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走了一圈，發覺我的前世今生竟與石門路有着千絲萬縷關係，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被注定的。

　　石門路在上海是一條著名的商業街,衆多商鋪後面居住了無數居民，它繁榮的程度僅次於南京路與淮海路。它北起蘇州河的恒豐路橋，經南京路，南扺淮海路，全長1600米左右。南京路南段又叫石門一路，過去叫同孚路，南京路北段又叫石門二路，過去叫卡德路。

　　那就先從我的祖輩説起吧！

　　同福裏是我祖父的住地

　　我祖父章太炎，魯迅先生稱他“七次追捕，三入牢獄，其革命之志終不屈繞”。其實我祖父豈止“七次追捕”，袁世凱專政後，革命黨人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祖父也在通緝之中。國民黨“北伐成功”，祖父因反對“國共合作”，他説“我們應當反對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産黨”，他認爲共産黨是受蘇俄支持的黨派，凡受外力支持的黨派都應反對；他也反對蔣介石，稱他是新軍閥，“尊事赤俄，奉鮑羅廷爲統監”，都是借外來勢力欺負中國人……。因此又遭到國民黨上海黨部“通緝”，所以他不得從比較偏僻的滬西南洋橋搬到比較熱鬧的同孚路來（即今石門一路），位於“公交醫院”旁315弄進去，到底有一條横路，横路上有四條石庫門弄堂，叫“同福裏”，他入住第二條弄堂的8號。這是1927年的事。

　　在同福裏他完全蟄居，屬於匿藏。後來在友人們疏通之下，蔣介石又忙於派系戰争，他稍有自由，有人又請他參加公開活動，他忍不住又大發言論，稱“袁世凱個人要做皇帝，（國民黨）他們是一個黨要做皇帝，這就是叛國，叛國者國民應起而討伐之”，他的這些言論在報刊刊登後，國民黨氣急敗壞，於是國民黨再次“通緝”他。由於同孚路屬於公共租界，國民黨無法直接抓他，但祖父不得不搬家，雖然只是從8號搬到了弄堂底的10號，10號比8號面積大了許多，但他基本上匿藏於虹口日租界的吉住醫院，以及躲在我祖母的妹妹家，直到“一二八事變”爆發才又回到同孚路的同福裏，一直到1934年離開，遷居蘇州。

　　這時期是祖父一生中的最最低潮時期。魯迅先生説這時期是用自己的手與别人的手把自己與時代隔絶了，無奈離開了時代的中心，退守他的書齋之中，做着他的學問。但這時期他意外的收了一個弟子，這就是他的鄰居，對面10號住宅王敬甫的兒子王仲犖，小名阿牛，爲人忠厚，爲學刻苦，是我父親與叔叔的玩伴，也經常來我家串門，祖母感到這孩子很有造化，勸祖父收爲弟子，王敬甫聞之大喜，讓孩子正式拜了師，從此祖父對他親教親隨，他也照顧我祖父日常起居，成爲衆多弟子中最最貼身的弟子，後隨祖父到蘇州，在章氏國學講習會任教，祖父去世了，他又隨我祖母到上海太炎文學院任教……。1949年後赴山東大學任歷史係主任，一級教授、國務院二十四史整料小組主要成員……。就是他促成了《章太炎全集》的出版，完成了祖父與祖母遺願，也正是他安排我參加《全集》工作，到社科院歷史研究院工作，成爲了今天的我，這樣的結果，似乎冥冥之中已在命運中被决定了的。啊，石門路，同福裏，與我竟有這麽密切關係，太奇妙了！

　　我曾住過德義大樓

　　1951年，父母離异，我隨母親從南京西路泰興路口的麥達公寓（今泰興大樓）搬到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口的德義大樓。這個裝飾巍偉的大樓，外墻是咖啡色與米色的磚塊,裝飾着四個高大的雕像，有着歐洲古典風格，在上海也是非常少見的。這是一個八層樓的大樓，一個門開在南京西路778號，另一個門在石門二路口15號，我居住在八樓，是從石門二路口15號進出的第四個房屋。當時上海高樓很少，使用電梯的更少，我住在高高的八樓，面向東南，可望到外灘，俯視半個上海，感覺好極了，又從小獨開電梯，很是得意。

　　住在德義大樓期間，我有兩個印象極深的事。

　　一是我姐姐帶我去崑山春游，姐姐僅比我大兩歲，一直扮演着家裏的老大姐角色，當時她不過讀五年級，學校組織春游，竟帶了我一起去。記得天不亮，我倆摸黑從消防樓拾級而下，穿過黑洞洞臟兮兮的消防梯，她帶了我勇敢出發，我第一次乘火車到崑山，也是第一次外出旅行，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山，至於是不是爬了山，我完全不記得了。

