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生物屬性的人在呱呱墜地來到地球那一刻的起跑綫上，人人都是榮幸的、美好的、平等的。所以有思想家説：人生是一首詩，也是一首歌。但是此後，人在長、老、病、死的幾十年或一百年的歷程中，由於各人的天賦和環境際遇（所謂因緣際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道路就大相徑庭了。有些人幼年殀折，活不成人；有些人成爲殘疾人（現全國有8500多萬）；有些人遭車禍、溺水、被殺等喪命；有些人身患絶症、醫治無效而亡；有些人平步青雲，一帆風順，名成利就，生活美滿、一生富貴；有些人一生坎坷，高低跌宕、生活艱辛；有些人青、中年大紅大紫，却没壯、老年；有些人中年離婚，家破離散；有些人大半生順風順水，老年却遭受冤屈，含冤而逝，連家屬亦不得而知；有些人違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坐牢或死刑；有些人中、壯年春風得意，官運亨通，位高權重，八面威風，傲氣凛然，但老年貪污腐敗，鋃鐺入獄，身陷囹圄，牢底坐穿，人生歸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所以，又有思想家感慨：人生這首詩、這首歌是很難寫好和唱好的。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真是人生百態，不勝枚舉。

　　我的人生道路是讀書、教書和寫書，説來簡單，但回首前塵，一路走過八十春秋，却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坎坷紆回的。

　　一、十七歲就遭受社會莫名懲罰

　　1952年5月4日，我在靈山縣第二區政府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今共青團）。當時，我的家鄉尚未實行土地改革。我讀書的平山中學未建立團支部，過團組織生活均到區政府與政府的幹部團員一起過。1953年3月，平山中學已發展團員7人，於是成立團支部，我被大家選爲團支書。當時，團支部仍計劃發展新團員。特别是我們初三畢業班，更計劃發展一些新團員才畢業。於是團支部决定每個團員負責培養一名要求入團的積極分子。我被分配培養本班的同學温其輝。但畢業時，温未被吸收入團。

　　1953年暑假，我們畢業班同學均參加高中（包括中等專業學校）的統一招生考試。後我被録取入靈山中學讀高中；温其輝則被録取入欽州師範學校讀中師。因爲我在初中時曾負責培養過她入團，所以她到欽州師範學校讀書後，我有時寫信給她，鼓勵她繼續努力創造條件，争取早日加入青年團。

　　1955年4月初，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靈山縣委員會（簡稱團縣委）學校工作部長趙新民找我談話，説我犯了泄露團内機密的錯誤，併當面出示欽縣團縣委致靈山團縣委一信函，内稱：“根據欽州師範學校團委的報告，你縣靈山中學團委宣傳委員黄啓臣給該校中師二年級學生温其輝寫信，信中泄露‘富農子女不能入團’的機密。經擴散後，造成該校團組織發展工作緩慢和停滯的損失。請對該員進行思想教育並作出組織處理”。

　　頓時，我感到十分驚詫。我當即承認與温其輝有過通訊，但否認信中寫有“富農子女不能入團”的字句，並説我入團後從没有聽説過有“富農子女不能入團”的機密。我當即要求靈山團縣委與欽縣團縣委聯繫，出示我寫有“富農子女不能入團”的信函證據。但趙部長不答應，而是要我相信欽縣團縣委公函的真實性，要我就此問題寫出檢討。

　　1955年5月底，靈山團縣委書記和趙新民部長到靈山中學召開團支部委員以上幹部會議，出席者共60多人。在不經我所在班團支部和靈山中學團委會討論的情况下，當場宣讀前述欽縣團縣委致靈山團縣委的公函。然後要我當場檢討。我只好當着60多位團幹部面前宣讀寫好的簡短檢討書，但我仍然否認寫有“富農子女不能入團”的話語。最後，團縣委書記宣佈靈山團縣委《關於黄啓臣同志的錯誤與給予團内警告處分的决定》。

　　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遭受的莫名紀律處分。當時我正在讀高中二年級，還未涉足社會，人生的大戲尚未開始，就遭受社會的莫名懲罰，慘哉。

　　慶幸的是，1956年6月，我快高中畢業，靈山中學團委會召開會議討論我的“團内警告處分”問題，一致認爲我受處分後一年來，並不消極，仍然努力做好宣傳委員的各項工作，所以寫出報告，經呈報團縣委批準，撤銷我的“團内警告處分。

　　二、四次參加高考才入讀重點大學

　　第一次，1956年6月，報考中國人民大學。

　　上世紀50年代，作爲全國培養馬列主義高級人才的最高學府中國人民大學，實行單獨提前考試録取新生制度，在普通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前，派人到各省省會進行單獨招生考試録取新生。我不知道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規定呢還是靈山縣人民政府的决定，1956年6月中旬，當我們剛考試完畢業試後，學校通知我和袁廣達同學（後任中山大學出版社編審）兩人，説由縣政府資助路費保送我們去廣州報考中國人民大學招生考試。於是，我們趕赴廣州到省委黨校參加考試，但未被録取。

　　第二次，1956年7月，參加普通高校統一考試。

　　之後，我們就在廣州第十三中學參加高考。8月底，我接録取通知書，被録取入華南師範學院（今華南師範大學）地理係讀書。因爲不是自己填寫的志願，所以我没有前去該院報到就讀。

　　於是，我决定留在家裏復習一年功課，並下定决心第二年考上更好的大學。我父母擔心我下一年考不上，不大同意我的决定。他們説，讀師範大學畢業出來當個中學教師，也比在家裏當農民好。但我却説服他們，而且决心明年一定要考上更好的大學。

