:2.8,1:3.5等等,從没聽説過有1:2.9的。但在那個時代,老百姓中擁有相機的家庭恐怕十不及一,一個大學生能把這樣一架老舊的相機帶到學校,已經是一種奢侈了。這架相機成像極好,用過的人都説它特别“出片子”。我在農村插隊時,曾經帶着它走遍公社的村村落落,用它給老鄉們拍過幾千張照片。我發現它不論室内室外,無論光綫好壞,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都很高。記得我當時爲討好大隊黨支部書記,特地給他拍了一張近照,然後用10×12的相紙放大出來送給他,誰知因爲照片拍得太清晰,把老書記臉上的七溝八樑、疙疙瘩瘩都表現無遺,就像羅中立畫的《父親》似的。老書記見狀説,“我有這麽醜嗎”,竟然當場將照片撕成兩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這相機的寫真能力了。
設備有了,還得做廣告呀。我和徐江、隋圻等同學平時在一起拍過一些照片,可以貼出去作爲樣品,但這時同學陶家凱説:“你們幾個秃小子的形象,能吸引顧客嗎?打廣告得有美女呀。”可是到哪兒找美女呢?本年級裏有6位女生,個個都是“讀書的種子”,問都不用問,肯定是不肯作廣告招摇過市的。於是找劉濤幫忙,他給我介紹了歷史係的兩個美女,一個是77級的朱雯,另一個是79級的虞織文。這兩個女孩是閨蜜,出雙入對,形影不離,平時在校園裏就是引人注意的一對,惹得男生給她們起外號(外號屬隱私,這裏不提了)。我趁一個星期天約她們到校園裏轉了一圈,在圖書館、體育館、湖邊,她們盡情地擺出pose,我拍了一組照片,然後把照片放大出來,貼到了校學生會的布告欄裏面。
既然是收費服務,就要有定價標準。我和徐江到珞珈山照相館去“取經”。怎麽取,就是去抄他們印製和放大照片價目表。那價目表上,從1吋、2吋一直到12吋、24吋都詳列價格。我們抄回來以後,一律除以2,按半價計算。比如6吋照片照相館收費7角2分,我們就收3角6分,4吋照片照相館收費3角6分,我們就收1角8分。拍攝一張照片,照相館收費要1元多,而且没有外拍服務,我們只收4角錢一張,常年在外面設點。這樣比起照相館,我們的競争力就很明顯了。
攝影社就此辦了起來,我們幾個人輪班,每人每周兩次,下午課後在老齋舍平台圖書館前,定點爲同學們拍照,晚上在暗室冲洗照片。我們洗出的照片,和珞珈山照相館相比,質量一點也不差,很受學生好評。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各係的學生都跑來請我們照相,攝影點經常要排長隊。許多同學,特别是剛入學的新生,要給家裏寄照片,要在武大的校園美景留個影,我們的服務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大約一個學期以後,攝影社贏利了。扣除設備和其他生産成本(膠卷、相紙、洗相藥品)和攝影社人員的出勤補貼(每人每次4角錢)以外,上交給校學生會150多元。這在當時絶不是一個小數,大致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三個月的工資。中文系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林豪生聞知此事,便來找我説:“你們干嘛要給學校賺錢呀?咱們自己係裏的人,應該給係里干。”這話很有點肥水不外流的意思。我問:“給中文系干以什麽名義才好?”他説:“就叫係學生會攝影社。我在學生會成立一個勤工儉學部,你就做部長,兼攝影社社長。”後來我才知道,所謂勤工儉學部,是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攝影、洗照片,可以和勤工儉學劃等號。
在這之後我和劉濤商量,中文系的四個人要撤出校學生會攝影社了。劉濤此時也到了畢業前夕,無心戀戰,看到主力統統離開,便和校學生會打招呼,宣佈校攝影社解散。我們幾人撤回到係裏,重新購買了放大機,林豪生老師協調,在老八舍三樓的女生宿舍中騰出一間屋,作爲我們洗相的暗房。重建中文系攝影社,我做社長,徐江是副社長,原有的四人不够,我們又在同年級的同學中,拉進來幾位攝影愛好者,記得有寇勤、劉道清、李建平、陶家凱等。由於男生都住在老八舍一樓,宿舍的窗子臨着一條小路,我們選定了駱苗和徐江等同學的宿舍,就在那裏開窗營業,接待顧客。窗台就是櫃檯,來登記照相和取相的學生不用進屋,就在窗外排隊。由於我們大作宣傳,把海報貼得滿校園都是,食堂、小操場門口都有,特别是貼到了珞珈山照相館門前,很有一點擺擂台、争客户的味道。這樣一來,一時間非常熱鬧,顧客增加了很多,生意比校學生會攝影社時期火了不少。我們很注意照片質量,每天洗出的照片,裝袋以前都要質檢,發現不合格的,立即返工。有時在景點拍照,取景不理想,比如人臉黑了,或陰陽臉了,或人像不突出與景物不成比例了,我們就主動聯繫顧客重拍,重洗照片。我印象中,攝影社營業期間我們從來没有因爲質量問題受到顧客投訴,更没有與顧客發生過糾紛。
