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完全統一,作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進入了加速推進的新階段。在新階段中,國家認同問題已突出地成爲兩岸統“獨”博弈的核心問題,將主要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予以有效處理。所以,兩岸文化交流在發力鞏固成效、經驗,積極消除不足中的進一步深化,必須受到足够重視。
兩岸文化交流,是1988年以來迅猛發展的兩岸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兩岸交流其他重要組成部分一樣,過去三十年中,兩岸文化交流在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時,也存在不可忽視的不足。
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完全統一,作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進入了加速推進的新階段。大力鞏固已取得的成效,發揚經驗,積極消除兩岸交流在過去三十年中産生、積累的各種不足,已經成爲兩岸交流面臨的重要挑戰,是兩岸交流進一步深化的關鍵。這對於兩岸文化交流尤爲重要、突出。因爲新階段中,中國認同問題已突出地成爲兩岸統“獨”博弈的核心問題,將主要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予以有效處理。所以,兩岸文化交流在發力鞏固成效、經驗,積極消除不足中的進一步深化,必須受到足够重視。
一、兩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效
由於内戰原因,1949年後兩岸長期對抗、隔絶。這不僅表現於兩岸政權的對抗、隔絶,而且表現於兩岸民衆感情的嚴重疏離,相互深刻誤解甚至相互畏懼。這是中國内戰的嚴重惡果之一,是實現兩岸統一,特别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重大障礙。如果不能在實現統一的進程中予以有效消除,必將對統一進程和最終實現統一形成重大阻力,甚至還可能成爲實現統一後,中國穩定、繁榮不可忽視的干擾因素。
1988年以來兩岸交流的迅猛發展,特别是兩岸文化交流的重大發展,已經使上述兩岸民衆感情疏離、互相誤解,甚至畏懼的局面,發生了深刻變化而大爲改觀。現在,兩岸民衆之間長期存在相互隔閡、誤解,乃至畏懼,雖不能説已基本消除,但有了很大的改觀。兩岸民衆的相處,無論在大陸或台灣,以及在其他國家,都已越來越變爲親密、融洽;甚至一些支持緑營的台灣民衆與大陸民衆的相處、交流,也少見受到政治立場的明顯干擾。更值得重視的是,兩岸民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正在穩步增强。台灣越來越多的民調顯示了這一趨勢。原因很多,但兩岸文化交流發展,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兩岸文化交流似乎不像兩岸經濟交流那樣聲勢宏大,對兩岸關係,以及兩岸各自的經濟社會有那麽明顯的重大影響。但在深層次上,兩岸文化交流通過其特有的“潤物細無聲”的影響,持續地成爲了融合兩岸民衆感情的主管道,爲實現兩岸一家親、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支撑,從而開始奠定兩岸統一的精神基礎。這是三十年兩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效。
兩岸文化交流這一重要成效的取得,根本原因在於中華文化自身强大的凝聚力。長期的内戰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隔,以至於感情疏離、相互誤解、畏懼,但一旦恢復交流,中華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迅速得以表現,從而有效推進了兩岸民衆感情的融洽。與此同時也彰顯了,兩岸文化交流的啓動和持續推進,是取得上述重大成效直接的决定性因素。
二、未能有效遏阻台灣島内“文化台獨”的蔓延,是兩岸文化交流的主要不足
1988年以來的三十年中,在兩岸交流迅猛發展的同時,台灣島内的“台獨”勢力及其影響,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發展。1988年至2000年,李登輝在台灣執政;2000年至2008年,陳水扁在台灣執政;2016年至今蔡英文在台灣執政。三十年中,島内“台獨”代表人物執政長達二十二年。這三個“台獨”勢力代表人物利用執政地位,不遺餘力地推進“台獨”路綫、執行“台獨”政策。他們搞“台獨”、搞分裂完全一致,但他們的策略和側重點有所不同。作爲“急獨”勢力代表人物的李、陳,重點在於鼓吹並推行“法理台獨”,而對“文化台獨”則雖有推動,但着力相對較少;蔡是所謂“緩獨”勢力代表人物,“文化台獨”明顯是其施政重點,已使之成爲中國統一進程最重大隱患。
事實清楚表明,李、陳、蔡推進“文化台獨”,全面、徹底地去中國化,既是他們的目標,又是他們的主要手段。2016年5月蔡執政後,全面、徹底地去中國化,更是成爲其施政重點之一。蔡執政兩年多的事實清楚顯示了,其對台灣的發展和治理乏善可陳,台灣已陷入嚴重的内外交困處境。但蔡始終不懈地推進“文化台獨”,呈現以柔克剛,企圖通過“文化台獨”改造台灣民衆的思想認同。
