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兩岸歷史、文化與政治認同是攸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兩岸最終實現和平統一的重大問題。衆所周知,過去60餘年分隔特别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島内政治變遷,台灣民衆的歷史、文化和政治認同都出現了系統性變化,隨着民進黨擊敗國民黨,台灣政局又一次發生重大變化,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政治關係全面趨冷,必將對兩岸交流造成負面影響,兩岸關係未來如何發展對島内民衆的認同也將産生重大影響。
一、重構台灣民衆歷史、文化與政治認同面臨復雜挑戰
1988年李登輝繼位並逐漸穩住權位,直到陳水扁執政近20年間,台灣當局推行“去中國化”政策,導致台灣民衆的歷史、文化與政治認同發生了系統性的復雜變化。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步入和平發展軌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是,由於馬英九當局奉行“不統不獨不武”戰略,其中一個嚴重負面後果就是,執政8年不僅未能及時導正李扁20年在歷史、文化等思想領域的“去中國化”,無法有效地扭轉島内整體民意氛圍,改變民衆錯誤的歷史、文化和政治認同,反而使之延續了本土化、“台灣化”的慣性繼續向前發展。
民進黨上台後不承認“九二共識”及其核心内涵,兩岸關係趨冷,蔡當局以“親美友日”爲首要戰略,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推行“離中遠中”策略,輔以内政上的“轉型正義”政策,加緊清算國民黨,維持民進黨“一黨獨大”局面。這種局面一旦持續下去,台灣民衆認同混亂無疑將進一步加劇,台灣認同危機持續加深,兩岸民意落差更加明顯,在蔡英文“柔性台獨”“顯性獨台”雙重侵蝕下,維護一個中國的共同認知更形困難。民進黨重新執政並推行“離中遠中”是當前重構台灣民衆的歷史、文化與政治認同面臨的最大挑戰。
二、民進黨主政下重構兩岸歷史、文化與政治認同的思考
針對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面臨的不確定性,習總書記强調指出,“我們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爲台灣政局變化而改變”“我們將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强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張志軍:《維護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求是》2016年第20期。這不僅表明瞭大陸方面將繼續堅持兩岸和平發展道路,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的態度,也指出了兩岸交流的方向和目標。面對兩岸關係復雜形勢,增强兩岸共同認同是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歷史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三者之間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但也存在由淺入深、由低向高、由易到難的遞進演進關係。因此,重構兩岸民衆共同認同,從大陸方面來説,要在堅持既定的政策基礎上,綜合島内特殊的政治社會情况,務實推進各項政策措施,積極塑造兩岸民衆的共同歷史記憶和共同文化認同,進而實現重塑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中國認同。
(一)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與合作,重塑兩岸共同歷史記憶
歷史既有發揚民族精神、培養愛國情操的功用,也有保留“集體記憶”功用。王仲孚:《歷史認同與民族認同》,《中華文化研究》1999年秋季卷,總第25期。歷史認同在維係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凝聚力上會産生極大的作用。這種歷史認同,是以集體記憶或共同記憶爲基礎,一旦記憶消失,歷史認同也就會隨之改變,愛國情操、民族精神也就會隨之消失或改變。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李登輝繼位以來,台灣經歷了相當急劇的政治社會變遷,“台灣本土認同”成爲與“中國認同”抗衡或對立的一種政治、社會與文化勢力。李扁主政期間,一方面千方百計阻撓兩岸交流,另一方面對台灣社會進行全面的本土化改造,不僅在各級學校課程安排及課業内容上注重台灣鄉土知識的傳授,同時在各種傳播媒體上鄉土主題文化得到了异乎尋常的重視。這股深刻的全社會的本土化運動,深刻影響了成長於這一時期的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以及他們的社會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扁時期對歷史教科書的改造,諸如《認識台灣》教材、“同心圓史觀”等實施,更是加劇了台灣青少年曆史認同的混亂。政治人物操弄的這種歷史失憶,使台灣很多青少年植入了台灣史是“我們的歷史”的概念。歷史認同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歷史認同發生錯亂,勢必會産生對民族或國家的疏離感。2014年“太陽花學運”所携帶的鮮明“反中國”色彩就是青年學生“歷史失憶”的集中反映。蔡英文上台後推翻馬英九執政時通過的“歷史課綱微調案”也是企圖進一步强化台灣社會特别是青年人的“歷史失憶”。