　　二是在家病了很久。當時我頸部長了好多不痛不癢的節結，身體也非常乏力，父親抱了我去看病，説是淋巴結核，俗話叫“栗子精”，西醫説要開刀，父親説不妥，這會給孩子留下許多傷疤。於是他四處訪醫，後來聽説有個原要被處死的老中醫，他有一個治“栗子精”的密方，以方换活，我們於是找到了這老中醫，吃了他的密方，没有幾個月，徹底治癒了，這是一種黑色小藥丸，聽説價格不菲。這件事令我没齒難忘！

　　德義大樓底樓有著名的“南京理髮店”，迄今開着，可稱百年老店了，我幾乎没有光顧過這名店，但“文革”中我却帶了六十一中學（即今民立中學）學生去“學工學農”，名店也要面向工農，我記不得我這些學生有没有爲人理髮，但當時醫院後勤人員上手術台拿起手術刀還是有的，絶非笑話。

　　德義大樓幾尊洋人石像我是見過的，“文革”爆發，被發了瘋的民衆用繩索硬生生拉了下來！這讓我想到美國近來的黑人運動，也是拉倒塑像，推倒歷史……，跟我們當年何其相似！不知爲什麽，我却高興不起來，我不認爲美國從此完了。

　　我在德義大樓住没幾年，搬到了成都北路修德新邨的一個底樓，“陽光從富人的高樓，落到了窮漢的屋脊”。

　　我在育才讀中學

　　在石門二路與山海關路口，就是著名的育才中學。1956年至1959年，我在育才中學讀初中。

　　育才中學以教育質量高，學生品行好著稱，校長是著名教育家段力佩，他又是區教育局局長、副區長，他的侄子也是教育家段鎮，他威嚴過人，每個學生都怕他，但他提倡愉快教育，不要把學生當敵人，反對填鴨式與滿堂灌，他經常給大家繪聲繪色地講故事。所以我的語文老師就學了他風格，從不照課宣讀，上來就説：“大家提問吧！”於是大家習慣把書本上的書本外的各種刁鑽古怪的問題提出來，他從容的一個個解釋，寫了滿滿一黑板，一節課就輕鬆過去了。我記得他姓孔，説是孔子後裔，讓我刮目相看。政治老師則是刻板刻板的，聽説是轉業軍人，他講得階級鬥争道理，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班主任是一個滿臉鐵青胡子的漢子，就是他給我畢業評語：“與家庭劃不清界綫，政治立場不穩”！讓我第一次感到五雷轟頂，使我差一點喪失再讀書機會，我的另一個同學也是得到如此評語，從此失學在家！我的中學生活實在乏善可陳，只記得參加了“紅十字”,當了三年衛生員，爲同學滴了三年沙眼藥水。在紅十字隊伍中有一個很漂亮很文静的女同學，像天使一般，但我從來没有問過她叫什麽，朦朧的青少年，完全被殘酷的階級鬥争生活取代了，但我由此一下子成熟了。

　　我初中畢業時，正值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教育……的瘋狂時代，辦了許多民辦學校，但師資奇缺，於是段力佩校長辦了一個“静安師範學校”，自任校長，共招二百個學生，其中從育才應届生中抽了二十還是四十個學生去讀師範，我們班班長被抽去讀“速師”，我被抽去讀“普師”。學校就辦在静安區第三中心小學内。

　　“文革”中我多次生病住醫院，與段力佩校長兒子成了病友，老校長幾乎每天會來陪兒子，成了標準慈父，一點也没有了威嚴，與我居然也有搭没搭地説上幾句。“文革”後我去静安區少年宫工作，主編思想教育雜誌《小葵花》，其中也總結和刊載過“段力佩教育思想”。這是我與育才的餘音。

　　我在防疫站讀師範

　　静安師範創辦於第三中心小學的一幢輔樓，後來不知爲什麽搬到石門一路82號静安區防疫站。這個防疫站是一幢漂亮精緻的中西合璧的建築，共三樓，後有輔樓，前有小園子，有個中式門樓，原先是同濟大學的中美醫院，最早是意大利船商鐵爾健沙的住宅。我們在三樓讀書，樓梯鋪着講究的緑色橡膠墊。下面二層是防疫站，也是區最大的化驗站，每天有許多人來抽血、驗血、驗大便、驗尿、驗痰……，讓人很恐怖。

　　我的教室在三樓朝東第一間，小小的房間，坐了好幾十個人，我又坐在最後一排，擁擠不堪，至今有揮之不去的壓抑感。最最難忘的是吃不飽飯。當時正值“自然灾害”時期，糧食奇缺，我們始終吃“爛糊面”，每人一盒，吃時很飽，瞬就餓了……，這種飢餓感迄今讓人感到痛苦。師範是免費教育，喫飯也不要錢，但畢業後三年内不得報考大學，我1962年畢業，三年後遇到了“文革”，大學也没有了，讓我從此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但我吸取了中學的教訓，“積極向上”了，入了團，當了團幹部，學會了保護自己！

