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强連續出訪東南亞國家，提出“共同建設2l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要“携手建設更爲緊密的中國一東盟命運共同體”。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會明確作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决定；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强調：“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我們不僅要充分認識中央關於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的重大意義，而且還要進一步理解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

　　自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於1860年隨德國經濟代表團考察包括中國在内的遠東地區，於1887年出版其著《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Veidentrassen)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名稱後的130年間，外國和中國學者都不斷進行研究，如早期法國漢學家沙畹(Eeouard Chavannes)在其著《西突厥史料》(Doeumends Chinos Sur Les Turcs Oceiden Taux)提出“絲路有陸、海兩條” ；瑞典學者斯文·赫定（F. H. Lion）於1936年出版《絲綢之路》一書；1942年，法國著名漢學家格魯塞（Rene Grousset）著《中國史》的第14章，論“絲綢之路”；讓·菲利奥札（JeanFillozat）於1956年出版《印度的對外關係》，把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獻和見解介紹出來。至20世紀60年代後，研究學者日益增多，如法國著名學者布爾努夫人（lice Roulonis）於1963年出版具有嚴格科學定義的《絲綢之路》（La Route de la Sole）；196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出版專著《海上絲綢之路》。有鑒於此，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决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性的全面綜合研究，撥款實施《1987—1997年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ne)十年規劃》大型項目，並於1990年10月23日組織30多個國家的50多位科學家和記者，乘坐“和平方舟(ship of pease)號考察船，從意大利威尼斯港起航出發，途經亞德裏亞海、愛琴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泰國灣、中國南海、東海到朝鮮海峽的16個國家和22個港口城市，於1991年2月9日到達廣州，在東方賓館舉行“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座談會，廣州的專家學者胡守爲、張難生、麥英豪、薑伯勤、葉顯恩、黄啓臣、陳忠烈等參加會議。然後轉赴福建，於2月中旬在泉州考察並舉行國際性的“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顧澗清以青年學者、記者的身份參加了座談會和這次“和平方舟”號在中國境内的考察和學術交流。

　　絲綢之路發祥地在中國，而中國學者和專家研究“絲綢之路”起步却慢一些，但也不乏其人，出版不少論著。據瞭解，1954年，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發表了題爲《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約5萬多字長篇論文，提出横亘歐亞的“絲路”命題，重點論述中國蠶絲輸入印度“有五條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緬甸道、安南道。”在論述“南海道”一節引用了《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以這條最早的史料爲依據，論证中國蠶絲從南海道的“雷州半島發船”輸入印度，後歷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中國絲從這重要道路運至印度”雲：

　　“綜觀自漢武帝以後中印海上絲織品貿易的情况，我們可以看到，在漢代運去的是“雜繒”……到了宋代元代，中國海上貿易空前發展，於是“絲帛”、“纈絹”、五色絹”、“青緞”、“五色段”，甚至“蘇杭色緞”就大量運至印度。到了明初可以説是達到中印海上貿易的最高潮”。

　　1974年，國學大師、香港學者饒宗頤教授發表了《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長篇論文，除論述蜀布從陸路輸入印度、緬甸外，並以《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一節，專論“海道作爲絲路運輸的航綫”雲：

　　“海道的絲路是以廣州爲轉口中心。近可至交州，遠則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據點，近年合浦發掘西漢墓，遺物有人形足的銅盤。而陶器提筲，其上竟有朱書寫着“九真府”的字樣，九真爲漢武時置的九真郡……這個陶籬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見交、廣二地往來的密切……”。

　　1979年，郭沫若主編的《中國通史》第2册第39頁論述了“絲綢之路”。

　　改革開放以後，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日益增多。1981年7月，北京大學等16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組成以寧可教授爲隊長、胡守爲教授爲副隊長，宿白、王永興教授爲顧向的24人的“絲綢之路考察隊”，對陸上“絲綢之路”進行實地考察，歷經陝西、甘肅、内蒙古、青海、新疆等5個省區，行程8000公里，歷時五十五天。最後由各專家撰寫考察論文，匯編成《絲路訪古》一書，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對中國學者進一步開展“絲綢之路”研究起了領頭作用，預示着“絲綢之路”研究熱潮即將到來。正如該論文集的代序中所説：

