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的先賢們揹負“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神聖使命,寫出了不朽的詩篇。我曾經通過讀他們的詩篇,來講述中國故事。本文嘗試從詩詞的角度,强調要重視文化的歷史積澱和當代應用,談談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的一點思考。
一
詩詞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有悠久而豐厚的積澱。源遠流長的詩詞傳統,是我們的文化基因,也是應該繼承的重要文化歷史遺産。
李澤厚認爲探求美的本質,主要不能依據個體心理意識層面的所謂反映,而應依據群體人類物質實踐層面的創造。這種實踐的創造是過程性的,不能局限於個體美感對它的横向的認識關係,還必須轉向縱向的美的歷史生成過程。他的美論、美感論和藝術論以“積澱”這一概念統領,可稱之爲“積澱説”美學。我們談文化,也一定要有縱向的歷史生成過程,在歷史積澱中尋求豐富的營養,在當代的生産生活實踐中融會貫通、厚積薄發,才能把握時代的脈動,使文化的繼承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些人對文化傳統的理解是狹隘的、支離破碎的。歷史慘痛的教訓是,一段時間我們曾采取民族虚無主義,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出現了繼承的斷層。而另一方面,我們在恢復推行國學和强調文化傳統的問題上,忽略了從古到今的歷史銜接,忽略了“古爲今用、推陳出新”的方針,使繼承文化傳統、振興優秀文化停留在復古的空間裏。有一些人會背誦古詩,却不能寫今事;或故紙鈎沉,或食洋不化,不懂“求正容變”、“知古倡今”,没有時代氣息,缺乏感人的貼合當代生活的精神産品。部分青少年對古詩詞背誦如流,但對近現代人物創作的優秀詩詞,却知之甚少,或交白卷。在古代到當下之間,缺少了自五四運動以來綿綿百年的近現代文化輝煌的認知。這反映了我們的文化實踐和傳承,是單一的淺薄的,是跳躍的,是有斷層的,缺乏歷史的積澱,因此也就没有了文化應有的道德精神厚度。
古代詩詞固然是我國的文化遺産,中國近現代的詩詞更是文化鏈條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近現代以來,我國仁人志士、精英大家,把唐宋以來的古詩融化進自己的文化修養裏,用優秀歷史文化滋養“詩心”,在這個積澱基礎上,在時代風雲中,抒發情志和胸臆。他們的作品,卷起千堆雪,各領風騷,既有古代文化的印記,又有現實的寓意深邃。在歷史的節點上,迸發出時代精神的流光,閃耀着文化道德的火焰。如果串連起這些光點,可看到我們百多年來綿延不斷的民族精神傳承的一條光綫,找到華夏文化的脈係。現在我們重視孩子古詩詞的學習培養,固然很好,但學習我們近現代先賢的優秀詩詞也不可或缺,它們也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有責任將他們積澱的寶貴文化遺産和財富,傳承給下一代。我們談文化繼承,首先應該瞭解文化歷史積澱形成的這個完整的鏈條。莎士比亞説:“凡是過去,皆爲序章。”過去的積澱會拉開新時代繼承開拓的序幕,會演出更爲雄壯精彩的活劇。
我們現在談國學,談文化傳統,不能不顧時代潮流的發展而只停留在傳統文化美的欣賞上。我們要尋求詩界推崇的唐詩宋詞以來,到活躍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的近現代人物的綿綿文脈,找到他們之間的文化鏈接,打通歷史和今天的血脈。在渾噩紛繁的歷史長河中,撥開種種虚妄和迷霧,還原本屬於我們最寶貴的精神文化之魂,從而使當代人在自己的詩國裏,堅定民族文化自信心,展現中國新形象,創造出呼應曆史、無愧時代、奔向未來的燦爛詩篇。
二
熱愛祖國山河,熱愛英雄輩出的時代,熱愛真善美,追求香草美人的理想,追求春風化雨的時代精神和美好生活,是詩創作(包括文化創作)的動力和源泉,是文化人的修煉,也是我們的道德責任和使命。
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反映時代精神,推動時代前進,首先要熱愛我們自己的優秀文化。要有一大批有高尚職業道德和魂魄的“士”,對大衆進行美的培養,提高審美能力,欣賞藝術,同時在比較鑒别中,反對和扺制低俗頽廢的文化。作爲文化的創造者和引領者,自己首先要有積練的道德、襟抱和學識,我們看一看近現代的文化大家的觀點和榜樣,就能明白這個道理。
老舍自稱是“文藝界盡責的小卒”,一直把文化看成自己生命的擔當和責任。他嘗試過各種平民化的文藝形式來創作,即是詩也在探索。他認爲:寫詩和欣賞詩“能使生命調和”,“是在自然與生命與美中討生活”。他説:“文藝决不是我的浮橋,而是我的生命。”張伯駒從小喜愛詩詞、戲劇,熱衷文物鑒定和收藏,正是由於他酷愛中國傳統文化和積累了深厚的文化修養,他生前千金散盡,歷經磨難,唯有他的收藏“物我同春”,長留國家,傳之後世。他的詩詞,梅香如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正如暮年他踏雪填詞有句:“天地與心同一白”,詞的境界與詞人情懷已融爲一體了。針對有的人有知識而缺“精神”和學術上的市儈化傾向,錢鐘書特别强調職業道德,認爲“崇高的理想,凝重的節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學、超凡脱俗的藝術,均具有非商業化的特質。”