　　但是，人生道路往往是很難按照自己的主觀願望安排的。9月初，靈山團縣委學校工作部長劉樹仁，不遠20公里從縣城騎單車到我家，説是團縣委决定招收我去靈山師範學校工作，任校團的專職幹部團委書記。我當即以第二年要重考重點大學而婉言謝絶。後來，劉部長又第二、第三次前來我家，並有點兒懇求的樣子；又動員我父母鼓動和支持我出去工作。我終於被他的“三顧茅廬”誠心打動。於是我答應去工作，但提出三個條件：

　　一、明年一定要批準我考大學；

　　二、我只做團的工作，不做學校其他工作，讓我有時間復習功課；

　　三、團縣委和縣教育局要一致答應我的第一、第二條件，因爲師範學校爲縣教育局管轄。

　　劉部長把我的要求條件帶回縣裏，一周後他第四次來我家，説你的要求條件，團縣委和教育局一致答應，請你於10月中到縣教育局報到後前往靈山師範學校工作。這樣一來，我於1956年10月至1957年8月，就在靈山師範學校邊工作邊復習功課，考上更好大學的决心堅如磐石。

　　第三次，1957年6月，又報考中國人民大學。

　　我如願持靈山縣教育局的證明以幹部生資格，就近到廣西省省會南寧市廣西醫學院報考中國人民大學單獨招生考試，但未獲録取。

　　第四次，1957年7月，到合浦專區參加普通高校統一考試。

　　8月20日，我接到録取通知書，被中山大學録取入歷史係讀書，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如願以償。

　　孫中山親手創建的國立中山大學，座落於原嶺南大學校址的廣州市河南郊區，相傳是晋宋詩人謝靈運流徙廣州時，在此築建居地。他18歲曾襲封康樂公。於是被人們稱爲“康樂園”。校園面積寬廣，共1.5平方公里，北臨珠江水，東、西、南三面一大片農村稻田。校園内古樹參天，榕木如蓋，緑蔭蔽地，草坪若茵。站在馬崗頂高處遥望，幢幢紅墻緑瓦的樓房點綴成萬緑叢中點點紅的景色。太陽射照樓頂的琉璃瓦，宛若瓊樓閬苑，簡直是人間仙境。學校師資强大，一、二級教授20多人。圖書汗牛充棟，圖書館藏古今典借300多萬册（今400多萬），堪稱一座求知和研究學向的殿堂。我就讀的歷史係，僅一個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就有一級教授2人（陳寅恪、陳序經）、二級教授4人（岑仲勉、劉節、樑方仲、楊榮國），與北京大學歷史係相伯仲，但北大曆史係不少名教授如鄧廣銘、周一良、王永興等，均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門下的研究生，所以他們不敢自稱第一。我爲自己能在全國數一、數二的歷史係讀書感到自豪。所以，我除了按學校要求上好課、考好試外，還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時間，到圖書館借讀一些著名歷史學家的著作，從中領悟和學習他們研究歷史的門道。爲了多讀書，大學四年和研究生四年期間，我没有回過一次家，所有寒暑假都留在學校圖書館讀書。

　　1960年3月，國家决定將中山大學辦成萬人大學，當時在校本科生僅2500多人，研究生20多人，需要補充一批教師。於是學校决定在三、四年級學生中提前畢業一批學生留校當助教。我被提前畢業留在本係的東南亞歷史研究室當助教。

　　1961年夏天，我仍按原入學時間正式畢業。但高教部發現了中山大學提前畢業過多學生留校，影響國家的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於是學校又將提前畢業的學生當作應届畢業生由國家統一分配。最後我被分配在中山大學歷史係攻讀研究生，師從中國社會經濟史創始人之一的樑方仲教授，學習明清社會經濟史專業，學制四年，後因1964年8月至1965年8月，去花縣（今花都區）搞“四清”運動工作，又拖延至1966年夏天畢業。

　　此時，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蓬勃發展，整個國家機器已無法正常運作。我們畢業的研究生無法正常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學校等待（期間我曾被借調到中共廣東省委寫作組工作一年）。直至1968年暑假，才與本科1966、1967、1968年三届畢業生一起分配離校。

　　我接到高教部的分配通知是分配到國家冶金工業部工作，我持通知書到北京報到，在招待所住等一個月，人司事一個幹部來對我説：

　　“你是研究生畢業，你的畢業論文是《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按往常應該分配到部屬的冶金研究院或北京鋼鐵學院做研究教學工作。但現在值文化大革命，研究院工作停頓，大學不招生，部機關更不增人。所以我們按照國家分配的“四個面向”原則分配你到部屬的第十三冶金建設公司工作。地點在山西省太原市”。

　　當時我意識到，服從國家分配是絶對的，不能有二話可説。於是，我持冶金部的再分配通知前往太原報到。經公司人事處介紹，這是一個爲太原鋼鐵公司作冶金廠礦建築的公司。公司規模相當大，有職工3萬多人。人事處知道我是研究生畢業，屬國家幹部範疇，所以分配我到公司辦的一間冶金中學教書。第一年校長分配我教語文課；第二年要我教英語課；第三年因中學舉辦一年制的中小學師資班，從下面公司挑選20多名具有高中畢業的青年工人來培訓，校長又分配我教這個班的哲學課。當時我的態度是，只要是我力所能及，領導叫干啥就干啥。隨緣而行，絶對服從。

