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總會原秘書長、台灣著名作家、詩人楊渡出席由北京大學主辦、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合辦、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承辦、中評智庫基金會和中國評論通訊社等協辦的第四届中華文化論壇。在第二場大會主旨演講中,楊渡以“1949渡海傳燈人”爲題做主旨發言。他表示,中國有很好的教育的文化。無論時代怎樣變動,戰亂怎樣劇烈,很多知識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會選擇留下來把文化傳承下去。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時代的印記,每一個家族的記憶都是大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孤立的個體,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遠比分歧多。
楊渡從其學生時代一位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師長談起,回憶了他在學生時代所受到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他高中就讀台中一中,老師之中就有齊邦媛、齊治平、楊念慈(小説家)、楚卿(詩人)、蔡仁厚(新儒家)等。這些老師都是歷經抗戰、内戰的烽火,流離半生,渡海來台,在杏壇上,覓得一方净土,就那樣安静地生活下來,爲台灣,爲文化傳下燈火。
楊渡説,他曾寫過《一九四九渡海傳燈人》一文(收在《暗夜傳燈人》一書中),刊登在報紙上,之後就接獲了許多朋友、老師、同學的電話,“仿佛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現過那樣的老師,特别在中學的階段。”那是人生中最需要指引,最需要熱情,最有理想的年代,“我們何其有幸,遇見那被歷史的烽火所鍛煉出來的無數生命,他們歷經苦難而回歸平凡沉静,他們走入台灣社會的底層,尋找一方安静的教席。在艱難的歲月中,互相扶持,在民間深深播種,爲台灣傳承文化的血脈,文明的燈火。”
他指出,一九四九的歷史變故,讓台灣負擔起中國近代史的苦難,一百二十萬流離失所的人、心靈與生存的重荷,它給台灣帶來戒嚴的時代,政治的壓抑,兩岸對峙的冷戰,但它也帶給台灣另一種苦難的力量,記憶的力量,和文化的燈火。一九四九年後,唐君毅曾寫下一文《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談到文明因内戰而毁滅,流離,文化不再能依靠一個穩定的大地空間來承載,而是要靠流浪的人“靈根自植”。而這些流浪的人,流離的人,果然傳承文化的燈火,讓中華民族没有花果飄零,而是落地生根,繁花盛開。
楊渡專門用一頁幻燈片列舉出了這些“渡海傳燈人”的名字,他們有南懷瑾、王攀元、李曼瑰、姚一芊、江兆申、殷海光、楊念慈、俞大綱、周德偉等。
楊渡表示,中國有很好的教育的文化。無論時代怎樣變動,戰亂怎樣劇烈,很多知識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會選擇留下來把文化傳承下去。台灣從之前的“花果飄零”變成現在重回中華文化甚至可以有所創新的局面,要感念1949年渡海傳燈人世代,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藴塑造了今日的文化創新。
他指出,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時代的印記,每一個家族的記憶都是大曆史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孤立的個體,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遠比分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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