筆者曾撰文“蔡英文推進‘文化台獨’的特點、影響和前景”(詳見《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1月),對蔡執政後全力推進“文化台獨”進行分析,不再贅述。但必須强調、必須重視的是,在蔡的全力推進下,“文化台獨”已在台灣島内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逆流。這股逆流的存在和發展,不僅加快在台灣社會龢民衆中實現全面、徹底地去中國化,而且直接影響台灣政局,成爲反中、反統的“台獨”分裂勢力的重要支撑。顯然,“文化台獨”已成爲,並將繼續是,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最主要障礙之一。
毫無疑問,“文化台獨”在台灣島内蔓延、坐大,是“台獨”勢力代表人物李、陳、蔡在島内執政的直接惡果。但多年來,“文化台獨”的推進没有受到有力、有效的遏阻,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島内的反“獨”促統力量,一直堅持反對去中國化、反對“文化台獨”,但勢單力薄,效果很有限。馬英九執政,不僅官方反對“文化台獨”軟弱無力,而且對於民間反對“文化台獨”也支持不力。值得重視的是,過去三十年中持續推進,並有重大成效的兩岸文化交流,並没有表現出對“文化台獨”有力、有效的直接遏阻,以至於形成了兩岸文化交流發展與島内“文化台獨”猖獗同時并存的極不正常局面。可以説,遏阻島内“文化台獨”,是兩岸文化交流的應有之義,但實際上却出現二者同時并存的極不正常局面。顯然,未能有力、有效遏阻島内“文化台獨”蔓延,是兩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不足。
三、中國統一大勢正在形成和强化,是未來時期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機遇
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的三十多年,是大陸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新時期,兩岸關係同時進入了加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階段。這一階段最重要的特點是,中國的統一大勢已經出現並持續强化,開始産生越來越明顯的廣泛影響。這爲未來時期的兩岸文化交流提供了新動力,是未來時期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最重要歷史機遇。
筆者曾撰文《加快塑造中國統一大勢的探討》(詳見《中國評論》2018年1月號),對未來時期的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特點和影響進行探討。筆者認爲,中國統一大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必然形成並不斷强化的歷史發展大趨勢,在中國統一問題上的具體表現。1978年以來,大陸持續較快發展,奠定的大陸綜合實力對台灣的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是中國統一大勢形成的基礎;1978年以來,大陸堅持實現統一的堅定决心和正確的戰略、政策、策略,則是統一大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明確認爲,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强化,是大陸主導的中國統一進程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實已經清楚顯示,中國統一大勢一旦形成並不斷强化,又必將對統一進程産生廣泛、重大的積極影響。其中,對於兩岸交流,尤其是兩岸文化交流的重大積極影響,應特别予以重視。
如本文前述,由於内戰形成兩岸長期對抗、隔絶,導致兩岸民衆隔閡、誤解、畏懼。但1988年兩岸開始交流以後,豐富多彩的兩岸文化交流迅速推進,充分顯示出中華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三十年來,兩岸文化交流雖不及兩岸經濟交流聲勢宏大、影響廣泛,在深層次上産生了深刻影響,對於强化兩岸民衆的中華民族認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影響。但由於台灣島内“台獨”勢力長期執政,“文化台獨”猖獗一時,僅僅依靠民族認同,已不足以有力、有效遏阻以全面、徹底去中國化,否定中國認同爲核心的“文化台獨”。顯然,兩岸文化交流必須昇級,必須把兩岸文化交流的水平,由兩岸的民族認同提昇到兩岸的中國認同。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和强化,肯定將對形成兩岸中國認同産生重大的積極影響。因爲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和强化,雖然直接表現於兩岸關係,但實際上更深刻反映了中國在整個國際社會中地位和影響的重大增强。這兩方面將對兩岸文化交流從内涵到機制、形式,都將産生重大的積極影響,從而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從形成中華民族認同,到形成和强化兩岸中國認同的提昇。