重塑兩岸共同歷史認同,其先决條件是保留共同歷史記憶。中國歷史數千年來,雖有朝代變革,但前一朝代歷史爲後一朝代所繼承,所以歷史和文化連續一貫未曾間斷。這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歷史記憶。台灣雖有被日本殖民50年曆史,但並未因此而影響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這一點就連日本殖民統治當局也不得不承認:“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爲榮,民族意識牢不可破。屬於此一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却仍沿襲舊貌”。1949年兩岸分隔的相當長的時間内,中國歷史文化始終是台灣文化教育的核心,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也不存在任何問題。這些都是不争事實。
盡管當前兩岸關係面臨民進黨重新執政後推行“柔性台獨”的挑戰,但從大陸方面來説,在强化台灣青少年的歷史認同上,要積極作爲,主動出擊,重點做好以下幾項工作。其一,要繼續鞏固兩岸教育交流成果,繼續陸生入台政策和加强輿論宣傳,鼓勵大陸青年學生與台灣青年學生交流與互動,實現他們之間生活習慣趨同、價值觀融合,要爲兩岸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交流龢利益共享的平台。其二,兩岸青少年交流活動要及時總結經驗,下一步要從增强台灣青少年的共同歷史記憶入手,有針對性推動兩岸青少年交流活動,要以契合台灣青少年口味的活動形式吸引他們,争取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和認同感。其三,面對兩岸教育交流不可阻擋趨勢,可以組織力量推動兩岸歷史教科書的共同編撰,可在國家工程項目上增加台灣内容,突出兩岸歷史關聯性,鞏固台灣青少年學生對兩岸歷史人物的記憶。其四,要大力弘揚台灣同胞在國家救亡龢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貢獻。大陸應多舉辦紀念深受台灣民衆熱愛的民族英雄活動,要把台灣同胞納入進來;要將台灣同胞的奮鬥史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巨流中,淡化台灣同胞的歷史悲情意識,感受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温暖。特别是,在兩岸的歷史叙事中,要避免出現差异性,積極挖掘共同點,比如在抗日曆史的記念中,要突出中華民族認同和價值,唤起兩岸對民族危機共禦外侮的共同記憶。
(二)在歷史認同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兩岸共同民族文化核心内容的銜接,鞏固兩岸共同文化認同
文化是一種歷史的積澱和人的創造的總和。台灣文化無論是從根源還是從其内容、素質及存在方式和表現形態上,都與中華文化屬於同一系統,就其本質而言,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認同實質是一種自我認同,産生着民族自身的凝聚力。李扁先後主政20年,强烈壓制中華文化在島内的影響,大肆推動“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凸顯狹隘的“台灣本土意識”,企圖割斷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紐帶聯繫,不僅使台灣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出現某種差异性,而且使台灣社會産生文化背離傾向,出現所謂“台灣民族認同”。面對台灣社會的文化背離傾向和全球化的文化入侵趨勢,鞏固兩岸傳統的共同文化認同已成爲當務之急。習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强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植根在兩岸同胞内心深處,是兩岸同胞的‘根’和‘魂’。兩岸同胞是中華文化的傳人。國共兩黨要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闡發中華文化的時代内涵,厚植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促進心靈契合,增强中華文化自信、中華民族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新華社http://www.gwytb.gov.cn/wyly/201611/t20161101/11610932.htm這既是對國民黨講的,也是面向全體認同中華文化的台灣民衆講的。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恢復和增進兩岸共同文化認同,重點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兩岸文化教育界應抛棄政治對立的枷鎖,共同弘揚以儒釋道爲内核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努力實現兩岸在不同發展過程中的傳統文化的銜接,也要不斷地尋求將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先進文化結合併創新,共同扺禦其他文化的衝擊,在堅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礎上共同以開放心態和寬廣胸懷,學習和吸納世界文明成果,共同實現中華文化現代化,從而形塑兩岸共同的文化認同。第二,面對民進黨執政新形勢,兩岸簽署文教交流協議有一定難度,但也可在探索共同基礎的前提下,共同推動這種機制化發展,這對塑造兩岸共同文化認同具有一定保障性作用。尤其是兩岸教育各具特色,加强交流合作大有可爲,教育機構可以就學校、教育工作者等具體領域進行溝通訂立技術性協議或機制。第三,兩岸在海外“孔子學院”和“台灣書院”應相互取長補短,實現資源整合,成爲雙方共同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平台,文化擴展共識增多了,共同文化認同也就有了基礎。
(三)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積極謀劃兩岸政治協商,重構兩岸共同的政治認同