他呼吁“糾正‘市儈化’的短視和淺見,大家都要做有高尚品格的人,做有文化的人,做實在而聰敏的君子。”鬱達夫曾這樣要求自己:“不患貧,不媚世,不盗名,不望報,不亟亟於成功,不反復無常陰險惡毒的去求合於時流。”王蒙以自己的創作體會表示:“最大的庸俗是裝腔作勢,最大的媚俗是人雲亦云,最大的卑俗是顧影自憐。”沈從文對讀書人倦於思索,怯於惑疑,苟安於現狀,對武力和權勢形成一種阿諛不自重風氣,一直反感,他從心底裏想呐喊改變。艾青積一生寫詩的體驗,主張詩人説真話,詩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們的心。他反對有人看天氣預報在寫“詩”,以所謂“政治敏感”當“不倒翁”。艾青説,“詩是一個心靈的活的雕塑。”詩的價值在於同人民和生活聯繫起來。馮至先生自己也説:“詩人之可貴,不在於寫幾首好詩,而在於用詩證明瞭他的真誠的爲人的態度。”喬羽人稱“詞壇泰鬥”,他却擺擺手,説自己有三句話自勵:“不爲時尚所惑,不爲積習所蔽,不爲浮名所累”。
美的培養要靠“士”,“無士不昌”、“無士不興”。葉嘉瑩講她就是“穿裙子的士”,她講授了一輩子中國古詩詞,稱自己是中國古典詩詞不可救藥的傳道士。我們現在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也最需要這種傳播文化最熱忱的啓蒙者和詩心體悟最親切的引路人。
三
在繼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要學習借鑒一切優秀的文化,要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差异性,要能够兼收並蓄,融合吸納,寬大包容,挖掘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在更高層次上創作出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優秀作品。
一批文化前輩,如陳寅恪、季羡林、聞一多、艾青、徐悲鴻、陶行知、饒宗頤、老舍,冰心等,他們早年去外國求學,“别求新聲於异邦”,並非盲目地全盤接受或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學習吸收了外來文化先進合理的内核,鎚煉充實了自己的知識系統,對外來的優秀文化進行吸收、融和、消化,回國後結合中國的實際,變爲適合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化欣賞,使外來文化中國化。魯迅、郭沫若、鬱達夫等人,針對中國社會的問題,優先選擇了唤起中國民衆的文學事業。我們看徐悲鴻的畫,他既學習了西方美術解剖、光綫和素描的技巧,培養了扎實的功力,又繼承發展了國畫傳統,創造出新的傳世杰作。蔡元培在學習西方文化時,主張“擇其善者而從之”,反對守舊和盲從。他三度旅歐,精研西方哲學,不諱言其畢生奮鬥的最高理想是“以美育取代宗教”。他認爲“科學是探究事物的真僞的,道德是探究其善惡,美育則在於判斷美醜”。他破格用人,率先進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學者稱他“凝結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擷西方文化的優美。”推崇他“萃中土文教之精華於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於物外。”聞一多原是學西畫的,後寫新詩,又鑽研古代文學,他講課,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别具特色。他强調詩人時時不要忘了“今時”和“此地”,不做純粹的本地詩和外洋詩,而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盡量吸收外洋詩的長處,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産生的寧馨兒。他的詩不復古、不媚外,在中外多元文化的碰撞滲透中,却始終不失“東方之魂”。錢鐘書對詩有深入的研究,他旁征博引,横貫中西,彼此係連、交互滲透。讓鐘嶸和弗洛依德相識對話,將韓愈的“不平”和司馬遷的“發憤”細膩比較,説明“詩可以怨”是中國古代的文學主張,説明人類的心理體驗、情感機制有共同的基礎。他也對傳統的詩歌命題進行了分析,灌注了新意。魯迅説:“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别立新宗。”這句話,我認爲概括精當,極爲深刻,無疑應是新時代文化開拓求索的方向指南。
文化具有多樣性,它從不排斥各種風格、形式和特色,能够兼容并包,學習一切優秀文化,進行文化之間的交流,補充本土文化的養分,是文化興旺繁榮的必要條件和路徑。對不同文化的擇優嫁接、溝通、混合、交融,也應允許大膽嘗試和探索。毛澤東曾指出,一般原理與中國實際、特點的結合,外國的東西與中國的東西在中國新文化建設實際需要基礎上的融合,是一個過程。洋爲中用,就是在中國自己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份,達到中外優秀文化的有機融合,創造出現代中國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風格。離開了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改造,文化創新就會失去根基。
