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兄弟倆出身於福建省永定縣金砂鎮赤竹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我哥叫邱福堂，出生於1906年；我叫邱禄堂，後改名爲邱其芳，出生於1910年。在我12歲時，父親去世，剩下孤兒寡母，生活异常艱辛。因此，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就播下革命的種子。

　　我哥爲革命而英勇獻身

　　我的兄長邱福堂在金砂暴動前結了婚，我的嫂嫂熊氏，娘家湖雷。

　　1928年在張鼎丞的指引下，兄長邱福堂參加鐵血團、永定暴動，在攻打永定縣城的戰鬥中，英勇頑强，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衝鋒在前，因表現突出，後被選爲赤竹鄉蘇維埃政府主席。

　　暴動後，形勢异常嚴峻，敵强我弱，根據上級指示，保存實力化整爲零，上山打遊擊，繼續與敵人鬥争。這段時間，我們兄弟倆跟隨張鼎丞奔波在金砂、豐稔、仙師的深山密林裏。直至1933年冬，在一次單獨執行任務時，福堂在位於金砂下金烏石下水口中，不幸被民團搜山隊伍逮捕，關在店邊僞鄉公所。民團抓獲福堂如獲至寶，連夜審訊，對他威逼誘惑、嚴刑拷打，企圖從他口中得到黨組織的秘密，福堂寧死不屈，大義凛然，忠於黨的崇高氣節，始終堅持不暴露一絲一毫黨的秘密及張老的行踪。

　　母親得知福堂被逮捕的消息，心急如焚，四處籌錢想保釋他，但敵人放話，這個鄉蘇維埃政府主席、鐵血團、紅軍營的死硬分子，再多錢也不準保釋。

　　民團無計可施，於1933年春，殘酷的將福堂槍殺於赤竹正德學校門口。行刑前，鄉親們擔心我母親經受不起這一打擊，忍痛將母親反鎖家中，寸步不離陪伴左右，聽見槍響，母親悲痛欲絶，身旁的親人們費盡力氣將其抱住，場面十分沉痛。

　　福堂犧牲時，年僅25歲，無兒無女。在組織和鄉親的幫助下，用幾塊木板釘成薄棺，安葬在一個名爲“羊角屎崗邊”的山脚下。幾年後，我的嫂嫂，在飢寒交迫中病死。

　　據當時目睹行刑的老人回憶，福堂是條硬漢，臨刑時面不改色，他大聲地告訴鄉親：“我參加革命就是推翻反動政府，讓窮苦農民過上好日子，我不後悔！”

　　他那堅定的革命信念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至今仍爲後世所景仰。

　　解放後，邱福堂被上級民政部門評爲“革命烈士”，他的親屬在生活和經濟上，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顧。

　　我的革命歷程

　　1926年，我從永定縣道南學校畢業後，執教於赤竹正德學校，直到金砂暴動（1928年6月30日）時止。

　　1927年9月（農曆八月），在共産黨員、赤竹正德學校邱禮榮老師和共産黨員、金砂公學賴文舫校長的影響下，我開始接觸和瞭解共産黨，知道共産黨是帶領廣大勞苦大衆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剥削階級，爲民作主的政黨，於是我秘密加入赤竹農民協會。猶記得當時的情形：一天晚上邱禮榮老師和賴文舫校長來到我家，參加我、邱發貴、邱守欽、邱本榮共4名新會員秘密加入赤竹農民協會舉行的宣誓儀式。宣誓由賴文舫校長主持，我們圍在一起，殺了一只雄鷄，將鷄血滴入盛酒的碗裏，跟隨賴文舫校長邊喝血酒邊宣誓：“推翻剥削制度，保守秘密，永不變心，寧死不屈。”

　　1927年10月（農曆九月），我當選爲赤竹村秘密農民協會會長。擔任會長期間，我帶領協會會員采取會員包户的形式，秘密深入各家各户，宣傳中國共産黨思想和主張，號召廣大農户團結起來，開展抗捐抗税、反對土豪劣紳剥削和壓迫、反對國民黨統治。