　　防疫站的小園子，勉强可當一個球場，一樓大廳有一個乒乓桌，這就成了我們最好的休閒場所，課間課後，少男少女擠在一起看籃球賽、看乒乓賽……，盡管只有這麽一點娱樂，但歡樂笑語此起彼伏，響徹上空，大家忘了飢餓，萌發了少年無邪的情感與友誼。盡管我們條件是如此簡陋，我一點没有瞧不起自己職業，我始終認爲教書育人是崇高的職業，如果没有這樣的信念，我不可能在小學、中學、少年宫度過十七年的老師生涯，而且都是盡力把班級教好！我雖然不是畢業於什麽名校，但我還是很懷念這一段生活。每當我路過這所“學校”，（如今成了美諾厨房展示廳，圍墻也拆除了），仿佛還能聽到從三樓窗口上傳來的“加油”歡聲笑語。

　　我到了街道小學教書

　　1962年我師範畢業，趕上了“大躍進”後的“大衰退”，師範畢業生分配不出去了，有的只能去菜場、商店、銀行……，也有少數去了公辦小學，當然也有出身極好的去了教育局，我與一部分人分配到街道，支援民辦小學，待遇是所有畢業生中最低的，每月25元。我報到的地方是石門一路251弄5號——威海衛路街道黨委。我又到了石門路。

　　威海街道擁有六所民辦小學，大概共有六、七十個班級，師資大部分是街道家庭婦女，以及社會閒散人員，“總負責人”是一名黨員，也是唯一一個黨員。我們是第一批正規師範生補充進這個隊伍。

　　報到一天，有二三十人，除了師範生外，還有一些待業青年，其中有一個文雅端莊的女青年，出衆地站在人群中，她大學肄業，小資成份，我們互相看一眼，四年後，我們結爲了夫婦，威海黨委成了我們婚姻牽綫之福地，而她家是恰恰是黨委對面252弄的華順裏。石門路的華順裏成了我與内人半個家，我的岳父母住在那裏，他們不很支持我們婚姻，因爲我工作太低檔，但我岳父母去世後，我每年爲他們掃墓，堅持了四十多年，從未中斷過。命運就是如此奇妙地安排了我的一生，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命運將我與我的内人，安排在社會最最低層，在這個環境下，我們走到一起是一種必然，不敢説是郎才女貌，都是天下淪落人，貧賤夫妻百事哀。

　　“文革”期間，我妹妹從大學畢業分配到甘肅，我是家中唯一可以爲她送行的人，於是向“總領導”請假，她説你自己去向街道黨委書記請假，於是我跨進了石門一路251弄，向已經被解放的黨委書記請假。他是一個有點蒼老面部鐵板的人，我站在他面前，小心地説：“我想請假去送妹妹”，不料他大聲吼道：“你們這些出身有問題的人，事情就是多，小資情調，你送妹妹是大事，我們開會就不是大事嗎！！！”我嚇得逃了出來。這是我當年接觸的最大領導，至於我們的“總領導”——唯一的黨員，一個有夫之婦，竟與我同學發生不正當關係……。這一切讓我的信仰大受損傷！

　　“文革”結束後，我到社科院工作，中央也給落實政策，我搬到了美國領館斜對面高樓。我在街上常會看到一個老頭，背着手茫無目地在走路，他就是這個黨委書記，更老更老了，但我認得出他，他一路不斷地嘟嘟囔囔不知在説着什麽……。

　　我與民立中學

　　“文革”進入“復課鬧革命”與“上山下鄉”階段，中學經歷大清洗，教師奇缺，不得不向小學借調業務能力强的老師去支教，我被抽到六十一中學。六十一中學前身與今世就是著名的民立中學。我調入該校後，即安排我擔任初三畢業班教師，即七○届的班主任與語文老師。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我曾發表過《我與民立中學》一文，如今收在我的《後死之責》一著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此不重復贅述

　　民立中學位於威海衛路石門一路口，兩邊各有一個校門，校墻在兩條路各占一半，在這兩大塊墻面上，我參加過“大批判專欄”布置工作，我又一次與石門一路親密接觸。我在該校獲得過“静安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稱號，我任教班級也評上過區、校先進稱號……。我盡一切力量洗刷自己的原罪。

　　在民立中學有二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記憶。

　　1．在民立中學石門一路邊的對街，有一家著名的紅裝（原紅翔）服裝商店，橱窗裏陳列了一件豹皮大衣，成爲這個店獨特的標配。有一天，這件豹皮大衣不翼而飛了，震驚了整條石門路。後來終於破案了，小偷竟是民立中學的學生，而且他們是課間干的……。這讓至今不解，他們是怎麽辦得到的？真是神偷。

