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尊雪山婆羅門

　　我一生除了最最敬重達摩外，雪山婆羅門又叫雪山大士神要算我第二敬重之物了。

　　我祖父精通佛學，曾以佛學解釋莊子學説，成《齊物論釋》，並用佛學構建近代民主革命理論，但他並不信奉佛教，家裏也没有供奉佛像，更不要説燒香拜佛。但我小時候曾在家中見過一尊精瘦精瘦的木雕老漢，閉目而坐，手持佛珠，根根筋骨枯露於胸，四肢有骨無肉，形膏神炯，令人敬畏。我曾問：“這是誰？”有人告訴我是“無量壽”！我似懂非懂諾諾。後來，這尊老漢也不知所踪了。

　　“文革”期間，内人有一次從她家中帶回了一尊小佛像，我一看竟是當年家中見過的無量壽佛，但只有手掌大小，還缺了一個胳膊，但栩栩如生，雕功精良，用料上乘，顯然是劫後餘物，我甚是喜歡，有似曾相識之感，於是我用園中冬青樹的枝爲它“接肢”，居然一直安存於我書房。

　　“文革”結束後，上海展覽中心辦過一個“長三角文化用品展銷會”，我在湖州文物商鋪的地板角落，發現了一尊一尺來高的“無量壽佛”，由於面目狰獰，滿身積灰，無人問津，只好放在一偶。我一看是件老貨，用料與刀功，决非一般之物。便問：“這是什麽物件？”一個年輕人回答我：“不知道。是店裏存貨”。我又斗膽問問價錢，這個營業員回答我：“兩千！”於是我放下兩千元，抱起就走，連灰塵也不擦一擦。回去一清理，一看物件完好，用料講究，刀法精湛，面慈祥和，雙目半闔，唇角上揚，寧静和祥，凝注静思，雖然瘦骨嶙峋，但安貧樂道，凝聚了一股强大氣場，讓人感受到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後來我在一個拍賣會上也見到了相同的物件，但成交價却是我十多倍！

　　我一直以爲它是無量壽，但直到我在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的《儷鬆居長物志——自珍集》中，看到了他花了很多功夫，也收藏了這兩物件，款式一樣，但不叫無量壽，而叫“雪山婆羅門”，又叫“雪山大士”、“雪山羅漢”，它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别名。釋迦年輕時，目睹世道不平，憤入雪山修行，整整六年，食諸果，飲山澗，不避風雨，苦中得道，參透成佛。正如孟子所説：“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佛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就是説，如果你真正要成爲承擔天降給你大任的人，一定要你經歷種種困苦，經受種種挫折，在逆境中成長，即使瘦餓至此，也不减所志，才能生於憂慮，死於安樂。這尊佛像，是釋迦成佛之前形象，所以一般不入佛堂，認識它的人不多。一般人只喜歡請一尊面目和善的觀世音回家，求子得子；或請一尊彌陀佛回家，求財得財；或請一尊藥師王回家，求壽得壽……。但我認爲達摩與雪山更爲重要，我們首先要學會喫苦，吃得苦中苦，不要首先想長壽享受。所以崇奉達摩與雪山，非常勵志，非常感人，是文人的榜樣，爲文人所崇，一個九年面壁，一個六年面壁，都是苦行苦練，爲我所喜！

　　良渚玉琮

　　玉琮是最神聖的祭器，玉琮又被推爲玉中之王。在我寫字桌上，就放着一塊一手大小的仿良渚古玉雕成玉琮，代表着天圓地方，紋了許多古代的“神徽”符號，這是我家鄉標誌，也是中華五千年文化的代表。我是餘杭人，餘杭原有兩大標誌，一是出了個章太炎，二是發現了良渚文化。我既是章太炎子孫，又是良渚人後代，大莫榮焉。這塊玉琮是我二十多年前參觀良渚遺址時，當地領導送我的紀念品，這樣製作仿良渚玉器的工匠聽説有一大批，作品上乘，我是十分珍愛的，天天供於案頭，良久良久地欣賞。

