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獨”合流
一、台獨的理論建設
(一)台獨歷史的認識論:台灣島史觀(同心圓史觀)
以台灣島爲主要歷史叙述空間,僅記録在台灣島内活動的人群之歷史,並基於對台灣島的認同度,將同文同種的漢人,切割成不同的族群,合理化分離主義要求。强調“被中國統治”也是殖民剥削。
(二)台獨歷史的方法論:建構民族主義
台灣民族主義、民族自决。史明:“政治上要建立台灣獨立國,經濟上要建立台灣國民經濟,文化上要發展固有台灣文化的思想與行動。”台獨的理論實踐
(三)議會路綫:透過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觀”來建立分離主義的正當性。以言論、學術、集會結社之自由來包裝、掩護分離主義思想的散播與宣傳。
(四)街頭路綫:街頭運動是台獨發迹的重要場域。1.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創造多名台獨派政客。包括:林佳龍、鄭文燦、段宜康、郭正亮、範雲等。2.2014的太陽花運動:創造時代力量和多位青年政治人物。包括林飛帆、陳爲廷等。
二、港獨與台獨合流
(一)港獨理論的借鑒:香港島史觀、香港民族主義强調香港受英國殖民統治的不同於大陸的歷史記憶,建構香港民族主義。如: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陳雲《香港城邦論》:將香港的民主要求與本土意識結合;歧視大陸移民和遊客;《學苑》的(香港民族,命運自决)專題、吴叡人參與《學苑》的《香港民族論》,提出香港國族主義是爲了對抗“中國殖民者”的一種“防衛性民族主義”。
(二)港獨理論的實踐。議會路綫:香港“民主派”進入立法會、2016年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街頭路綫:2013-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2016年旺角暴動
三、五“獨”合流
(一)2014年陳爲廷、林飛帆、黄國昌等人,企圖參與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舉辦的“台港社運交流”活動,同時參與七一大遊行,但無法入境。
(二)2016年10月香港本土民主前綫發言人黄台仰來台灣參加“基進側翼”舉辦的港獨與台獨經驗交流。
(三)2016年12月11日黄台仰、陳浩天及周浩輝等“港獨”分子前往台灣參加“世界人權日”嘉年華,現場充斥“台獨”、“疆獨”及“蒙獨”分子和支持者。該聚會之重要組織及參與者爲日本親台派永山英樹。
(四)2016年12月12日香港民族黨陳浩天、周浩輝來台灣參與“亞洲人權迫害與自决”的聯合記者會,同場還有疆獨、藏獨代表。行程結束後遭愛國人士襲擊。
(五)2017年6月香港民族黨陳浩天被爆與台獨政黨人士秘密會面,長期接受招待及收授資助。
(六)2017年6月12日台灣時代力量成立“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聯機”,邀請港獨分子參加。
(七)2018年3月24在台灣舉辦的“五獨論壇”: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十週年紀念活動,邀請港獨、藏獨、蒙獨、疆獨代表出席。
(八)2018年7月1在台灣舉辦的香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監察聯席會議。
(九)獨派組織浩然基金會支助苦勞網,苦勞網支持港獨、滲入並分化統派,進入大陸。
四、台獨的危害
台獨是港獨的“革命先行者”。台獨指導港獨,港獨學習、復制台獨。香港的亂象,都在台灣先行上演。台獨是所有中國其他分離主義的總教頭、總後台,如果不解决台獨問題,其他分離主義都難以根除。
台獨的務實工作者們深知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然其真正目的,如同周俊男(《史明回憶録》編者)所言:“台灣最應該做的是强化心防(即台灣國族主義),借此讓中共覺悟,台灣人絶對會誓死捍衛自己的家園,即使一時之間能以武力奪下台灣,往後台灣人也將不斷蜂起反抗,成爲中共統治者的夢魘。”
故筆者認爲,統一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收回台灣的問題,而是如何使統一以後的台灣能有和平,使台灣長治久安,而不至於變成更大的香港的問題。
二、親身經歷──從“天然獨”轉變爲“理性統”
一、“天然獨”的養成之路
我從小生長在台灣省雲林縣,家族裏有國民黨支持者亦有民進黨支持者。但長輩們並不特别在家中談論政治,故我的政治啓蒙並不在家中發生。
