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甫説：“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明代董其昌在《畫旨》一書寫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當時他們所説“萬卷書”，不是今天的“萬本書”，而是一部書内的若干卷；“萬裏路”不是“萬公里路”而是“萬華里路”。這是古代士人（知識分子）要求自己的願望和社會對士人的期望。意思是説，作爲知識分子既要“讀萬卷書”，也要走出書齋“行萬裏路”。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知識分子既要多讀書獲得豐富知識，也要走出去觀察自然界和社會實踐，把兩者融合起來，才算有才學的知識分子。正如樑啓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所説：

　　“中國學問界的礦苗，當然不專指書籍。自然界和社會實况，都是很重要。”

　　但是在古代，因爲書籍的寫本或刻版數量不多，交通落後，真正能够做到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士人不多。萬世師表孔子讀書不少，但因他所處的時代還没有刻版書，只有竹簡書，恐怕没有一萬卷書可讀，據史料記載，當時楚國公主下嫁秦王時，傾全國書簡作嫁妝，也僅得500卷。漢朝仍然是寫本竹簡書（漢簡），唐、宋、元、明、清時代，刻版書多了，但士人反而不必讀萬卷書，只讀幾部刻版書，念幾百篇科舉時文，就可以有登科入仕爲官的機會。至於行萬裏路，古代士人更難做到了。孔子曾率領七十二個弟子周遊列國，但所到列國並非是今天地球的列國，而是當時中原的列國，所以也未必行萬裏路。

　　到了近現代，書籍汗牛充棟，交通道路四通八達，交通工具近現代化，從理論層面説，知識分子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應該不是難事。但由於各人的主、客觀際遇不同，也不是人人都能真正做到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有些人讀了萬卷書，但却没有行萬裏路；有些人行了萬裏路，却没有讀萬卷書。

　　當下是互聯網信息時代（亦稱電子化時代），據國際電信聯盟統計，今年全球有32億互聯網用户，其中中國有7.2億户，人人一部手機，資訊極爲方便。凡人低頭篤篤掃掃，連“二十四史”和部分天一閣明代方誌書，都可下載瀏覽，在網上尋找到資料。所謂“一機在手，天下我有”，得來全不費功夫。我想爲寫一篇論文或寫一本書，去圖書館、檔案館坐冷板凳閲讀十、百、千、萬卷書者，恐怕爲數不多了。所以學界中學術浮躁現象層出不窮，鈔襲、剽竊、盗用、造假、代寫等惡習屢見不鮮。據2015年英國醫學刊物《BioMed Central,BMC）公佈，該刊物發現的43篇涉假論文及研究報告中，就有41篇是來自中國的名校。此消息發佈後，中國相關名校的人員却無人回應。又日本東京大學從2003—2016年，發表在英國《自然》及美國《新格蘭醫學雜誌》的22篇心臟病學和生活習慣的論文，均屬造假之列。

　　我的人生道路是讀書、教書和寫書，與書結下不解之緣。我從7歲上學讀書，一直讀了21年（小學4年、中學6年、大學本科4年、研究生7年），畢業後一直教書和寫書。我遵循讀書是教書、寫書的基礎，教書、寫書是讀書的延伸原則，所以爲了教好書、寫好書，仍然不斷地讀書。退休之後，爲寫好書，我繼續努力讀書。現在驀然回首，我算是讀了一輩了書，恐怕是真的讀了萬卷書。