　　祖父不以收藏著稱，但也有許多收藏，包括玉器。在他《遺囑》中也清楚記載着：“玉器存者雖多，惟二琮最佳，又其一圜者，乃璦之類，亦是漢以上物”。這裏所指玉者，琮圜實際都是良渚出土之物，只是他生前並不知道餘杭實是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發源地，直到他去世一年之後，良渚真正被發掘。良渚玉器多數是軟玉，當時農民經常會在耕種時發掘到陶器、玉器，所以當時在餘杭乃至江浙流傳甚廣，國外許多博物館很早收藏的許多玉琮等精品，實多出於餘杭諸地。祖父的收藏我們一直保存在上海銀行保險箱中，有數千件之多，但保險箱並不保險，“文革”中被“軍宣隊”强行没收了。他們準備支付五十元人民幣了事，我祖母堅决不肯簽字。“文革”後終於“發還”，我們連“發還清單”一起捐贈給了國家，現保存在杭州“太炎先生紀念館”。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參觀，一定會發覺祖父收藏的玉器就是良渚玉器。

　　八十年代初，我經常往返滬杭，浙江省政協還借調我協助籌備了幾個國際研討會，以及籌建祖父紀念館，於是我有了機會接觸許多領導，及有機會去參觀良渚考古。當時良渚只有幾個竹棚來收藏挖掘的文物，許許多多陶片、磁塊、殘玉……，堆放在一個個竹籮筐裏，簡陋得不可想象。而改革開放四十年後，浙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一冲上天，尤其餘杭，名列全國最富有的區縣頭幾名，變得你無論如何想象不到的先進富强。開發了良渚，取得舉世公認成就，列入了“世遺”保護項目，幾次改建了“良渚博物館”、“遺址公園”……，現在良渚博物館規模巨大，其他地方無出其有。這不僅是考古成功，還發掘了遺址、城池、祭台、灌溉、生産、政權、文明……，將江浙古人類的起源與歷史，大大推進了幾千年！並讓我們這些餘杭人係良渚文明的後代爲榮矣！

　　我第一次回到故鄉餘杭倉前是1986年6月，是祖父逝世五十週年之際，當時在杭州開了一個紀念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有一個參觀項目，即是到倉前去參觀章太炎故居。參觀故居不要説祖父衆多弟子與學者没去過，連我父親也没過去，所以大家就去故居參觀了一番。故居就在杭州郊區餘杭縣，但交通非常不便，開車都走了一個半小時多。當時倉前就在一片農田之中，沿河的一條街，幾乎與五十年前一模一樣，破敗不堪。故居原被糧食所與居民佔用，後被匆匆修復，基本恢復了舊貌，四進之宅，徵集了許多舊物，讓人大致可以看到祖父當時歲月面貌。宅前塘河流了千年，祖父每次上杭州、上海都是從家門口的塘河坐船出發。河對面是一片無際的千年稻田，這裏是個糧食縣，以種糧爲主，工業只有一個灰灰的水泥廠。爲了防止兩岸開戰，浙江發展很晚，餘杭作爲農業區更是發展緩慢。

　　但想到要恢復修復故居是街道上一個文化館館長，後任鎮黨委書記的馮玉寶先生，憑着他的膽識與努力，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一路發揮他的才幹，當上了餘杭區文廣旅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文聯主席等。經他親歷親爲，故居第五進恢復了，申請全國文保單位成功了，將故居左右房屋並入故居，使故居從500多平方發展到1700多平方，成了餘杭文化地標。另一位餘杭區常委兼宣傳部長王姝，一個漂亮能幹的“女孩”，又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資助出齊了全國文化出版重點項目《章太炎全集》，獲得全國多項大奬，由她主持召開的相關會議多達二十多次，又擴建了故居，一個貧困的農業縣居然可以問鼎文化頂端的領域，簡直不可思議，引來學術界一片驚羡，而成其事的竟是一位“女孩”！

　　我的故鄉大變樣了，倉前變成了“夢想小鎮”，李克强總理也專門來參觀，浙江省黨校、杭州師範大學、阿裏巴巴總部……都紛紛落户倉前，塘河對岸長滿了時尚的新建築，一畝稻田也没有了，充滿朝氣，充滿動力，尤其創業園區吸引了國内外數萬創業者入户……，如果用一句“改天换地”實不爲過。良渚人、餘杭人、倉前人，成爲人們向往的標誌，大大增加了認同感，歸屬感，我的叔父從美國歸土倉前了，我的胞哥也歸土倉前了……，將來我也會歸土故里，在地下看餘杭天天向上！