　　三、三次調動才能從事專業工作

　　第一次，從太原調至廣西靈山縣。

　　孔子曰：三十而立。1969年7月18日，剛過而立之年的我，與遠在廣西靈山縣工作的女朋友龐秀聲女士在太原市登記，喜結連理。從此形成夫妻相隔2000多公里的兩地家庭生活。爲瞭解决這一實際生活困難，加上我不願在北方定居安家，於是向單位領導提出要求調往靈山縣工作申請。此時，我所在單位已改屬太原鋼鐵公司領導，而該公司是實行軍事管制，成立太原鋼鐵公司軍事管制委員會，下屬單位均成立軍事管制小組，統一領導全公司的工作。我找到教育處軍管小組領導（屬團級）遞交調動申請報告。領導看完我的申請後，立即表態：不能調動。因爲太鋼是國家十大鋼廠之一的國營大企業，而且是特殊鋼廠。黨委有規定，幹部只許調入，不許調出。你要解决兩地生活困難，只能把你妻子調來太鋼工作。

　　我不氣餒。於是我逐級找相關軍管領導要求，但亦不獲批準。最後，我找到太原鋼鐵公司軍管會主任謝韜軍長。他在辦公室接見我，並看了我的調動工作申請。謝軍長畢竟是高級將領，不打官腔，而是詳細詢問我的情况。然後説，夫妻相隔2000公里生活，確是個實際問題。你是南方人，又不願意把愛人調來本公司。但我們黨委確有一條幹部調入不調出的規定。我個人不好馬上批準你調動，我只能在召開黨委常委會議時，把你的申請報告當作個别幹部個案提出來，看其他常委的意見。你先回單位照常工作。

　　真是遇到貴人。1972年春節後，在謝軍長的關照下，我終於得到批準調離太原鋼鐵公司，於4月調往廣西靈山縣工作，解决兩地家庭生活的困難。

　　到靈山縣革委會報到後，我心想從大城到小縣城，更没有我的專業工作可做了。加上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個區區的中學教師，又屬“臭老九”，所以只求安身立命，不敢有何妄想。 只好持領導叫干啥就干啥的態度。5月，靈山縣革委會政工組分配我到政工組宣傳小組工作。二話没説，到宣傳小組報到，領導又分配我做的具體工作是通訊報導。這個工作就是將靈山縣做得突出的黨、政、財、文等事迹寫成通訊稿件，送往《廣西日報》和《廣西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廣西分社》等新聞單位，讓這些單位選擇采用。爲此，縣革委給我配備一輛舊單車，讓我下農村、工廠采訪典型事例。爲了完成任務，一年多，我跑遍了靈山縣的鄉村和工廠。因爲自已讀了十一年曆史，我也利用晚上時間在家寫過《以李自成的失敗爲戒——重讀〈甲申三百年祭〉》、《略論〈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兩篇論文分别在《廣西日報》和《廣西文藝》發表。

　　1970年代做通訊報導工作，不像今天用電腦寫稿，然後以E-mail方式發到某新聞單位。而是自己用筆寫好稿件，送領導審查批準後，用複寫紙鈔寫兩份，一份留底，另一份送省新聞單位。而且多數是親自到南寧分别送給具體媒體單位。是否獲得采用就很難説了。

　　1972年秋天，我送稿件到南寧《廣西日報》和《新華社廣西分社》，在街上邂逅大學的同學黄碧琴（後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她比我低兩級，1965年分配到廣西民族學院（今廣西民族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工作。她以爲我是留在母校教書出差來南寧。當我告知她我在靈山縣工作後，她爲我讀了4年研究生不能從事專業工作感到惋惜，當即主動問我是否願意到她的單位工作。她可極力向學院推薦。我當即答應她説：如果你院願意要我並連同我愛人一起調入，我願意。在她的幫助下，1973年春節期間，廣西民族學院向靈山縣革委政工組發來商調函，擬調我們夫婦到該院東南亞研究所工作，但靈山縣革委會領導不同意。

　　1973年5月。我送稿去《廣西日報》，並在南寧停留一天出席《廣西文藝》編輯部召開的文藝理論座談會。期間，中共廣西自冶區黨委宣傳部理論處的一位副處長（忘記了姓名，抱歉）找到我談話，説宣傳部理論處擬調你來本處工作，問我是否願意。 我當即表態，如果你們能將我們夫婦一齊調來，我願意。於是，宣傳部向靈山縣革委會發來商調函，但靈山縣革委會領導亦不同意。

　　第二次，從靈山縣調到南寧市。

　　1974年春天，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熱潮，也許是南寧有人知道我是讀歷史的研究生吧？4月上旬，我正下鄉住在一個村莊，準備寫通訊稿。靈山縣革委會政工組通過公社幹部通知我立即回縣。我回到縣城，縣革委會政工組領導通知我，要我帶簡單行李，馬上去南寧區委黨校講批判孔子的課程。到黨校報到後，黨校領導馬上給我布置講課任務説：

　　“聽説你是中山大學歷史係研究生畢業，想必對歷史相當熟悉。我們現在舉辦的縣領導幹部輪訓班，需要結合貫徹中央‘批林批孔’運動，請你來給這個班講一課，課題是《孔子是倒退復辟的祖師爺》。你就這個課題，到圖書館找尋有關資料寫出一個講稿。我們再討論一下，然後修改，講課時間安排在四月底，還來得及”。

　　我目睹黨校領導這麽重視，不遠60公里來到靈山要我到南寧講課，我也就既來之則安之。於是我到黨校圖書館及廣西圖書館去坐冷板凳10多天，找到相關歷史資料，寫出講稿交給黨校領導之後，黨校領導組織5個教師討論我的講稿，提出意見和建議。校長還特别提醒講稿一定要突出孔子搞倒退復辟奴隸制這個重點，爲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搞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政治服務。

　　我虚心接受他們的意見修改講稿，於4月28日在黨校縣處級領導幹部輪訓班講課。當時，廣西到處上下正掀起“批林批孔”運動熱潮，很多單位知道黨校有這麽一課，都派一些人來聽課，特别是空七軍來了20多位各級軍官。我在黨校講課後，空七軍軍部機關和郊區幾個師部機關請我去講五次；省直機關有4個廳局也請我去講。所以，我在南寧一直講至6月初，才告一段落。於是，我收拾行李準備回靈山縣工作單位。