對政治的第一印象,便是台灣的經常性選舉。2000年時我9歲,陳水扁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看着媒體上的報導,作爲“三級貧户”的陳水扁能成爲“台灣總統”,自然是一個相當激勵人心的故事。當時陳水扁不僅僅是“三級貧户”,還是“台灣之子”,而與其相對抗的是“腐敗”的、“黑金”的“中國國民黨”。“台灣之子”的勝選代表的是終結“中國國民黨”的長期威權統治。當時的我看着媒體上的播報,有一種莫名的悲憤意識以及感動。而這些感受則成爲我政治啓蒙的主要印象。
2003年我上了初中。初中階段幾乎是每個孩子開始出現較强“自我”意識的階段。做爲人格養成的重要階段,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幾乎從此開始决定。而此時的“去中國化”教改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着,台獨三觀就此開始成型。其中,對“中共”的第一印象,便是歷史老師於課堂上發放“九評共産黨”的法輪功文宣品。歷史老師是一位法輪功學員,學校許多老師都加入了法輪功,而我的國中同學也有人加入。對“中共”的印象,便一直停留在“活摘人體器官”、“被消失”的各種負面印象當中。
而我們身處的環境,從小伴隨我們童年的便是日本的卡通、日本的漫畫、日本的連續劇、日本的綜藝節目。舉凡與日本有關的,從來都没有負面的印象。至多就是“似乎”與歷史上發生過的諸多“戰争”之一有點關係。但反正那是以前的事了。而在媒體强力的報導下,日本總是禮貌的、乾净的、有秩序的、精緻的、進步的、文明的,這些正面印象自然成爲所有人對日本的“主要(唯一)印象”。
“中國”呢?不僅僅過去“封建”、“落後”、“腐敗”,現在的進行式更是“活摘人體器官”!在媒體的筆下,“中國”統治者總是迫害人權的、殘暴的,而人民是落後的、没有自由的、不文明的、亂七八糟的。而這樣的“中國”是打算“并吞”我們的。那麽,日本便是台灣的朋友,“中國”當然是我們的敵人。從小,我們便是在這樣的世界觀下長成的。
二、轉變的開始
直到大學以後,因爲考研的需要,與幾位同學組成了讀書會,並請當時的班導師石佳音帶領。石老師一開始便提議我們讀《中國大曆史》、《中國近代史》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史》。由於我們政治係的課程裏原來也有這些課,於是我們便同意了這些讀物。每一次的讀書會,石佳音老師都要求我們輪流做報告,然後會提一些問題要求大家思考並討論。而每一次的讀書會收穫都是相當驚人的。
透過黄仁宇的《中國大曆史》,我們重新認識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大一統的歷史。最大的收穫是從黄河“治水”這一個中國特有的大問題,來瞭解爲什麽中國必須統一。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則讓我們重新瞭解中國近兩百年來所發生的大灾難,這些文字所乘載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歷史知識,而是就發生在離我們並不遥遠的過去所發生的悲劇。遠遠不是過去所學的那簡短幾行文字就能表達。而從中,最重要的收穫是重新認識日本在這當中所扮演的加害者脚色,以及發現台灣在其中的關鍵位置。台灣的歷史不是單獨發生的400年“被殖民”歷史,台灣的悲情更不是台灣單獨的悲情。
中國近代史是非常沉重的。台灣過去確實是作爲中國的一部分。但是要如何擺脱“中國”這個集所有負面形象之大成的概念,成爲“我”呢?作爲“台灣人”是很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民主與自由”更是作爲台灣人莫大的“驕傲”。而作爲“中國人”,過去代表着自卑的苦難歷史,而現在代表的恐怕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直到讀了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當中分别對各朝代的主要思想家做詳細的介紹。從中最大的體悟是,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發展出一套人之所以异於禽獸的“價值觀”:仁義禮智、天下觀、君子、義利之辨、民本,其中的思想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的,而這是中國老祖宗的智慧結晶。