　　長壽盤

　　書房裏還有一個白磁盆，上面印了兩個朱紅大字——長壽，這是紀念朱屺瞻藝術館開館紀念品，這時屺老還健在，105歲了，大家以得此長壽盆爲喜。第二年，即1996年，屺以106歲高齡謝世。他是最長壽的畫家，活到106歲，還筆耕不斷，世上罕見。

　　今天也許有許多人不知朱屺瞻是誰了，這也很自然，世上代有新人出，但知古纔可開今，瞭解故人也是很重要的。世上畫家多的是，如屺老這樣長壽的不多，畫風越老越新不多，不爲錢畫畫的更不多。過去世上畫家窮得多，但如屺老家境富足，不靠畫换米的不多，這使他能沉潜於繪畫之中，不去迎合世風，不去迎合買家口味，這樣的畫家實在不多了。

　　屺老有一個女婿叫黄紹海，是我同事，我倆同在歷史研究所一間辦公室辦公，後他舉家去了美國，帶走了屺老三十多幅作品，他曾都讓我看過，都是早期作品，實在是很一般，畫風很保守。而八十年代後，屺老畫風突變，越畫越老辣，越畫越有新意。人越老不是越守舊膽小，越重復自己習慣的畫風，這是極爲不易的。屺老習畫很早，中西畫均涉及，可以説愛繪畫，堅持繪畫，見多識廣，内藴很深，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就突變了，繪出全新作品，讓世人驚嘆。但他還是謙虚如故，説：“瞎塌塌、瞎塌塌”，“野狐禪，野狐禪”，反讓别人不知所從。大凡有成就的人，總是格外謙虚，他們内心是充實的，他們也知道學海無涯。淺薄的人，則盛氣凌人，開口閉口是錢，動則説“没有××萬一尺，免談！”這些人爲了錢，已六親不認了。

　　八十歲後的屺老，白發童顔，紅裝打扮，依舊神采奕奕，精力過人，作品越畫越大，筆法越來越簡，大氣磅礴，高度概括，得心應手，尤其花卉静物，畫得出神入化，令人叫絶！畫中有物，物中有我，筆法拙樸，樸近自然，樸近天真，物我相成，達到超然境界，成爲上海一絶，光前裕後，無人能及。至於他的山水我則不太欣賞，大概欣賞能力不够。但他仍低調爲人，我錢送紹海兄，屺老竟偕夫人光臨，其樂融融，猶若昨日。我也多次登門造訪，他也熱情接待，跟我説説老話。他説淞滬戰事後，日寇濫炸上海，讓上海飽受戰火，一次你祖父太炎先生與馬相伯老人相會，痛訴暴行，邊講邊寫邊畫，畫了飛機在扔炸彈，上海一片火海……，他適在一旁，親睹了這一幕，還收藏了這張畫……。這一切讓我至今不忘。

　　蘭亭序

　　在我書架上有一塊印在銅版上的《蘭亭序》，一尺多大，這是汪道涵會長送我的。1989年“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成立，他是顧問，我是秘書長；1990年上海台灣研究會成立，他是顧問，我是秘書長；以後他領導的上海台灣研究所成立，我任副所長；後遵他指示，把台灣問題放到國際格局中研究，上海東亞研究所成立，我任所長。這期間，他市長卸任了，任“海協會”會長，專注台灣問題，基本上是用我們上海這些專家學者協助工作，我更是與他接近密切。一度密切到人們常常把我倆言論混爲一談，造成了一定困擾。但我一直弘揚他的思想與主張是從來没有改變過。總之，我追隨他十多年，有時他會把人們送他的禮品隨手送給我。記得有一位中央領導送他一支野山人參，他説這東西他不吃，你拿去補補吧，我拿來一看連送禮人名字他也没有拿掉。這幅《蘭亭序》印刷品也是如此。

　　汪老是個老革命了，他193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1933年入中國共産黨，後因宣傳革命入獄，由其父晚清舉人汪雨相（首批加入同盟會老人）擔保出獄，後回鄉繼續從事革命，1937年與父親率全家及中共明光臨時支部成員共28人携所有家産投奔延安。他的投奔革命完全不是没飯吃而去造反，完全是追求真理，尋求光明，是有知識有抱負的革命精英。所以解放後，他成爲共和國最年輕的副部長，擔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工業、冶金等重要經濟工作。但他這個副部長一當26年没入昇遷正部長，因爲他不肯做違心事。“大躍進”時毛澤東要大煉鋼鐵，提出要達到某些標準，汪老説“這是不科學的也是根本達不到的”，遭毛澤東忌恨，説“這個公子不配當一把手”！所以直到1981年，“文革”之後他才當了上海市市長，昇任了正部級領導。但他資歷很深，見識很廣，視野很闊，胸襟很寬，抱負很遠，在很多問題上有灼見，不人雲我雲。

