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羅仁光接受縣委組織部的安排，擔任金砂大隊黨支部書記，在金砂工作了近兩年（1959年9月至1961年6月），親身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艱難曲折。現將他對當時的回憶整理如下，以存當年的一段歷史。

　　金砂大隊當時有人口1307人，耕地面積2257畝；轄樟塔、黄土坑、四聯、太平、赤竹、西湖寨、洋田、蕉坑裏、圍屋下等9個生産隊和一個暴動連（即突擊隊）。

　　1958年“大躍進”以後，金砂人民經歷了移苗並坵、撒播密植（造成大面積絶收）、大積緑肥、開發萬寶山、大煉鋼鐵、大辦食堂等事情的折騰，農業生産受到嚴重損失。1959年金砂大隊全年收干谷86.6萬斤，每畝單産僅190斤。

　　羅仁光上任不久，參加了城關公社召開的幹部會議，會議决定，要保证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大隊生産的糧食要掃地出門，爲完成征購糧硬任務讓路。金砂大隊全年生産的糧食86.6萬斤，糧食征購任務就要56.34萬斤，留種子5.05萬斤，只剩下25.21萬斤爲1307人的全年口糧，人均只有192斤。但在上面的高壓下，糧食征購任務是非完成不可的！估計春節過後不要多久，金砂大隊的群衆就要斷炊，還缺少半年多的糧食到哪裏去想辦法？這是擺在羅仁光面前非常棘手的問題。

　　城關公社采取高征購低口糧的做法，必然造成灾難性的後果。針對這一嚴重的問題，羅仁光召集大隊領導班子研究應對措施。當時大隊的班子成員有：副書記廖錦德、大隊長張華先（是一位老革命，他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曾出席全國蘇維埃政府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擔任過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副大隊長邱佛榮、會計張學初、糧食幹部賴添輝、婦代主任陳菊英。他們通過認真討論，認識到形勢的嚴峻，會議决定，立足於自力更生，大力擴大生産，搞好冬種，種植小麥、油菜、烤煙等冬種作物以求出路，向糧食部門要求供應麥種、油菜籽，要求供銷農資部門供應花生餅、豆餅及化肥等。同時，還要向黨中央和張鼎丞檢察長反映金砂的真實情况，争取上級的支持。

　　整個冬季，羅仁光和大隊幹部包干負責，下到各生産隊廣泛發動群衆，大力種植小麥、油菜、烤煙。當時，金砂大隊各生産隊的房前屋後的冬閒田和平洋田都種上了小麥、油菜及烤煙。到了春季，呈現一派豐收景象。縣糧食部門和供銷農資部門的領導看後都大加稱贊，還爲金砂大隊撥了一批台灣谷種和一定數量的花生餅、豆餅及化肥。農資部門撥下來的化肥，按冬種面積分配到各生産隊。糧食部門下撥的台灣谷種和農資部門調來的花生餅和豆餅，按各生産隊的土地面積和人口各占一半的比例進行分配，當作全大隊群衆度饑荒的糧食。

　　雖然開展了生産自救，羅仁光和張華先還是十分擔憂，因爲到夏收還有半年時間，靠冬種作物的收成來度饑荒，一怕來不及，二怕仍不够。如果上級糧食部門没有撥回銷糧，還是不能解决糧食問題。因此，他們决定向黨中央和張鼎丞檢察長反映真實情况，希望得到上級支持。於是羅仁光找來張福貴（金砂八區原副區長）、羅助發（曾任縣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等20多位老革命，向他們如實匯報了金砂群衆在春節後將面臨斷炊的嚴峻形勢，以及向黨中央和張鼎丞檢察長反映真實情况的想法。大家聽後一致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上級的支持。他們請人代筆寫信給張鼎丞，反映金砂的真實情况，並簽上他們的名字。爲了免遭縣裏的檢查攔截，使這封信能够順利寄到北京，他們派專人將信拿到廣東大埔去投寄。

　　過了一段時間，金砂革命烈士的後代張振星和張紹榮等人帶着金砂人民反映情况的信去了北京，向張鼎丞匯報了金砂群衆斷炊和出現了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問題。張老親筆寫信給羅仁光，詢問家鄉老同志和社員代表反映的情况是否屬實。羅仁光及時回函給張老，證實他們反映的情况是真實的。張鼎丞知道了金砂的真實情况後，非常焦慮。正如他的秘書魯堅（後任司法部副部長）在《他心裏總是不忘人民》的回憶文章中説的那樣：“1960年，張老不斷接到群衆來信，反映農民生活十分困難。他老家（金砂）也派了幾個社員來找他，告訴他那裏的群衆口糧少，吃不飽。他知道這些情况以後，心中焦慮萬分。”1960年3月，張老派跟着他一二十年的秘書魯堅到金砂大隊蹲點一年。魯堅到金砂，住在西湖寨的新屋下，和農民同吃同住，無論是寒冬臘月，還是酷暑炎熱，總是和社員一起勞動，社員有什麽知心話都對他説。他還經常走村串户，深入實際瞭解情况，通過調查研究，提出了許多恢復生産和改善群衆生活行之有效的辦法，黨支部采納他的辦法，有力地促進金砂大隊農業生産的發展和群衆生活的改善。他艱苦檏素，到縣裏開會，從不坐小車，都是步行到縣城。他經常引導大家，要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困難是暫時的，生産生活是會好起來的。