文化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在文學方面,離不了人民的生活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對繼承與創新,學者認爲,下一代如果踢開師承,重起爐竈,那就永遠談不上文化積累。即使嘩衆取寵,也只能是曇花一現,没有推廣和傳世的生命力。趙樸初説,詩歌要求有節奏,有韵律,這個語言特徵是人民大衆在社會生活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用人民已熟悉的傳統詩體,先解决群衆的需要,進而提高人們對詩歌語言的欣賞水平。“舊瓶新酒”符合“古爲今用”,也是一種“推陳出新”。啓功也認爲反映現實、表現生活的詩詞創作應有多種形式。就事論事、直抒胸臆是一種方式;寄託、比興也是一種方式。兩種方式因人因事而异。沈尹默是書法大家,他主張書法作品的三個條件是一、前賢法則;二、時代精神;三、個人特性。這個概括我認爲在對待文學作品和詩詞創作上都是適用的。
四
繼承優秀的文化傳統,業精於勤,荒於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治學上下功夫。在繼承文化傳統的實踐中,知識不够,學問不懂,就要認真讀書。讀書就是静心聽大師講課,就要下苦功,做筆記,交作業,尋求新的思索和啓發。現在的部分年輕人閲讀碎片化,不成系統,一知半解,淺嘗輒止,心浮氣躁。而另一些人德不配位,急功近利,粗制濫造,賣弄藝文。這樣下去,既談不上守本,也無法創新。我們應老老實實做學問,以台下十年功的修煉來對待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對於治學,饒宗頤有“守株待兔論”,只專注格物,講究水磨工夫,懷抱赤子之心,不受外界影響,耐得住寂寞潜心向學。他説:“做學問,是學習古人的智慧。”他提出“觀世如史”與“萬界六合”融通古今的學術要求,“天地大觀如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既有古典風華,又有現代視野,主張做學問要“四面”看,堅持“求真、求實、求正”。葉聖陶在某大學任教授,在經歷欄裏只寫:“小學教師。”他謙稱自己“很平庸”,不當教員就當編輯員,但葉老説小學教育的價值,就在於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爲提高青年的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還積極參加“語文學習講座”,他和吕叔湘、王力等語言大師以及老舍、冰心、趙樸初、趙樹理、周振甫等文學巨匠輪流上課。他的文稿,一筆一劃,清楚工整而具功力。詞學宗師夏承燾的學問全靠自學。他説自己天資很低,因此促使自己奮發苦學,努力讀書。一部《十三經》除《爾雅》外,都一捲一捲背過。他任教的九中有個藏書樓,每天上完課,他就一頭扎進書籍的海洋,閲讀了大量的有關唐宋詞人行迹的筆記小説,披沙揀金,探海見寶。他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讀書没有捷徑,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取得成就。他買不起書,除了依靠圖書館,就是借和抄,計日完功。讀詩時,他一首一首鈔録下來,朝夕咏誦。他記住老師的話:“爲詩學力須厚,學力厚然後性靈出。”錢鐘書學貫中西,腹有詩書,經史子集,隨手拈來。這與甘飴寂寞、淡泊自守,不務虚名的讀書研究精神是分不開的。他説,讀書人實乃“生平寒士,冷板凳命運”。真正學者面對俗世,情操如澗中清泉,冷静如鬆間明月,絶不染指浮華與喧囂。錢鐘書當年横掃圖書館,將牛津大學圖書館譯作“飽蠹樓”,視讀書是人生朵頤、快樂饕餮,終日泡在裏邊。在西南聯大,錢住地“屋小如舟”,取名“冷屋”,仍寫出系列妙文,輯爲“冷屋隨筆”。他還經常抱讀辭典,攻讀不輟。“慣看浮雲知世事,懶從今雨數交遊”,他是真正踏實做學問的“中書君”。
大凡在文化藝術上有成就者,都是終年心無旁騖,忠實於文藝的本心,潜心在自己的門類裏精益求精地雕琢,老實爲藝踏實爲人。我們常感嘆,現時不缺作品,但缺精品;域内不缺人才,但缺鴻儒。其原因之一,我想,大概就是缺少“鐵杵磨成綉花針”的潜心功夫和真正“耐得住寂寞”的治學精神。在傳承文化傳統的問題上,不僅要有文化自信,還應建立虚心學習的向學環境和踏實嚴謹做學問的氛圍,不吹、不拍、不捧,老老實實對待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我們的課堂、書籍、平面和電子媒體以及一些文化活動應有引導的責任。既辦一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閲讀和欣賞”一類的高品位古代文化知識的學習活動,又要介紹一些德藝雙馨的文化大家和與新時代緊密聯繫的文學詩詞作品。要多一些如老舍評論鄧拓那樣“大手筆寫小文章,别開生面,不拘一格。”要鼓勵創作,開展交流、座談、評論,堅持“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將展現中國新形象的作品推介出來。
魯迅曾對一個青年人講:“時代總的方向是前進。跟緊時代前進,就會對人類的幸福做出貢獻。時代就是鍛煉青年人的最好老師。”我們希望現在的青年人,能够完整地繼承文化傳統,能够正確認識生活的時代,創作出與時代並駕齊驅的不朽詩篇。
樂美真:作者係第十、十一届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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