　　“一個研究絲綢之路的熱潮定會很快到來，豐碩的成果也將計日成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寶珠將像繁星一樣閃現於世”。

　　1984年，資深學者吴豐培先生組織學者搜集西漢至明代有關絲綢之路的資料編纂成《絲綢之路資料匯編》大型資料集共28種，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出版；1986年他又編纂《絲綢之路資料匯鈔(清代部分)》影印出版，爲世界學者研究“絲綢之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85年，季羡林教授鼓勵和支持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努力研究“絲綢之路”，撰寫數十篇論文，出版《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兩本專著。1987年，季羡林教授又發表《中印智慧的匯流》長文，論述了中國絲綢經絲綢之路傳到世界許多國家雲：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蠶絲很早就傳出了中國，傳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去，其中包括印度”。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載，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都没有絲、漆，絲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傳播的道路就是後來有名的‘絲綢之路’”。

　　1990年5月，高齡之年的季羡林教授把研究“海上絲綢之路”寄託於中青年學者，爲顧澗清等合著《論連雲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的出版題詞鼓勱：“深入開展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見上頁圖)，大大鼓舞了廣大中青年學者深入開展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

　　1991年冬，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福建省“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向縱深開展。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陳高華、吴泰、郭鬆義研究員編著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書；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絲綢之路辭典》；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上、下卷)、《海上絲綢之路與福建》、  《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等專著；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絲路文化》陸上篇和海上篇；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又出版《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等專著，成果纍累。

　　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廣東學者專家亦當仁不讓，學術研究活躍，並不斷深入。從20世紀80年代後發表了不少論文、著作。1991年2月，爲歡迎前述聯合國“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召開的學術座談會，組織專家撰寫學術論文，出版《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和《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兩書；1992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顧澗清等著的《中國陸橋經濟》；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學薑伯勤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1998年汕頭大學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2000年，廣東省政府批準由省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和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聯合組成的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開展系列研究，並於2001年11月，由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湛江市政府與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聯合召開全國性的“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論文集》；2003年出版黄啓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2006年出版黄啓臣著的《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2007年廣東學者又在饒宗頤教授關於“廣州人要珍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廣州始終是整條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如果宣傳和挖掘得不够，這個起點就會被人家拿走”的告誡和鼓勵下，進一步開展研究。2007年，出版李慶新著《中國絲綢之路》(中英文版)和冼慶彬主編，黄啓臣副主編的《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2008年出版顧澗清等著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文物出版社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文化遺産》(三卷)；今年3月廣東經濟出版社又再版黄啓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增訂本等。説明廣東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活動是扎實的，成果是豐碩的。

　　更值得驕傲的是，2007年，在國家文物局和廣東省文化廳的大力支持下，水上考古學家在陽江海陵島附近海面整體挖掘出“南海一號”南宋古沉船，建立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2010年在汕頭南澳島附近海面挖掘出”南澳一號”明代古沉船，準備建立“南海二號”古沉船博物館。這兩艘古沉船的出水和船内的8萬件和3萬件宋代、明代的瓷器文物，爲開展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物证。

　　從上述迄今130年間國内外者學者專家以“絲綢之路”的名義開展對於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涉及交通往來、經濟貿易、國家關係、社會政治、文化、歷史、地理、宗教、科學、技術、移民等的内涵極爲豐富的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並取得可喜成果。現在黨和國家作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戰略决策並開始廣泛實施，廣東學者更應積極行動起來，持續深入開展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研究。這樣，才不辜負季羡林和饒宗頤兩位大師的鼓勵厚望，才能爲實現2012年12月在寧波舉行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九城市聯席會議”提出捆綁式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成功和與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出新的貢獻。

　　（本文與顧澗清合作，本人執筆。原載《嶺南文史》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