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和强化,是中國統一進程,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發展。由此對於兩岸文化交流産生的重大積極影響,也是歷史性的。但是,把握這一歷史性機遇,仍然需要做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對此必須有充分認識,决不可掉以輕心。
四、未來時期,祖國統一進程加快推進,兩岸關係更加復雜、嚴峻,共同形成對於兩岸文化交流的新要求、新壓力,是兩岸文化交流面臨的主要新挑戰
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的三十多年,中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新時期,同時也進入了加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一方面如上述,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大勢正在形成和强化,爲中國必將實現完全統一提供了基礎和保证;另一方面,中國統一進程的艱巨性、長期性决定了,在新階段兩岸關係仍然復雜嚴峻,甚至會加劇。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還有大量艱苦的工作,包括嚴重的鬥争。這兩方面都對大陸的對台工作形成了重大的新挑戰。其中,推進兩岸文化交流面臨的新要求、新壓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挑戰尤爲突出。
如前述,中國統一大勢正在形成和强化,即大陸已經具備了對台灣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但是這一優勢還有待於轉化爲祖國完全統一的現實。這一優勢向統一現實轉化的實現不會自然發生,而必須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筆者曾撰文《没有“自然統”,只能“塑造統”》(詳見《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5月號),對於實現這一轉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實現轉化的方式——“塑造統”,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兹不重復。可以預料,兩岸文化交流將作爲主管道之一,在實現這一重要轉化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從根本上説,這一轉化的實現,實際就是大陸對台灣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被台灣民衆廣泛認識、承認,並進而形成爲台灣民衆接受、或至少不反對實現統一的廣泛共識。顯然,這必將是一個十分復雜、曲折的過程。可以預料,能否成功實現這一轉化,兩岸交流的深化將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而且,兩岸文化交流作爲兩岸民衆感情、認識溝通的主管道,必將發揮更爲關鍵的獨特作用。這是對兩岸文化交流,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同時這意味着,兩岸文化交流必須深入、必須提昇,須對早已習慣并且取得重大成效的兩岸文化交流的目標、内涵和形式等做出重大調整,以適應並促進實現上述轉化的目標。這是兩岸文化交流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壓力。這些共同搆成了兩岸文化交流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可以肯定,中國加快實現統一的進程,必將遭到台灣島内“台獨”分裂勢力的百般抗拒。但在大陸强大優勢面前,他們的抗拒已難以采用武力對抗的方式。可以預料,未來時期兩岸的統“獨”對抗,將可能更多地以文化對抗的形式表現,即“中國文化”與“台獨文化”對抗的形式表現。所謂“台獨文化”,簡言之就是,以“台獨史觀”爲核心,通過全面、徹底地去中國化,確立所謂的“台灣主體意識”,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直至“法理台獨”。實際上,這一對抗在2016年5月,蔡在台灣執政後即已激烈展開。如本文前述,推進“文化台獨”,在台灣全面徹底地去中國化,是蔡執政重點,並已在台灣形成一股不容低估的逆流。通過兩岸文化交流,形成並不斷强化兩岸的中國認同,將是對“台獨”分裂勢力推進“文化台獨”的最有力、有效的反制、遏阻。
“中國認同”是在“中華民族認同”基礎上,對“中華民族認同”的深化和提昇。二者既有緊密聯繫,又分屬中國統一進程的不同層次。作爲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直接支撑,“中國認同”的層次高於“中華民族認同”。顯然,形成並不斷强化兩岸的中國認同,將成爲未來時期兩岸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這是進入加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新階段,兩岸文化交流面臨的最重要新要求、新壓力和新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有着豐富、深刻的内涵。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重要指標之一,同時又是確保中國長治久安、持久穩定繁榮的最重要基礎之一。