　　汪老人生最後的十五年是擔任“海協會”會長，他認爲我們對台工作有三大盲點，一定要克服。一是對台灣一百多年的經歷一定要好好理解；二是對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要深刻認知；三是要建立統一的理論，我們最都擁護統一，但我們國家概念形成很晚，長期以來只有“天下”概念，即“天下秩序”、“天下一統”概念，天子就是國家，天子底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搆成天下，至於中央管轄不到的地方，允許他們作爲“藩”，予以高度自治，這就是相對統一，但要絶對統一，要有一套新的國家統一論述，要建立相應的制度與法律。爲此他不辭辛苦，勤勤懇懇在構建國家統一論述，每天除了會見客人外，就是找全國各地專家學者來研討，每周開二三次會是很普通的。會後他總會與我深入討論，布置我們寫作。幾乎每天深夜他又會來電詢問一天台情……。所以跟了他“開夜車”是家常便飯。這種緊張而充實的生活，在他逝世後再也没有見過第二個人如此拼命。2000年以後，他身體大不如前，但没有一天退場。2005年他去世那天，正值冬至，又是聖誕夜，天刮着少見的狂風，下午他還讀着我們所送他的研究馬英九報告，還談論着台情……，突然他如大樹般倒下了，再也没有醒來！

　　汪老晚年始終站在對台工作前沿，堅守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與辜振甫共同維係着一個中國的基礎，努力建構新的統一論述。他認爲傳統的統一觀，與國際的國家學説，無法解决兩岸的主權與治權争議，要滿足台灣民衆的身份認同，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目前尚未統一，統一是進行式，要把台灣問題放在民族復興大局中思考，要和台灣同胞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要包容他們的主體意識，融合發展，和合相處……。他對和平統一有一整套的思維，他的觀點深受兩岸民衆尊敬，但對我們傳統政策是一種挑戰，會走到舊制度的對立面，會遭遇内部的反彈，受到許多不公的壓力，會陷於孤獨、仿徨、苦惱……，但是他對台灣問題思考與理解迄今依然無人超越。去年習近平提出了未來三十年實現統一的路綫圖，提出了兩岸統一的方案，這方案與香港基本法不一樣，這方案不是去與美國商量，也不是與台灣當局商量，更不是我們閉門造車拿出一個方案迫使台灣接受，而是兩岸民衆共議一個“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這不就是汪老的共同締造的主張嗎！

　　在汪老誕辰一百週年之際，中央决定組織紀念活動，包括出一本紀念集，請我與另兩個與汪老關係極深的人撰寫紀念文章，我們欣然撰寫了三篇文稿，也都收到了稿費，但拿到《文集》一看，我們三篇文章竟全被删除了！在那些掌握生殺大權的“道統衛士”眼裏，我們這些爲理想奮鬥的人，追隨汪道涵的人，不過是個“少爺”而已，充其量只是一個“票友”！

　　瓦　當

　　書架上還有一塊瓦當。瓦當，又叫瓦頭，古代瓦屋，最前端有兩塊瓦，一塊幫助雨水下傾，一塊擋住椽頭，以免侵蝕。這兩塊瓦往往會做成一定花樣，增加喜慶，添加裝飾。不同時代，花紋會有所不同，形成“秦磚漢瓦”文化，尤其文人雅士，喜歡收集真正的“秦磚漢瓦”，陳列於室，增加古趣。我這塊瓦當是我好友柴慶翔先生送我的，花紋很簡潔，没有文字與花飾，由幾根綫條構一塊圖案的漢瓦，但出衆的優雅，符合他的性格與審美觀。

