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謂之普世價值,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喜歡將“民主”與“人權”,視爲普世價值並將之輸往非西方文化的地區,作爲改變當地政體或推動其革命的意識形態。然而,“民主”與“人權”到底是一個理想或價值?抑或只是一種實踐理想的方式與手段?如果那只是一種實踐方式與手段,並在落實的過程中需順應各種政治現實,那麽它就不能稱之爲普世價值。就以“民主”之實踐爲例,在落實目標的過程中,爲因應本土習俗、觀念與宗教信仰的挑戰,不同的國家與文化區域,無論在體制建構、選舉運作、權力分享或公民教育等各個領域,其差异性與個别性已然清晰可見。换句話説,“民主”作爲一種價值的體現,其實是建立在不同國家在其自身文化傳統上,所進行的創造性的轉化與實踐,故其意義在於獨特性與個别性的展現,而非在其普世的價值與意義。况且,若自政體的角度而論,民主政體不但夾雜並呈現了個别與地方性的特色,往往也不因實踐民主政治,就必定會得出善政與善治,其中民粹主義的涌現,尤其展現了中道力量的衰頽。
近幾年來在全球治理中,借由“一帶一路”的倡議,習近平總書記更進一步提出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好讓沿綫參與的國家都能互利共贏。
在面對大自然環境的惡化、地球資源愈趨稀少的狀態下,人類將如何和平共處,已然成爲21世紀人們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因此,將人之禍福與共融爲一體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正代表了一種人類共同且具普世的理想與價值;至於“一帶一路”的倡議,正是實踐該理想的最佳方式。不過,這發自由衷的美好願望與高瞻遠矚,却遭到了西方學者的歪曲與誤導。美國學者在《外交季刊》上發文聲稱:中國的此主張,旨在恢復過去的“朝貢體系”,并力圖借着經濟發展與“一帶一路”倡議,視參與國爲藩屬等言論;不但嚴重歪曲了中國要與全人類共創美好未來的用心,也反映了對中國歷史傳承變遷認知的不足。
一、朝貢體系的歷史發展及其内涵
何謂朝貢體系?這是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期,存在於東亞、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以中原王朝爲主要核心的國際關係體系。初期形成時以河南爲中心,包括陝西、部分山東、河北地區;自漢武帝打敗匈奴後,漢朝版圖延伸至河西走廊,爲了籠絡匈奴降衆,武帝采取較爲完善的安置屬國的羈縻策略,至此,確立了朝貢體系。
其内涵爲中原帝國以天朝自居,通過羈縻、册封的方式,結合儒家思想,以推拓中原王朝的版圖。在政治名義上,由於周邊藩屬國對之稱臣,故而形成了以中原帝國爲核心的等級狀的政治體系。
在朝貢體系中,雖然規劃出了上國與藩國的主屬問題,也訂定了名分秩序與主從關係;但此體制究其實質内涵,實爲一個免税的貿易體制。就雙方相處的關係而言,政治上主國一方的中國,既不干涉藩屬國的内政,也不對其天下體系中的其他屬國進行支配。經濟上更不會極盡剥削掠奪爲能是,主國對於屬國朝貢態度乃建立在“厚往薄來”的基礎上;主國不僅提供朝貢國免税的貿易,而且還會給予豐厚的回賜,嘉惠來中國的外邦各國,這也是朝貢體制得以長久維持的原因之一。
二、近代西方主權國家及其作爲
不同於古代中國與屬國的朝貢體系,近代西方國際體系的運作,主要建立在1648年《西發裏亞條約》主權國家理論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在一國之内,主權具有最高、絶對、唯一且不可分割的特色;在國際關係上,各個國家的主權於理論上是彼此平等的。然而,從近代西方主權國家的興起至今,在國際間對國家關係的處理和運作中,無論是新現實主義理論、新制度主義理論、建構主義理論抑或馬克思主義列寧理論,都擺脱不了只認定强權政治、超級大國,才是支配全球國際關係發展的宿命與認識。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主權國家不斷向外擴張殖民,各國對其殖民地進行征兵、征税、設官治理。政治上,在中央設置總督、在地方設置警察,對當地住民實行殘酷鎮壓統治;經濟上,遂行掠奪剥削的政策。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雖然紛紛建立起所謂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在國際關係體系中,强霸的國家依然當道。他們或以武力恐嚇、裹脅甚至傾覆其他國家,或借金融、石油與制裁等手段,不當掠奪並遏制他國的經濟發展;其弱肉强食的局面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所謂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只是更突顯了以西方爲中心、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核心,就是對個别主權國家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以及壟斷國家與集團利益的獨佔性和排他性。强權國家利用軍事、金融和話語優勢,不斷重復着損人利己、巧取豪奪且唯利是圖的作爲。而這一切真實的反证了所謂主權國家的“平等”,在西方政治的觀念與運作裏,只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
三、如何認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以西方爲中心的全球化就不斷發展;1970年代以後,隨着美國實力的增强,配合跨國公司的營運與計算機科技的日新月异,人類的經濟發展更邁向了全球協作的模式,遂使全球化成爲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趨勢。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的背景
1. 主權平等下的剥削。在國際經濟的環節上,全球化使世界上的貿易、資本、金融、勞務、技術與生産等要素,以空前的規模與速度,在全球的範圍内流動,從而導致國内市場與國際市場緊密的結合。爲此,在生産上也形成了一個跨越國際、上下游垂直整合生産的分工模式。已開發國家掌握着新高科技的研發權,而將生産由資本技術不足的開發中國家承擔分包;前者並掌握着産品幾乎近90%以上的利潤。這真是一場没有煙硝、深刻見骨的剥削戰争,少數國家特别是以美國爲核心的七大工業國,他們掌握技術的創新、開發與傳播,支配全球絶大部分的資金、資源與財富,也使第三世界的國家愈發貧困。
2. 全球化逆反之聲的出現。中國是在這一波以美元、科技、資本與金融一體一元化框架發展下,唯一脱困而出的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勤勞與精湛的加工技術使中國成爲全世界的工廠,中國的經濟也以每年10-12%的速度,以血汗的代價持續增長了近20餘年,爲國家累積了雄厚的資本,並耀眼地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幾年因應國際經濟發展速度的趨緩,中國着力於自身體制的改革與自主研發,在通訊、航天、金屬、高鐵、生物與電子等科技方面與日俱進,相關産品已具備一流的競争實力。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輿論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美國有了針對中國的“重返亞太”的戰略新布局。另一方面,鑒於中國經濟的强大深深受惠全球化發展,貿易保護主義與應廢除WTO自由貿易之聲,也相繼出現。
3. 20國集團組織作用的提昇。1999年12月16日,20國集團組織在德國柏林成立,其目的在相關國家間非正式的對話,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以利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 該組織也有協助第三世界發展經濟的初衷,但長期以來美國和其盟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具有主導地位,操控話語權與决策權,並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各類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遂行其國家利益與目標,故而這番美意總是形同具文。一直到2008年美國爆發衍生性金融危機後,少數幾個發展國家因已無力應對全球性的金融灾難,才促使上述被扭曲的狀况稍見緩解。