　　此時，黨校的常務副校長（校長由省委副書記兼任）找我談話説：

　　“我們黨校已與組織部商議並批準，决定調你及你妻子一起來黨校工作，并且發了調動公函給靈山縣革委會。靈山方面也同意了。如果你願意，回去後作好搬家準備，8月中旬，我們派車去接你們來”。

　　我經過一天考慮，覺得到黨校教書雖然不是我學的專業，但教書必然要讀書，符合我長期讀書的願望和習慣。於是我欣然接受黨校主動的調動，到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校任教師。

　　省委黨校是輪訓縣、處級領導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的學校，一期爲三個月，每年二至三期不等，另辦一年期的理論幹部學習班，較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的基礎理論。但黨校輪訓幹部學員學習馬列主義與一般高校學習的課程不一樣。一般來説，每期學習的内容，大都是根據黨中央近期的中心政治運動或毛主席新發佈的最高指示來設置課程。例如“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四人幫”、“批評兩個凡是”等。然後就這些内容分配幾位教師作相關的專題講課。多數時間是學員自學相關文件（主要是中共中央文件）和選讀一些馬、恩、列、毛著作有關論述，然後進行小組討論，交流學習心得。學習結束時，由學員自己寫一份學習總結交給黨校保存。在黨校工作時，我都爲這些干訓班講過課，例如，1974年，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領導要我講《孔子是倒退復辟的祖師爺》；1976年全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領導分配我講《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打倒“四人幫”，1977年全國人民掀起批判“四人幫”高潮，領導要我講《還“四人幫”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動面目》；1979年，73歲高齡的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們都堅决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錯誤思想，領導又分配我講《“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課後還應理論刊物《思想解放》之約，把講稿壓縮、修改、潤色，改題爲《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發表（見《思想解放》1979年第11期）。此外，我也給理論幹部班講過《共産黨宣言》導讀和《哥達鋼領批判》導讀等課程。我在廣西黨校工作6年半，就是這樣聽命而隨波逐流地講課。用現在眼光回頭看，是有點兒好笑的。

　　第三次，從南寧調回中山大學。

　　1976年10月6日晚上，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果斷英明地活捉了“四人幫”（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華國鋒接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鄧小平在大會發表長篇重要講話，他首先爲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臭老九”（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臭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平反，明確宣佈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號召廣大知識分子放開手脚大搞科學研究，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貢獻力量，並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的命題。這就極大鼓舞廣大知識分子，迎來科學的春天。於是，在“文化大革命”被“亂點鴛鴦譜”式分配到用非所學單位工作的研究生和相當多的本科畢業生，紛紛要求歸隊從事專業研究工作，爲國家經濟建設出力。

　　一個機緣。我幸得中國人民大學檔案係韋慶遠先生推薦，於1978年3月接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係一封徵求調動的公函，内稱：

　　“經研究，我係擬請調你來係工作，教授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課程。但要説明，由於北京辦理入户口十分困難，此次僅調你一人。至於你愛人的工作及你子女的户口調入問題，待你來京工作後尋機逐漸解决。如果你願意，請來函示知。以便我們請學校與廣西黨校聯繫商調事宜”。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但“人大”不願意辦理我愛人及子女隨調，必然造成我中年兩地家庭生活的困難，所以我放棄這個機會，給“人大”歷史係復信，表示衷心感謝和婉言辭調。

　　人生道路有許多十字路口，每次抉擇都是對命運的一次把握。我人生的十字路口至關重要者有兩個。1956年，我考上非自已志願的華南師範學院（今華南師範大學）地理係不去報到就讀。次年，如願考上了重點大學之一的中山大學歷史係讀書至研究生畢業。1980年，我經多方周折得以調回母校中山大學工作，實踐我所學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使我在大學所受的教育享用終身。

　　又一個機緣。1979年3月，我讀大學和研究生時的老師原中山大學歷史係主任金應熙教授，以中共廣東省委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兼史學組長的名義出差來中共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協商兩省、區共同籌辦紀念太平天國革命130週年學術討論會事宜。作爲他十一年的學生，我當然去賓館拜候老師。他詳細詢問我在黨校工作的情况，然後十分關愛地對我説：

　　“你讀研究生的指導老師樑方仲教授已於1970年過早逝世了。我看你還是想辦法調回母校工作，繼承樑老師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爲好。明清社會經濟史是歷史係的重點學科，你回去後就可以成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室，把研究工作搞得更好。學校方面也很需要。最近學校召開係主任、處長聯席會議，書記兼校長李嘉人（也是廣東省副省長）説了，經過十年“文革”，老教授過世者不少，現在師資缺乏。我記得1966年時全校有研究生65人。希望人事處與各係調查一下，凡是當年不按專業亂分配出去的研究生，想方設法把他們調回學校，以充實師資隊伍”。

　　在金應熙老師的提示和勸導下，我向廣西區黨校提出調回中山大學從事專業工作的申請。但當時我國還是計劃經濟時代，調動工作談何容易。黨校領導以工作需要爲理由，堅决不同意我的要求。我找了五次領導懇求，也不鬆口。

　　無奈之下，我擬寫信給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原高教部長、復出後新任教育部長的蔣南翔求助。但是我深知按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慣例，一般老百姓直接寄信給蔣部長，他肯定不能親自看到我的信。所以，我把信寄給讀研究生時的同學、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係教師的黄崇岳（後調任深圳市博物館長，今已殁），請他在北京想辦法把我的信送到蔣部長手上。他好不容易才托請到蔣部長當年在清華讀書的同班同學、時任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主任的李某某（忘記了名字，抱歉），直接把我的信交給了蔣部長。