　　柴慶翔，蘇州柴氏家族後代，也算是出身望族，他的姐姐柴莉蓉，是我母親振華女中的同學與摯友，正是她與我母親利用寒暑假去我祖父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聽講，與我父親相識。柴先生是在蘇州東吴大學讀英國文學的，英語極好，文學修養也極高。我與他相識是“文革”期間，不知爲什麽他搬到我們的住地，就住在我們對面三樓，成了隔窗相望的鄰居。這時他在上海第四師範教書，他夫人在幼兒園教書，還有兩個女兒在讀書。他除了教英語外，還酷愛繪畫、種花、讀書。與我愛好非常一致，於是我們往來頻繁，成了好友，他夫人與我内人也情同姊妹。

　　柴先生一身紳士派頭，儀表堂堂，彬彬有禮，衣着得體，尤其頭髮，紋絲不亂，一張瓜子臉，笑容可掬，一口吴語，加上滬言，慢慢吞吞，不慌不忙，一副學者派頭，在當時社會，顯得另類，格格不入，但他却我行我素，獨樹一幟。到他家去，他總要等上好幾分鐘才開門——忙着把凌亂東西塞到床罩下面，喜歡以最整潔狀態迎客，哪怕外表也是這樣；然後用考究的茶杯泡茶，茶葉不過三、五片——他認爲多了浪費，少了怠慢，禮數是極周到的，但不喜歡浪費。當時他家有不少海外關係，生活條件優於我們，有年盛夏，我們剛回到家裏，他們送來了一只冰鎮西瓜，這是我們第一次嘗到了冰鎮西瓜的美味，迄今弗忘。

　　他愛繪畫，尤精於水彩，他是顔文樑先生學生，他帶我去拜訪過顔先生。師徒相見，這種寒暄，禮數之周，讓人開眼，最後顔老邁着碎步送至門口，他三步一回五步一回地鞠躬還禮。但他的水彩風格却比顔先生放得開，但基本上屬於傳統水彩風格。他1983年出版過一本《水彩畫基礎技法》，當時出版物是很不繁榮，這本小册子出版實屬不易，但這是一册很典型的學院派作品，被人列爲舊派老法技法。如今從水彩的顔料到紙張都發生了許多突變，特别應用畫、廣告畫等需要，水彩完全顛覆了昔日風格，而柴先生則是最傳統水彩的最後守門人。我迄今記得我們一起去常熟、西山等地寫生，真是快樂難忘。他晚年定居加拿大，美加風情讓他興奮不已，更加勤奮作畫，留下了許多好作品。他最大願望是結集出版，尤其他看了我的朋友們爲我出版的畫册，羡慕不已。我多次勸他挑選一下，交我出版。但他的畫至今仍存放在他大女兒的床底下，人却已謝世多年了。我深知他爲人，他最不想虧欠别人人情，其實他完全不必這樣想，這二十多年來，我們自費出版一本畫册能力是有的。

　　柴先生文筆很好，對故蘇文化又很熟悉，所以晚年寫了許多吴上逸事，是很有價值的，不知他的後人有没有幫收集。他寫的《遺老舊事》，寫了他的姑丈曹元弼，清翰林，治禮學，九十歲娶他六十歲的姑母，轟動一時，姑丈又是最後一位帶着辮子入士的遺老……，這一切都是他的親歷，寫得入木三分。有時他又很幽默，會講一些冷笑話。記得一次他説：他學校來了一位留洋美術老師，但人們從來没見過他畫過畫，不管同事與學生怎麽促他畫幾筆讓人見識見識，他總是逥避。一次被大家逼得實在急了，没有辦法了，只好説：“諸位，諸位，正面作畫你們見多了，我來個反手作畫吧！”説罷背手在墻上畫了許久，然後落荒而跑了。大家走近一看，意是畫了個圓圈！

　　柴先生總想出國，想了很多辦法，“文革”後終於舉家去了美加，最後定居温哥華，但每年會回來探親，這塊瓦當就是他回來時送我的。每次相聚我總會準備一點他愛吃的蘇州菜請他吃，如油爆蝦、炒鱔絲、白斬鷄等，他總是不慌不忙細細咀嚼，眼中噙着泪花，慢慢慢慢品嚐……。他品嚐的是他的鄉味鄉情，他骨子裏是對鄉土的深深眷戀。有一年他回來對我説：“這是我最後一次回國了，因爲我夢牽魂繞的蘇州故土，已面目全非了，我再找不到我的根與魂了”！

　　此後他再也没有回來！

　　小郵筒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之日，自後街上刻有英殖民標誌的紅色郵筒及郵票將走入歷史，所以港英當局將製作了一批袖珍小郵筒出售，以資紀念。於是我買了一個作爲回歸紀念品，至今安放在書橱内。