　　我讀研究生時，爲了寫好畢業論文《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除了在學校和省中山圖書館收集資料外。1965年秋天，指導教師樑方仲教授本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研究科學原則，親自帶我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故宫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和天津、山東、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圖書館以及寧波天一閣查閲明代地方誌書1100多種，然後編列出《明代鐵礦、鐵冶産地表》和繪製《明代鐵礦、鐵冶産地示意圖》。之後，再將收集到其他有明代鋼鐵生産發展的2500多張資料卡片進行整理，考訂、綜合和分析，寫成6萬多字的畢業論文，交給老師審查評定。當時估算，我所查閲的1100多種（部）明代地方誌，每種省誌數十卷至100-300多卷；每種縣誌10-30多卷，加起來至少也有4000多卷，鈔録資料卡片2500多張。1982-1999年，我承擔撰寫《澳門通史》一書任務，以慶祝1999年澳門回歸，又花了三年時間查閲了《清實録》4363卷，從中鈔録與澳門有關資料3萬多字，編成《清實録澳門史料編年》，然後結合其他中外文澳門資料，最後撰寫成《澳門通史（自遠古—1998）》一書，於1999年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時，1995年開始，我又有幸蒙加拿大聯邦政府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日本大阪大學、關西大學、神奈川大學、吉備國際大學、廣島大學的邀請，5次前往日本、2次到加拿大和美國訪問、講學和擔任客座教授，使我有機會到日本東京的東洋文庫、各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館查閲與我研究課題的相關資料的圖書；再加上我自己爲教書、寫書而購買的3000多本圖書，應該説我70多年來所讀的書真的是超過萬卷（本）了。

　　至於行萬裏路，我没有用雙脚行萬裏路。但我藉助現代交通工具，到全國各地開會，走遍各省、市、自治區的省會和其他城市，遊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湖泊、草原、沙漠、平原、丘陵、名勝古迹等自然文化景觀。加上如前述有幸得國外有關大學和機構的邀請，使我得以到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開學術會議、講學和訪問；退休之後，我又與太太龐秀聲自費出國至亞洲、歐洲、澳洲、北美洲、中美洲的一些主要國家旅遊和探親，所以有機會乘飛機從廣州出發，經上海、日本東京、白令海峽、美國的阿拉斯加、加拿大的温哥華、温尼伯扺達多倫多；回程從多倫多起航，東飛跨越大西洋，經西班的馬德裏、法國的巴黎、波蘭的華沙、白俄羅斯的明斯克、俄羅斯的莫斯科、蒙古的烏蘭巴托扺達北京、上海至廣州。我計算從1995—2016年，環繞地球飛行8圈約16萬公里。加上來回日本東京、大阪5次，來回歐洲14國1次，來回澳大利亞1次，來回俄羅斯1次，來回泰國1次，再加上從多倫多飛往美國的洛杉機、三藩市、邁阿密、奥蘭度、紐約來回各1次，從多倫多飛往多米尼瓜、哈裏法斯各1次，又乘汽車遊覽波士頓、費城、紐約、華盛頓、芝加哥、匹兹堡、夏洛特等地多次，總共約有18萬公里了。現將我們走遍中國和瀏覽世界22個國家74個城市的著名自然和人文景觀列表於下，以見一斑。

　　有心的讀者看完上列我走遍全中國和到過世界22個國家的74個城市表格，你也許會問：按我所處的1980—2000年代的中國工資是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倒掛的所謂“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時期，大學教師工資很低（我記得，1984年我的月工資是86元，1985年評上副教授，增至99.5元，1990年評上正教授，增至199.5元）的條件下，你從哪裏來的經費（錢）去行萬裏路呢？在此我可以如實奉告諸公：

　　第一，我走遍中國所用經費（錢），全部是國家提供的。不管是1965年我讀研究生時到北京、天津、上海等 地收集撰寫畢業論文資料，或者是上世紀80-90年代到全國各地參加學術研討會，出差的一切用費都是用國家的錢。但是我用國家的錢的渠道則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基金提供，並非是中山大學的正常辦學經費。因爲從1983-2002年期間，我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有關課題諸如《明清時期廣東的社會經濟》、《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廣東人在加拿大》、《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等，一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的的批準和提供經費資助。而我每年（次）參加的學術研討會，内容都屬全國性歷史學科的，所以各城市負責舉辦的單位（多是大學歷史係或省市社會科學院），承辦單位爲增加研討會的歷史真實感，在開會期間都預留半天或一天時間，組織與會者參觀市内或者市郊的相關歷史文物古迹以及一些著名自然景觀。例如在北京開會，自然到故宫、長城、十三陵等景觀看看；在成都開會，肯定去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參觀，等等。因此，我也得以瀏覽全國各地的歷史名勝古迹和祖國的大好河山。在此，我要用白紙黑字訴諸筆端，衷心感謝黨和國家長期在經濟上對我的支持幫助和中山大學的直接的、具體的培養。可以説，如果没有黨、國家和學校的長期支持和培養，我是不能成長爲重點大學教授的，是不能走遍中國和世界各地主要國家的。