　　又一次遇到貴人。1980年4月，幸得蔣部長在我的“歸隊”申請信下方空處批示“請廣西幫助解决”，並簽名加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章，然後按公文往來程式退給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辦公廳，辦公廳又轉給下屬的信訪處。信訪處按群衆來信有關規定，先通知我去看了經蔣部長批示的我的信，然後由他們退還辦公廳轉給區黨校。也許是黨校領導尊重蔣部長的批示吧，5月下旬，黨校領導批準了我“歸隊”回中山大學工作。但因爲中山大學一時未能安排我一家五口的住房，所以拖延至1981年2月初，我才得絜婦將雛離開南寧，乘飛機回到廣州中山大學母校，重新開始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回到母校母系，猶如回到母親的懷抱，一切都還是熟絡的。我在母校讀了十一年曆史專業，深知大學特别是研究型的重點大學，是求知和研究科學的殿堂。教師除了上課教授學生外，必須對相關學科進行研究，而且將自己研究的結果寫成論文和專著發表出版，纔可以成爲國家評定教師的關鍵績效指標。所以，我除按係領導安排給學生講授《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和《史學概論》兩門課程外，就是争分奪秒地追補“文革”中荒廢學術研究的時光，努力進行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工作，撰寫相關的學術論文，投向北京等各地的專業刊物發表，計1982-1985年，發表了《樑方仲與明代經濟史研究》、《試論明清時期商業資本流向土地的問題》、《元明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等15篇論文，於是在1985年順利地被確定爲副教授。之後，1985-1990年我又發表了《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明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21篇論文和出版專著《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産史》，並主編《紀念樑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所以於1990年又順利地被晋昇爲教授。

　　人生没有不變的常態。1991年，學校新一届領導班子决定，要我去社會學係當係主任。先是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長吴文煇同我打招呼，我不假思索當面表示不願意。過了一段時間，黨委書記黄水生命我到辦公室談話，説：

　　“我今天不是同教授談話，而是同黨員談話。黨章規定，黨員個人必須服從黨的組織。要你去社會係任職，是經黨委常委會集體討論决定的。你必須去，不能有個人打算”。

　　我看見書記説話這麽嚴肅堅决，不好違抗，只能服從。於是乎，1992年1月我去社會學係任職。但我仍在歷史係上課和帶研究生；在社會學係還新開講授《中國社會學史》、《社會工作概論》兩門課程和帶研究生。1993年7月，學校又任命 我擔任新成立的法政學院副院長。

　　這麽一來，我得在學校内兩邊走，時間確是相當緊張的，但是我還是應付過來了。從1992-1996年冬5年多時間， 除了上課和做行政工作外，仍然擠出時間進行學術研究和撰寫論著，總計出版了《廣州外貿史（上、中、下）》等專著6部和發表論文33篇（含社會論文9篇）。1996年冬，我辭去社會學係主任職務，又回到歷史係任教，直到退休。

　　此後，我不再有上課的負擔，有更多時間鍥而不捨地讀書和寫書，從而不斷發表論文和出版專著。現在我統計，自1979-2017年，總共發表論文232篇和出版專著29部（含合著）（見本書下文《黄啓臣論著目録》）。與此同時，我長期和退休後用了數年時間負責對我讀研究生的指導老師樑方仲教授已發表的論著和半數未發表的手稿進行整理、校勘和編輯，以名爲《樑方仲文集》共八册交由中華書局於2008年免費予以出版（並支付樑老師家屬樑承鄴研究員稿酬），作爲該年在中山大學舉辦的“紀念樑方仲教授誕辰100週年暨中國社會經濟研史研討會”的獻禮首發。這算是完成了1980年中山大學决定調我回校的一個任務（詳見《熱情奬掖後學的金應熙教授》，載《潜心求知，瀝血育英才——金應熙教授紀念文集》，香港出版社2007年版)，也算是我敬奉和告慰精心教我學習和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恩師樑方仲教授的在天之靈，讓他含笑於天國。

　　至於我出版自己的29部專著(見下頁圖)内容都是涉及明清時期（1368-1911）的社會經濟、文化和中外關係等。其中有15部專著對於今天我國某些大政方針是極具歷史基因價值的。比如《澳門通史（遠古-1998）》（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澳門大辭典》（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版）、《澳門港史資料匯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書，充分證實了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1999年12月澳門回歸祖國，恢復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管理，是天經地義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14年增訂本再版）、《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年版）、《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版）等書，證明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發祥地，而且歷2000年不衰。所以大膽地説，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首先和主要是寫在廣東和廣州的記録上。這就爲我國當前大力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國策提供歷史前緣的鋪墊；而《廣州外貿史（上、中、下）》（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2001年版）、《廣東商幫》（香港中華書局1995年版、黄山書社增訂本2007年再版）《貨殖華洋的粤商》(浙江人民出版1997年版）、《樑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書，實证了中國自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派出船隊，帶着“黄金雜繒（絲綢），從廣東徐聞、合浦出海往東南亞諸國貿易，歷兩千年不衰。這就爲我國1979年以廣東省作爲改革開放前沿地實行特例政策，並建立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特區，招商引資，加入全球貿易，拉動了廣東經濟迅速發展成爲GDP居全國首位（年GDP6萬億元，占全國GDP十分之一）的省份，作歷史必然性的銓釋。魏征説：“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不無道理。