　　轉眼至第二年，即1928年元月，張鼎丞主持召開金砂各村農民協會負責人會議，籌劃金砂暴動一事。當時的我在農民協會負責宣傳和兒童團工作。同年6月29日（農曆五月十二日），我接到溪南區農民協會的緊急通知，决定在7月1日（農曆五月十四）組織農民武裝暴動。作爲當時的赤竹村農民群衆參加金砂暴動的組織者和負責人（永定暴動紀念館有資料記載），我於7月30日（農曆十三）傍晚，組織好準備參加金砂暴動的赤竹村民帶到金砂店邊和其他村的村民匯合一起整裝待發。晚10時，在永定暴動總指揮張鼎丞同志的率領下，數千名金砂民衆手拿鳥銃、鐮刀、斧頭等武器浩浩盪盪開赴永定縣城。十四日（7月1日）凌晨，在張鼎丞同志的指揮下，金砂、西溪、東溪等地數千農民群衆攻打永定縣城。在縣城巷道激戰數小時後，因國民黨部隊援兵即到，暴動指揮部指揮隊伍撤出縣城，駐紮城郊繼續圍城三天，後我們返回金砂，開展土地革命活動。

　　金砂暴動後，張鼎丞和鄧子恢在金砂金谷寺成立福建省第一支紅軍部隊——紅軍營，我積極報名參加紅軍營，成爲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當時紅軍營營長是張鼎丞，黨代表是鄧子恢，我在該營第一連當戰士，連長是趙成光。

　　1928年8月，溪南區成立蘇維埃政府，我是委員之一。

　　金砂暴動後十天左右，國民黨派部隊血洗金砂。城内的國民黨軍隊龢民團到金砂後到處燒殺搶掠。當時敵强我弱，區蘇維埃政府召開了會議，革命活動轉入地下。張鼎丞率領我們開展遊擊戰，攻打豐稔、合溪等地。

　　同年8月，張鼎丞、鄧子恢聞訊國民黨軍龢民團將分七、八路進攻金砂。於是，黨組織通知我們，在大培裏的新樓下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中，根據當時的情况，作出戰鬥部署，除了留一部分紅軍戰士外，其他人員化整爲零，四個人一個組開展活動，我組人員有邱本榮（中金鄉蘇維埃政府主席）、邱守欽、邱發貴和我。後來情况形勢更加嚴峻，白天我們無法活動，只能晚上進行。經過商量，我們將槍支彈藥交給邱本榮家裏埋藏。

　　最後，我和邱壽欽、邱發貴三人商量决定，暫避到廣東梅縣鬆口靠做零工過活。不料數月後，他們兩人竟假裝赴圩，以購買縫紉機爲名，把盤纏全部携走，隨水客下南洋了，丢下我一個人在鬆口。當時，我已身無分文，有家歸不得。正當我在街頭徘徊時，碰到西湖寨的張華先，他是來鬆源干泥水活的。我在他處幹了幾天活，因天寒地凍，我這教書人，無法適應干泥水活，手指裂開，疼痛難忍。張華先非常同情我，給我結了工錢，於是我便回家了。途經大埔青溪虎市，遇到保靈寺學校（張鼎丞在此教過書）的炊事員、同鄉曹初賢，他告訴我，金砂到處是軍隊駐紮，許多革命者被屠殺。這樣，我就暫在虎市一家藥店當學徒兼炊事。1931年，我兄邱福堂（其時，他擔任中金鄉蘇維埃政府秘書）被僞鄉長範寅的民團抓捕並被槍殺在赤竹正德學校門口（解放後評爲烈士）。於是，我再一次打消了回家的念頭。從此，我只好在虎市謀生。解放後當了人民醫生。1979年退休回鄉。

　　1984年，經上級民政部門評定我享受“失散老紅軍”待遇。

　　這就是我的兄長爲革命而英勇犧牲的事迹和本人的革命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