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先生與新會縣修志委員會於1933年2月至1934年8月11日期間有七通來往書信，收入《陳垣來往書信集》中，其中新會縣修志會致陳垣的函一通，陳垣致新會縣修志會(含縣長兼縣修志會常委會主席)的函六通。這在與同一對象有如此之多的來往書信中，陳垣的往函占七分之六， 來函只占七分之一，實屬少見。

　　他們之間的這些來往信函涉及多方面，但主要是就新會縣修志事宜進行商討和决斷。

　　一、關於修纂會“總纂”的任職

　　1933年2月，新會縣修志會給陳垣一份往函， 稱“吾邑誌乘， 自林志、彭志增修後，迄今六十餘年， 其間文獻接踵，有待搜羅者倍於昔日，豈容久付闕如.。”爲此，新會縣經過提議、重倡、機關團體討論， 由各方選員組成修志委員會，由縣長任當然主席。同時另設一修纂委員會，選舉總纂一員，分纂十員，專事編纂。總纂月薪壹佰陸拾元，分纂捌拾元。經過討論、選舉，决定由陳垣擔任總纂一職，並説：“伏念先生薰班馬之古香，摘屈宋之奇艷，就此權衡人物斧藻文章，必能使簡册揚芳， 山川生色。”陳垣收到來函之後，即於1933年3月22日復函新會修志會，願意擔任名譽職務，却婉拒任總纂實職，説“垣離鄉廿年，聲氣隔絶，黄雲紫水曾未忘懷，孤陋寡聞，從何措手。又况此間事務蝟集，不能遽離，雖欲勉隨諸君子之後，實不可得。”接着，他説： “再四思維，唯有函請就地另舉賢能，庶易集事。”他還説： “事關桑梓，垣願任一名譽職以效一得之愚。”後來， 由於新會方面再次盛情相請， “且允許不常川駐會”，便於1933年5月30日復函新會修志會説： “倘將聘書往復寄還，殊非事體，謹暫行留下，以副雅命。”但仍然表示：“惟總篡不必限定一員，似可增聘一人，垣改爲名譽職亦不用增加預算。”在雙方相持之下，陳垣已留下聘書，便成了不用到會辦公而可遠距離指揮的修纂會總篡。約經過1年零6天總篡工作至1933年8月4日，陳垣終於致電新會修志會説： “删日之會，垣不能到。總篡一席，實無暇兼顧，仍懇另舉賢能。”8月11日再次電函稱：“灰電悉，辭意决，請另推主席。”與此同時，他於1933年8月4日也給“收掌”黄霄九一函，申明同一想法，以便及早周全考慮另行選人，免以影響修志工作。

　　二、推薦黄霄九任修志會“收掌”職務

　　1933年6月4日，陳垣致函給新會修志會，提出“志會似應設收掌一員， 專收掌分發各種文件及接洽纂修會與志委會間之事項，並轉達總纂與分篡、采訪間之意見，其待遇可略如分纂。”還説：“今霄九先生適返家園， 若會中能聘霄九先生，及霄九先生允任此職，則大善矣。”同一天，陳垣又致函新會修志會主席、縣長黄槐庭，説： “此次，垣被舉爲邑志總纂，辭不獲已，深懼不勝，惟盼隨時指示，俾資遵守，至以爲幸。”並稱托黄霄九携帶信函“到會接洽一切”。黄霄九於6月13日扺達新會家，稍事休息，即往晤躍門、仲湖兩位委員，將陳垣致修志會之函交與仲湖；6月17日下午，適值黄縣長公出，遂請見教育局長和督學二員，將陳垣致黄縣長之函面托教育局長代爲轉交。7月1日，黄霄九便接到修志會來函，被聘爲收掌，月送輿馬費50元。

　　三、確定修纂新志的總體思路、方針原則、實務操作

　　主要體現在陳垣的1933年3月22日、5月30日、6月4日致修志會的三通往函中。具體是：

　　1. 重視組織架構設置和聯絡。他提出修志工作要“選能任使” ，盡快確定分纂、采訪員的聘任，“指揮尤須通識”，要“將同人名單並别號、住址、擔任職務等開示”，以便聯繫、請教。

　　2. 注重調查采訪。他指示如果官署檔册不足，“須繼以調查”。

　　他還提出“調查固貴得人”，並向修志會呈送了調查事項。爲了使調查細緻具體，他説：“譬如自某年起本縣有公路若干裏，汽車若干輛，今已增至若干裏、若干輛。自某年起本縣有電燈用户若干家， 電話用户若干家，今已增加若干家。”對這些都要作細密調查。

　　3. 要把新的縣誌編成“活方誌，非死方誌”。做到“任舉一端，皆可證明本縣之進步至何程度”。

　　4. 明確志目、結構和具體內容。他提出對於弘治以來諸志，要“薈其精英，删其蕪蔓，正其謬誤，補其闕漏足矣”。要做好義例磋商、門類增損、體裁訂定、稿件勘閲等等。“關於職官、宦迹、人物諸門，前志已載者是否復載抑補續其所未載， 須公定”。“若建置、古迹、藝文、金石諸門，前志已載者，似應仍行采訪以知其是否存在”。纂修年限從宣統三年起，至民國20年止(即1931年)。

　　陳垣身居北平，身係要職，家鄉有求，推讓不獲，仍願意兼任總纂一職，并且忠於職守，盡心盡力，超量工作，爲修纂新會縣誌出謀劃策， 巨細無遺，其桑梓之情、負責之心、爲人之道實在令人敬仰和欽佩。陳垣當年在編纂地方誌方面提出的基本理論、思路、方針、原則、做法，對於我們今天的編志工作仍有指導作用和實際價值。

　　(本文載於《江門日報》200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