他先後提出的關於統一是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等重要思想,都充分,深刻地表現了上述對祖國完全統一内涵的認識。毫無疑問,祖國完全統一的這一内涵,只能在未來時期加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中形成,而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則是最重要的途徑。顯然,這將是未來時期,加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對於兩岸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的新要求,形成的新壓力、新挑戰。
五、高度重視兩岸文化交流自身發生的重大變化及其影響,建立適應未來時期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新模式、新機制
1988年以來的三十年中,兩岸文化交流自身不斷發展變化,並對兩岸文化交流産生着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對此,須予以高度重視,並通過努力創新、積極探索,建立適應未來時期深化兩岸文化交流的新模式、新機制。
兩岸文化交流發生的最重要變化是,兩岸文化交流台灣主要參與人群的結構性變化。1988年兩岸恢復文化交流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參與這一交流的人群最重要的結構性特點是,參與者以中老年人群爲主,包括1949年以後赴台人群以及他們的子女,還有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部分人群。這樣的人群結構决定了,在相當長時期中,兩岸文化交流的自發性、多樣性,以及情感性和傳統性。自發性、多樣性的表現很清楚。情感性則指這一時期的兩岸文化交流,可以説親情、鄉情是推進文化交流的重要動力;傳統性則指中國傳統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是推進交流的基礎。這一兩岸文化交流參與人群結構特點,及其對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影響,是兩岸關係歷史所决定的。1988年以來三十年中,兩岸文化交流取得的重大進展,就是把握和運用這一特點及其影響的成果。
但是,隨歲月流逝,三十年來兩岸文化交流台灣主要參與人群不可避免地不斷變化。現在,在1988年以後很長時期中,作爲台灣參與兩岸文化交流主要人群的,1949年以後赴台人群,甚至包括他們的子女,都逐漸凋零,能够繼續參與交流的人數不斷减少。有調查數據顯示,曾經在兩岸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在台灣的大陸各地的同鄉會,主要由於後繼乏人,普遍處於難以爲繼的局面。顯然,未來時期的兩岸文化交流,必然越來越以中青年人群爲主要參與者。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决定的,必須正視。
與此前的台灣參與兩岸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比較,未來時期台灣參與兩岸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對於大陸的親情、鄉情,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仰慕、向往之情,都將越來越澹薄,因而推動他們參與兩岸文化交流的原有動力也將隨之减少。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蔡英文一直把推進“文化台獨”的希望,寄託於台灣的年輕人,早在其執政前的2014年9月,就公然宣稱台灣年輕人“天然獨”。在執政後,更把强化對台灣年輕人的“台獨”教育,作爲施政重點之一。蔡在其全面、徹底去中國化當中,以所謂“台獨史觀”對抗、取代“中國史觀”,並在中學歷史課程中予以實行,就是突出表現。長此以往,後果十分堪憂。
兩岸文化交流中,台灣參與交流的主要人群的結構性變化,是自然規律的反映,也是客觀環境變化的要求。盡管有些不利影響,但應該看到,隨着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兩岸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深入交流與融合發展,已經開始形成一種兩岸之間的新生産與生活模式。文化即生活。這種新的生産與生活模式必將深刻地影響和形成兩岸關係的發展,産生兩岸文化發展新模式和新的文化參與者。毫無疑問,這些新一代的參與者將以中青年人爲核心,如“台生”,“陸生”;“台商”、“北漂族”、“陸配族”等等,一句話,就是“兩岸族”。這是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必然産物,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郭震遠:作者係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教授、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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