　　香港回歸前後，我赴香港十分頻繁，我們東亞研究所重點就是研究港澳台，所以與香港各界人士建立了廣泛聯繫，其中就有知名人士南懷瑾先生。南懷瑾先生人稱“南老”，他身上有許多銜頭，“國學大師”、“一代宗師”、“大居士”……是重要的文化名人。他弟子衆多，横跨政商各界，他的寓所，雲集了三教九流人士，以及各個部門的人員，成爲交流信息與打探情報的中心，每天喫飯時客人可以坐上多桌，他也來者不拒，如擺了一個大“測字攤”，眼觀四路，耳聽八方，遊刃有餘。我一度也成了他的座上賓，每每開飯，他必要我貼坐在他右側，親切有加，談笑風生。

　　南老對我特别親切，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嫡孫，他與我祖父同治“國學”，出於對前輩尊敬，而且自知治學不如我祖父，他對我直言：“你祖父搞得是真學問，我是‘野狐憚’”，由愛屋及烏；二是由於我姑夫朱鏡宙先生與他是同行摯友，又是同鄉，都在台灣弘揚佛法；三是知道我是汪道涵身邊人，倆位老人互相欣賞，常常通過我互相問候和互詢近况，所以對我格外親切。至於他促成兩岸秘使相見，推動“兩會”建立等敏感問題，我們從來没有挑明交流過，更不在公開場合議論過，僅僅心照不宣而已。我最最不願充當的就是“秘使”，這是最没有好下場的職業，但有些人明明没有“秘使”使命，却樂此不疲去充當這種角色，留下了許許多多“烏龍”。

　　南老有許多弟子，許多是台灣政商名流，如劉泰英、蘇志誠、尹衍樑……，聽説他的生活也是由李傳洪姐弟供養的。他在大陸也有許多這樣的弟子。於是他樂於從中牽綫搭橋，其中最有名的兩件事就是建造“金温鐵路”及促成“兩岸秘使會面”，他涉入很深，還親自起草了《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連汪道涵也參與了此事。這個建議書没有脱離“國共合作”“一國多制”舊模式，結果雙方都没有給他下文，竟無疾而終，成了歷史之謎。至於“金温鐵路”，雖成功了，他却身退，其中的酸甜苦辣都記在厚厚的一本《南懷瑾與金温鐵路之中》，他也與我詳談過，書生從商，談何容易。看來要成功“入世”，實行政治夢，並不容易。

　　南老轉而專心講學。他早在1963年就在台灣聚衆講學，結果被蔣經國懷疑結幫拉伙，只好落荒而逃。1988年到香港再度聚衆講學。他傳播的内容很廣，除了傳統文化外，還有現代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等，儼然成“一代宗師”，著述也很豐富，連他只字片語都被視爲經典，出版社更是搶着出版。這種“國學”講演，比起於丹、易中天……，不知要熱鬧多少倍。其實他講得内容，與曹聚仁講國學，如出一轍，既不是注經釋經，也不是宣傳微言大義，是講故事式的國學演講，很配現代人求知的口味，現代人既想瞭解國學，又不知怎麽治，又怕下功夫，只好聽聽講故事了。而我最最欣賞他的著作是《大學微言》，上下兩册，洋洋灑灑，是他親自寄給我的。他從《大學》講起，深入淺出，講到修身正心治國平天下，講帝王術，講歷代帝王如何在儒、道、佛之中尋找平衡點，他最最熟悉的是清三百年，如何處理好儒學與道、佛之間關係，尤其如何驅駕蒙藏二族，外示儒教，内用佛老，怎麽利用密宗與藏漢佛教的作用，獲得“平天下”的結果。這樣的論述，没有幾個學者能及，這才是他學術的精華所在。

