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八月，戚本禹用歷史唯心主義 、形而上學的手法，抓住《忠王李秀成自述》(以下簡稱《自述》)的部分内容大做文章，在《歷史研究》第四期抛出一篇《評李秀成自述》的黑文，公開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將領李秀成定爲叛徒，一棍子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我們認爲，叛斷李秀成是不是叛徒，絶對不能憑《自述》中的一部分内容作依據，而應該從他參加革命後的全部社會實踐來作結論。李秀成從一八五一年九月參加太平軍至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被俘，同年八月七日寫完《自述》，即被劊子手曾國藩殺害，這十四年的革命活動中主流是：出生入死，奮戰沙場，英勇殺敵，支撑局面。他没有叛變投敵的活動，更没有率領隊伍投降清朝的罪行。戚本禹胡説“他一度有過的投降活動”那是張冠李戴，無中生有，是站不住脚的。因爲，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到清軍曾國荃營下的一個師拉關係，商談投降一事，宋永祺的投降活動，從現有的史科看，並不是李秀成派他去的；而《自述》中講到宋永祺“勸我來降”一説(廣西壯族自治區通誌館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第140頁，以下簡稱(校補本)，只是説明 宋永祺可能曾勸過李秀成投降，並没有説明李秀成同意投降。既然李秀成没有叛變投敵的活動，僅憑《自述》的一些話就對李秀成作出“叛徒”的定性，是不足取的。

　　李秀成在《自述》中雖然有悲觀絶望動摇的思想，但並没有對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嚴重的危害。我們知道，《自述》的主要内容是概括地追述太平天國革命過程的重要事迹，分析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總結太平天國失敗的經驗教訓，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清兵和“鬼兵”的殘暴和可耻，對於曾國藩租“鬼兵”的殘暴和可耻，對於曾國藩急欲探明的核心機密並没有泄露。因此，太平天國的最後被鎮壓失敗同李秀成寫《自述》並没有什麽聯繫。歷史的事實是：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天王洪秀全眼見大勢已去，服毒自殺，七月十九日天京終於陷落，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已告定局。而李秀成寫《自述》則在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可見，太平天國的最後失敗，並非是因爲李秀成寫了《自述》，出賣了什麽機密的結果。實際上， 就是李秀成不被俘，不寫《自述》，根據當時的情况，太平天國也是要被鎮壓失敗的。不考慮這些客觀歷史事實，主觀而輕率地把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歸罪於李秀成寫《自述》的所謂“叛變”、“投降”而定他爲“叛徒”，這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是極不公平的。

　　同時，《自述》是經過曾國藩篡改的，只憑《自述》定李秀成爲叛徒，也是不足信的。關於《自述》的真僞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目前也確實存在不同的觀點。但曾國藩動手篡改了《自述》，已經爲中外史學家所公認。李秀成於一八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寫自述，他一面寫，曾國藩一面取閲，並同他的幕僚進行删改，李成秀寫完，曾國藩也就删改完畢。這一點，曾國藩也是招認不諱的。他在最後《批記》中還提到一些删改的原則《校補本》第13頁)。既然《自述》被曾國藩删改過，那麽就不難設想，這樣一個賣國賊、劊子手，竟然不會從其反動的立場出發，在《自述》中删改和增添一些誣衊李秀成、有損於太平天國革命事業和有利於曾國藩的讕言？戚本禹不顧這個歷史事實，硬抓住《自述》的一些文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李秀成打成“叛徒”，這只能説明他同曾國藩是站在一個立場上的。難怪他對於《自述》中那些“美化敵人”、“醜化自己”的語言十分信賴，並毫不遲疑地引爲自己的論據；而對於《自述》中那些光輝部分，即《自述》中使用革命隊伍的稱謂所表達的“革命立場”的語言，馬上看作是“李秀成可以在一個極短時間裏作出投降變節的决定，却很難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而加以宣揚。

　　從上所述，顯而易見，戚本禹拿不出像樣的材料，僅就《自述》中的隻言片語，不看本質和主流，不問功過是非，就主觀地把李秀成定爲“叛徒”，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的。我們必須把戚本禹强戴給李秀成的“叛徒”帽子摘掉，恢復李秀成是一個有缺點有錯誤的農民革命將領的歷史真面目。

　　(本文與郭洛合作，本人執筆， 原載《廣西日報》197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