　　第二，我多次出國、到台灣和回歸前的香港、澳門所用經費，除了1984年因研究需要到香港和澳門收集資料時用過中山大學的5200元港幣外，其餘全是由外國和港、澳、台地區有關邀請機構提供經費的，没有用過國家一分錢。至於退休後出國旅遊和探親，當然就是自費了。説句老實話，我退休前出國或到港、澳、台地區，都是去“打工”（講學或訪問）的，所以作爲雇主的外國邀請方理所當然給我提供一切費用。例如，1995年5月-7月，加拿大聯邦政府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邀請我去加拿大和美國訪問（對方稱爲考察），是有任務的。此任務就是訪問結束，必須寫一份3000-5000字的考察報告，並翻譯成英文交給對方。我記得當時加拿大外交部支付給我的錢是每天生活費（包括住宿和城市内公共交通費等）爲120元美金，和提供往返中國及加、美訪問地區的飛機票。1995-2002年，我應邀去日本五次，其中三次是開學術研討會兼作學術報告，兩次是應聘爲客座教授。日方邀請單位除給我提供來回機票和在日本期間的住宿外，另付給我講學、報告費8-10萬日元；我應聘客座教授時，對方除提供機票和住宿外，並按月支付給我教授的工資80萬日元，另加30萬日元在日本國内旅遊費（規定要憑發票報銷）。到港、澳、台地區開學術研討會或作學術報告，均由對方提供來回交通及住宿費用外，另支付給我報告或論文（開會）稿費800-1000元港幣（澳門幣）。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教授、諾貝爾奬獲得主弗裏德曼（Friedman）提出“天下没有免費的午餐”命題，在資本主義國家（地區）奉行的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你付出了勞動，自然得到相應的報酬；你不勞動，當然一無所得，實際得很，我是親身體會到了。所以，用一句老話來説，我多次出國和到港、澳、台地區訪問、講學和講課，實質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通俗説法就是出去“打工”，所得報酬是備受資本主義老闆剥削的。

　　未了，在此我還要奉告讀者諸公，就是我走遍中國和出國，幾乎是同我太太龐秀聲女士一起前往的。换句話説，我太太也算是走遍全國（除台灣、寧夏）和到過世界主要國家的了。因爲我走遍全國，全是去參加各種歷史學術研討會，而這些研討會多是寒暑假期間召開，於是我就利用她放假自費隨我前往，讓她也有機會參觀各地的歷史名勝古迹和祖國的大好河山景觀。2002年秋冬，我應聘日本關西大學客座教授，適逢她退休不用上班，於是我就要她陪我前去，讓她幫我做飯洗衣等家務，使我贏得足够時間備課和上課。我也趁回國前領她前往東京、横濱、京都、神户、奈良等城市遊覽。至於出國旅遊和探望兒子，自然是一同前往了。我太太龐秀聲在中山大學做行政管理工作，曾任社會學係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多年，平時很少機會出差。但她亦能同我一樣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出國遊覽，也是她人生的一宗樂事。所以，她常説：知足了。知足者，常樂也。她能以這種知足的心態安享晚年，我想一定能够長命百歲的。

　　前述我所到國外遊覽所見所聞，大都有遊記在雜誌發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收録在本書的8篇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