　　南老的一生，並不是“從小打下了扎實的國學基礎”，事實上他小學都没畢業，成績是“最後一名”，又從事過許多雜業，從當武術教練，到當地方保安團長，經歷豐富，見多識廣，這是一些“大儒”所不具備的經歷與見識。直到1943年他到峨嵋山修行，先在五通橋，後在大坪寺，閉門參禪，1947年返回温州，在樂清繼續參禪，先後雲遊四川、西康、西藏，訪各教派，直到1953年到台灣講學，成就他第一本著作《楞嚴大義今釋》，可惜一本也賣不出去。這十年是他扎扎實實修研經歷，通曉了儒、道、佛三教的關係，尤通達藏漢佛教與密宗，加上他的經歷，參透了世間與世道，有了比一般人僅僅靠書齋念死書的深刻悟性。他比一般學者更懂得“出世”與“入世”道理。他也曾想“入世”，充當政治掮客，但他更懂得“出世”之道，他説“著書都爲稻糧謀”，説得何等精闢，所以有許多院校請他當“教授”、“博導”等等，他説“我才不受這個騙”！説得又何等透徹。他説自己是“一無所長，一無是處”，這才是真正高人，介於“出世”與“入世”之間。他的最大貢獻是將學術通俗化，解救了許許多多現代人的心靈貧乏，被人視爲“教主”。

　　他晚年定居上海，又在蘇州吴江創辦“太湖大學堂”，許多要人闊人争相去“鍍金”，他的客廳一定是越來越熱鬧，聽説去聽講的人還要穿同一式制服……。我離他很近，却一次也没有去看他。記得有一次，許多人都不惜用重金想讓南老親自算命，我在旁却一言不發，衆人起哄説：“給念馳算一算吧”！南老不慌不忙説：“念馳的命是有求必應，這是正人君子命，不必算了，因爲他一生無求！”他説得太對了，太智慧了，太江湖了，這就是南懷瑾呀！

　　一幅肖像

　　我的休息室裏掛了一幅我内人的肖像，是著名畫家俞雲階先生繪製的，他畫得如此簡練、傳神、生動、質感，連白襯衣内體膚也表達無遺，俄羅斯繪畫風格和中國畫的留白手法，表達得一清二楚。整個繪畫過程，不過二個多小時，早晨他來我家，中午前就完成了，他給巴金繪像也是二個多小時，下筆没有一點猶豫，没有一筆多餘，每一筆精確到位，没有任何修改，顯示了他繪畫功夫的扎實。於是將我内人的形象定格於三十多歲的可貴歲月。

　　俞雲階先生和我父親同齡，1917年生，家景不裕，畢業於蘇州美專，後赴南京中央大學藝術係深造，解放後曾參加中央美院俄羅斯油畫培訓班，老師就是俄國著名畫家馬克西莫夫，深得真傳。中國的西畫，一派是當年的留歐派，如徐悲鴻、劉海栗、林風眠、顔文樑等。另一派蘇俄派，是解放後全面向蘇學習的俄派，當時赴蘇培訓的有二十人，來中國接受傳播的有十九人，形成了中國西畫的基本隊伍。代表人物有靳尚誼、金山石、肖峰、俞雲階等。俞雲階又培養出陳逸飛、夏葆元、邱瑞敏、巍景山等，構新老兩代人。第三代則是陳丹青、羅立中、俞曉夫等。兩派的畫風有明鮮的不同，俄派風格占了明鮮優勢。俄羅斯畫風雖也是從歐洲古典文藝氣派來，但後被俄羅斯化了，就像俄羅斯民族粗獷大氣，豪放厚重，表達人物、風景、静物無不高度概括，簡練寫實，高雅端莊，是一種高度概括的寫實主義，正符合解放後反對虚無主義主張。

　　我在“文革”期間，無事可爲，就以繪畫作消遣，先認識了巍景山先生，又受他引見俞雲階先生。當時俞先生大右派帽子還没摘，好在他是“五類分子”，我也是“五類分子”子弟，互不排斥。於是我隔三差五去他家，反正他家客廳依然賓客不稀，都是失意的人，我也樂於聽説大道，有談繪畫，也有談往事，也有發發牢騷……，與他們相處實在也是很開心的。有時我也會將自己繪畫作品帶來請俞先生指教。他對繪畫是認真的，會不客氣指正的，當年他當老師，雖是右派老師，但對學生習作不滿意處，會一刮刀鏟掉的。有時他也會把我好一點的作品留下來，説給其他訪客看看。

　　“文革”結束了，我倆都重獲新生。我去了社科院，又當了市政協委員等，他也脱了帽了，成了真正的畫家。説起他當右派，真也倒霉透了，他不是1957年被“引蛇出洞”的，而是他太忠誠於共産黨了，常寫信給他領導，赤心赤肺交心，自己鑽到了右派隊伍内。“文革”後我還常去看他，不是去談論繪畫了，而是更多交流人生感悟。