　　張老派秘書魯堅來金砂蹲點，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很快，省、地、縣都派工作組來金砂蹲點。省委派省委辦公廳主任丁心齋爲組長、省糧食廳馬廳長爲副組長的工作組來金砂蹲點；地委派地區衛生局丘局長來金砂蹲點；縣委書記尹同祥和縣長賴祖雄也經常來金砂瞭解情况，還派李明光、胡敦達來金砂蹲點。省、地、縣派來的工作組，幫助群衆發展生産，解决缺糧問題，還要求上級有關部門派遣醫生醫治水腫病人。根據省、地、縣糧食部門的安排，從1960年4月1日開始到7月15日止，幫助群衆解决基本口糧，配給金砂大隊平均每人每月30斤稻穀。省、地、縣衛生部門派醫生送醫送藥，使金砂水腫病人也得到有效的醫治。

　　1960年6月，下金大隊並入金砂大隊，成立金砂管理區。支部書記仍由羅仁光擔任，張德榮爲副書記，大隊長鄭仰生，副大隊長張華先、張日鑾，文統謝文科，會計張學初、張仁傳，糧食幹部賴添輝。金砂管理區在金砂大隊的基礎上增加金南、三坊、秀溪、玉石、卓坑、秀山等6個生産隊。新並入的下金大隊各生産隊都有不同程度的抛荒問題，有些生産隊抛荒極爲嚴重，50%的耕地荒蕪。金砂管理區决定開展全面滅荒和掀起夏季擴種熱潮。管理區的幹部都下到各生産隊實行包干負責，調查落實抛荒面積，采取措施，全面復墾耕種。羅仁光負責卓坑生産隊，這個生産隊非正常死亡的人比較多，抛荒最嚴重，稻田面積400畝，荒蕪了200多畝。羅仁光吃住在卓坑，帶領群衆開展滅荒擴種，奮戰了幾個月，卓坑復墾良田150多畝，秋收獲得好收成。金砂開展滅荒擴種，有近千畝的荒田重新開墾回來，秋收時，增收稻穀20萬斤。整個金砂恢復了正常的農業生産，群衆的生活有了改善，扭轉了缺糧餓死人的局面。

　　1961年3月，張鼎丞和劉永生一起回到金砂管理區檢查工作。張老參加了由管理區召開的各生産隊長和老革命聯席會議，認真聽取了羅仁光的工作匯報。羅仁光首先匯報“五風”（共産風、浮夸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給金砂帶來的危害，特别是高征購低口糧對群衆的嚴重危害，使金砂有些地方不斷出現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聽到這裏，張老的心情特别沉重，突然發問：“接敬鋪張姆一家和蕉坑裏的邱禮榮的後代現在怎麽樣？”羅仁光告訴他：“他們的家庭生活雖然十分困難，但還没有餓死人。”張老聽了心情才稍定下來。原來，1935年，張老的父親在敵人的清剿中遇害，母親埋葬父親後，從長汀行乞到永定接敬鋪，張姆一家人熱情接待了她，並在張姆的家裏住了幾天，張姆還磨了五昇糯米粉當作乾糧送給張老的母親去嚴坑尋找遊擊隊。而邱禮榮是張鼎丞的親密戰友，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協助張鼎丞建立以金砂公學爲主的革命據點。1928年永定暴動以後，被敵人殺害於城關南門壩，時年28歲，兒子邱華球才出生不久。難怪張老惦記着他們——都是爲革命作出貢獻的家庭。

　　羅仁光還向張老匯報了金砂大隊開展生産自救、争取外援、渡過難關的經過，以及下金大隊並入金砂管理區以後，開展滅荒擴種、糧食增收、群衆生活改善的成績。張老聽了羅仁光的匯報和群衆反映的情况，對金砂管理區的工作感到很滿意。張老還勉勵金砂廣大幹部要發揚老區人民的革命精神，再接再勵，繼續做好恢復和發展生産及改善群衆生活的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績。

　　張老在金砂管理區食堂吃了午飯後，到羅仁光的房間休息時，對他説：“你的工作不錯，爲金砂人民做了好事。”但羅仁光深感還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表示要繼續努力，把張老對他的表揚當作鞭策自己進步的動力。

　　在“三年困難時期”，金砂革命老區的幹部能够勇敢地面對當時形勢，采取積極措施，幹部群衆同心協力面對困難，使金砂大隊减少損失，還有一條極爲重要的原因，正如《回憶張鼎丞》一書中許彧青在《矗立高山的不老鬆》一文中所説：“張老調中央後，仍關心福建工作。60年代困難時期，他曾派秘書（魯堅）到龍岩地區的1個鄉（金砂）蹲點，從實際出發，想方設法幫助當地走出困境。有人對此持异議。後來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總結經驗，證實他當時的意見是正確的，他的作法是走群衆路綫，搞試點也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