中國每一個時代中,一個又一個的“中國人”,所實踐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及使命感,無疑是令人動容的。以此再回看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大一統歷史,以及近兩百年來苦難的中國近代史,心中許多疑惑似乎都有了答案。這些苦難的歷史記憶不再是令人自卑的、自憐的,而是更加深我對於我所屬的時代、民族、國家的責任感及使命感。作爲一個“中國人”不再是過去那些負面的、糟糕的想象,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君子”。自此,我能勇敢地、堂堂正正的作爲一個“中國人”。而在從感性台獨轉變爲理性統派的過程中,我從未到過大陸,也從未在兩岸紅利當中獲得過任何優待或好處。然而,我仍在思考、反省過後,跳脱台獨思想,而選擇成爲堅定的務實統一工作者。
三、破解“天然獨”的關鍵
台灣教育使年輕一代更傾向認同歷史虚無主義及相對主義,即面對過去的歷史不在意(因爲一旦面對歷史,就難以擺脱與“中國”的連結);認爲是非對錯都是相對的(一旦需要有價值判斷,就必須面對日本的反人類史),最後養成的人格則既没有歷史感,也没有是非觀。於是虚無縹緲之感、人心不安的情緒便産生,而焦躁不安的心需要有“解答”。這時候台獨提出的“答案”便是:人心不安是因爲“中國”因素,一旦台灣能“獨立”,問題便迎刃而解。
於是乎,越急躁、不安之青年,便是透過投入獨立運動來找尋“出路”。如此,破解之道,關鍵則絶不在物質誘因。要真正破解“天然獨”,達到心靈契合,總結關鍵有三。
(一)天下觀看歷史,重塑身份認同:
重新認識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以及反思近兩百年來凝聚中華民族的這場苦難歷史記憶。理解台灣所認爲的悲情,其實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縮影。跳脱從台灣島看世界的台獨史觀,重新站在中國人的天下觀來瞭解整個東亞史,也就是圍遶着中華文明爲核心的歷史,更需重新瞭解日本的“反人類”史。讓台灣人知道,台灣作爲中國的一部分,是有根的人。
(二)透過傳統經典(尤其儒家思想)建立文化自信、理論自信:
美國與英國屬於同一個民族,最後成爲兩個國家。對於台灣人而言,即便台灣歷史上作爲中國的一部分,難道未來不可以是兩個國家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僅是因爲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更不只是因爲台灣打不過大陸。而是台灣的戰略地位,終究只能在“作爲美日圍堵中國的棋子”及“加入中國復興的一份子”兩者之間做選擇。而這個選擇,需要的不僅僅是歷史感,還需要很强的是非觀,即孔子所言的“義利之辨”。
故透過學習中國傳統經典,尤其是儒家思想(仁義禮智、天下觀、君子、義利之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重建台灣人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些價值觀,正是中國思想高明之處。作爲一個“人”都會同意的價值觀,真正的“普世價值”。所以我們不僅生來是中國人,如果瞭解到中國思想的高明之處,更會“選擇”做中國人。這正是中國文明能延續兩千多年,以及能够包容得下多民族而共存榮的最重要原因。而也唯有建立屬於中國的“普世價值”,才能破解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迷思。亦能够以更同理及公平的角度來看待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并且願意投入去解决它。因爲中國式的“君子”,對社會是有責任感的,對“天下”是有使命感的。而不是中國不好了,就跑去做“美國夢”了。
(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德”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做一個“君子”需要發自内心的自省及自我要求。如何真正使人們瞭解“道德”的重要,並非喊口號及倡導所能辦到。孔子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需要由“人”親身去實踐它,纔可能傳承它。《中國政治思想史》不是教如何有“思想”,而是告訴讀者,一代代中國人,其所思所言所行是什麽樣子,他們親身在實踐“道”,參與社會、改變社會。最重要的是,石佳音老師同樣是一個活生生“君子”的實踐者,他不告訴我們什麽是“道”,其所思所言所行都有“道”在裏頭。而我深信,唯有這樣的人才可能感染人、影響人。孔子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便是這個道理。
大陸如果想真正統一台灣,達到心靈契合,使民“服”,使近者悦、遠者來,不僅須足食、足兵,更要使民“信”。而達到“信”首先中國人要先看懂老祖宗的智能,以其中之“道”,即作爲一個“君子”來面對、解决我們身處時代所面臨的問題。
三、對台工作的挑戰
一、台獨的普遍性