　　2．當時是一個文化飢渴時代，文化都被革命了，根本看不到經典名著，這讓人的精神世界極度貧乏。但民立中學圖書館居然有非常豐富藏書且没被毁，管圖書的老師又樂意偷偷借給我看。這讓我如饑似渴地飽覽了許多經典，可以説是一輩子最最過癮的愉閲，這種快感迄今無法忘却。

　　石門路拾憶

　　一條石門路，不知撒落了我多少珍貴的記憶。

　　防疫站隔壁一條大弄堂裏，有一個“威海地段醫院”，我少多病，心又鬱悶，常跑醫院，而這所醫院好醫生真不少，有留學德國的兒科醫生周頌凡，正宗科班出身的西醫江上昭，傳染科專家姚光弼，中醫大家張存權，張龍孫……，不知怎麽都流入地段醫院，他們醫術高，待人好，一點没有看不起民辦小學的我，還做了朋友……。“文革”後江上昭當了區統戰部長，姚光弼去了中心醫院，張龍孫去了華東醫院，張存權退休了……。

　　地段醫院斜對面是中醫文獻館附屬醫院，也有我好多熟人，再隔壁是老字號“四如春飯店”，“四如春”對面是著名的吴苑生煎包店。

　　再往北走，石門路威海路口是正宗蘇州采芝齋，貨式齊全，品質可靠。

　　“采芝齋”向北是大中裏，住了我許多學生。這弄堂四通八達，散落了許多街道民辦小學，都是在居民客堂間或厢房間，我就去這些學校教書。

　　“大中裏”對面有中西藥房等許多店家。如世界大藥房、永泰服裝店、博步皮鞋店、大新昌布店等。

　　“大中裏”與“華盛裏”中間有紅村酒家。

　　“紅村”對面是同孚大戲院，還有很大的布商、服裝店、上海舞蹈學校（上海合唱團）、公惠醫院、鼎日有南北貨店……。

　　過了南京路就是石門二路了，從南京理髮店、宋慶齡兒童書店、德義大樓到卡德公寓，樓下是著名的凱司令蛋糕店。

　　再向北是大風堂，張大千一代風流人物均作古了，但大風堂、怡安裏尤在，這二條弄堂面貌依舊，可以説是石門路上僅存的遺迹。

　　育才中學對面原有很大布店等，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是盛利炒麵店，最早叫“胖子炒麵店”，炒出的麵肥肥胖胖油油鮮鮮，這股味道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再往前是牙防所，卡德洗浴池，多少人在這浴池留下了老上海洗浴滋味……。

　　一切俱往矣，石門路上如此衆多鱗次櫛比的名店，特色商店，海派風格的店鋪統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現代化的大商場，大辦公樓，千篇一律的大而無當的商場……，如一個個巨大無比的怪獸，彼此對視。有一次我與内人去石門一路尋舊，在巨大的現代化建築的迷宫裏轉了半天，舊時的痕迹竟一點點也没有找到，老宅、街道、商店、氣息、歲月……，統統消失了，我難過得幾乎要哭了出來！

　　從同福裏到東亞所

　　石門路北至恒豐路橋爲止，過了橋，橋下即是上海青少年活動中心，而我們的研究所就設在這大厦之中。二十五年前，我與一些同仁創辦了上海東亞研究所，這是一個以研究港澳台爲主的民間智庫，由我任法人與所長，一直干到了今天，我幾乎每天會經石門路扺單位，命運似乎一直將我與石門路聯在一起，從同福裏到東亞所，這種神秘的力量將我們縛在了一起。

　　東亞所是改革開放産物，我們從公有制到私有制，從民間企業、商店、學校、醫院到智庫，都是彌補體制内的不足，突破體制内的條條框框陳規舊習，用第三個眼睛看問題，事實證明是很受歡迎的，被海内外公認爲一個有知名度的智庫，我們産品是對港澳台重大問題的研究、判斷、對策、建議的《動態》與《專報》，而政府與有關部門則是向我們購買這些産品，形成一條“産、學、研的鏈條”，西方的决策大體也是如此。我們的《動態》與《專報》已形成三千多篇，大多受到高度重視。

　　回顧我的前半生幾乎都與石門路相關，1980年後，我的後四十年，也有割不斷的關聯。我後半生，身逢盛世，做了兩件事，一是編了我祖父《章太炎全集》，終於完成了這項“大山工程”，獲得國家古籍出版委頒發的“一等奬”；二是研究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獲得國務院國台辦頒發的“特别奉獻奬”，先後出版專著十多部，評上了三級研究員，當了市政協常委，市政府參事……。如今行將八十，歷歷往事，念念不忘，没了抱怨，只有感恩！

　　寫於2020年7月19日

　　* 發表於2020年9月《上海灘》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