　　四、七次申請才得加入中國共産黨

　　 第一次申請，1956年。

　　也許是因爲我入團較早，又當過團支部書記和團委會委員的緣故，得以經常接觸領導青年團黨的領導人，受他們的教導和影響，使我較早就有追求入黨的理想。

　　1955年秋冬，可能是靈山縣直屬機關黨委有計劃在靈山中學建立黨支部（時學校僅有兩名黨員，一是校長盧壁光，一是姓黄的秘書）。於是，縣直屬機關黨委在靈山中學舉辦黨訓班，由他們在老師和高中學生中挑選一些積極分子參加上黨課。當時得以參加上黨課的除了10多位老師外，我們全體團委委員均參加。我記得，講了差不多一個學期。黨訓班結束時，書記賓賜福對大家説：

　　“經過兩個多月的黨課學習，相信大家對中國共産黨有更多的認識。如果願意入黨，可以向我們直屬黨委遞交一份申請書”。

　　1956年1月放寒假時，我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送交縣直屬機關黨委。

　　第二次，1958年。

　　我讀大學二年級時，向年級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並定時向本班的黨員匯報自己的思想。

　　第三次，1960年。

　　1960年3月，我被提前畢業，分配在本係東南亞歷史研究室當助教，爲了讓工作單位黨支部瞭解我，我向研究室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也定時向研究室的黨員匯報思想。

　　第四次，1961年。

　　1961年下半年，我被分配在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讀研究生，我向教研室黨支部遞交入黨申請書，亦定時向黨員老師匯報思想。

　　第五次， 1965年。

　　1964年8月至1965年8月，我被抽調作爲中共廣東省委“四清運動”工作隊隊員到花縣（今花都區）兩隆公社鐵山大隊搞“四清運動”工作。1965年5月，四清工作將結束快收隊時，工作隊副隊長王永牛找我談話，問我在學校有没有申請過入黨。我如實向他匯報之後，他説：

　　“我們工作隊將結束一年的四清工作收隊回去。工作隊黨支部準備吸收一些積極分子入黨。你可以寫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我們黨支部”。

　　於是我馬上寫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王副隊長。第二天，王副隊長拿了一正式的入黨申請表給我填寫。我心想，這次真的可以入黨了。但到7月工作隊收隊時，王副隊長對我説：

　　“本來工作隊黨支部是要討論你的入黨申請的。但6月份你們學校黨委副書記陳彬下來工作隊瞭解中大的師生參加四情工作情况，説中大的教師及研究生在工作隊入黨問題，不在工作隊討論，如够條件讓他們返回學校所在黨支部討論。所以，我們就不討論你的入黨問題了。不過，我們工作隊黨支部一定將你的申請表及你的表現轉給中大黨委”。

　　1966年4月初，中山大學歷史係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黨支部正式討論我的入黨問題，全體黨員一致通過我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爲預備黨員，介紹人是葉顯恩（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退休）和陳國揚（今中共廣東省汕頭市委宣傳部處長，退休）。5月中旬，中大黨委派人與我談話，算是完成新黨員入黨的必經程序，呈報黨委批準。遺憾的是，此時，已正式開始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學校黨委已無暇 辦理批準新黨員入黨手續的正常工作了。所以，我的入黨未獲得最後批準手續而擱置起來。可謂又一坎坷也。慶幸的是，1968年秋，我分配工作離開學校時，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黨支部書記曾慶鑒老師對我説：“我們一定與黨委組織部聯繫，將你的入黨申請表及討論通過的意見一起放入你的檔案袋，以供到工作單位的領導參考”。

　　第六次，1969年9月。

　　我向第十三冶金建設公司中學黨支部遞交入黨申請書，並説明1966年4月中山大學歷史係曾討論通過我入黨的情况。

　　第七次，1972年4月。

　　我調入靈山縣革委政工組工作，又一次向該組黨支部遞交入黨申請書，並説明中山大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黨支部曾討論通過吸收我入黨的情况。

　　1973年11月3日，靈山縣革委會政工組黨支部討論我的入黨申請，全體黨員一致通過吸收我加入中國共黨。並按入黨程序辦理有關批準手續。後獲縣直屬機關黨委批準我成爲中共正式黨員（無預備期），入黨介紹人是丁戴厚、姚募昌。

　　於上可見，我追求入黨的理想，經歷了長達十七年的七次申請和兩次討論通過，才得以實現。亦一坎坷也。

　　五、八十春秋回眸尚可一笑

　　綜上所述，顯而顯見，我的人生道路的確是坎坷曲折的，但畢竟在這條道路紅塵中走過了八十個春秋。而且坎坷過後有艇搭，站在船頭驀然回首，尚可一笑。正所謂“坎坷道路不尋常，梅花香自苦寒來”。

　　第一，我從一個農民子弟成長爲全國前十名之一的重點大學教授，改寫了我家世代爲農民户籍的歷史命運。

　　書本是知識的源泉。讀書獲得知識，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才是寶物，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古今中外，凡爲人父母者，無一不教育子女要好好讀書。“昔孟母，乃三遷”就是古代母親爲教子讀好書而三次遷居的故事。英國哲學家培根也説：“讀書是以長才”。

　　我出生於窮鄉僻壤的貧苦農民家庭。現在回憶，我懂事時看見家裏有祖父世齡、父親大育、母親何寬、大姐啓生、弟弟啓良和一個兩歲的妹妹（後殀折）共7人。生活甚爲困難。祖父對我説，我父親之後還有弟弟，由於生活實在困難，2歲時就只好割愛送給靈家村一位同姓兄弟撫養。我讀小學時看見了父親的弟弟回來幾次，祖父要我稱他爲六叔。母親也對我説，大姐之後有個三姐啓秀，不到兩歲，生活無着，被迫送給大路排村譚姓貧家撫養爲童養媳。我懂事時，經常見三姐回家。祖父、父親經常對我説，我家世代均没有一分土地，完全靠租耕地主的土地所剩極少量穀物維持生活。我記得讀小學四年級時，我家除租種地主土地外，父親於農閒到外面爲别人建造房屋（農村稱泥水工）賺點錢幫補生計，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土地改革劃階級成分，根據解放前三年的經濟狀况，我家劃爲佃中農。