台灣年輕一代從小接受的教育即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此兩個不同概念已成爲“客觀”知識,其所處環境的感官經驗亦不斷加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之觀念,堅定的“台灣國民”意識已難以撼動。而受過台灣整套完整教育之青年學子幾乎無一幸免。困難程度猶如哥白尼以前,人們總以爲太陽繞着地球轉,要重新使人們認知到地球繞着太陽轉並不容易。
這裏必須特别説明的是,國族認同與統獨傾向是不同層次的,必須分開來看。受台獨教改的“天然獨”其國族認同都是“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然而其對於統獨傾向則有三種。
第一,維持現狀;第二,如果可以,走向獨立;第三,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至於另一種“沉默的大多數”,由於大多時候保持“沉默”,不影響社會、不主動改變社會,往往被掌握大聲公者所裹脅,故其立場由當時掌握話語權的“絶對少數”决定。
第一種參與表態的“維持現狀”群衆,受反中(共)意識影響,其所欲維持的“現狀”,當然是兩岸永遠不統一的現狀。而這個“現狀”就是台獨在台執政,跟美日勾結,對抗中國復興。任何對統一有誠意的人,都不會認爲這種現狀是應該維持的。因此,在現階段仍然主張維持現狀的,不管是永遠維持現狀,還是先維持現狀再統一,實際上都是台獨,因爲他們都支持台獨在台灣繼續執政、繼續與美日勾結,對抗中國復興。即便其宣稱反台獨,也僅僅是因爲害怕大陸打過來,這些人既胡涂、又没有責任感、使命感,往往更寧願選擇與台獨合作(最終只是被台獨利用),其所發生的作用往往只對台獨有利,對統一有害。難堪大任。
第二種,支持台獨,但如果台獨必須付出高昂代價,他們也可以接受統一。然而只要條件允許,他們隨時願助台獨一臂之力,增加統治成本。
第三種,絶對的少數,堅定的、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却掌握最大的行動資源及話語權。可以説,以上三種類型的作用都只對台獨有利。所以在國族認同不會被改變的情况下,當然不妨礙他們與大陸做交流。這也是爲什麽“天然獨”的務實工作者,能很自信地鼓吹其他台青赴陸“交流”。請參見:( 爲什麽我建議“天然獨”的台灣大學生,都該去參加中國“統戰團”?)一文:1.知己知彼,2.建立人脈網,3.瓜分資源,4.培養“獨立”思考能力。至於統派在哪裏?很抱歉,現行體制不會産生統派。如果有,剛好有對這個體制有扺抗力的人,100個有10個有抗體,但9個都不發生作用。其中1個願意行動,但寡不敵衆,完全没有存在空間,要寄望這些每100個産生1個的統派務實工作者在現階段能够參與選舉、奪回政權,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既然有成功的例子在,就表示台獨的洗腦還是可以破解的——只是大批量的破解,必須等統一以後。
二、對台工作建議
現行“惠台”政策雖比過去短暫交流團更加有效果,吸引年輕人願主動到大陸去。然而其效果恐怕只能改變短期的統獨傾向,要達到真正的“心靈契合”,扭轉國族認同則必須於現行政策中增加配套辦法,使台灣青年到大陸求學、就業、生活以後,不僅僅只是體驗大陸的生活,更能從歷史、文化及制度方面,來理解、認識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否則没有“心靈契合”的統一,台灣未來將成爲更大的“香港”。
四、統一後的和平──去殖民的重要性
要在“去中國化”的台灣進行“再中國化”以前,首先必定需要“去殖民化”。國民黨在光復以後,並没有在台灣推行徹底的去殖民化。反而跟日本侵華戰犯,以及親日的台籍士紳家族合作,一方面共同反共,另一方面則以白色恐怖大肆清洗島内左翼愛國抗日人士。因此在台灣社會内,親日士紳仍然是社會主體,愛國抗日反而遭到打壓。這樣的台灣社會,反共、親日、對中國充滿敵意和不信任,就成爲1970年代以後黨外運動乃至民進黨的成立的社會土壤。民進黨成立以後,與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裏應外合,推動自發而徹底的自我再皇民化(自我再殖民化),導致今天的台灣社會,仍然像是日本的殖民地,甘願作爲日本對抗中國復興的馬前卒。“媚日”就成了台獨的共同心態。
舉凡教育全面地爲日本漂白,再到台灣各地所恢復的日本遺址遺迹,以及台灣主要、重要的政治人物與日本之勾結,都可以知道台獨真正的根源,“媚日”更甚於“仇中(或恐共)”。有“親中”的台獨、“友日”的統派,但絶不存在“仇日”的台獨。台獨與媚日是一體兩面,統一以後的台灣,若要根除分離主義力量,必須先從去殖民開始。
張瑋珊:作者係《遠望》雜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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