2009年9月,20國集團第三次峰會在美國匹兹堡舉行,會議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與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與會領導人同意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大機構的份額,向發展中國家分别轉移5%和3%,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此後,該組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也成爲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對話的重要平台。
2015年11月,20國集團領導人以“共同行動以實現包容和穩健增長”爲主題,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第10次峰會,習近平出席并發表《創新增長路徑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講話。2016年9月4-5日,20國集團組織領導人第11届峰會在杭州開幕,中國進一步提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的觀念,作爲進一步推動全球化的脚注與推手。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藴含的特質
1.主權國家的平等觀。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跳脱了傳統上以中國爲中心,以名分秩序、厚往薄來爲規範,來遂行國與國間政治與貿易交往的機制;更不再是以羈縻、册封的方式,來成就共主的霸業。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爲因應全球化偏差發展、逆全球化策略,而提出的治理理想,故而在國際關係中,不但承續了主權國家的平等理念,關照了各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發展的差异性,也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召唤了榮辱與共的人類命運;堪稱真正具有普世價值的理想範式。
2.經濟發展的互利觀。跨國投資與貿易應是雙方互利的事,不應只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而不思統觀全球的共存共榮。正是基於這份用心,在杭州峰會上,中國提出了具有創新與全球性貿易增長戰略、投資指導原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實踐性原則,作爲加强發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溝通平台,藉以降低貿易壁壘、維係全球貿易自由化,以提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經濟上除打造平等互利的“利益共同體”,發展休慼與共具世界性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外,還有助於打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壓貧的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
3.借着“一帶一路”的羽翼。這個由中國所提出來的倡議,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變爲可能。“一帶一路”的戰略統籌了陸海兩大方向,聯通歐亞非三個大陸,打通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運輸大通道,實現各國間戰略對接與戰略協作,實現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進一步推動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並使歐、亞、非三洲的經濟得以融合。“一帶一路”的參與是以自願爲原則,不論國家政治體制爲何,不以意識形態劃地自限;不搞小圈子、不搞貿易保護主義、不搞經濟封鎖,不以控制他國經濟命脈、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爲條件。它體現的是各國政治上的相互平等與相互尊重,是各種經濟體之間的互補互利互惠;這裏没有勢力範圍之争、没有主導權之争、没有凌駕他人之上的特殊利益,只有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
四、大道之行也
美國自川普上任總統以來,奉行“白人優先、美國第一”的保護主義政策;發動貿易戰争企圖制壓不同地區與國家的經濟,進而重建一個完全由美國操控的世界新秩序。近代西方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霸道與擴張的信念就始終長相依存,自然也就没有接受與其他國家或民族,共創包容、合作、互利、雙贏並共享繁榮的思維;“美國至上論”其實正反映並繼承了西方文化的這個傳統。
以“民”爲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尚書·五子之歌》,《孟子·盡心篇 下 第14章》。 這是一種雖非民主却重民心的治理理念,在這個基礎與前提上,也形成了中國强調選賢與能的善治傳統。因此,儒家往往是以“庶、富、教”作爲治國之理序,“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是最好的説明。“仁”更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顔淵第十二》: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第十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這是指對上級、同僚、老百姓以及外族的互動中,都要心存謹慎、恭敬與忠貞之心;爲此,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本就有大國不稱霸而行仁道的傳統。
上個世紀中葉西方史學大家湯因比,就曾以他深邃的洞識指出,中國“以人爲本”的世界主義傳統,將是引領人類走向大同世界的契機。我們相信:一個樂於分享、追求雙贏的中國式治理,必將匯聚起各國共克大自然惡化的時艱、共享共同發展繁榮的機遇,最終共同增進全人類的福祉。《禮記:禮運·大同篇》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習近平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一種以“平等爲基礎、開放爲導向、合作爲動力、共享爲目標”的設想,深刻地展現出傳統中國世界主義民胞物與的胸懷。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突顯了中國已將全球發展的問題,在傳統文化“公”天下的基礎上,融塑近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個别國家主權之“私”的事實,而實事求是地置於全球宏觀的視野下,籌謀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
孫若怡:作者係前稻江科技管理學院校長,中興大學歷史係所主任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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