歷史認同對文化認同的塑造具有關鍵的基礎性作用,而文化認同對國家凝聚力的形成具有明顯的作用,文化認同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進一步産生出政治認同。政治認同的核心是國家認同。但國家認同則包括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兩個層面,“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都是國家同的重要層面,他們共同創造了公民對國家忠誠的感情”。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0頁。政治認同相較於歷史認同和文化認同,它是更爲上位的概念,在兩岸關係復雜形勢下,政治認同的重構也更加復雜。
外國學者曼紐爾·卡斯特根據打造認同的形式與起源將認同區分爲三種形式,即合法性的認同、拒斥性的認同和計劃性的認同。厦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張文生教授據此認爲,台灣社會的政治認同的核心要素即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正好處於上述三種劃分的不同類别中。張文生:《兩岸政治互信與台灣民衆的政治認同》,《台灣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他認爲,“‘中華民國’認同”是台灣社會現存的合法性認同,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得到台灣支配性制度的拓展,并且被塑造成台灣社會的政治認同中的最大共識。“中國認同”和“中國文化認同”則在很大程度上已遭遇了污名化的命運,受到台灣各種政治勢力有意識的貶抑,台灣社會整個氛圍仍然居於拒斥性認同地位。“台灣(共和)國認同”和“台灣(海洋)多元文化認同”則是台灣社會“台獨”分裂勢力藉助於各種政治的、文化的、學理的論述,有計劃地、有目的地試圖在台灣社會重新建構的計劃性認同。
張文生教授的分析無疑切中了目前現狀和事實。這種現狀和事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差异性。兩蔣時期,台灣民衆在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上處於相互統一的狀態,但經過李扁先後20年的改造,這種認同的統一性在部分台灣民衆中被逐漸地割裂開來,大多數台灣民衆雖然認同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但不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其二,兩岸在制度和現實層面上均處在不同的政治體系下。海峽兩岸存在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體系,這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體系塑造着兩岸民衆相互差异的價值觀念、政黨認同、國家認同,對立政治體系的現實造成了政治認同差异的現實。台灣社會長期維持着“國家體制”,既有“憲法”“中央政府”和軍隊,也有部分國家對其“外交承認”,台灣當局以及台灣民衆希望大陸不否認甚至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及國際法地位。
兩岸共同政治認同的重塑現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第一,可以先從國共關係入手,鞏固並深化國共雙方的共同基礎。這個基礎不僅僅是指雙方認同“兩岸同屬一國”,還要有明確的國家統一追求。在相當長時間内,仍應繼續不斷地宣揚追求統一的基本政策,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留下模糊及爲“台獨”分裂勢力留下操弄空間,堅决打擊“台獨”勢力及其活動,適時讓台灣民衆明白統一不能無限期拖下去和絶不放棄武力解决的選擇。第二,盡最大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積極謀劃兩岸政治協商,共同建構兩岸政治認同。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認同牽涉到台灣民衆對於自身的國家屬性、民族屬性、文化屬性的政治認知,是台灣民衆政治認同的核心内容。因此,要客觀面對島内“中華民國”認同不斷强化現象,認真研究國家統一前特殊情况下兩岸政治關係,提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建議。重構兩岸民衆共同政治認同的有效途徑就在於,在兩岸歷史、法理和政治現實基礎上,重塑一個能够爲台灣民衆接受的“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中國認同”。總之,政治認同屬於政治實踐的範疇,如何在相互對立的政治體系上重構新的政治認同對象,把台灣社會的“中國認同”從拒斥性認同轉變爲兩岸雙方之間的計劃性認同,這是重塑兩岸共同政治認同的關鍵。第三,媒體的作用不容低估。台灣民衆認同的混亂與媒體的渲染密不可分。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搆成政治認同的核心,要重視文化交流對政治認同的重要作用,加快抓實兩岸在新聞媒介之間的交流,改變台灣民衆對大陸政治的負面觀感。第四,要繼續做好對美國交涉。美國對台灣地位的立場至今實際上仍在奉行“未定論”,這對島内“台獨”分裂勢力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也助長了島内分離主義思潮,對厘清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産生極大消極影響,因此應利用一切可能機會,促使美國尊重史實、兑現“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承諾,在導正台灣民衆正確的國家認同觀上發揮正面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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