　　祖父對我説：他只讀過一年私塾，僅識幾個大字，會寫自己的名字和數字。父親讀了三年私塾，算是有初等文化。記得我六歲時，晚上父親在油燈下教我讀蒙童書“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經》，併手把手教我鈔寫一遍，使我算是認識和會寫一些字。1944年8月底，父親領我到平山中心小學報名讀書，他對校長劉沃林説：我兒子已經會讀、會寫《三字經》了，擬報讀二年級。後來得校長允許，所以我讀書是從二年級起。

　　解放後，1950年清明節掃墓時，父親若有所思對我們兄弟説：聽説共産黨是幫我們窮人的，你們要好好讀書。讀多一點書，將來哪怕是當個小學老師，也比當農民好。當時我在朦朧中聽懂父親的教誨和期望，從而萌發了離開鄉村故土，不當農民謀生的遐想。於是，我讀五年級暑假時，報名參加小學組織舉辦的昇中補習班學習。8月，以同等學歷考上平山中學讀初中。1953年考上靈山中學讀高中，1957年考上中山大學歷史係讀本科，1961年又分配到中國古代史專業的明清經濟史方向讀研究生，最後當上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而中山大學是中國的一流和世界二百强的大學。據2016年中國教育質量評價中心評估排行榜統計，全國有大專院校2552所，中山大學名列全國945所一本科大學的第10位，是世界1萬多所大學的200强之一。2016年有18個學科進入ES1排名前列，僅次於北京大學排列第二位。

　　與此同時，自1995-2004年，我應加拿大聯邦政府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 卑詩大學、麥吉大學、渥太華大學、多倫多大學；美國的華盛頓大學、紐約州立大學；日本的大阪大學、關西大學、京都大學、神户大學、神奈大學、廣島大學、吉備國際大學、東洋文庫等的邀請，數次到加拿大、美國和日本等國家講學、訪問，並被大阪大學和關西大學聘爲客座教授。

　　退休以後，我和太太龐秀聲自費到亞洲、歐洲、北美洲、中美洲和澳洲的泰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瑞士、澳大利亞、多米尼加、牙買加等22個國家的74個城市遊覽（詳見本書下文《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麽一來，我就親身改寫了我家世代爲農民户籍命運的歷史，變成爲一綫大城市居民户籍的家庭。更可喜的是，我父母在世時親眼看見我們家庭的轉變，並來廣州中山大學居住過，享受過一綫城市的生活。

　　第二，我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如前述我要求入黨雖經十七年周折，但最後剛踏入中年就如願以償了，成爲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産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就我所知，教授一族基本上不是中共黨員，1950-1900年代，黨員教授更寥寥無幾。

　　第三，我於1992年榮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除受領國務院頒發榮譽證書外，還享受每月1200元的終身津貼。這種津貼在教授中更是極少數人獲得。

　　第四，我於2003年被省長盧瑞華聘爲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屬終身職務。除受領盧瑞華簽名頒發的聘書外，還享受每月400元終身津貼。教授被聘爲文史館員者，更是風毛麟角。現在全省受聘爲文史館館員的各界人士僅有135人。

　　第五，我和太太龐秀聲近年申請並獲得美國、加拿大聯邦政府批準的“十年特殊簽证”，使我們得以隨時自由出入美、加兩國探親（我的親家易京揚、戴瓊英一家定居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我兒一家四人定居於加拿大多倫多），訪友（我有一個摯友定居於新澤西州，三位摯友全家定居加拿大多倫多）和旅遊提供方便。我想，中國近14億人口，獲此簽证者，恐怕不到十萬分之一。

　　第六，我培育了兒、孫兩代新人，爲人類社會增添新生力量。

　　中國著名美學專家、北京大學朱光潜教授在其美學專著中提出一個關於人生意義的價值經典性命題，説：

　　“人生第一樁事是生活。生活是什麽？生活是‘享受’，是‘領略’是培養生機。假如人爲學問、爲事業而忘却生活，那麽學問、事業在人生中就失去意義和價值”。

　　這就是説，人生在世，第一件事是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後代。所以大千世界，不論是什麽人，凡是生兒育女，都視之爲天大的喜事，奔走相告，額手恭賀。有人類學家説，人生最大的成就是當了父親或母親，不無道理。曾擔任奥巴馬網絡選戰專家和希拉利的深資創新顧問的美國著名創新專家亞歷克·羅斯在其巨著《未來産業》中透視了創新大潮流和未來大趨勢後，指出未來世界發展高科技産業時也説：

