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市文聯工作時，就大伙出版書籍之事，我們每年都在想：哪位協會會員或文藝愛好者可以出版一本小説書籍或論著或文集了；哪位工作人員應負責聯繫出版社落實他們出書之任務。只要後續措施得當，出書的事都不難。江門市文聯及其協會就曾建立這樣一個制度，即每年組織出版一輯至少有10種書的“江門文叢”。一直堅持數年，一大批本土作家、藝術家就如雨後春笋，不斷萌發，使百花園地，繁花葉茂。我總覺得，這是職責所在，榮幸之事。而那時，根本就没想過爲自己出版書作之事。

　　只是因爲，熱心的朋友、宗親談及此事，我開始了籌劃出版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捜挖，這本書終於集够，輯好，並付梓了。然而，此時我思想上的準備還是不足的，總覺得自已仍够不上出書的條件和資格，而且捜集舊作也有一定難度。而今，大事做完了，我也就舒緩了口氣。    

　　不管水平如何，這本書能够出版，我真的要衷心感謝他們：

　　範英同志，省社科聯原副主席、現顧問，廣東社會學學會、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終身名譽會長。他是我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結識並以爲師長的專家教授；30多年來他個人專著、主編或與合作者共著達96部約3000萬字。是他引領我進入學術寫作之門的；將我的一篇論文發表於《現代哲學》學術雜誌上，隨後該文獲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章）奬勵；是他在省級學術研討會上讓我多次發表感想，並多次獲奬；此次書稿收集好後，是他首先提出指導意見，並在省裏敬請專家賜教、評論我的作品。

　　蔡運桂、楊樹森、楊羽儀等是廣東文學界領軍藝術家，是他們指引我們江門本土文學界成長，鼓勵吾輩及本土文學新秀撰寫作品，參與1998年“廣東文學擂台賽”、江門五邑“僑鄉情結”文學懇談活動，被譽爲這是當時的“國内獨特”，而他們既是伯樂，又是園丁。

　　劉斯奮同志，是國家文學最高奬——矛盾文學奬的獲得者。他那時在省裏任宣傳部副部長兼文聯主席，正好是我在江門市擔任職務名稱相同的直接領導者，是他十分關切和具體指導江門文藝工作，使江門市躍進當時全省文藝隊伍建設和藝術創作的先進行列，稱之爲廣東“文學現象”。此次出書，他作爲文學家、美術家、書法家集於一身的國家名家，主動爲本書《學而思薈》賜予寶貴的題籤。

　　董玉整同志，廣東社會學學會會長，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副廳級)，二級研究員、教授、博士。在單位，他是黨政一把手，作爲省的智囊部門還肩負着繁重的科研、諮詢任務；在省的社會學學會，正值最繁忙的時候，他全身撲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社會學研討會”和“鐘南生精神研討會”的策劃籌備、論文評審、會議安排等工作之中。但當他知道我要岀版書籍時，硬是在這百忙中擠出時間爲本書賜予序言。他那古道熱腸的“序言”，充滿對退休人員的關愛和鼓勵之情愫，飽含對著作筆者的祈望和鞭策之熱忱。

　　宗親、摯友以及所有熱心人士，爲本書的支持者、獻力者。他們的熱情、關心、幫忙，不僅促成了此書的籌劃和出版，而且增進了彼此之間深厚的友誼和情緣。

　　還有與出版社領導郭偉民、設計李友志等人員的重視、支持分不開。他們在本書的編排中那種嚴謹、精細、敏鋭、迅速之作風，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上述一切一切，言語難以道盡，惟願以虔誠之心、學習之義，懇請各位接受我的感激之情，拜謝之意。    

　　一個作品出了街，不管啥樣，都已經定型了，再進行修改，就不是原作，費力也很大。按這個意思，有認爲：“出了街的作品，是一部遺憾的産物”。然而，文學巨匠莫言似乎有一個看法。他的《紅高粱家族》寫於1986年，20年後差一票剛落選國家最高文學奬——矛盾文學奬的他，在台灣即將再版此書時，應邀寫了一篇“再版前言”；於2012年他獲得矛盾文學奬、諾貝爾文學奬後，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此書時，他則以“代後記”之意將此文附於書末。其文中有表述：“洪範書店的葉步榮先生來信説，《紅高粱家族》近期擬再版，當初因時空因素删改多處，再版應予還原。”莫言則認爲：“《紅高粱家族》雖是少作，技術上有諸多粗疏之處”。“前年（2004年）編文集時，我又把這本書讀了一遍，分明地感到：人老了，書還年輕。”

　　我引述此事，就是要知道，莫言是尊重時空痕迹、過程原貌的。莫言大師對自己人生定力和藝術自信無比篤守的精神，是值得稱頌和學習的。

　　當然，吾輩絶不能與莫言相提並論。我懇請各位專家學者及廣大讀者，不客氣、不吝惜地對本書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雖然此書不可能再版，但這些意見對於筆者今後的學習、思考和修養還是具有意義的。  

　　謹此，再次表示深深的感恩和敬意！

　　作者

　　2021年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