説到糾紛,倒是有一次發生在我們和珞珈山照相館之間。這家照相館是武大校園内唯一的國營照相館,位於12路公交車終點站旁,緊臨一間熱干面館,其位置,離老八舍不過兩三百米。因爲我們的生意火爆,珞珈山照相館變得門庭冷落,眼看要被我們擠垮了。一天下午,他們忽然派出兩名員工,到我們老八舍一樓的營業部門前探頭探腦。見到我們的營業廣告牌,上手撕,用脚踹,頓時給弄得稀巴爛。他們大概覺得我們是非法經營,且對他們搆成不公平競争。嚴格地説,我們的確没有履行工商登記,屬無照營業;但我們以“勤工儉學”爲名,又有校方支持,也自恃理直氣壯。當時我不在宿舍裏,後來聽説,幾乎是打了一場群架。最先發現有人搞破壞的是同班的楊鐵原,此人是湖南漢子,人稱“瀟湘酒徒”,原籍山東,一向俠肝義膽,好打抱不平。記得不久前我們開門辦學,在農場裏發現一個小偷兒,大家義憤填膺喊抓,也是楊鐵原一馬當先,提着此人脖領送到派出所的。這天楊鐵原從宿舍裏冲出,大喊一聲“住手”,隨即挽起袖子,撲將過去,與那兩個照相館員工扭作一團。因是在宿舍門前,同學們紛紛涌出,將那兩人團團圍住,形成群毆之勢。那兩人見狀不妙,有如過街老鼠,奪路而出,狼狽而逃。從此,再没有人敢來攝影社門前滋事。
另一個小插曲是,我那架老舊的東德相機有一天突然壞了,快門無論如何按不下去。預約攝影的單子已開出了一大批,相機出故障,急死活人。這可是我們唯一的攝影工具呀。我們想找漢口的照相器材店,但是考慮到這架已經是文物級别的外國相機,估計維修人員都没有見過,怕是修不了。這時,當兵出身的同學萬鳳琪凑過來看看,擺弄了兩下,説:“我來試試吧。”我們知道這傢伙心靈手巧,平時就喜歡鼓搗些半導體收音機之類的小玩意,但也並不相信他能修相機。這時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誰知那萬鳳琪把相機拿去,幾下就把它大卸八塊,一兩個毫米大的小彈簧、螺絲釘拆出一大堆。拆開一看,發現機身内部,已經積下一層塵土。原來是像鐘錶一樣,需要“擦油泥”了。於是他把每個部件用汽油清潔一番,又原樣安裝回去,這機器立刻完好如初,快門咔咔作響,分外悦耳。
中文系攝影社又紅紅火火地開辦了一個學期,後來學生宿舍搬離老八舍,我們的營業窗口没有了,攝影社就不再對外營業,但是作爲本年級同學的内部的社團,仍然爲大家提供自娱自樂的服務。畢業前同學們頗爲活躍,組織過學生畢業論文演講答辯比賽,請武大校長劉道玉和衆多教授親臨現場;又組織過中文系優秀畢業生寫作講習班,面向社會招收了一千多名學生,盛况空前。這些活動都被攝影社完整記録,有些照片還被發表在報刊上,作爲新聞報導的插圖。畢業前夕,年級同學到磨山遊覽,攝影社的記者一路捕捉精彩鏡頭,記下了大家的音容笑貌和當年的風采。我想那時武大的學生,大概没有哪個係哪個專業的同學,可以像我們中文系78級同學這樣,在大學期間留下那麽多珍貴的照片吧。
本年級同學拍照、洗印照片不收費,但所用顯影液、定影液、相紙是要自己買的。好在這些東西當時很便宜,12吋相紙一張只要3角多錢。於是就發生了個别同學買相紙,回到宿舍打開包裝數一數是否够數的笑話。不過這只是聽説,一直没有機會核實。
説到攝影社的功勞,還有一條需要記上一筆。我們號稱“勤工儉學”部攝影社,爲係裏賺了一點學生工作經費,那是不值一提的事,但是對攝影社内部的成員來説,還真是有一點“勤工儉學”的意義。攝影社裏有幾位同學,上學期間是靠助學金生活的,我們規定每個成員每值班一次,給4角錢津貼,這對他們來説是不小的外快。比如後來做了嘉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裁兼CEO,并兼任嘉德藝術中心總經理的寇勤,現在是高薪名車别墅都有了,但當時却是每月領取甲等助學金的。那時學生食堂改善經營,提供夜宵,晚上8點以後,供應餛飩、油條、荷包蛋等等。我想,那些在攝影社“打工”的同學,拿到出勤津貼以後,恐怕是狠狠地享受了幾次荷包蛋吧?
最後再啰嗦幾句,説説我那架東德相機。畢業前夕,我交了女友,作爲禮物,女友送給我一架嶄新的國産海鷗牌相機。這時萬鳳琪對我説:“你的舊相機反正也用不上了,不如轉讓給我。”我想,這架古董相機,説不定哪天又要修理,大概也只有萬鳳琪可以擺弄它,於是便同意了。不知後來,這相機有陪伴萬鳳琪多久?如果一直留到今天,或許能送到寇勤的嘉德公司去拍賣,賣出一個文物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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