　　有一次他被蘇州邀去作畫，報上都報導了。我適回蘇州家中，他打電話召我去，我便去了，記得是在南苑飯店。他見到我説：“今天是我最不開心一天，一群小時候同學一起來看我，其中有一個被我視神女同學，當時她家境好極了，長得美麗極了，我這樣窮孩子只好遠遠望望她，但如今變得我怎麽認不出她了，變得這麽普通，也這麽庸俗，也擠在衆人中問我討畫……。她多麽殘酷，把我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美好都打碎了”。

　　俞先生1992年作古了，他的兒子俞力排除一切困難，把俞先生一切後事辦妥了，又把他大部分作品捐給國家，也盡了“後死之責”，讓榮譽歸於上帝，讓生命歸於土地！

　　小檯鐘

　　寫字桌上有一個小檯鐘，鐘座印着“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這是劉震濤所長送我的，他是我的摯友與前輩。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三個另類》，即是説我們國家有一整套現行的制度與政策，當你感到現行的政策滯後而需要調整，需要與時俱進時，你會遇到巨大壓力，會被人視爲“另類”。我與劉震濤、陳孔立常常被人視爲“另類”。

　　劉所長是清華大學六一届畢業生，留校工作後調入國家計委任外資司副司長。1981年國家計委主任丁關根受命籌組“國台辦”，調劉到國台辦工作，任經濟局長。1998年退休，任“海協會”副會長，這是海協會中唯一一個不是部級幹部的副會長。1999年籌建“清華台研所”，他自任所長，又擔任“産業合作專家諮詢組召集人”，推動兩岸權威部門交流合作，並每年召開“崑山論壇——海峽兩岸産業合作發展論壇”，共辦了十届，後變成兩岸官方ECFA框架下的“兩岸合作論壇”……。這一切都是以他“台研所”名義進行的，還培訓、培養了50多個博碩生。他穿梭於兩岸，盡力爲台商服務，爲兩岸經濟“搭橋”，推動了兩岸經貿“搭橋工程”，來往台灣一百多次，擁有極好的口碑。但他往往走得太前太快，遭到許多莫名壓力，跟我感受一模一樣，因此成了莫逆。

　　劉所長與汪道涵會長走得很近，所以他深知經濟融合在兩岸的重要性，讓兩岸建立共同經歷與共同記憶，對統一的重大意義，因此他致力推動兩岸經濟合作，他力排兩岸經貿“養肥了台商，促進了台獨”謬論。在他努力之下，動員了台灣大企家王永慶秘訪大陸，資助大陸100多億，並吸引了大陸1500多名企業高管到台灣台塑集團學習現代管理，並出版了王永慶管理經驗四本著作，從台塑經驗到長庚醫院管理，其最後一本書是他在病床上完成的。

　　我倆深知對台工作中有許多深層問題没有解决，所以我們每年合作召開一次“兩岸關係中重大理論問題學術研討會”，企圖創新統一理論，够另類的了，一直辦了十多年，後又請厦門大學台研所一起參加。劉所長創辦“崑山論壇”，吸引了兩岸産學研負責人廣泛參與，不乏兩岸高官與會，先後達3000多人。劉所長每次都邀請我到會致辭，照例我非政府主管，又不諳經濟，作這樣的大會致辭是不合適的，但他“因人而設”，特别安排我的致辭，是對我的敬重，彼此“抱團取暖”，我是心懷感激的，因此我也大大方方致辭不避。不管到會領導級别多高，我致詞的第一句話總是“尊敬的劉震濤所長……”。

　　2014年他突然病了，竟是白血病，我聽了頓感無語，年底我專程去北京探望他，但他已昏迷不醒了，我在他床前與他默默告别：“走好，我的摯友與兄長，您太累了，需要休息了，願您天國安祥！”第二年2月24日他作古了，享年78歲。

　　後他的清華“台研所”改爲“台研院”，（厦大“台研所”也改爲了“台研院”），成立大會上賓客如雲，贊聲一片，聽説只有一個賓客在致詞上提到了劉震濤的貢獻，其他的賀客竟都忘了提及劉震濤是怎麽創建“台研院”的！鳴乎哀哉！

　　*發表於《上海文學》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