　　“一個人最重要的職務莫過於爲人父母，因爲我們的孩子長大後承接的世界將與我們的世界大不相同”。

　　我完全贊同朱光潜和亞歷克·羅斯兩教授的觀點。1969年我結婚後，雖然生活窘迫，經濟上捉襟見肘，但是我們夫婦仍然注意“培養生機”，生育了兒子海波和女兒海濱，並悉心教導和培育他們走上讀書謀生的道路。兒子在中山大學計算機係畢業後，到加拿大深造、工作和定居。他又生育孫子堯駿（Troy） 和孫女馨儀（Tara），現在正在上幼兒園大班,全家定居於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Toronto）生活。女兒大學畢業 後，現在上海一家英國Bitery公司工作，定居於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亦生育了外孫女張子欣，今年15歲，讀外國語學校高中一年級。她有機會隨父母出差遊覽了加拿大、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多倫多、渥太華、温哥華、波士頓、費城、紐約、華盛頓、洛杉磯、邁亞密、奥蘭度、基特維爾、悉尼、布裏斯班、倫敦、漢丁堡等城市和遊覽美國的洛杉磯、奥蘭度，日本的東京，中國的香港和上海的5個迪士尼樂園（全世界有6個迪士尼）。兒、女雖然不像我讀萬卷書，但因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世界各地，已大大超過行萬裏路了。就是説，從我開始，我們一家三代人，已徹底擺脱了我家原來祖輩當農民的命運，成爲居住在中國和加拿大的一綫大城市的居民户籍，而且是横跨東西兩半球的國際式家庭。爲了幫助照顧3個孫輩茁壯成長，我和太太龐秀聲也盡祖父母的責任，時而到上海女兒海濱家居住；時而到加拿大多倫多兒子海波家居住。從而成爲廣州-上海-多倫多國内外航綫的常客（中大有朋友戲言我們夫婦在地球上有三個一綫城市的落脚點）。我們也從中得以感受在地球飛翔遨遊14-28小時萬米以上高空航程的樂趣，享受逍遥。

　　與此同時，我在上世紀1980-1990年代培養的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生也都成長爲教授等高級人才。舉凡明清經濟史的研究生劉正剛，1996年才31歲被暨南大學評爲教授，現在任校中國古文獻研究所長；黄信國現在是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並擔任歷史係副主任,並都擔任博士生生導師;李慶奎，現任廣州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長；鮑煒，現任廣州市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社會學的研究生蔣廉雄，現是中山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温永瑜現任廣東省紀委處長，陳子匹現任英德市人大副主任，陳紅軍曾任廣州開發區辦公室副主任。而他們的子女也長大成人，其中有3個人的子女在中山大學畢業後分别到英國、美國留學深造。

　　從理論層面説，人是社會生産力的第一要素，有了人才有家庭，才有社會，才有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和哲學等等。君不見，有了牛頓（Isaac Newton)才有萬有引力定律；有了伽利略（Galilei)，才有自由落體運動定律； 有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才有相對論；有了羅奈爾德·雷維爾（Ronald Drever,1921-- )才有重力波（Gravitional Waves）〔1〕；有了亞力克斯·菲利片科，才有宇宙膨脹速度接近每秒鐘30萬裏的發現〔2〕。總之，只有人人注意培養生機，繁衍後代新人，才能使人類生生不息，才能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實現全球現代化，永遠向前。

　　綜上全文所述，可以用兩句話概括我的八旬人生道路：

　　先讀書，後教書，著書立説，培育新人。

　　離窮鄉，進城市，隨遇而安，頤養天年。

　　横批：尚可一笑

　　注釋：

　　〔1〕1916年6月，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提出廣義相對論時猜想：一個大質量的物體在發生摇晃時，會在周圍的時空中産生“漣漪”，即重力波（中國稱引力波），並以光速向四周傳播。但他没有發現重力波。這是他的廣義相對論實驗驗证中最後缺失的一塊“拼圖”。後來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物理學教授羅奈爾得·雷維爾（Ronald Drever）研究愛恩斯坦的猜想，建立測得時空“漣漪”的大型鐳射干涉儀重力波探測器（LIGO）進行探測，但未見結果。到上世紀60、70年代都有科學家進行研究探測，但亦未獲結果。1990年起，大型鐳射干涉儀重力波探測器開始在世界興建，並由嘉州理工學院天文學家基普·索恩（Kip Thome)教授和麻省理工學院實驗物理學家雷納·韋斯（Rainer Weiss)共同領導的近1000名物理學家組成的團隊進行50年研究和探測，終於2015年9月，偵測到重力波轉换成音速約1秒存在的突破性發現。於是在紀念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一百週年的2016年2月11日上午10時30分，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舉行新聞發佈會，76歲的基普·索恩（Kip Thome）教授，正式莊嚴宣佈，現在已探測到重力波的確實存在，説：

　　“此次LIGO探測到的重力波，正是由距離地球13億光年的兩個大約30個太陽品質的黑洞碰撞所發出的重力波。是由知名國際天體物理家組成的團隊，運用分處兩地，造價2.11億美元的鐳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LIGO)偵測到的”（《星島日報》2016年2月13日；《加拿大週刊》2016年4月8日）。

　　我讀書和長期服務的中山大學於1975年就獲國家批準建立了引力波實驗室進行引力波的研究探測。今年3月20日，學校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又把實驗室擴大建立中山大學天琴研究中心，地點設在珠海校區鳳凰山，稱之爲引力波探測“天琴計劃”。該項目研究龐大，目前國内已有10多所大學和研究院以及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參加團隊，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相關頂尖教授也有意加入。目前中心正在“引力理論與實驗分析”、“衛星平台與控制”、“精密光學測量與遥感”、“地月系統物理實驗”等方面組建大型科研團隊。“天琴計劃”第一階段爲2016-2020年，將完成月球深空衛星激光測距、空間等效原是檢驗實驗和下一代重力衛星實驗所需關鍵技術研究。“天琴計劃”將使中山大學成爲國際上引力波探測與空間精密測量領域的學術研究重鎮之一，並成爲推動後續一系列空間精密測量物理實驗的研究基地，從而打造成爲國際引力波研究重鎮。目前已獲珠海政府投資3億元經費作爲啓動基礎建設，負責山洞實驗室的挖掘、多功能觀測站的站址土地平整和上山道的修建，從而開建1萬平方米的山洞超静實驗室。

　　〔2〕2016年6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天文學家亞歷克斯·菲利片科和巴爾的摩太空探測科學研究所物理學家亞當·理斯研究發現，宇宙膨脹速度比人們之前認爲的要快，大約接近每秒30萬裏的光速。此發現可能使愛因斯坦的一部分内容面臨嚴峻考驗（《星島日報》2016年6月15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